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开口闭口就是“民国大师”的人 - 网友杂谈

　　近年来，互联网上忽然掀起了一股奇特的“民国大师”热。一些人把民国时期的文化人物捧上了神坛，拿他们的只言片语说事，称他们是“最后的真大师”，甚至以他们立镜，断言“中国近百年再无大师”了。这种论调不但给人一种今不如昔的印象，也在直接或间接地否定“四个自信”。

　　我们要说的是，这种对“民国大师”的过度美化，既不符合历史真相，也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更是开历史的倒车。无论这些人处于何种目的，对历史、对时代都是有害的，必须给予当头棒喝。

　　今天，我们就来拨开历史迷雾，让历史回归真实，揭穿这些人的谎言欺世，以正社会视听。

　　对“民国大师”神化，与其说是臆想，不如说是无知或别有用心。

　　1912-1949年的民国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盲率高达80%，人均寿命不足35岁。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接受过西方教育或传统私塾教育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了文化舞台上的“稀缺品”。“民国大师”指的就是这些人。

　　将这种历史局限下的文化现象等同于“黄金时代”，其荒唐无异于将饥荒年代的窝头奉为满汉全席。

　　我们还是以一些人在网上大吹特吹的胡适为例，来看看“民国大师”的基本面貌吧。

　　胡适是那个时代的“海归”，绝对是稀缺中的稀缺。也因此，胡适成了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教授。加上胡适的“精明”，很快就在中国文化界混得风声水起。

　　就在胡适的美国导师约翰·杜威先生，四处打听“失踪”弟子胡适下落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中国传来了胡适的消息：胡适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

　　约翰·杜威先生之所以四处打听胡适这个弟子的下落，是因为这个弟子的博士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开头，扔在他那里就不知去向了。约翰·杜威先生希望找到胡适，完成他的博士论文。

　　约翰·杜威先生见胡适在中国混得这么好，加上当时美国需要物色在华代理人，于是，约翰·杜威先生就给了胡适一个博士头衔。这也是胡适36个博士头衔中，含金量最大的一个。其它35个都是“荣誉博士”，直白地说，就是“水博士”。

　　值得一提的是，约翰·杜威先生这么做，贯彻了美国以利益为导向的国家作派。当年，美国见李鸿章卖国很卖力，就给予了李鸿章“东方脾斯麦”之荣誉称号。2012年美国又授予了温中堂“美国工人之友奖”。美国人确实厉害，这样的操作，无一不是收获一本万利。

　　成了“民国大师”的胡适，九一八事变后，主张“中国应放弃东北以保全本土”，随后便跑到美国避难去了。

　　胡适1938年去美国任中国驻美大使，1946年回国。八年时间里，国家危亡，民族大义，在胡大使心里乏善可陈。这八年时间里，胡大使仅发表了3次抗日演说，却获得了35个荣誉博士头衔。我们虽然无法断定胡大使是不是公权力私用，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使这一职务，对于胡适获取35个博士头衔是有用的。

　　就胡适的学术成就来看，也只能称其为“民国大师”了。胡适最有名气的作品就是这首《希望》，全诗如下：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开花好。

　　一日望三回，

　　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

　　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这首诗不错，特别地“孩子气”，现用于洒水车的配乐填词，曲名叫“兰花草”，而不是用的原名“希望”。改得不错，对内容的概括，比原名更搭。

　　胡适是民国文化界扛鼎的人物，他的文化操守、政治立场和学术成就，就是这么个样子了。

　　其他的“民国大师”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人们从对比中，对于“民国大师”们，料想也是能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能接受高等教育者不足总人口的0.1%，所谓的“大师辈出”不过是金字塔尖的幻象。就像今天有人怀念老式煤油灯的“浪漫”，却选择性遗忘那个年代90%的农村地区根本没有通电一样。

　　以“民国之后再无大师”否定新中国的文化成就，这种论调在事实面前更是不堪一击。

　　1950-2020年间，中国文盲率从80%降至2.67%；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升至78.2岁；钢铁产量从15.8万吨跃居世界第一。这些数字背后，是亿万普通人命运的彻底改变，这种改变的深度与广度，远非几个“大师”的故纸堆学问可比。

　　在新中国的文化科技领域，“两弹一星”元勋群体平均年龄仅29岁，他们在戈壁滩上创造的奇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民国大师”在他们面前，无论学术成就、国家贡献，还是政治立场，文化操守，都不知道矮到哪里去了。

