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子”之辨

　　在古汉语中，“质子”是一国派往敌方或他国去的人质，多为王子或世子等出身贵族的“红N代”，秦庄襄王、秦昭襄王、秦始皇燕太子丹都曾是“质子”。当今世界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中国与朝鲜还有类似于上述“质子”的外交活动，但具体情况极其复杂。尤其是朝鲜的“质子”风波，谣传甚多。

　　皇帝或军阀将自己的子女、妻子等亲近家属送到国外，主要是敌对国家，在战略上是一种外交妥协。质子外交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外交策略，起源于春秋时期，一般多见于小国表示对大国的臣服而在外交上处处受制于敌国。中国有文字可考的“质子”记载有哪些？《谷梁传·隐公八年》：“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於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魏书·蛮传》：“泰常八年，蛮王梅安率渠帅数千朝京师，求留质子以表忠款。”宋代王谠《唐语林·政事下》：“大中初，云南朝贡，及西川质子，人数渐多。”清代吴殳《秦》诗：“质子妖姬货可居，六王未毕已邱墟。”章炳麟《訄书·弭兵难》：“说者曰：吾岂徒乞盟，将假贷於彼，而要之相率以衞我，则是以彼之金币为质子也。”

　　质子制度起源于中国的春秋初年，郑伯为周平王卿士，周平王欲委权于虢公，郑伯怨王，因此周郑交质，质子外交大概由此发端。终春秋242年之间，交质事件只有六次且都在齐桓公、晋文公之后。以至于马非百认为：“盖在霸主盛世，王纲虽解，信义尤存，霸者以信义相号召，故不以威力胁人。”《史记·六国年表》中有“某太子质于某国”、“某国使太子为质”、“太子从某国归”等类似的字句，《说文解字》有“质，以物相赘”；“赘，以物质钱，从敖贝。敖者，尤放贝当复取之也。”根据许慎的解释，“质”最初特指交换过程中物品的抵押行为，有时也泛指用作抵押的物品，这里的“质”就是用来互相取信的人质。自春秋以来，特别是到了风云四起、诸侯争霸的战国时期，“质子”事件越来越普遍，这一时期频繁的“质子”事件足以反映彼时的社会环境。质子外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战争的频率，但也使得派遣国在外交与军事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通过考察质国与入质国不难发现，秦与各国交质尤多，有点像当今中国的“红N代”留学美国，但古今目标不可同日而语，由于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去那里留学是许多人的梦想。中国特色“质子”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纳质为押”，到两汉时期基本形成一种制度，其实质是中央王朝向与之建立藩属关系的少数民族索取人质，双方是宗主国与附属的关系。“质子”亦称“侍子”，大多以民族首领或部落酋长的儿子或兄弟、王室成员或权贵充当。两汉时期“入侍为质”与“纳质为臣”的现象十分普遍，质子制度是两汉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藩镇节度使制度的定型导致国家军力外重内轻，唐中央遂对藩镇征召“质子”，藩镇背叛中央而唐中央通过掌控人质以制裁之。但唐中央对藩镇征召“质子”的措施实行起来较为被动，而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尾大不掉的问题，彻底解决藩镇问题最终还要依赖于统治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不断加强。唐继承两汉、魏晋以来的做法,对周边少数民族实行以其子弟人朝宿卫的制度，其代质子宿卫制度包括身份查验、宿卫授官、轮流替换、抚养教育等重要内容。唐代将“质子”统一纳入宿卫系统,“质子”的职责更加明确,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其中,宿卫授官制度的确立是唐代质子制度完善的重要标志。“质子”在民族文化交流中扮演的特殊角色主要有三种：在唐顶班值勤,见习唐礼,受唐朝文化的熏陶，在促进唐与周边诸族的文化交流中具有种种优势，有的“质子”以“宿卫生”的身份入唐,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皇太极第十四女之母为皇太极庶妃察哈尔部蒙古奇垒氏。初号和硕公主，顺治十年(1653)13岁时嫁给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十四年晋封为和硕长公主，十六年(1659)十二月被封为和硕建宁长公主，后改为和硕恪纯长公主。吴应熊与公主婚后，顺治十年(1654)授三等子，十四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康熙七年(1668)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十四年因其父吴三桂反叛清廷，同其子吴世霖皆被清廷处死。吴应熊死后，康熙皇帝经常下诏慰藉公主，谓其“为叛寇所累”，四十三年(1703)公主去世，时年63岁。至于民国的质子外交，各派军阀的混战与联姻多不胜数，尤其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坐地分赃的近亲繁殖。

