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终于端上来了。
不是一张纸,也不是一句话,而是一长串名字,一摞厚厚的说明书。那种语气,像极了旧时衙门里的榜文:正楷,分条,盖印,声色俱厉。但读下去,心里凉了一截。
人们想要的是真相,是公道,是正义的铁锤;可最后落在桌上的,却是一盘冷菜,摆好了碗筷,却无几分滋味。
先说判决。
杨某媛上诉,肖某瑫被指控,可法院二审明确驳回,维持原判。一审驳回,二审驳回,铁板钉钉。司法的结论就摆在那里,清清楚楚,不偏不倚。
可是呢,社会并不满足。因为大家早就习惯了,“法律的铁锤”往往砸得干脆,而“制度的问责”却总是拖拖拉拉,遮遮掩掩。于是人们紧盯着,盯到武汉大学再也不能拖,再也不能等,只能端出这份“问责名单”。
名单里写了什么?
肖某瑫的处分撤销——理由很简单,既然司法已经否定指控,那么校方的“记过”就无从谈起。这个动作,看似合规,却也暴露出先前仓促应对、未等事实坐实就急于处分的失衡。
杨某媛的导师,被暂停招生资格两年;几位党委副书记、分管干部,分别受到党内警告、诫勉、约谈;几个部门,被要求书面检查、认真整改。看上去挺整齐:处分有轻有重,层层有责,似乎真是“动了刀子”。
可公众心里却有疑问:这些处分,是不是因为舆论逼迫?是不是因为风声太紧,不得不写?如果没有漫天的议论,这些条文会不会压根不存在?
更让人眼花缭乱的,是论文复核。
学校列出数据,91份材料,21人访谈,5位专家,19万条原始数据。程序齐全得像是一部繁琐的律令,读下来头皮发麻。
结论也写得极细:没有抄袭,没有造假,没有篡改,没有编造,选题有新意,方法基本合适,结论与模型吻合。
可接着又说:存在百余处不规范,引用不准确,翻译不准确,表述不准确。
于是问题变成了:到底是“合格”还是“不合格”?
——答案是:合格,但有瑕疵。
这就是所谓的“学术审判词”。字里行间透出的,不是坚决,不是鲜明,而是一种试图平衡各方的微妙笔法。学生学位维持,导师受点处分,学院检讨一番,算是对外交代。
可这种“左右逢源”,真的能服众吗?
再说谣言澄清。
校友联名信?没有。
舅舅是院士?不存在。
导师是父亲学生?谣传。
学业中断?并无。
爷爷去世、外公成植物人?更是子虚乌有。
武汉大学在通报里,一条条否认,把网上的传言像苍蝇一样一只只拍死。这固然必要,可更让人感慨:为什么公众会那么容易相信这些小道消息?
因为官方的信息,往往迟来。因为人们等不到清晰、明确、权威的声音,于是只能去听信风声。
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大学,是讲究真理的地方。
可在这起事件里,真理被各种程序、字眼、处分稀释成了一碗稀粥。人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求真”的大学,而是一个“平衡术”的大学。
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今日的问责,倒像是一种怜惜:怜惜名声,怜惜体面,怜惜那一纸“百年名校”的光环。可惜,真理从不怜惜人,它只认是与非。
如果大学不能守住真理,只守住声誉,那它守住的是什么?
这份问责,表面上结案,实则留下更大的问号。
——司法说了话,可大学的自我治理还在犹疑。
——处分落了笔,可公信力却未见提升。
——谣言澄清了,可人们对制度的怀疑并未散去。
所以,这不是一个案件的终点,而是一所大学公信力的分水岭。
问责若只是走形式,那么下一个“名单”只是时间问题。
而大学的威望与尊严,可能就在一次次拖延、一次次“补救”中,渐渐消磨殆尽。
到那时,真正需要问责的,已经不是几个干部,而是整套教育制度本身了。
这就是危险。
危险不在于案件本身,而在于人们看着大学——那一座本该守护真理的殿堂——慢慢滑向“息事宁人”的深渊。
而这,比任何风暴都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