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愿意进行宏大的叙事，可有时适得其反，反躬自问，诸事不遂不在“宏大”可能就在“细小”！只是没注意到，或者假装没注意而已。
不使用当下人们熟悉的语言，人民的心声就无法表达！
――――无名氏――――
我在论坛有个“理论”：我们书写或说话时尽可能使用当下老百姓熟悉或琅琅上口的语言――也许其中有些不乏“粗鄙”，但也尽可能这样做，哪怕理论性需求很强的地方。
我这里未必价值观上的考虑――因为我们许多人认为这样做是接地气，接近老百姓――以前我们这代人甚至写小说也有意无意使用这类“粗鄙”的语言，以为这样一来就是“革命”的表现，我更愿意智慧甚至“哲学”而非“价值观”层面上的思考。
如果你反其道而行之，不用当下老百姓熟悉的语言，那么人们的理解虽没什么大问题，但其中的“精髓”却流失了，人们只听懂了一半，说话人真想表达的“喜怒哀乐”、“愤怒”、“戏嘻”、“讽刺”、“幽默”等情绪没法正确理解，没法达到“深刻”交流；上品的文学家他们“上品”在哪？他们是运用语言的高手，他们书写或说话时尽可能保存所要表达含义中的“精髓”，不使流失。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谁不明白？我竟把他说成“理论”，有点可笑，于是我把他打上双引号了。
不但如此，有时甚至更严重――很可能被看作“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志！关于这个事情我研究的比较多，但是写我们自己或身边的事容易得罪人，容易“404”，我就推远些举例吧，但其中原理具有相通性，也可联想到我们自己或身边。
“欧洲五百年”（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大航海”、“蒸汽机及工业化”等一系列构成的欧洲近代史）期间，欧洲各国无论诉求如何不一，可是有一点却是出奇的一致：反对拉丁语！可我们华人翻译的欧洲史好象缺了这一块，好象对这个问题或现象缺乏浓墨重彩。
从英国的安立甘宗到低地国家的加尔文宗，再到德意志人的路德革命，他们都曾高举“反拉丁语”的旗帜；如果说他们有相似甚至共同的信仰追求，团结在“新教”的旗帜下共同反对天主教，那么对仍然遵守天主教规矩的国家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比如捷克――他比我们国内大一点的村子也大不了多少――胡斯运动也曾反对过天主教，竟如此大胆，胆敢反对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权威。
甚至欧洲的尽头俄罗斯――当时欧洲人看“俄罗斯”――也对天主教大不敬，当时的俄罗斯刚摆脱所谓“蒙古枷锁”，国内掀起了“法国热”，也许热过头，民间反弹吧？俄罗斯是东正教国家，与天主教不对付，这也说得过去。
北方国家从西到东都掀起了反天主教革命，事实上除了“新教”地区外，欧洲各国追求截然迥异，在我看来唯一共同的就是“反拉丁语”――我曾读过《人的发现》、《九十五条论纲》之类，马丁﹢路德革命第一梭子是“九十五条论纲”，他把他张贴在教堂大门上，使用的是德意志本土方言――这被看作“谋反”之举。
基督教各派各宗都承认教民有权辩论，甚至鼓励辩论，这已被看作基督教最原始的特征和传统（原始佛教也鼓励辩经，这一佛教习俗被中国西部寺院保留下来并作为重要功课――比如西部重要寺院塔尔寺就定期组织“辩经”并作为考核依据，重要“辩经”活动还对外开放，我曾写过几篇观摩报告；但在汉地这一传统已失传），但是有个不成文规定――使用拉丁语，马丁﹢路德使用他家乡土语“张贴大字报”，一开始就被认定“不轨”，虽然后来的史学家都认为马丁﹢路德是虔诚的信徒，无意反对权威，但祸根已埋下，后来欧洲土地上“新教”与“天主教”的几百年腥风血雨都被看作由此源头。
我们华人翻译的欧洲历史都把这一事件看作“宗教革命”，但欧洲人自己看法多元，有一派就认为不是“宗教革命”而是“民族觉醒”甚至“民族革命”；因为当时北方地区无论德意志人还是斯拉夫人，都被看作野蛮人和野蛮地区，不配成为基督徒甚至不被看作“人”，“九十五条论纲”一经贴出旋即在德语地区成为一股旋风，并推动武装运动，很可能出于这个原因而非“宗教”。
有时我也持这个看法，不象纯粹的“宗教革命”――但凡称得上“宗教革命”必须“教义”或“制度”上翻天覆地变革至少占一，但是马丁﹢路德掀起的旋风哪一头都不占，我们国内论述这场运动的一个依据是“因信称义”――这算什么“革命”？如果这也算那么基督教历史上的“革命”何其多也，比他“翻天覆地”多的去了，哪象“中世纪黑暗”而是“革命”此起彼伏，一千多年来基督教历史变革不断，比“因信称义”严重得多，从未停止过。
是的，这一派的看法言之有理，特别有助于我们华人看待欧洲历史，矫正某些偏颇――把一千多年欧洲看作“中世纪黑暗”或“宗教黑暗”，事实上民族心理不可小觑――通过“反拉丁语”我们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早期基督教主要以“古拉丁语”传播，借助基督教权威他不仅是宗教用语，也是欧洲地区贵族语言，就象印度虽有数千种语言各不相通，但古印地语却是通行的――今天印度的通行语是英语，但也流行于上层贵族，与底层百姓形成天然切割；难怪“九十五条论纲”一经贴出掀起的不仅宗教巨浪，更是全民族的革命。
