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连载37-40)

　　【作者按】这是张文木著作《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中两卷（下卷尚未出版）的连载，上卷谈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卷谈大西洋两岸，尤其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梳理了其中大国的国家力量及其扩张能力的战略底线和极线。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单行本目前已经断版，内容收录在《张文木战略文集》第5、6卷。由于全书注释网络编辑耗费时力，故省略。

　　另，这套书只出版了上卷和中卷上、下两册，没有下卷。下卷还在写作中。下卷主要写中国，其结构分天命、天时、地利、人和、使命五个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已完成，四、五部分（人和）谈生产关系及其存在的的规律和必然性。我已出版的宗教、气候书就是其中天时天命的内容。已出版的地缘政治、海权书是地利部分的内容。生产关系、使命部分是社会主义及其前途，《美国的没落》是其中的内容。但很不够。看来完成卷三恐怕是此生的事业了。

张文木出版的著作（2000-2023）

　　上卷目录

　　第三章

　　太平洋两岸大国地缘政治力量消长规律与中国外交选择

　　第一节太平洋两岸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与欧洲比较 / 一、欧洲和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二、地缘政治力量评估的合力原则 / 三、北美洲与亚洲地缘政治结构特征比较 / 四、亚太地缘政治结构中的支柱国家及准支柱国家及其特征 /

　　第二节日本地缘政治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日本地缘政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近代扩张路径 / 二、日本的悲剧命运与“明治大帝之遗策” /（一）“明治维新”给“小日本”换上“大胃口”/（二）台湾：和平日本的极限 /（三）大毁灭，从侵略台湾开始 / （四）明治目标：日本人承受不了的生命之重 / 三、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第三节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二、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 （二）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三）“奇怪的战争”：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三、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 （一）两场战争，同一结果 1. 朝鲜战争：美国再次触礁东北亚

　　第三节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二、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是在20世纪上半叶，其特点是美国开始限制日本向南扩张，在日本彻底将欧洲殖民势力赶出南中国海后，再联合英国、苏联和中国击败日本并使美国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这一时期的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直接对手是日本，而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则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从全球形势看，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之前，欧洲在远东的势力已被日本冲得荡然无存，日本这时已转为美国的既是战略竞争者也是直接对手，而英国则成了美国的战略伙伴。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让日本感受到其扩张极限的事件，首先表现在与美国在夏威夷的争夺上。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的岛国，地处太平洋战略要津，同时也是近世美国和日本双方安全边界的临界点，它与中途岛等一起构成美国容忍日本扩张的最后底线。

　　19世纪前半叶，夏威夷是美国在太平洋航线上的中继站和捕鲸船的补给基地。美国于1842年承认夏威夷王国并于1849年与其缔结通商条约。此后美国在夏威夷与日本展开争夺并迫使日本向东扩张在此停步。19世纪后半叶美国谋求兼并夏威夷，日本则希望夏威夷保持独立，双方矛盾上升。1871年6月，日本与夏威夷建立外交关系，缔结修好条约。1873年1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请求国务院指示：“日本政府如果努力以和平方式在夏威夷人民的同意下吞并该群岛，美国政府是否对此举有任何反对？”美国务卿菲什明确答复美国不同意任何别国兼并夏威夷。1884年日本政府批准向夏威夷移民，至1890年，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已达12360人，占夏威夷总人口的13.3%。同期美国移民仅为1928人。三年后即1893年日本移民为2万余人，是同期美国移民的10倍。1893年1月，在美国驻夏威夷公使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参与下，当地美国移民推翻夏威夷女王，建立新政府，请求并入美国。2月，日本即派“浪速”舰抵檀香山与日本“金刚”舰会合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11月17日，日本再派“浪速”舰前往夏威夷，告知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不承认任何可能成立的政府”。这迫使美国改变了立即吞并夏威夷的做法。罗斯福对此不满地说：“我们如果不占夏威夷，日本、德国或英国就会占。”

　　夏威夷危机反过来也加速了日本向西扩张的步伐，1894年日本为打开东亚“难局”发动甲午战争。次年日本获胜后即调头再与美国争夺夏威夷。1897年6月16日，美国和夏威夷在华盛顿签署合并条约。日本派舰前往并与美国海军对峙，美国不惜武力坚守东太平洋的安全底线。由于日本在东北亚立足未稳，还受着俄国的战略压力。日本只有先西后东，将夏威夷问题留待将来总体解决。1897年12月22日，日本撤回对美国合并夏威夷的抗议。此举标志着日本东扩的极限与美国容忍日本东扩的底线在夏威夷得到日本的初步默认和美国的确认。

