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癌症”：门阀世族

　　中国古代的门阀制度，整体看来，最主要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由此造成了中国数千年的治乱循环更替的历史格局，那么门阀世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主要根源于三种力量的畸形结合：即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族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之统一体，其形成与发展，是门阀制度出现和持续存在的前提。

　　众所周知，自春秋战国时期起，随着农村公社的逐步解体和奴隶制宗族、氏族的广泛衰落，直至西汉初期，社会呈现出大量个体小农以及随着土地兼并而产生的一些中小地主。尽管大土地所有者偶有所见，但其数量尚少，且常与六国贵族、官员、豪杰的身份交织，往往与封建王朝产生摩擦、对立，在秦朝及西汉前期频繁遭受抑制、打击。不计秦朝，仅高祖至宣帝百余年间，强制迁移豪强的举措就有七次；景帝、武帝时期利用严酷的法律打击豪强，手段更为激烈。

　　另一方面，封建王朝的根基在于功臣、贵族、官员。为了获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除了经济上的优待，西汉王朝在政治上也赋予他们许多特权，例如允许他们的子弟通过“父兄任”进入仕途，公卿以“武力功臣”的身份担任职位，形成“以列侯为丞相”的惯例等。然而，受限于历史条件和文化素养，这些功臣、贵族、官员家族在政治上的稳定传承也难以保证。他们的子孙要么沉溺于奢侈淫逸，“多触犯法禁”，丧失官爵；要么执政能力低下，仅是“备员而已”。

　　因此，自汉武帝起，为了巩固统治，不得不适应上述社会状况，在全国范围内主要依据德行、才能标准，从“布衣”阶层，包括富裕农民和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当中，选拔人才，实行通过“乡举里选”的察举制度。从此，整个两汉时期的公卿大臣、郡国守相等职位，基本都由这类人士担任。在这一历史时期，不再是某些显赫家族、天生贵胄掌控朝政，而是力图将大权交付给有德、有才的贤能之士，正如沈约所言，这种局面可称之为“以智役愚”。

　　然而，随后逐渐浮现的新社会、经济、文化状况，导致了这一格局的破裂。

　　首先，随着土地兼并的推进，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不可阻挡地发展起来。这些大土地兼并者中，既有在野的“强宗豪右”，也有原本身为“布衣”，通过察举制度晋升，后来飞黄腾达成为朝廷显贵的人。封建王朝曾试图严格限制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甚至任用酷吏，对不法豪强地主予以重击。然而，由于封建经济规律的作用，一些豪强地主虽被消灭，但更多的大土地所有者持续出现。他们的总体实力不仅未被削弱，反而日益增强。在他们的压力下（如东汉初的“度田”事件中“郡国大姓”的叛乱等），封建王朝不得不改变以往的态度和政策，逐步向大土地所有者妥协让步，经济上听任其自由发展，政治上逐渐拉拢。

　　其次，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封建大家庭、宗族也同步增长。一些大地主家族将大量土地出租给失去土地的农民耕种，并收取地租。这些农民除了外来的“宾客”，更多的是当地的“宗族”成员。经济剥削在当时的情况下必然导致人身奴役和控制，形成封建依附关系。自然地，大土地所有者逐渐转变为乡里、宗族的领袖。在他们的影响和控制下，乡里尤其是宗族的凝聚力大幅增强。

　　凭借这种力量，大地主家族平日能够操控地方治安，战乱时又能召集众多宗族、宾客共同自保，甚至组建起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对于每一个大地主家族、宗族而言，与封建王朝相比，其力量或许微不足道。但是，当这种力量在社会中的比重日益增加时，总体上就构成了足以迫使封建王朝不敢轻易限制、打击，不得不改变态度和政策的强大力量。

　　为了防止大土地所有制的分散和实力的削弱，无法长期有效地影响、控制宗族与乡里，再加上儒家思想的反作用，封建大家庭逐渐兴起，改变了秦以来诸子成年即与父母分家另过的制度，这一制度从此延续了两千年。

　　第三，除了社会、经济层面的因素外，导致封建王朝转变对豪强势力或豪强大族（即大土地所有制与封建大家庭、宗族相结合的实体）的态度与政策的，还有文化层面的原因，这便是儒学的广泛流传。