　　如果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而导致美国像当年的中国对待“质子”嬴政那样对待中国的“红N代”留学生，后果有可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嬴政一统天下之后异常残暴，追根溯源则与其幼年在赵国遭到的屈辱息息相关。嬴政明明是秦国人，为何幼年却是在赵国度过的？嬴政是秦昭襄王嬴稷的曾孙、孝文王嬴柱的孙子与庄襄王嬴子楚的儿子，生母为赵姬。嬴政出生前多年，其父嬴子楚是庶子，加之生母夏姬不受时任太子嬴柱的宠爱，所以便被打发到赵国做人质。彼时秦赵互为死敌，双方之间常有战事，因此嬴子楚在邯郸备受冷遇，不仅生活困窘不堪，甚至连性命都数次遭到威胁。就在嬴子楚愁苦困顿、看不到任何希望时，卫国大富商吕不韦向他伸出援手，不仅赠送给他大量金钱以改善生活、交结宾客，而且承诺将帮助他登上秦王之位。吕不韦认为能给投资带来最大回报的莫过于扶助某位落魄的公子当上大国的国君，能让整个国家都成为他的赚钱机器并能爬上高位而万古留名。吕不韦安顿好嬴异人之后携带重金赶往秦国，收买太子宠妾华阳夫人的姐姐、弟弟说服没有子嗣的华阳夫人同意将嬴子楚收为养子。随后，华阳夫人在太子跟前替嬴子楚说项，嬴柱决定册立嬴子楚为世子。嬴子楚对吕不韦的倾力帮助感激涕零，发誓自己将来一旦即位即与其共享天下。此后嬴子楚经常到吕不韦的府中做客，一来二去竟然喜欢上吕不韦的爱妾赵姬并请求恩公将这位绝色美女赠给他为妻。吕不韦无奈之下才答应把赵姬送给嬴子楚。赵姬嫁给嬴子楚后很受宠，不久便生下嬴政，时韦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前259年）。两年后（前257年），秦国大将王陵率军进攻赵都邯郸，杀伤士兵、百姓甚众，赵孝成王准备杀死此时仍在做人质的嬴子楚。危急时刻又是吕不韦站了出来，通过重金收买守城官吏帮助嬴子楚逃出邯郸并顺利地进入王陵的大营中。但由于嬴子楚逃跑时过于匆忙而没能把妻儿带出城，赵姬母子被迫滞留在邯郸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赵姬母子受尽邯郸城恶徒的欺凌，不仅被肆意辱骂，而且多次遭到死亡威胁，日夜生活在恐惧与煎熬之中。好在吕不韦临走前留下个别亲信照顾赵姬母子，加上赵姬的母家还算有点势力，所以暴徒们才不敢公然杀害他们。嬴政在这种情况下渐渐长大并发誓一旦自己将来成为秦王必然攻破邯郸杀光所有的仇人，而秦孝文王嬴柱即位、嬴子楚被立为太子后，赵孝成王为了表达和解之意便将赵姬与嬴政送回秦国，时为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前251年）。孝文王正式加冕三天后就驾崩了，太子嬴子楚登基，是为秦庄襄王。嬴子楚登基后册立赵姬为王后、嬴政为太子并进拜吕不韦为丞相，但庄襄王在位仅三年就驾崩了，太子嬴政遂继位为王，时为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五月。嬴政即位时年仅13岁，因为年幼无法理政而将国事委托给相国吕不韦处理。十年后（前237年），嬴政在平定嫪毐叛乱而亲政并罢黜将嫪毐引入宫中的吕不韦，两年后又逼他自杀。嬴政亲政后重用李斯、尉缭、王翦、王贲、蒙骜等文武新锐攻略山东六国，用了十年的时间（前230-前221年）渐次消灭中原群雄。嬴政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当年在邯郸遭到的凌辱，因此在攻灭赵国的同年（前229年）亲自率领军队杀进邯郸，将昔日的仇敌全部抓起来集体坑杀。《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称：“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此案遇害者不下数千人，天下震惶。