　　（二）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

　　日俄战争后，东亚“最显著的特点是日俄修好与日美交恶。斗争的格局也由日本恃英抗俄演变为日本联俄制美，日美对立随之取代日俄对立”。

　　1906年至1907年日本陆军制定第一个正式的军事战略计划，由《帝国国防方针》、《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国防所要兵力》三部分组成。计划将日本的扩张重心仍放在俄国，而将美国列为仅次于俄国的假想敌。主张由陆军“对俄国能在远东使用的兵力取攻势”，海军“在东洋对美国海军取攻势”，“在东亚对俄、美兵力取攻势”。

　　1907年，美国也制定了第一个正式的对日战争计划，并决定就可能与日本发生的战争进行联合研究。同年6月美国决定派美国战斗舰队进行一次环球航行，“此举是对日美关系恶化的反应，旨在威慑日本，使之不敢轻举妄动”。1908年后，美国国会分两次拨款180万美元，加强夏威夷设防，使之成为海军的战略基地。1911年，美国第一次制定在后来不断修改和升级的对日作战的“橙色计划”。同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为未来的日美冲突作出预测，认为在这场冲突中，日本谋求打破美国的遏制政策，在控制现在和将从事侵略的海上侧翼的同时确保其贸易通道。这要求日本通过夺取菲律宾、关岛、或许还要攻占夏威夷来把美国逐出西太平洋。以此为前提，美军将单独对日作战，迫使日本撤出中国东北地区，战争将以海战而非陆战的形式进行。美国将由此取得制海权，收复失地并抑制日本的商业。最佳设想是，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盟国将在东亚大陆的一场战争中阻止日本，这将转移美国面临的来自日本的威胁。

　　1908年11月30日，美日双方在一段时间的拉锯式的讨价还价后，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国务卿鲁特达成协定即《鲁特—高平协定》（亦称《罗脱—高平协定》）。这是日美就地区安全首次公开达成的一个全面但却十分脆弱的协议，“目的在于维持上述地区（即太平洋地区——笔者注）内彼此的所有权”。这实际上已包含与日本划分势力范围并暗示日本仍有向西北扩张的余地。1908年9月6日，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向小村寿太郎外相报告说，他与罗斯福总统谈话后的印象是：“罗斯福愿把‘满洲’与中国的其他领土区别对待。”1915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对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发表声明称：“合众国有理由反对日本关于山东、南满和蒙古东部的‘要求’；尽管如此，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随后出兵欧洲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作了适度妥协。11月2日，日本与美国在华盛顿签署《兰辛—石井协定》，进一步确认布赖恩的声明，称“合众国和日本两国政府承认领土的接近造成两个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因而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与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

　　《兰辛—石井协定》是美国在参与欧洲大战因而无力西顾太平洋的特殊条件下与日本签订的带有不得已而忍让一时的文件，它表明日美合作关系至此已臻极限。1922年秋，美国政府以与《九国公约》的精神相悖为由，向日本提议并在日本的反对中于1923年4月废除了《兰辛-石井协定》。此后的美日矛盾渐升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

　　美国的太平洋外交及其政策大体上是英国大西洋外交的继承和创造性应用。英国对欧洲的传统政策是大陆均势。其要义是努力确保大陆国家间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使之相互制衡，从而造成谁也不能单独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地缘政治格局。16世纪初，英国首席大臣T.沃尔西支持西班牙同法国作战，但当西班牙取得支配欧洲的优势时，转而倾向法国。1896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伦敦市长宴会致辞时提出：英国应该不参加固定的同盟与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势”。均势外交在欧洲政治中有很广泛的影响。英国的均势外交基于现成破碎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形势。美国崛起后，面对的太平洋是以俄国和中国这两大主体板块，并以中国为中心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形势。主体对主体，美国在东亚外交就没有矛盾可利用，从而也就没有推行“均势外交”的条件。而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崛起和中国衰落，使美国认识到这是利用日本打破亚洲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天赐良机：利用日本的扩张需求，在“保全”中国的——实质是为了保住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牵制力量——前提下，支持日本在东北亚成长为有利于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实行“大陆均势”的新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同时也可将必然要出现的日本东进势头消耗，至少部分消耗在东北亚，以减轻美国的安全压力。这种战略不同于又源于老牌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而在美国外交史中能够理解其中深义并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中能对其创造性运用的人并不多，而始终沉默于领袖们身后的柔克义、马汉、马歇尔和基辛格等学者则是我们后人解开上述美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关键人物。