　　新中国日新月异，到今天，高铁里程占全球70%，5G基站数量超过世界总和，空间站翱翔寰宇……这些成就，是很多放弃海外优渥待遇归国的黄大年，扎根敦煌五十载的樊锦诗们，托举出来的，他们的贡献也是“民国大师”无法比肩的。

　　“民国大师”不但无法与上述新中国的“文化大名人”比肩，就是新中国的“文化小名人”，也要把“民国大师”甩出几条大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世间》等作品记录的时代变迁，刘慈欣的《三体》开创中国科幻新纪元，李子柒的短视频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这些创作者扎根现实土壤，作品与人民群众共鸣，他们的文化生命力，大大超越了困在书斋里的“民国大师”。

　　一些人之所以醉心于“民国大师”，在我们看来，本质是立场问题。他们不愿意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不愿意看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更不愿意承认新中国的发展成就。

　　其实，他们念兹在兹的并不是“民国大师”其人，而是“民国大师”的特权。他们知道，“民国大师”的月薪少说也有300大洋，社会地位极高。而当时的中国工人，月薪不足5块大洋，而且还要没日没夜地干，而且还没有社会地位。

　　这也是这些人在对待人民、对待新中国、对待新中国亿万人民创造的改天换地的文化时，极力主张“文学不应唱赞歌”，坚决要将文艺创作与人民立场割裂开来的深层原因。

　　同时，这些人心里又盼望人民看见和尊重，甚至妄想人民拥戴他们。他们才会不遗余力地借尸还魂，祭出“民国大师”这顶招魂幡来。而真正坐在幡幔中的人，是他们自己。

　　只是这样一来，他们不但精神分裂了，也更加不可能成为“大师”了。因为，他们自己把自己隔离起来了，再也无法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共振了。

　　这也是他们只能生产“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原因。他们确实很憋屈，他们的情绪必然反映到他们的作品里。他们的作品，刻意放大社会阴暗面，将个别现象普遍化，花里胡哨的辞藻堆砌如山。这倒与“民国大师”笔下的“致利己主义”之都市文学很像，都沉溺于个人叙事，远离火热的社会实践，作品毫无生命力、感染力、号召力。

　　由此可知，沉醉于“民国大师”的人，也在自毁前程。希望这些人能够醒悟过来才是。

　　真正的文化大师是把祖国和人民装在心里的人。雷锋的故事颇具启示意义。雷锋在日记里写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雷锋的朴素情怀，正是夸夸其谈，言不及义，醉心于“民国大师”的这些人，最为短缺的。

　　正因如此，那些追捧“民国大师”的人，还要刻意忽略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结束了民国乱世。把1949年前上海外滩公园挂着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砸得粉碎，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带领中国人民，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路，从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边缘，走到了中央位置。今天的中国人，可以昂首走在世界任何地方。

　　这种尊严的获得，靠的不是几个文人的笔墨官司，而是无数建设者的汗水与牺牲，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称谓——人民。

　　文化是人民创造的，也要由人民评判。真正的文化人，一定会主动融入人民群众之中，努力发现、呼应和引领人民群众创建的文化，然后又接受人民群众的评价，循环往复，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作出自己的文化贡献。

　　所谓文化大师，就是对此理解很深，工作很卓越的人。若是连这一文化要义都没有弄明白，甚至与这一文化要义背道而驰，那么，无论怎么装扮，怎么以“民国大师”招摇撞骗，也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人的，更不可能成为文化大师的，于人于己于国家于时代，也都是有害无益的。

　　面向未来，我们需要的不是复刻“民国大师”，而是能够驾驭人工智能的工程师，能够破解“卡脖子”技术的科学家，能够讲述中国故事的创作者。

　　任正非带领华为突破封锁，张桂梅扎根山区教育，王传福推动新能源汽车革命，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大师”。也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大师”，在民族复兴的路上，夙兴夜寐，静静奔驰，书写了属于他们、属于时代的传奇。

　　综上所述，鼓吹“民国大师”的人和事，本质上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变种。他们用玫瑰色的滤镜美化过去，用虚无主义解构当下，用悲观主义否定未来。我们要对这些人和事保持必要的戒备，保持清醒的历史认知，练就一双慧眼，不要上当受骗。

　　我们提议，“民国大师”本已沉寂于历史，就让其继续沉寂吧。因为，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民国大师”不是中国的骄傲，没有租界横行、没有文盲遍地、没有饿殍千里，气宇轩昂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也才能给予我们这个民族美好未来。

　　（来源：作者投稿，首发：“上官茂华”微信仅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