　　在《大秦赋》第一集中，秦国大军围攻赵国首都邯郸，愤怒的赵王打算杀死秦国“质子”嬴异人与嬴政以示报复。战国后期秦国一家独大，为什么子楚、嬴政父子还要在赵国当“质子”？以现代人的眼光，将本国重要人物送给敌国或潜在对手当人质必然是弱势一方迫于无奈的选择。但在战国时期，诸侯之间互派“质子”是邦交的常规流程。无论强大的秦国、赵国还是弱小的韩国、燕国都有其他国家留下的“质子”作为担保，以此表明彼此保持睦邻友好的决心。彼时秦国的实力已高出其他六国一大截，但也做不到同时以一敌六，所以秦国不得不采取连横、远交近攻与互派“质子”等外交手段防止六国联手抗秦。诸侯互派“质子”，但不同实力导致不同的“质子”的重要性不尽一致，强国敢于安排不太重要的子弟去当“质子”，弱国就没那多的选择了。比如子楚被派往赵国时的身份是秦昭襄王的孙子，而秦昭襄王共有二十多个孙子。同一时期燕国留在赵国的“质子”身份则是燕王喜的嫡长子、燕国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太子丹，他在赵国当“质子”时结识了子楚的儿子嬴政，两位年龄相近，因为处境相同而在异国他乡很成了好朋友。后来嬴政成了秦王，太子丹又被送至秦国当“质子”。太子丹以为自己凭着早年的关系一定会被嬴政善待，但嬴政不仅翻脸不认人，甚至刻意不给太子丹应有的礼遇。“士可杀，不可辱”，嬴政的举动让太子丹感觉自尊受到了践踏，于是自作主张而偷偷逃回燕国并发誓一定要报复嬴政。于是，后来的中国历史上有了一段家喻户晓的刺客故事，荆轲、樊於期与太子丹都是炮灰。

　　在春秋战国时期，“质子”是一种政治功勋，更多的是为国家出征，如同被派出外交的大臣，所以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外交官。但在皇位之争严重的国家，“质子”却是被视为皇室家族抛弃的没有机会继承皇位的“弃子”。在唐朝，皇位之争始终很严重。唐朝存活将近三百年，皇帝就有二十二位，其中还有一个女皇帝。唐朝开国之君李渊的儿子李世民、李元吉与李建成之间的皇位之争导致“玄武门之变”，尽管长子李建成本该是皇位继承人。中国特色皇位的选拔更多的偏向于实力与智力之兼顾，而李世民无疑是最好的人选，很早就随着李渊执政且常年征战四方战功赫赫威孚四海，所以有绝对的能力继承皇位。李建成本来并没有在意这么多，没有当皇帝的野心而只求当个过渡性的太子。但李元吉不这么想，这个李渊的第四个儿子即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也没有继承皇位的能力，作为皇室出身的成员极有可能会被当“质子”送往他国，而在春秋战国之后的朝代，“质子”是耻辱的，就算回到自己的朝代也没脸再见人。于是，李元吉主动勾结李建成挤兑李世民。彼时的李元吉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当“质子”，要么勾结李建成扳倒李世民。为什么李元吉不去勾结李世民？因为李世民足智多谋聪慧灵敏，对李元吉的野心洞若观火，何况李世民也想争这个皇位？此后，宦官专政、皇后专政甚至宰相专政在唐朝频繁作妖，何况谁也不愿去当“质子”？！在明清两代，在皇位之争的过程中只要有一方被赶出了首都而去当“质子”就意味着断绝了争夺皇位的可能性。中国古代的皇室家族都是大家族，因为每个皇帝的皇妃都会很多，皇子的数量更多，何况皇位只有一个而太子有很多？所以，明清两代的皇子们都会尽力的表现自己以被皇帝青睐而当上太子，不当“质子”才有可能介入皇位之争。对皇帝来说，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但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秦朝一统天下之前，王位并不是由王室内部的成员决定的，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王位的争夺不仅仅是皇室内部，朝中大臣与权贵家族也会参与，对谁继承王位都有话语权，大王的权力也会受到限制。在尚未大一统的朝代，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派往敌国的“质子”更多的是基于外交目的。秦国有两位诸侯王相继被派往他国当“质子”，通过结盟与联姻增强本国的军事实力。秦国通过这种方式争取同盟而发展自己，在战国七雄中实力遥遥领先。“质子”在国外学到的作战策略与治国方式带回自己的国家后可为国家的发展尽一份力，担任国君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对国内的政治势力来说也是有益的。在春秋战国时期，“质子”的王位与太子不矛盾，所以彼时才有那么多“质子”登上王位。