　　在日本打败俄国几年后，时任驻俄公使的柔克义意识到美国不要过于忽视俄国在太平洋的积极作用。1911年1月21日，他写信给国务卿诺克斯认为：“俄国在远东的友好与合作似乎非常重要，其价值将随着日本的扩张而不断增加。”随着日本南向扩张日益明显，柔克义的亚洲设计方案开始进入美国政治家视野，1932年11月17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签署协议，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行文至此，必须给读者交代的是，柔克义的思想是美国远东外交研究中具有源头意义的环节。如果说柔克义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和俄国的思想在西奥多·罗斯福时代曾对美太平洋安全政策产生重大作用的话，那么，柔克义的利用俄国牵制日本的思想在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马歇尔那里则得到了天才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美国不仅利用俄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中牵制并打败了日本，而且还利用俄国人在欧洲战场上牵制并打败了希特勒，并通过将苏联力量引入东欧而最终挤压并窒息了欧洲的世界霸权。

　　1923年日本开始把美国当作唯一的假想敌，同年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预言，“日美冲突，势在必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美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考虑的核心问题不过是在何种程度上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或限制在中国东北地区”。但日本这时完全忘却了美国曾在19世纪70年代对日本侵略中国台湾行动的支持，以及英国和美国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最终对曾帮助日本崛起的美国和英国反咬一口，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接着全速向南进军：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迅速向南中国海推进；到1942年夏，先后占领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三）“奇怪的战争”：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这里有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之间，美国的远东利益已受到日本的严重冲击，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飞机还在中国长江上击沉美国炮舰“帕奈”号，但此间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增无减，如下表所示

　　1931～1941年日美贸易额的变化（千日元）

　　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国务院在1939年4月6日发表的新闻公报中已明确告知：“1937年，日本大量屯集各种原料和用于军事工业及重工业的原材料。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全年，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行动。1937年和1938年满洲大幅增加外国（日本除外）商品的进口显然与日本的军事行动有关。”1937年，美国对日本开始采取日益严格的经济限制措施，但事实上战争的关键物资石油及相关石油制品的美日贸易，却不降反增。1937年美国输往日本的钢铁、飞机及其零件、车床、石油、汽油、铜、铅，分别比1936年增加了15.3倍、1.5倍、2.5倍、0.5倍、0.5倍、1.4倍和1/10；1938年日本进口的战略原料中，美国所占份额，石油及石油制品、机器、废铁、铜、飞机、铁合金、铅、汽车分别占65.6%、67.1%、90.4%、90.9%、76.9%、82.7%、45.5%、64.7%。从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输出总额每年保持2亿多美元，其中军需物资所占份额，1937年为58%，1938年为66%，1939年竟达81%。1940年7月26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第2417号公告中开始限制对日石油产品的出口。但此项公告并未严格执行。“美国对日石油出口在1940年比1939年增加21%，1941年前五个月又为1940年全年的50%。此时美国对日出口的74%为石油。”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量却远低于日本。如下表所示：

　　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1932～1940）

　　上表可见，美国对中国1939年的出口价值总额只是1932年的水平，而对日1939年的出口价值总额与1932年相比高出72%。这说明，至少在1940年之前，美国是有意通过弱化中国的抵抗力量而达到放纵日本南下的目的。1940年9月24日，日军入侵印支，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三国在柏林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1941年4月16日，美日两国签署《日美两国谅解方案》，提出“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在太平洋上建立起以道义为基础的和平，并迅速达到两国间恳切而友好的谅解”。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开战。到1941年11月罗斯福及其同僚已不再怀疑美日战争不可避免。但美国军方领导人，包括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战争部长斯塔克都认为美国尚未作好两洋作战的准备，希望“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避免在远东立即卷入。为此罗斯福亲笔给赫尔写了有效期为六个月的备忘录，其中第一条就是“美日恢复经济关系——现在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加别的”，条件是换取日本不可能采取的不再向印度支那和满洲边境，或南边的任何地方增兵。“1941年5月6日，中国取得从美国获取租借物资的资格，但是石油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罗斯福政府按照它自己认为合适的步调推行一项鼓励中国，限制日本，使美国置身于太平洋战争之外的政策。”11月24日，赫尔根据总统指示，拟就了一个临时过渡办法，遭到中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的反对。12月7日，日本向美国宣战。

　　那么，这里要问的是，马歇尔等认为的“美国尚未作好两洋作战的准备”，以及“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是什么意思呢？目前美国公布的文件都将之归于美国的先欧后亚的战略安排，其次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限制了罗斯福提前对日本采取行动。但是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当时美国全球战略及其面对的主要矛盾，就会有新的认识。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等学者正确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

　　笔者认为这个判断不仅是准确的，而且也是我们思考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日外交的大背景。正如孔华润先生所说：“注意到美国诞生的世界舞台是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所塑造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它为这一年轻国家的内政外交提供了起点。”如果同意这个基本判断，那么我们可以说，直至1945年8月15日之前，与美国在欧洲面临的既要打败德国又要打败英法欧洲的双重任务一样，在东亚地区，美国同样面临着既要打败日本，也要对欧洲落井下石，驱逐并收夺英国、德国、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在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双重任务。换言之，在驱逐欧洲殖民主义在亚太势力的问题上，美国与日本是一致的，这一点在1941年4月16日发表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就有明确的表述。该方案第七条A点认为：