中国是否也存在这种情况？一群人使用一种语言――被视作贵族语言，身份上天然的高于他人；社会大部分人使用另种语言，天然的视作底层百姓，
我们大部分人会不假思索的认为不存在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中国从古至今虽说多民族，但汉民族人口绝对碾压，大部分时间超过90%的人口，汉语绝对碾压其他语言；既使汉语方言众多，不同方言间的交流难度不亚于两种语言间的交流，好在汉字的独特构造弥补了这个缺陷，不曾出现过欧洲那种情况――贵族与平民的语言两立，终于通过“宗教革命”的方式暴发出来。
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中国也“存在过”这种情况，但不象欧洲那么严重，最后必得通过“宗教革命”的方式暴发出来。所以然的事情太麻烦，我这里就不赘述了，直接把结论托出来，“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欧洲那边的“古拉丁文”与“当地语言”关系――但没他们那样搞得那么僵。
我这说话可能遭到许多人打脸，但是且慢，容我慢慢道来。
八十年代有人钻牛角尖研究，周八百年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当时语言尚未统一，周贵族和文化人使用一套语言，就是我们今天所说“文言文”、“雅言”，而普通民间说他们当地自己的语言“野语”――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白话文”。随着历史的演化，“文言文”、“雅言”不再发展，永远停留在“书面”，周贵族和文化人所操语言与“野语”不断融合，成了我们今天白话汉语与诸方言的源流。
所以然的事不去谈，我同意这个看法，我们今天汉语言统一了，特别到了民国和新中国，以法定的方式规定“国语”和“普通话”作为全国统一语言，“文言文”永远停留在书面成为“书面语”；历史上他们确实是两种语言，其两立性愈往后则愈严重――比如《尚书》今天没几个人看得懂，既使“文言文”很好的人也难读懂。他的成书年代大致在春秋战国，据考证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读书人（比如孔子）就是按《尚书》那样口语交流的，历史记载那时的“雅言”与“野语”就已分途，严重到何种程度只能专业考证了；到了明清时代分途就非常严重了，没受过私塾教育的普通人基本看不懂古代的“文言文”诸子经典，当时人罗贯中、施耐庵写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基本能看懂――稍稍识字就能看懂，因为他是用当时的语言（也即“白话”）写就的。
是的，我以为这种情况是“存在过”的，但未必欧洲那样严重，最后不得不通过“宗教革命”的方式把他暴露出来。
我很看重这点。举一反三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世事万物具有相通性，我们华人历史是否也有这种情况？我很看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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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反复不断的“反儒”思潮，到底啥原因？有不同立场和看问题角度。
我们这代特别大陆人习惯阶级叙事，认为儒家思想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汉董仲舒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做实了这种看法；有人以价值观看，比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是毒草价值观；也有哲学上看，比如老庄认为“大道废 有仁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甚至还有民族叙事的，比如“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看似妥妥的“民族叙事”口吻，可也不对呀，辽、金等北方政权对道家和道教大都尊崇有加，他们也都汉族文化，何来“民族叙事”？难道他们那时也象我们今天“选择性西化”那样“选择性汉化”吗？
不去深究了，反正莫衷一是，但我发觉有一样重要东西遗漏了，没被重视和深入挖掘，啥东西？就是我上面大段议论的“语言有关”。
我学过历史但不是专业，语言学更是门外汉，从没吃过这碗饭，我仅凭社会观察和事事好奇得出这个看法和结论的：
