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说明:美国地图上放置着一个黑色一吨重物,标有“债务”字样】
2025年11月3日,美国兰德智库发表作者维加德·M·尼加德、卡特·C·普莱斯、阿克沙亚·苏雷什的研究报告《美国曾成功摆脱巨额联邦债务,此次亦能再现奇迹》说,截止2025年10月21日,美国联邦债务总额突破新里程碑,首次达到38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为30.4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100%,这是自1946年以来债务与GDP比例的最高水平。
为维持这些债务,美国政府每年需支付1.1万亿美元的利息,超过国防开支,也超过教育、执法和科研等所有非国防自主支出的总和。而近四分之一的利息流向中国等国家,助其经济发展而非美国自身。
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当前的债务危机?
作者为美国政府支招:“降低债务与GDP之比有四种途径:加快经济增长、增加额外收入、削减支出,以及通过违约减少利息支付。”
报告说,在债务水平创历史新高的同时,利率持续上升,未来美国联邦政府领导人将面临财政困局:除了偿还债务和满足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险的强制性支出外,几乎无力他顾。
但美国曾经历过类似困境并成功脱身。1946年,为资助二战及盟军行动大量举债后,美国联邦债务占GDP比例达106%。与历史上多数陷入同等债务水平的国家不同,美国未发生违约便化解了债务危机。1946至1974年间,美国将债务负担从GDP的106%降至23%。
这个奇迹是怎样创造的?主要通过财政节制与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这一目标。
报告指出,过去50年债务的累积并非由单一决策导致,若医疗成本增速与通胀持平,若企业所得税或消费税收入跟上成本增长,若经济增速稍快,都不至于陷入今日境地。
正是50年来的持续入不敷出导致了现状。兰德公司最新研究显示,若要在2055年前将联邦债务负担降至二战后的低点(占GDP的23%),需实现连续30年每年高于通胀率3.2%的经济增长。但这很可能无法实现——该增速是国会预算办公室对未来30年增长预测的2倍,远超对人工智能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乐观预估。
更可行的方案是通过降低支出、提升效率、增加收入和加速增长的综合措施,将债务比降至23%。具体权衡需要政策制定者做出艰难抉择:他们必须突破国会当前采用的十年财政影响评估框架,制定持久计划以确保长期执行。可设想一个30年方案,让决策者就财政可持续与经济健康的路径达成共识。
若延续当前轨迹,更多税款将流向国外,而非用于保障美国人安全、灾害应对及其他国家优先事项。
作者的研究报告首发于10月9日,原标题为《减轻联邦债务负担的初步战略——美国如何在二战后减轻债务负担,以及需要什么才能再次这样做》。
报告说,国会预算办公室在2025年3月预测,到2055年债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6%。若放任不管,此债务可能减缓经济增长,并导致数万亿美元的利息支付,从而挤占更具生产力和效益领域的支出。
作者通过分析80年的经济数据,旨在揭示美国如何在二战后的30年间成功减轻联邦债务负担、为何债务在随后50年出现反弹,以及联邦政府如何能在2055年前再次降低债务负担。
作者运用兰德预算模型,演示了税收、支出及经济变化将如何影响联邦预算方案。降低债务与GDP之比有四种途径:加快经济增长、增加额外收入、削减支出,以及通过违约减少利息支付。
最终,美国联邦政策制定者需确定具体的策略组合来降低债务与GDP之比。兰德预算模型使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能够评估不同政策选择及其在未来数十年间的财政影响。
一、“六大发现”
作者声称,如何通过加快经济增长、增加额外收入、削减支出,研究有六个方面的“重要发现”:
1、减轻联邦债务负担可节省数万亿美元利息支出,预计到2055年,净利息支付将占联邦总支出的五分之一。
2、2025年至2055年间,债务的实际(经通胀调整后)累计净利息支付总额将达52.8万亿美元,相当于2024年美国GDP的181%。
3、若在2055年前将债务与GDP之比降至二战后的低点,可使未来30年的累计净利息支付减少45%。
4、可通过加快经济增长、增加收入和稳定或削减支出来降低赤字与GDP之比。未来30年若实现每年3.2%的实际GDP增长率,单凭此一项就可在2055年前将债务降至二战后的低点(占GDP的23%)。但这一增速是当前预测值的2倍,且考虑到人口增长放缓和劳动力老龄化,可能难以实现。
5、更简化的税制可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和减轻个人及企业的合规负担来增加财政收入。增加的收入可来源于提高企业缴纳的联邦收入份额(2024年该比例为11%,而1950年高达35%)。