　　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

　　正因此，美国才支持日本在东北亚和有限支持日本在东南亚扩张。支持的下限是不能影响其在东太平洋的安全，上限是日本冲垮欧洲列强在亚太的殖民体系。

　　但在这之后太平洋的政治主导权上，美日关系则是对立的。如前所述，美国对日外交政策就是利用日本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传统的主体板块地位、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势头和欧洲列强在东南亚势力范围，然后，再联合这些国家打败日本以收渔翁之利。而所有这些又都是服务于柔克义等战略学者为美国提出的在西太平洋建立类似欧洲英、法、德之间那样的有利于美国长期控制和操纵的中、俄、日之间的均势平衡的战略目标的。

　　其实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研究和实施这一外交战略。1895年5月，面对日本的崛起，西奥多·罗斯福要求海军军事学院制定一个战争计划。于是，以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西卡德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基于在夏威夷与日本、在古巴与西班牙同时进行两场战争的设想。1901年至1905年，由于俄国因素的存在，美国的主要倾向是借重日本的力量。1901年，美国海军还有两种意见，委员会在春季完成的一个计划中就设想一场英日美为一方，俄德法为另一方的战争。1902年日英同盟成立后，美国仍认为日本具有不确定性，但利用日本的倾向在增强。里米上将在1902年5月的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英日虽是最可怕的对手，但在一场可能的对俄法的战争中，却是最可能与美国联合的两个大国。1904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仍坚持：优先计划一场在远东反对德俄法联盟的可能的战争。尽管日本不能确定，但仍可同英国一起被视为美国最可能的盟国。海军的上述立场很快被陆军否定，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在1902年6月批准陆军军事学者H.布利斯提出的优先考虑西半球的战争设想，认为未来可能性最大的战争原因是，一个欧洲列强的行动或目标与门罗主义的冲突。如果再考虑从1922年2月6日《五国海军条约》之后直到1930年1月，以史汀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在伦敦海军会议上与英、法、日、意诸国代表在取得舰艇吨位份额上的讨价还价，我们就能理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全球战略中需要优先解决的并不是日美矛盾而是美国与欧洲的矛盾，这使借重日本削弱欧洲在亚太的势力的策略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美国战略家们不便明说的共识，这也是上述马歇尔等提出的“美国尚未作好两洋作战的准备”，以及“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理由的更深层的原因。换言之，所谓“最后时刻”就是英法等被德、意、日打得再也爬不起来但又不至断气的时刻，这是1823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昆西•亚当斯在写给驻西班牙公使训令中提出的“等待苹果成熟”政策在20世纪的创造性运用。作为美国战略导师的英国人对美国学生们的这点小把戏看得明白，英国学者C.A.麦克唐纳在书中写道：

　　最糟糕的是，美国的政策可能把英国拖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又不能充分保证支持英国。1931年以后在远东的情况似乎尤其是如此。在那儿，先是在满洲危机中，而后又在1934年的海军谈判中，美国人看来决心推动英国与日本对抗（其实也在另一方面推动日本与英国对抗——笔者注），而英国政府是极力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在满洲危机期间，鲍尔温抱怨说：“从美国人那儿除了空话以外你什么也不能得到。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只是说说而已！”后来他还直言不讳地说他已“对美国人讨厌至极”因而不愿意会见他们。1932年时的外交大臣西蒙指出：“我们必须记住，尽管如果我们不与美国人协调行动，美国会表示十分惊讶，……但如果我们与他们协调行动，他们就会把工作的主要压力和责难丢给我们。”华盛顿总是“把针对日本的困难工作”留给伦敦去做。

　　不是吗，在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没有被打到这分上之前，在东亚地区，美国不惜让出菲律宾以纵容日本向南“狂飙突进”。在欧洲地区，1935年2月，墨索里尼向东非增派军队，以加强1934年12月开始的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3月，希特勒再次违反凡尔赛条约，宣布将德军增加到条约限额的5倍共50万并恢复征兵。可美国于1935年8月31日通过中立法案，规定禁止向交战国运输军火。10月当国联准备对意大利制裁并要求美国表态时，罗斯福则通知赫尔说，美国将遵循一种“独立的”政策；既要置身于战争之外，又要防止战争的延长。同时罗斯福还认定石油、煤炭、铜锭等不在中立法禁运的物资之列，他只同意对这些原料实行“道义上”的禁运。事实上，1935年10月同1934年10相比，美对意出口总额虽略有下降，但石油产品、纯铜和废钢铁却增长1倍多，而在1935年最后3个月里，美国运往意大利的石油比平时还多3倍。1936年3月，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区。“由于最近一次国会辩论中表现出美国人要求严守中立的情绪，加之英法两国在反对柏林方面不可能采取坚定立场，因此美国对希特勒的行动采取了‘不干涉’的总政策。”英国学者C.A.麦克唐纳对美国人的《中立法》看得透彻，他在书中写道：