以我观察，儒学复兴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借助了“国学”、“传统文化”、“反思”之类名号，一开始人们并不介意，我看许多人（包括我自己）还是赞许首肯的，但是人们的反感也渐渐滋生；我们普通凡俗其实并不懂学理奥义，依我看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和渠道决定他们的态度，第一个渠道是“人云亦云”――大多数人是什么态度，声音就响，普通凡俗就跟着最响的声音走；第二个渠道是社会有影响人物的“言传身教”――比如我曾长期跟踪观察过一个人，他一会儿“一个章子怡抵得上一千个孔子”，“要将章子怡推向国际”，一会儿又“乡贤”这“乡贤”那，“要在中国恢复乡贤传统”，反正一三五“章子怡”，二四六“乡贤”，弄得人们烦透。他就是著名的北大教授张颐武，今天很多人可能记不起他了，十多年前可是声音很响的一个人，并且因为他的职业和身份还专门对外国人说，以中国人的“代表”自居！
是的，普通凡俗就是以这两种途径来决定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态度的，他们对其中学理奥义并没有多少深究；特别张颐武这类“言传身教”的情况愈益频繁则人们的反感愈益加强――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对“儒家”、“国学”的反感，我看很多是由此引起；这使我想起薄伽丘的《十日谈》，电影《巴黎圣母院》，人们对教会的反感、鄙视甚至仇恨，很多情节类似这――东方人西方人在感知和理性的深层结构其实是一致的，相通的。
是的，普通大众主要通过这两个途径来决定态度的，对其中的义理并不知道多少，由此看是不理性的――事实上“国学”、“儒学”引经据典的东西都是两千多年前的“文言文”、“雅言”，我们今天虽然也算教育普及了，但没有强化版的深造学习，还是难以理解的，通过张颐武之类嘴巴里出来，人们的反感油然而生，因此我前面大段大段阐述“语言有关”。
普通大众的评价倒也简单明了，装逼！
“装逼！”口语化，有点骂人的味道，但我不认为，到是正好反应了普通大众的心声，他们不懂深奥的义理但要表达态度――其他词汇文绉绉却难达意，因此契合我的观念：
――――我们书写或说话时尽可能使用当下老百姓熟悉或琅琅上口的语言，尽管有点粗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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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论坛读了辽宁王忠新的《“孔子学院”咋成了“国际玩笑”》真是拍案叫绝啊，说到我心坎上去了，这样把事实与理论结合得这么好的文章也是不多见；我连续读了几遍，好象要把文章的意思浓缩成几个字，以后时常在脑际盘桓，不时的跳出来方便我思考。
这样的好文已是“历史终结”了，没啥好补充了，我思考再三，还是来个狗尾续貂吧。
第一点补充就是上面的大段议论，浓缩涵盖一下就是“语言有关”。
我们这代经历了七十年代的“反孔”，八十年代后的“嬉孔”，再又回到当下的“厌孔”，为什么如此短促的时间内会发生如此剧烈的反复――就文明或文化事件而言，五十多年半个世纪确实也算“短促”的了，有限的人生有幸经历了这么个完整过程，有机会、有条件去亲身去经历感受一下，亲口品尝一下其中的原因和滋味――而不是通过读书；
通过历史阅读我们方知，这样的“来来回回”、“反反复复”事实上是我们历史的重要组成，很可能是最最重要的组成――自打历史上有“孔子”这么个称谓起就开始了，比如他那个时代或稍早与之同龄的庄子、老子时代就开始了，那时看主要落在“哲学”方面――比如“大道废 有仁义”、“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今天看寥寥数语，当时一定是个大事件，不然历史决不会留下痕迹的；
同时也就开始了我们熟悉的“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历史，正如我们刚才归纳的，大致有“文化叙事”方面的原因――比如董仲舒的文化专制主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有“价值观”方面的原因――比如“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之类，有“阶级叙事”方面的原因――我们这代人很熟悉的比如“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甚至还有些微的“民族叙事”方面的原因，中国北方有些少数民族把自己的治理无能或智力缺乏怪罪给南方汉人的思想渗透，但也不能说全没道理――比如“辽以释废”、“金以儒亡”之类的责难。
近来有些辩护的声音，为论坛交流方便我深造一个词“前后不达”，以电大老师鲍鹏山为代表，他认为孔子的形象历经两千多年已面目全非，今天被诽议责难的“儒家”已不是当年的“儒学”，真正的“儒家”已经死亡，我们今天嘴巴上批判的“儒家”不是当时的“儒家”。
我们这代在短短的五十多年半个世纪有幸亲历了这么个“来来去去”、“反反复复”的完整过程，而不是通过读历史书籍看文字材料，于是乎有机会提出自己的看法“语言有关”。以我本人的观感，与我同龄，且与我差不多同一文化层次的人，他们厌恶甚至大骂“儒家”，他们激烈的批判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可在另个场合却又认为“女人真的难以相处，与她们亲近些吧，她们就不懂得尊重，与她们拉开些距离吧，她们又心生怨恨，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真的与幼童一般！”
