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方近日达成阶段性贸易协议。部分观察人士认为，中方是赢家，因为美方同意暂缓扩大高科技产品禁运；也有人认为，美方占上风，因为中方暂停执行对稀土出口的严格管控。
然而，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一方的胜利或另一方的失败，而是一场长期博弈中的暂时停火。所谓“阶段性协议”，本质上是一张为期一年的“免战牌”，意味着双方都在争取时间，为下一轮更复杂的对抗和竞争做准备。
在此期间，中方的重点是降低对美方高科技产品的依赖，以提升供应链安全；而美方则致力于减少对中国稀土产品的依赖，通过政府补贴与产业政策，强化关键资源的本土化与多元化。
中方的优势在于体制上具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能够在国家层面协调资源、快速推动战略产业发展。美方则依托市场机制和企业创新，虽然行动较慢，但其资本与技术积累深厚，缺点是政策调整后，由于两党轮流执政，总统四年一选，往往难以保持政策的持续性与韧性。例如美国的能源政策，拜登政府偏重环境保护，封杀了一些重要的能源开发项目，特朗普则反其道而行之，复活了这些能源项目。
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发动了贸易战，并表现了他对关税的特殊爱好，虽然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争议，但是拜登上台后不仅延续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还予以扩大化，更进一步建立了高科技产品的“小院高墙“的禁运政策。
从现实角度来看，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稀土供应链，都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完全的自主与脱离，使得“脱钩”既困难又代价高昂。正因如此，两国领导人频频强调“不脱钩”，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双方都意识到依存关系仍无法彻底切断。
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即便是美国也需要依靠多个西方国家的相互依存，美国的“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先进制程设备仍依赖荷兰ASML、日本东京电子等公司，这一事实说明即使美国，也需要日、韩、台、荷等伙伴共同维系关键环节，而中国在西方国家日益联合应对中国的国际大环境下，日益陷于“孤军作战”的不利境地。
中国的“举国之力”确实在短期内能迅速调动资源、建厂、形成产业集群（如新能源、电动车、光伏），但这种效率高度依赖财政补贴与行政协调。一旦外部需求下降、内部财政吃紧（如地方债务压力），这种模式容易出现资源错配。
美国的市场机制虽然反应较慢，但其优点在于结构性弹性。当联邦政府设定方向（如《CHIPS法案》《IRA法案》后，市场资本能持续进入、技术迭代不断。这种“慢但稳”的机制在中长期更有生命力。短期（1–3年）内，中国在产业组织速度上可能继续领先；但中长期（5–10年）内，美国体制的政策连续性弱点被跨党派共识弥补后，美国的可持续竞争力更强。
目前美国在稀土领域确实已恢复开采与初级加工能力（如MP Materials、Lynas USA项目），且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都在协同布局。中国仍然掌握磁材与中下游技术，但美国的“替代链”已在形成。而中国想要摆脱对美国EDA软件、先进光刻机、操作系统的依赖，其技术门槛更高，且西方技术封锁是“集团式”的（如ASML、Tokyo Electron、Synopsys、Cadence等都受控于美盟体系）。
也就是说，中国要在中长期内实现完全自主的高科技供应链几乎没有可能，而美方的稀土供应链其实已经实现“自给”，只是在数量上在短期内还无法实现“自足”。
美方拥有全球资本市场与美元金融系统的控制权，这使其能通过金融与投资政策间接重塑供应链。例如，美国对本土芯片业的补贴实际上部分由全球资本承担；而中国的资本管制使外资撤离成本低、回流难。在“供应链金融化”阶段，美国仍掌握主导权。中国虽然有制造力，但金融体系封闭导致其无法有效国际化支撑高科技产业链。
美国重建联盟成功，“Chip 4”是关键信号。美国的盟友网络（日本、韩国、荷兰、台湾、欧盟）虽存在利益摩擦，但在战略层面正逐步统一。而中国的对外环境在过去三年内急剧恶化，表现在欧盟开启针对中国的“去风险化”，日本强化出口管制，韩国、台湾强化对美依附。这说明：美国拥有一个可扩展的“技术同盟体系”，而中国目前几乎处于孤立的技术生态，虽有俄罗斯与全球南方伙伴，但后者在高科技上无助。
比较之下，中方面临的困难似乎比美方更多一些，美方在两党对华政策高度一致的政治环境下，有可能更快实现供应链的高度“自主”，至少是在敏感领域中的脱钩，在非敏感领域内继续保持交往。
中美两国的贸易战，当然不限于“高科技“和”稀土“这两项，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但鉴于两国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价值观上差别和对立，两国之间的贸易战更像是一场“零和游戏”，贸易摩擦与科技竞争势必持续升级，大概率的后果是完全脱钩。到了这一天，中、美关系有可能陷入类同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
（原创首发，作者系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员，图片作者提供，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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