　　华盛顿在拒绝保证英国属地安全的同时继续反对任何英日和解。亚洲并不是英国利益遭受挫折的唯一地区。伦敦的许多人责怪美国先是破坏了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然后又通过《中立法》，使欧洲的形势日益恶化。正如霍尔所指出的，这些行动“不仅证实了许多不相信美国任何有效帮助欧洲人的疑虑，而且暴露了民主阵线的分歧，因而不可避免地加强了独裁者们日益增长的力量。”张伯伦感到只要《中立法》还存在，美国就不能对欧洲的稳定作什么贡献。

　　1937年7月，罗斯福总统邀请英国首相张伯伦到华盛顿共商合作方案，张伯伦拒绝并留下一句名言：“除了甜言蜜语，最好别依靠美国人任何东西。”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英国绥靖德国，是为了削弱苏联；那美国就不能绥靖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削弱英国吗？当然可以。不到万不得已，在国际斗争中难得有“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美国默认德国在欧洲、意大利在地中海、日本在太平洋将英国打到心力交瘁之际，再被美国榨一遍“油水”后，才向英国伸出援助之手。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英国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被打得遍体鳞伤并绝无反手之力的情况下，丘吉尔于当月请求罗斯福提供武器，罗斯福同意向英皇家海军转让50艘超龄驱逐舰，作为交换英国付出的代价是英国从纽芬兰到特立尼达之间8个海军基地的“将以九十九年为期租与合众国”的使用权。罗斯福不无得意地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向全国宣布这项趁火打劫的交易时说：

　　在纽芬兰和百慕大建立基地的权利是慷慨地赠予和高兴地接受的礼物。上述的其他基地则以交换我们五十艘逾龄驱逐舰来获得的。

　　……这是从购买路易斯安那以来为加强我国的国防而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

　　即使如此，美国还在1941年4月16日与日本签署了《日美两国谅解方案》，称：“美国政府阐明：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不论现在和将来，不受攻击同盟的约束，即决不援助一方面的国家而攻击他方面的国家。美国政府声明：坚持对战争的嫌恶态度，因此，不论现在和将来，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只取决于为保卫本国的福利和安全而考虑。”更有甚者，美国与日本置英、法国国难于不顾，在该方案第七条A点共同声明：“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另一方面又于8月14日美英两国签署《大西洋宪章》。只是到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1942年“ABDA（即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笔者注）”防线为日本基本打垮后，美国才真正开展与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合作。1942年2月23日，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并于同日生效的《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6月2日，与中国签订并于同日生效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6月11日，与苏联签订并于同日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这时美国与日本的战争才真正开始，可这时欧洲英法在大西洋的力量已被德国和意大利打散，在太平洋的力量则被日本冲得荡然无存。美国就像拳击裁判，在一方倒下并数十下后才将败者扶起；不同的只是，美国是在败方倒下并将败方口袋掏空后才将败方扶起。

　　实际上，现在所有的文件都在强调——实际是夸大——美国对日本的容忍是由于其“欧洲第一”的战略，同时也是由于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对罗斯福的制约。这都没错，但确切地说，是罗斯福借助了这些因素延长日本在太平洋——实际上还有德国在大西洋——上对英国的冲击。在太平洋上，当日本冲垮东南亚英法势力范围的时候，日本的南进扩张也就到了美国容忍日本南下的底线。只有到这个时候，美国才开始比较彻底地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其对日本的致命效果在日本经济学家大野健一所著并于2005年出版的《从江户到平成》一书中有如下冷静评估：

　　如果停止从美国进口石油，日本的石油储备只能维持1～2年。

　　暂且不谈导致日本战败的政治和外交原因，仅从经济方面分析的话，原因就是缺乏燃料和原材料，以及由此引发的战时经济的崩溃。日本在战争中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船舶，因此根本无法从殖民地和占领区向本土运输物资。