与我同龄且与我差不多同一文化层次的人，他们在批判“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这句话呢？还是批判这句话所指向的内容呢？
这种举例太多太多，一大把一大把――比如近日他们对“横渠四句”进行了类似操作，他们对“横渠四句”进行了批判，但是对“横渠四句”所指向的内容确又并无反感，过两天有机会我也要写一篇谈谈看法；
于是我思考再三觉得其中涉“语言有关”，这多么象欧洲“反天主教”、“宗教革命”那会儿的事情，后来“欧洲五百年”证明，那时“反天主教”称不上反对基督教的“教义”，那时“宗教革命”也算不上“革”宗教制度的“命”――事实上大部分都是继承下来的，那又为何如此激烈为历史所见所证？
我思考再三觉得其中涉“语言有关”――当然不能这么绝对，如此复杂的历史、头绪纷乱，意图寥寥数语涵盖，那是不可以的。我们中国是否也有类似情况呢？人们如此不待见“横渠四句”――是厌恶这句话所指向的内容呢？还是厌恶说这句话的那张嘴巴呢？我考虑过一段时间，觉得东西方存在相似可比情况，于是不断在网络上提出我的看法，今天只不过借了辽宁王的《“孔子学院”咋成了“国际玩笑”》再说一遍。
“语言有关”就是我要补充的第一条内容，第二点要补充的如标题所云，他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系统性“社会愚弄”有关，这话题有点大却容易“对号入座”得罪人，但又不得不说，也是我论坛上重要主题，直接间接十几篇有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所谓新时代，一般命之曰“改革开放”（或略称“改开”），以前我们这代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逐渐式微――不说“退出”吧，那股味道完全变了样。
你要直接“反对”吧，我倒也非常尊重你，但要接受公开、公正。公平的辩论，但又害怕不愿接受，于是形式上、嘴巴上继续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但行为上、事实上比那些公开反对的人们走的更远。
这类人很容易辨认的，他们大多手执大印者。你懂的，这个大印来自1949年的那次革命和授权，而1949年革命高举的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他是授权合法性的第一块基石，他们当然不敢公然出格，而是打着“创新”、“与时俱进”、“中国化”旗帜进行活动，事实上充斥着“愚弄”。
这里要稍作停顿。人是独立的个体，人的思想千差万别，对事物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样的，同样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因此我同意和支持“创新”、“与时俱进”、“中国化”这种做法和策略――但这完全囿于认识方面的原因。
但是除了“认识”上的原因，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歹毒的原因是“动机”上的原因，他的动机就是要进行“愚弄”――他们要愚弄华人，愚弄全体国民，愚弄我们的历史。
你别问我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你要这么问，我连你都一并怀疑进去！
是的，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总是千差万别的，其中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心灵动机上的原因――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进入“改开”以来弥漫起一股股歹毒的“愚弄”风气。
“认识”与“愚弄”并存，怎么辨识？这个确实有难度的，事实上当时我们这代人还是比较宽容的，那批人还高举着祖师爷“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旗帜独霸话语权，对他人理论压制，我们这代人曾抱以巨大的善意果然“不争论”――“认识”问题嘛不是三两天的事情，别吵架，慢慢来嘛，把事做了再说嘛；可那批人得寸进尺，合则用不合则弃、一言堂、朝三暮四、言出法随，一不做二不休要将“愚弄”进行到底。
不仅对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要进行愚弄，事实上是全方位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全方位的进行愚弄――“国学”、“儒家”是他们最大的工具和推手，或以为这样就获得某种“合法性”，文化认同上的“合法性”，对外形象上的“合法性”，对外舆论上的“合法性”，对外代表上的“合法性”，以我看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前十年是他们最得意的二十年――以中国文化勒索、吓人，到处张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恨不得张贴到联合国议事大厅，直到“孔子塑像”事件――2011年1月11日，国博馆北广场矗立起一尊孔子塑像，没几天就被愤怒的人们哄走。