6、确保未来联邦支出的增速不超过通胀率,将能限制债务与GDP之比。例如,医疗通胀推高了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及其他卫生项目的成本,这是导致2025年至2055年间基准年度实际支出增长率预测为2.0%的关键因素。
二、“三管齐下”
笔者注意到,报告对前三种途径进行了建模分析,聚焦于美国政策制定者如何在2055年前将联邦债务降至二战后的低点(占GDP的23%),且不采取违约手段。
报告认为,要将债务负担降至可持续水平,需要经济增长提速、支出缩减与收入增加“三管齐下”。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渠道减轻债务压力:
1、经济增长。尽管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增速有所放缓——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下去——但通过提高劳动力增长或提升生产率增速,仍有可能加速未来的经济增长。作者估算,需要维持3.2%的年实际GDP增长率。部分较为乐观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进步可能实现这一经济增长水平,尽管目前人工智能对生产率和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全面范围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根据当前人口预测,仅通过人口增长或提高劳动力参与率来实现劳动力增长,可能难以满足经济增速需求,因为这需要未来劳动力年增长率达到2.5%,约为当前预测增速的8倍。
2、通过增加税收来减少未来赤字。提高税收收入是减轻债务负担的另一条途径,实际税收收入每年需增长3.2%,比当前预测快60%,这是在支出、利率和GDP增长基准预测的前提下。值得注意的是,所需税收增速并非史无前例:它低于二战后4.1%的增速,与1975至1994年间报告的平均增速相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可能是增加额外税收最有力的途径。但需注意,自二战以来联邦政府的财政支持方式已发生重大转变——从对企业征税转向对劳动征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数据显示,1950年企业所得税(包括公司所得税和消费税)占联邦税收的52%,而目前仅占11%。通过堵住企业税法漏洞扩大税基,并提高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收益的最低税率,可显著增加税收。不过,联邦政策制定者需审慎设计任何税制改革,以最大限度减少潜在的扭曲效应。
3、通过削减开支来减少未来赤字。若按当前收入、利率和GDP增长的基准预测,联邦政府需将实际支出维持在2024年的水平,才能在2055年前实现23%的债务占GDP目标比率。要实现显著的成本节约,可通过以下方式:优化公共项目采购流程效率、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降低政府运营成本,或控制公共医疗支出。
三、政策考量
降低债务负担可能没有单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政策制定者可通过经济增长、增加税收和缩减开支找到财政可持续性的平衡之道。
联邦政府在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方面存在局限,难以维持长达30年的增速。一个可行的路径是通过监管改革促进经济增长,且无需增加政府支出。这可能表现为简化繁杂法规或利用监管激励创新。例如,建筑规范和区域规划限制等监管负担会推高建设成本,严重阻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燃油效率标准和排放法规已成功推动电动汽车、电池等领域的创新。因此,要实现降低债务占GDP比重所需的增速,可能需要审慎评估现有监管体系。
同理,若人工智能能显著提升生产效率,联邦政府或许可考虑出台加速AI系统研发与应用的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
政策制定者还可考虑调整现行税法以增加财政收入——例如,通过采取既能扩大税基又可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活动扭曲影响的措施来实现目标。堵住税收漏洞、完善现有税收征收的执法力度,通过加强税收管理,将为实现这一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提高个人和企业的税率,或上调进口关税,同样能显著增加财政收入,但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原创首发,图片源自兰德智库网站,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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