　　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实用主义是美国外交在理想主义掩饰下的精华。1941年6月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杜鲁门就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辛格曾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杜鲁门一点也不犹豫，立刻回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美国原本是想利用日本的扩张改变东亚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格局，使美国在东西两翼都出现易于为美国操纵的欧洲式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格局。这在1941年4月16日美国与日本签署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该文件第三部分“两国政府对于中国事变的关系”中声明“美国总统承认下列条件，并在日本国政府对此提出保证时，美国总统应根据这些条件，向蒋政权作和平劝告”，其“劝告”内容之一即H点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满洲国”。该方案第五部分保证“在这个谅解方案得到成立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后，日、美两国各自需要对方所有的物资时，由对方保证确实供应”；“为了促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美国对日本提供足够的信用贷款，以改善东亚经济状况为目的而实现工商业的发展和日、美的经济合作”。1942年8月3日，罗斯福行政助理居里曾对蒋介石说：“华盛顿部分人之印象已不将中国东北认系中国一部分，应作为战后日俄两国间之缓冲国。”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对苏联大使披露美国的战略意图，说：“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1943年11月，魏德迈还建议“在欧洲，盟国应推迟在西部开辟反对希特勒德国的第二战场，直到德国人同俄国人在东部打得更加两败俱伤。在亚洲，他敦促不要完全摧毁日本的力量而应该保留一部分，‘以对付苏联的扩张’”。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只是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并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取得胜利并胜利渡江以后，美国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国板块的企图才化为泡影。

　　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也是大国兴衰的一条重要规律。如果说，利用日本肢解中国主体地缘政治板块是一百多年来美国东亚外交的企图的话，那么利用美国虚化这一目标从而保住了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则是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政治家的最大成就。笑到最后的是笑得最好的：1937年中国抗战，1940年中国已被分成若干个政治实体，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减化为两个政治实体，并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到1949年中国除台湾外基本完成国家统一。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曾打败日本人的美国人；196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核国家。从1937年到1949年，如果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曾为美国人充当了“战略清道夫”的话，那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人又为中国人在东亚当了一次“战略搬运工”。不可一世的美国人至今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这些线索探索20世纪上半叶的东亚政治，在朝鲜、印度都被大国肢解为两个国家的新地缘政治环境中，就起点和崛起速度比较而言，中国是四大战胜国中的最大赢家。

三、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美国东亚外交第三个时期是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联合日本等与中国、苏联进入全面冷战；苏联解体后，又转入通过提升日本的作用遏制中国崛起阶段，其中矛盾的主要焦点是台湾问题。这一时期，尤其是70年代后，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则集中表现为美国与苏联争霸的矛盾，此间又分两个阶段：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是美国东亚地区的直接对手，苏联只是美国的战略对手；此后中国与美国结成战略伙伴，而苏联则成为美国的既是战略的也是直接的对手。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毁灭对东亚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使美国利用日本崛起建立有利于美国控制的亚洲均势的努力化为泡影，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太平洋西岸也失去了日本这个“避雷针”或“防波堤”。这迫使美国不得不“亲临前线”与中国和苏联作面对面的直接对抗。这种对抗不仅给东亚，更重要的——至少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是给美国带来了灾难。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在朝鲜、越南、联合国、以及中国台湾和西藏等方面进行了空前较量，其结果美国不仅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且在军事上也全面失败，最终迫使尼克松屈尊到北京与毛泽东谈“哲学”。

　　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不是中国和美国的是是非非，而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长达半个世纪的遏制中国的战略为什么竟会输得如此彻底。如果知道了美国失败的原因，那我们也就知道未来美国以中国为对手的东亚政策的有效边界。有效边界就是一国国力可以有效到达并发挥有效作用的合理边界。

（一）两场战争，同一结果

1. 朝鲜战争：美国再次触礁东北亚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28日，美军占领汉城。 10月中旬，美韩军队的先头部队离鸭绿江中朝边境仅约10公里，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过江参战。这样，朝鲜战争实际上就成了世界头号霸权国家美国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且力量极为悬殊的交手。大出美国意料，1953年7月27日美国最终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与中朝军队签署停战协议。

　　迄今为止，与今天我们一些抗战研究中的情形相似，中国人对朝鲜战争的自豪感往往掩盖了对中国胜利原因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往往从是否道义及作战是否英勇等角度来研究这场战争成败的原因。但这很不够，因为这样研究的结论并不能解释历史上有些斯巴达克式的殉难事件。

　　其实，美国人对什么是“战后亚洲”的认识，不是通过宣传而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得到的。美国人在开始时也是处在感性认识阶段，或说根本就没想到“输”字，而是一步到位地想战后如何在美国领导下对朝鲜全境进行战后治理。美国外交史学者对此评论说：

　　艾奇逊与麦克阿瑟一样瞧不起中国人，倾向于把他们发出的威胁低估为恐吓，深信中国人不敢冒险与美国的压倒性火力对抗。更有甚者，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判断，美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国人胆敢插手，他们将很快被消灭。

　　美国人这时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的意见。1950年7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写给约翰逊的NSC76号文件中指出了朝鲜半岛“对美国来说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在“全球战争爆发之前，或者说在全球战争的初期，美国在一个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调派大批军队对抗苏联，这从军事角度而言是不明智的”。杜鲁门的轻率使他的政府忽视这种警告，认为：“他们可以指挥联合国军越过把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一分为二的三八线，肃清北方的共产党分子，也许是在比李氏政权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统一整个朝鲜。”9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81/1号文件，在“美国在朝鲜的行动方案”第15、16点中称：