　　春秋战国史上有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在诸侯“质子”这个特殊的群体中涌现出了一批能臣明主。明确见于史书记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交质活动约有五十余次，其中有少数以卿大夫、将领、诸侯妻妾为质的情况，但主体是诸侯之子。秦昭襄王嬴稷是秦国质于燕国的“质子”，返秦继位后重用范雎与白起而驱逐权贵，远交近攻，赢得了鄢郢之战、长平之战等著名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基础。秦庄襄王异人是秦国质于赵国的“质子”，返秦继位后攻灭东周，蚕食三晋。楚顷襄王熊横曾先后被质于秦与齐，后继位，留下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的成语典故，执政后期多次对秦用兵而收回了部分疆域。熊横之子熊完与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曾被质于秦国长达十年，后熊完回国继位，是为楚考烈王，在长平之战后派兵援赵、合纵攻秦、攻灭鲁国，作为五国攻秦的纵约长在蕞之战中攻入秦境，一度威逼咸阳。黄歇则在历史上留下了“合而为一”、“物至则反”与“无妄之灾”等许多成语典故，是战国历史上绕不开的重要政治人物。嬴政一统天下前夕，策划荆轲刺秦王的燕太子丹等也出身于“质子”。孟子曰：“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质子”中有不少纵横捭阖的政治家，主要原因是他们被质于敌国而身处复杂险峻的生存环境，既要扮演外交官的角色而在两国政治利益的角力中尽力维护本国利益，又要避免两国关系崩坏而自身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所以无一不是竭力与敌国当权者维持良好关系。他们有的倍受冷遇，在敌国无法享有贵族待遇，与平民女子成婚、同市井商贾交往、过普通士人生活；有的甚至被长期囚禁，在此过程中饱尝世间冷暖而遍知民间疾苦，从而培养出了敢担当、勇作为的政治品格。习近平曾指出，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广大年轻干部从春秋战国史上那些成功的“质子”身上应更深领悟年轻干部健康成长规律，深入人民群众强化实践磨炼，多到任务重、矛盾多、困难大的地方经历“风吹浪打”，多接“烫手山芋”，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既始终绝对忠诚于党又全心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建功立业，比如特朗普若重返白宫则势必更严重地考验中国特色质子外交的成色。

　　相比之下，朝鲜特色质子外交一再被西方列强的媒体曝光而越描越黑。2017年金正日长子、在吉隆坡机场死于“恶作剧”的金正男的儿子金韩松入读巴黎政治学院修读英文、法律、政治与国际关系等学科，该院用英语授课，本科毕业后可选择继续攻读硕士课程。巴黎政治学院被誉为法国社会精英的摇篮，法国70%的政治家、80%的企业管理者与几乎所有法语国家的总统、总理曾是该校的毕业生。前任法国总统萨科奇、希拉克、奥朗德都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很多外国领导人也曾在这里就读，比如斯里兰卡前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与伊朗前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据《费加罗报》报道，金家有送子女到国外读书的习惯，比如金正恩留学瑞士，但很少被媒体曝出。金韩松的父亲金正男曾留学奥地利，叔叔金正哲与金正恩曾在瑞士留学，金正日之女则曾在巴黎留学。2011年金韩松16岁时就已在波斯尼亚的联合世界学院莫斯塔尔分校留学，上学期间被全球媒体曝光，然后一度被传“失踪”，直至2013年从联合世界学院毕业。据悉，在莫斯塔尔世界联合学院上学，仅学费一项每年就约合15万元人民币。《费加罗报》如是描述金韩松：“他带着时髦的眼镜，耳朵上带着耳钉，金韩松看起来就像风靡全球的‘江南style’鸟叔的儿子，而不是朝鲜这个神秘国家已故领袖金正日的孙子。”金韩松1995年出生在平壤，乃父金正男在朝鲜国外定居而远离朝鲜权力政治核心圈。虽然出生在平壤，金韩松大部分时间是跟随家人生活在国外的。他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未见过爷爷金正日与叔叔金正恩，“身为金正日的孙子很有压力。”被问到未来计划时金韩松表示，自己完成学业后想回国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改善人民的生活，让国家变得更好，希望朝鲜半岛早日统一……