孤立的看就是个社会事件，这种事每天都有可能发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对历史和学派有不同看法，一个人民至上的国家应该容得下不同声音，不必过度剪裁；但他绝非孤立事件，是他们得意忘形二十年必然的结果――你看著名的龙永图，昨天还凶戾的把我们华人称之为“刁民”，过不日竟被任命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理事会副主席”。
这绝非对“国学”和“儒家”的羞辱而是一种串通行为，绝非假借“国学”和“儒家”愚弄国民，而是一项重罪――如果担任“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理事会副主席”还勉强称得上思想意识和文化行为方面的事，那么开口骂华人“刁民”就已经涉刑事犯罪，因为他那时担任国家公职，并且还是中央部委要职――这已构成刑事罪并且无追溯期。
事实上担任“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理事会副主席”压根儿不算思想意识和文化行为方面的事，而是与某些打着“国学”和“儒家”的人的合谋愚弄甚至压迫华人。
“经济学”虽然号称“文科”――在西方教育框架下大概四分之一的课程需要修完“人文类”学分，但在中国基本上属于“技术”；我所接触的第一批、第二批（从七十年代末算起）“经济学家”或学者对“人文”大都兴趣漠然，他们大都属于1840年被英国人胖揍后不服气的中国人，决议要和英国人机枪对射，大炮对轰的那类中国人，对技术最感兴趣的那拨华人，对“人文”基本上没啥兴趣的那拨人――以后新生代“经济学家”大概对“文明”、“宗教”、“科学”之类“人文”科目略增兴趣，这大概与他们学习科目有关，况且那些“经济学家”许多留学欧美归来。
总之，我所接触的第一批、第二批“经济学家”或学者对“人文”科目大都兴趣漠然，甚至基本的人文常识也不一定答得上，既使有一点点“兴趣”，那也大都是美欧西方的东西――我看大概还象特朗普那样从电影电视上看来的。
就这么个群体，你根本不太可能将之与“国学”或“儒家”进行任何关联，我们都生活在当下嘛，我们可以证明的嘛――以我的定义，龙永图恰好属于这“第一批”或“第二批”；事实上查他的履历，他外语毕业分配进中央部委从事翻译工作的，他工作的那个单位可能从事经济或外贸的，于是乎一来二去被我视作“经济学家”了。
这么一大段背景铺垫，意在强调我的惊愕，你根本不可能将龙永图与“国学”、“儒家”、“孔子”、“尼山”进行任何关联，而他就这么发生过；事实上这二十年中太多这样的事例了，不一而足，比如我再举一例，著名的“北京正则经济研究所”今天声音不响了。当时如日中天，进进出出都是“大人物”――我就认识几个，他们以前是要害机构的“参事”、“理事”之类的，都属于“通天”的，可鲜有人知道他还是中国最厉害的“儒学研究”重地，他的几个理事不仅是经济学家，还是“大儒”――不仅理事中埋伏了许多“大儒”，更有美国若干著名“儒学大家”被聘请。
总之也与龙永图一样，真的很难将这么个“经济研究所”与“国学”、“儒家”进行关联；并且不做则已，要做则惊天动地――比如他们所有个“经济学”与“儒家”双料，叫做什么“秋风”的理事，他文章中经常冒现“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样的句式语句。因为中国历史上，自称（或“冠称”）儒家的人与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关系不对付，经常“夷狄”长“夷狄”短挂口边进行文化攻击甚至人身攻击，比如衣服不好看，吃的食物难咽，住狗洞，娶后母娶嫂子乱伦等等――自称“儒家”的秋风自然也不例外，他的“必须在学术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种句式也就见怪不怪了――他要用这种句式向外宣示自己是“儒家”。
总之那二十年这类事情层出不穷，直到2011年1月11日那次弄巧成拙，大家看看评评，他们在政治上打着“创新”、“与时俱进”、“中国化”、“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愚弄国民，文化上何尝不是？
那二十年的“国学”、“儒家”难道不是愚弄？我说错了吗？
当然真诚的人还是多数，既使有不同看法和价值观，但是所谓“多数”不占话语权，愚弄者握有权印，他们压倒话语权，我今天借辽宁王的《“孔子学院”咋成了“国际玩笑”》把他揭出来而已。
我本人也喜爱“国学”，也看重“儒家”和“儒学”，但与他们不是一路人；我这篇文章不是针对“孔子学院”的，我对“孔子学院”的教职员工充满敬意和尊重，对他们进行的文化交流表示支持和感谢，当前如此，不得不忍一下，我们一起来承受和担当；我看也很快会过去的，但再快也得有个过程，要等世人知道其中真相。
谢谢辽宁的王忠新，以后见面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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