　　联合国军队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把北朝鲜军队赶到该线以后或击败这些军队是有法律依据的。可以指望联合国军总司令会获得采取军事行动的授权，包括在朝鲜三八线以北实施追击时进行两栖和空降或地面行动，从而彻底摧毁北朝鲜武装力量，只要采取那些行动时，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大规模部队没有进入北朝鲜，没有宣布有意图进入北朝鲜，也没有威胁在北朝鲜以军事方式对抗我们的行动。

　　应同时授权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制定占领北朝鲜的可能性计划。

　　也就是说，这时美国所想的并不是什么阻止北朝鲜的“侵略”，而是要占领整个朝鲜。这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国人民“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美国不顾中国警告越过北纬38度线，向北推进。10月3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表示，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0月4日，美国与英国等国辩论“中国共产党人介入朝鲜”问题，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为难地表示：“联合国军经过重组之后将开进北朝鲜，现在阻止这项进程为时已晚”，目前“惟一合适的路线将是一条坚定、勇敢的路线，我们不能过分地被中共可能只是吓唬人的举动所吓倒。”10月8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颁发“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的命令。 10月25日中国军队越境作战。10月12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仍不相信中国的警告，称“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害怕与美国开战的后果”，“除非苏联做出进行一场全球战争的决定，这种干涉行动在1950年还不可能发生，这段时间里，干涉很可能局限在继续秘密为北朝鲜人提供援助的水平上”。

　　三天后（10月15日），放不下心的杜鲁门总统亲自飞赴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朝鲜局势。杜鲁门希望得到有关中国或苏联是否会干涉的“第一手情报和判断”。麦克阿瑟以赵括论兵的口气告诉总统：

　　朝鲜的复兴只有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开始。我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约1.5万人——而那些我们没有消灭的力量将会随着冬季的来临被消灭。在我们的临时集中营里现在约有6万名战俘。

　　十分不幸的是，他们正在北朝鲜追求一个无望的目标。他们有10万人作为补充兵员接受训练，这些人训练无素，领导无方，装备极差，但是他们却十分固执，我都讨厌去消灭他们。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掉面子。

　　现在我正率第一装甲师向平壤推进。我正在考虑组织一个坦克、卡车小分队，派它们直取平壤。这得取决于我们在以后48小时获得的情报。我们已经拿下了元山。我正在调遣第五集团军，它能在一周内拿下平壤。北朝鲜人正在犯他们以前犯的同样错误，没有做出纵深部署。一旦口子合起来，在北朝鲜将会发生与南朝鲜同样的事情。

　　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那将使重组的第五集团军由第二师、第三师和联合国分遣队组成。我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总统点头称是。）大选过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领军队。

　　当杜鲁门总统问“中国人或苏联人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时，麦克阿瑟回答说：

　　很小。假如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干预，那还管用。现在我们已不再害怕他们干预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了。

　　其实，麦克阿瑟那赵括式的轻率，正好为中国所利用。11月18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同志的电报中说：

　　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六万至七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

　　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在此时此刻的轻率扼腕唏嘘，他写道：

　　不幸的是，在胜利的时刻，杜鲁门政府向任何胜利者都要面对的最危险的诱惑之一——扩大战争目标的诱惑——低下了头。杜鲁门及其顾问不再满足于击退侵略和解放南朝鲜，他们断定，斯大林不会来帮助他的朝鲜代理人了，他们可以指挥联合国军越过把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一分为二的三八线，肃清北方的共产党分子，也许是在比李氏政权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统一整个朝鲜。

　　11月24日，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到朝鲜，他发布一份公报称：

　　如果成功，这次进攻实际上应结束战争，恢复朝鲜和平与统一，使联合国军能迅速撤出，允许朝鲜人民和国家享有充分主权和国际平等地位。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美国人却在朝鲜战场上栽在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共产党中国手里。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进行了五次战役，双方战线就在“三八线”一带稳定了下来。1951年4月，杜鲁门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解职。5月，美国国务院政策办公室主任乔治· 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了美国政府希望与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的信息。1951年7月10日，中朝方面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板门店举行会谈。1953年7月27日，双方正式签署停战协定。

　　麦克阿瑟免职回国，美国外交史专家孔华润对此事评价说：

　　杜鲁门不得不解除在狂躁的欣慰与沮丧消沉之间莫衷一是的麦克阿瑟的职务，对一位伟大的美国英雄来说，这是一个颇为辛酸的结局，不幸的是，他的解职又给政府增添了骂名。

　　美国民众给予麦克阿瑟以盛大欢迎。这说明当时美国人也不愿意接受美国可能失败的结果。但事实是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展威风的美国人确实是失败了，并且是败在尚处“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手里。