　　“春秋无义战”，古今中外同理，诸侯出尔反尔、撕毁联盟很常见，所以杀“质子”是一个合理“泄愤”的选择，这样的“质子”无异于被抛弃的棋子。因此，诸侯都会尽量选择敌国比较有价值的王子、公子当“质子”。其中也不乏当了“质子”后回国继位的公子，比如楚考烈王、秦孝文王与秦庄襄王。尽管如此，这种保障的作用并不大，诸侯都不会为了一个“质子”而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信不由衷，质无益也”，本国没有信义，派出去的“质子”就不会有大的用处。“质子”有哪些政治功能？历史无数次证明，王室继承人的血缘关系在诸侯的野心面前真的一文不值。“质子”当中不乏客死他乡、身首异处者，史书上却鲜有记载，这种失败者似乎根本不值得大杀特杀。甚至还有比杀“质子”更残忍的例子：楚考烈王曾在秦国当“质子”娶秦昭王的女儿为妻，楚考烈王叛逃回国继位，秦昭王盛怒之下杀了楚考烈王的夫人，也是他唯一的女儿。堂堂一国王子竟然要当弃子，与彼时的诸侯野蛮的军阀政治息息相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已是完全不同的国家，中国当时只是在名义上还是一个国家，但越来越陷入事实上的分裂。西周诸侯与泛诸侯有一千二百多个，早在春秋时期就已不断互相兼并，到了战国末期只剩下七个大国与数个小国。归根结底，彼时的土地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与经济资源，而生产力的低下迫使诸侯掠夺土地与人口以维持巨大的战争消耗，而越是掠夺就越是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所以也就更要指望对外掠夺了，这当然是一种恶性循环。所以，战国时期诸侯发动战争的首要目标并不是争夺最高权力，而是争夺匮乏的自然资源。土地这种自然资源是诸侯存活下来的唯一保障，所以诸侯的一个儿子或兄弟的重要性不可能与国家之存亡相提并论。诸侯只有掌握了土地才能发动战争，亡国之君过得不见得都比奴隶强。在这种情况下，“质子”如果不能换得土地则要他何用？楚考烈王没能阻止秦国攻打楚国，异人也没能阻止秦国进攻长平，“质子止战”的效力基本上是能忽略不计的。

