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在与“国际接轨”中迷失自我丢掉自我

——“鞍钢宪法”异域放彩的警示

　　我们在四十余年的开放历程中，既见证了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也深刻体会到文化失语的切肤之痛——如何在接轨国际时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已成为亟待破解的时代命题。

　　随着经济改革大幕拉开，国企改革也快速推进。一些所谓的改革专家自己都沒有在企业工作过一天，根本不了解企业实际情况的复杂性，打着“与国际接轨”的旗号，照搬套用西方的公司理论和制度，异想天开地认为这是解决国企改革问题的灵丹妙药。

　　“科斯定理”是荣获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奠定的现代企业理论，科斯被誉为改革开放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该理论受到我国一些著名专家的推崇，被认为科斯对于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国家，中国是其理论最受益的国度。

　　事实也证明，实行所谓科斯现代公司理论和制度形成了权贵利益集团，出现了官员权力自肥，垄断国企巧取豪夺，暴利行业官商勾结，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现代企业制度和“两权分离”理论对国企改革的误导性是不容否定的，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去总结和反思。

　　与之相悖而行的是否定抛弃了我们长期坚持实行、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制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鞍钢宪法”。

　　1960年3月11日，中共鞍山市委向党中央作了《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介绍了鞍山钢铁公司企业管理的基本经验，核心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

　　毛主席在3月22日对该报告的批示中，高度评价了鞍钢的经验，并将鞍钢实行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做“鞍钢宪法”，要求在工业战线加以推广。毛主席将之冠之以“宪法”，可见它对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是何等重要！

　　1978年以后，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内容之一的“鞍钢宪法”也遭否定。在以“与国际接轨”的认识和改制思想下的指引下，引进现代企业制度和“两权分离”理论，引进所谓先进的“厂长负责制”，鞍钢宪法被迫退出了历史舞台。

　　历史似乎喜欢与人开玩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弃之如敝履的《鞍钢宪法》竟然在资本主义的日本等国企业大放异彩。

　　1982年，钱学森在日本丰田公司参观时发现，他们公司章程里竟然写着“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内容。该公司的负责人介绍说：“这是来自中国的先进管理经验，我们学习运用以后，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日本好多成功的企业，其管理要略，都是学习了你们的《鞍钢宪法》。” 原来早在1960年代，日本汽车产量居世界第5位。丰田公司率先借鉴鞍钢宪法，把固定的流水线分工，改为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合作小组，并且实行工人终身制，就是不准随便开除工人。

　　按照这一“改革”使得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飞速提高。到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高达1104万辆，击败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并由此总结出一套全面质量管理法则，在全日本各大企业推广。

　　1988年，瑞典汽车巨头沃尔沃也是受“鞍钢宪法”启发，将装配线改造为装配岛，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率优势。美国通用公司也开时学习借鉴《鞍钢宪法》，除工人参加管理外，直接在企业任命劳工部长，相当于咱们的政委，实行政治挂帅，专作思想政治工作。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伯特•托马斯盛赞：“中国毛主义的《鞍钢宪法》，是真正的经济民主，是全面质量管理和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

　　他们对“鞍钢宪法”的学习借鉴和引用不只是对我们的讽刺，也是扇了我们一记耳光，警示我们在企业管理中，过度追求“与国际接轨”而忽视本土化需求或自身优势，可能导致战略失误和文化迷失。真正的“接轨”应是兼收并蓄，而非单向模仿或自我消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外国人都能懂，都会用，我们却一直在“接轨”中迷失自我，丢掉自我。

　　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是否应该承认我们在企业管理上的迷失和错误，是否应该给“鞍钢宪法”正名？是否应该高扬“鞍钢宪法”地大旗，让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文化精髓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文/邓新顺，作者原创投稿，授权188金宝搏体育官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