　　众所周知，汉代儒学所宣扬的核心内容，一方面，针对整个社会，就是倡导孝顺、“亲亲”，试图通过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和谐及感召力，通过维护父家长的权威和影响力，来稳定各个家族、宗族、地区的秩序，进而要求人们从父及君，“忧国如家”，践行“忠孝之道”，以巩固整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忧国如家”，《汉书》卷八《宣帝纪》中提到：“以孝导民，则天下顺。”这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由于儒家积累了众多经典著作，经过汉代学者融合法家、道家、阴阳五行家等思想进行阐释，其所涵盖的内容，不仅展现了上述政治、社会观点和原则，而且凝结成了当时看来是丰富的治家、治国的具体经验。这些著作和内容，成为汉代提升文化素养，培养合格统治者，尤其是高级统治者的最佳教材。其他任何学派，都无法与之匹敌。

　　这种儒学恰好适应了西汉中、后期兴起的封建大家庭的需求。对于这些大家庭的家长来说，以儒学教育后代，既可增强家族成员间的凝聚力，又能使子弟提升文化素养，应对州郡征辟和察举选拔，确保家族、宗族在本地乃至全国的声望能够长期保持。因此，早在西汉时期便有了“遗子黄金满，不如一经”的谚语。

　　东汉以后，封建大家庭代代相传学习儒学的情况日益增多，甚至原本的法学世家也转向“兼通经书”。于是，在豪强势力中逐渐形成了一些由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庭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的统一体。随着这些统一体中通过征辟、察举选拔的人数增多，特别是其中一部分还晋升为朝廷显贵，形成了政治上的世袭公卿，社会上的世家大族，它们与封建王朝的利益关系日益紧密，自然也就越来越靠近并支持封建王朝。这与西汉初期常常与六国贵族、官僚、豪杰身份相结合的强宗豪右，经常与王朝产生冲突、对峙的政治态度大相径庭。

　　另一方面，自西汉初期起，吸取了秦朝因严刑峻法而覆灭的教训，儒家还提倡德治思想，特别是强调统治集团内部应注重团结、和谐的思想。封建王朝逐渐认识到这一思想对巩固统治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行动指南。当豪强势力施加压力时（如“度田”事件中的叛乱），封建王朝之所以常常妥协退让，固然有力量对比的原因，但恐怕德治思想也在其中起到了指导作用。

　　《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中提出以“柔道”治理天下，即是证明。而当豪强势力积极出仕，主动靠拢、支持时，封建王朝对它们自然更加注重拉拢、团结，除了经济上的优待外，便是将它们大量纳入各级政权，转变为官员甚至朝廷显贵，使它们与王朝的利益紧密相连。

　　就这样，作为西汉初期异质力量的豪强势力，逐渐转变成了封建王朝的社会、阶级基础和统治支柱。二者从矛盾、对立、斗争，最终走向了统一、融合、相互依存。自此直至明清，双方尽管有发展变化，但这一基本关系始终未发生根本改变。而在二者的融合过程中，儒学的传播，在文化层面，在思想意识的上层建筑层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以上论述了汉代在新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下，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大家庭与宗族以及儒学三者相结合的统一体的形成与发展。后来“以智役愚”的局面逐渐被破坏，正是因为这种三结合统一体的存在。

　　当三结合统一体发展壮大，特别是其中的世袭公卿世家大族实力增强，甚至“权倾天下”之时，为了争取他们的全力支持，封建王朝对这些家族子弟的选拔、晋升，往往不能很好地坚持长期以来实行的德行、才能标准。东汉时期，尤其是桓帝、灵帝、献帝三朝，三公中《后汉书》有记载的，大多数出身于公卿二千石的官吏家族。在察举、选拔过程中不时出现凭借权势、走后门、“竞相推荐”等现象。封建王朝由于自身危机重重，为了求得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对这种现象也只能采取默许、放任的态度。

　　如此一来，日积月累，人才的选拔、任用自然发生了对普通“布衣”不利，而对豪强势力、世家大族有利的变化。后者实际上得到了某些法外的关照，仕途的可能性增加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相继出现。“以智役愚”的局面开始瓦解。“选士而论族姓、阀阅”的风气，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很明显，这一系列连锁反应，追根溯源，都与前述力量对比的变化，与三结合统一体的出现与发展密切相关。

　　如今的特权门阀自董小姐事件才逐渐浮出水面，某种类似于中国历史怪圈的“癌症”病又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