　　《战国策》名篇《触龙说赵太后》一文暗示“质子止战”，但实情与史实略有不符。《战国策》毕竟是后人所做，《触龙说赵太后》一文的创作时间与此事发生的时间相差二百多年，如同今日之史学描写乾隆年间的事件，其真实性可想而知。文中不乏美化洗白、便于政治宣传的嫌疑，实际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含义也更为深远。《触龙说赵太后》中的事件发生在前265年，在长平之战之前，此时的赵国不仅不弱于秦国，而且军力、人口、存粮都大于秦国。在前269年的阏与之战中，赵奢的九万大军击败了秦国胡伤、白起率领的数十万秦军，所以此时赵国交换“质子”与“停止战争”毫无关系。倘若真打起来，此时的秦国也未必是赵国的对手。赵国向秦国派“质子”表面上似乎延缓了“长平之战”与赵国的灭亡，但只要结合其他史料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根据《史记·平原君列传》的记载，长平之战是赵国高层“利令智昏”的政治误判导致的，是一场本可避免、完全不必要、时间地点均不合适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是赵国吞并了秦国苦心攻打的上党，所以是赵国变相挑起了长平之战。如果不是赵国高层对上党的极度贪婪，赵国完全有可能更有利、更有效地与秦国决战，且决战地点必然不是长平，赵国高层对战略、地形、战术的误判葬送了赵国。所以，此时的赵太后以长安君为“质子”根本谈不上什么“缓兵之计”。长平之战是赵国变相挑起的，交换“质子”与长平之战毫无关联。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政治上讲，区区一个“质子”根本影响不了两个国家之间的生死决战。结合秦昭王一贯的政治作风来讨论更能窥知《触龙说赵太后》一文背后的真相：秦武王扛鼎而死之后，秦昭王在兄弟相残中继位，毕生经历了赵武灵王、赵惠文王与赵孝成王三个时代。在秦昭王与赵武灵王并存的时期，秦国根本无力与赵国对抗。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国国力大增。此时的秦昭王与宣太后都不敢对赵国发动战争，但沙丘宫变之后赵惠文王杀父诛兄继位，内乱中赵国损失了很多精兵良将，秦赵两国此消彼长。秦昭王与赵惠文王之间有“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与“负荆请罪”等经典故事，通过这一系列事件，赵惠文王放成了一个知人善用的“明君”。但若对比赵武灵王时期秦昭王、宣太后低头默默发展的样子则不难看出，秦昭王此时已不是那么害怕赵惠文王时期的赵国了。当然，此时秦国的实力还是略低于赵国的，但毕竟已敢挑衅赵国，秦昭王如此嚣张的原因不是实力而是政治意志，无论索要和氏璧还是要求赵惠文王敬酒。秦昭王想知道这个杀父继位的赵惠文王的水平会否超过赵武灵王，尤其是在战斗意志与改革勇气上。显然，赵惠文王不敢对秦作战，而是靠文官的个人能力带着和氏璧涉险并靠臣子个人魅力化解内政矛盾，赵惠文王显然没有他老子那么可怕。以这样的思路来看《触龙说赵太后》一文背后隐藏的真相，赵孝成王的政治意志连赵惠文王也比不上！坐拥赵奢、廉颇、蔺相如与平原君这样的名臣，手握战国彼时规模最大的正规军，这一切统统发挥不了作用，甚至低声下气到了以“质子止战”的地步，何况彼时的“质子”根本起不到实际作用？！在秦昭王看来，所谓的“质子”即不是政治筹码也与军事无关。赵孝成王与赵太后围绕此事的妥协恐怕连秦昭王也会大为震惊，秦昭王也许期望的是一个零分答卷，结果赵国交出了负分答卷，儒法两家著史的水准由此而高下立判。

　　“质子”的功能之一是太子派去他国历练，为之后回国继位做准备。在公元前273年的华阳之战中，魏国被秦国打败，此后魏国在政治上彻底倒向秦国“为虎作伥”度。秦国魏国结盟之后，为了表示信任，秦昭王将悼太子派往魏国当“质子”。悼太子在魏国的地位比很多魏国王公贵族的地位都高、待遇更好，连信陵君这种一代名臣也要对这个敌国太子低声下气，魏国对秦国近乎谄媚的国策考虑到了悼太子是秦国王位第一顺序继承人。魏国此时应已看出秦国必然是未来的战国霸主，拍悼太子的马屁就是拍秦昭王的马屁，魏国搭上秦国变强的顺风车就能从秦国的劫掠战争中分一杯羹。悼太子在信陵君的精心照顾下却在某次活动中意外受伤不治而死，秦昭王因此而得罪秦国之后对信陵君疏远猜忌，后者“窃符救赵”之后再也没能返回魏国。如果没有信陵君的失误，悼太子就会取代安国君当上秦王，那样异人就不可能登上王位而嬴政也成不了秦始皇。所以，信陵君对区区一个“质子”拍马屁拍到马腿上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质子”的历史地位很独特，既有可能是政治联盟的抵押品“信物”也有可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弃子”，甚至有可能是一种政治考验的手段，抑或有可能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王室继承人。如此复杂的身份与深远的影响并不是“质子”本身多么神奇，而是“质子”被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之后成了各种势力之间的交点。“质子”的命运是悲剧还是传奇并不取决于其本人，作为纷繁复杂、风云变幻的天下大势掀起的一个个浪花足以启示至今中央集权的中朝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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