　　接踵而至的是，美国的军事失败导致其外交的全面失败。

　　20世纪50年代初的联合国基本上可以说是美国可以按自己意志使用的外交资源，自战争开始起，美国对联合国一直是先斩后奏。在战争之初，美国在联合国中拥有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为广泛的外交资源。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当日下午2时，安理会应美国要求召开会议，美国代表首先提出一项要求谴责北方所谓“侵略”的决议草案，该草案最后以9票赞成、1票（南斯拉夫）弃权、1票缺席（苏联）作为安理会第82/1950号决议获得通过。6月27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正式宣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使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定。当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安理会又在7票赞成、1票反对（南斯拉夫）和苏联缺席及埃及、印度未参加投票的情况下，通过了与杜鲁门声明相呼应的“紧急制裁案”，即安理会第83/1950号决议。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它已经命令它的空军和海军掩护并支持韩国政府部队，并于三天后通知安理会它已下令海军封锁朝鲜海岸并授权使用地面部队。7月7日，安理会又在7票赞成、3票弃权（埃及、印度、南斯拉夫）与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第84号决议，要求会员国依照安理会决议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以供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的统一使用，同时要求美国就“联合国军”采取的行动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决议还授权联合国军在朝鲜执行军事任务时使用联合国旗。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驻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除美国外，由十多个国家先后参加联合国军。7月14日，美国获李承晚完全授权可以在朝鲜境内指挥大韩民国的陆海空三军。1951年1月20日，美国在联大第一委员会提出诽谤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并凭借其把持的表决机器于1月30日强行通过这一提案。2月1日，第五届联大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诬蔑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并决定成立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企图对中国实行“制裁”。

　　但随着战争的扩大，美国使用这些外交资源的能力日渐减小。7月下旬，麦克阿瑟提出拟于9月中旬在仁川登陆的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政双方也在考虑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可行性。8月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应重提1947年联大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的目标，以配合美国北进扩大战争规模的军事意图。1950年9月19日，第五届联大开幕，美国先争取英国支持并由英国提出一项“八国提案”，该提案于10月7日以联大47票赞成、5票反对（苏联、捷克、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7票（印度、埃及、南斯拉夫、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沙特）弃权获得通过。美国开始遇到国际社会——尽管是微弱的——的抵制。

　　12月4日至8日，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艾德礼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协调双方立场。杜鲁门坚持坚守朝鲜的立场，认为“迎战共产主义的惟一办法就是消灭它。朝鲜之后会是印度支那，接下来是香港，然后是马来亚。不看清我们要遵循的路线是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国务卿艾奇逊说“我们可以在朝鲜拼命打仗，把战事尽可能拖长，尽我们所能地惩罚敌人。那样，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不会太糟”。英国不同意将大量资源用于朝鲜战场。艾德礼奉劝美国的朝鲜政策应实行多边协商，他说：“我们必须考虑联合国内的意见以及欧洲、美国和亚洲的意见。……如果我们卷入与中国人的战争，我们必须考虑这对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舆论有何影响。”他说他“已经努力从中国人感觉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把它视为联合国对抗侵略。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所以不会从那些考虑出发。他们把这个问题视为那些军队，特别是美国军队对抗他们的行动”。

　　12月7日，艾奇逊向英方递交“美国在朝鲜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英方认为联合国多数国家不会同意第二种即“继续打下去，如打败了非撤出朝鲜不可，到时美国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方案，并强调英国不同意用有限战争对付中国，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部分地区。英国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中国进入联合国。英美双方讨论使用原子弹问题。艾德礼单独问杜鲁门，美国是否正在更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表示：“英国和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同伴，他不会在不和英国商量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的。”

　　1951年初，中朝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再克汉城、仁川，直逼“三七线”。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通过一项由“三人委员会”提出的有关朝鲜及其他远东诸问题的各项原则意见。主要内容有首先在朝鲜安排停火；停火后“所有非朝鲜的军队将分适宜的阶段撤出朝鲜”；“一俟获致关于停火的协议，大会将设立一个适当机构，其中将包括有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政府代表，以便依照现有的国际义务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来求得远东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福摩萨（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该决议以50票赞成、7票反对（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萨尔瓦多及台湾国民党代表）、1票弃权（菲律宾）获得通过。尽管这一决议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意愿，但鉴于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盟国的要求和谈的呼声，美国也不得不勉强投了赞成票。美国舆论和两党国会议员纷纷指责艾奇逊，要他引咎辞职。共和党国会领袖塔夫脱甚至称这项决议是“美国曾经同意过的最彻底的投降”。

　　至此，美国在联合国的外交资源开始明显萎缩，时至1953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外交较量也随其军事失败而惨败。

　　（下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