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左翼学者：什么是“星火”策略？

　　文章不代表本号立场，供参考。

　　作者：巴里·艾德林 (Barry Eidlin)

　　翻译：GPT

　　没有工人的反击，我们就无法实现社会主义。“星火”策略(rank-and-file strategy)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

　　社会主义最近的复兴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和战略的核心辩论。这些辩论涉及到社会主义者的愿望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些愿望。现在，社会主义者面临着更大的紧迫性，因为他们的行动对于现实具有重要影响。例如，社会主义者如何与选举政治相关，以及他们应该以何种方式和程度推动国家改革。此外，社会主义者如何积极参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以及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都变得更加重要。

　　这些辩论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对于新来者来说，很难辨别其中的关键问题和分歧所在。特别是当谈论到“‘星火’策略”时，这个术语最近越来越被广泛使用。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青年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在2018年末发表的一本小册子。该小册子名为《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应该成为教师》，其中明确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用醒目的红色字体强调，即“社会主义者应该选择成为教师（以及从事其他与学校相关的工作），因为这个行业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潜力。”

　　福克斯新闻和其他保守派媒体机构对这本小册子大做文章，将其作为社会主义者积极策划渗透公立学校、灌输美国青年的明证。然而，在右翼媒体夸大其词的标题背后，这本小册子重新引发了左翼关于社会主义者在工作场所、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中的战略定位的长期讨论。

　　按照普遍的理解，“星火”策略的核心观点可以简化为美国年轻民主社会主义者（YDSA）教师小册子所提出的论点。这个论点是，社会主义者应该共同努力，在被认为对于建立工人阶级力量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中找到工作。有时候，这个观点还包括一个相关的想法，即社会主义者应该警惕成为劳工机构的一部分，无论是通过竞选工会职位还是担任工会工作人员。

　　接受基层工人职位确实可以成为“星火”策略的一部分。同样地，对于当选工会领导和工会工作人员的机会和限制进行批判性评估，也可以是“星火”策略的一部分。然而，这些行动只是针对特定背景下实现战略目标的战术决策，并不代表策略本身。

　　“星火”策略及其重要性，需要从这些战术决策中退后一步，并专注于它如何融入建立社会主义的战略愿景中。

　　 什么是“星火”策略

　　“星火”策略包括两个方面：1）评估当今社会主义者面临的核心挑战；2）提供解决这些挑战的战略框架。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努力，旨在应对社会主义者在非革命时期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最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答案在于工人阶级，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推翻资本主义、改变社会。然而，社会主义者从过去150年左右的历史中学到了一点：作为一个能够带来革命性变革的一致行动者，“工人阶级”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需要被创造出来的。

　　那么问题就是：如何最好地将工人阶级组织成一个革命主体，并使其具备足以掌权的能力？

　　作为组织工人的机构，工会几乎可以定义为在工作场所发挥最大潜力的地方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工会对于将工人阶级转变为革命主体的过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这是因为工会的存在确认和加强了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工会作为与雇主主要谈判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的组织，其存在仅与资本家有关。这使得工会几乎可以被定义为改良主义机构，旨在缓解和管理雇佣关系，而非改变它。

　　然而，如果我们希望“工人阶级”能够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力量，工会将成为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只有通过与资本家阶级的积极斗争，工人阶级才能培养出改变社会所需的意识和技能。而工作场所则是这场斗争最直接和明显的地点。没有工会，个体工人将被孤立和削弱，更容易在种族、性别、宗教、地区、移民身份等方面产生分裂。

　　工会为工人提供了一个协调和持续进行阶级斗争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也培养了未来斗争所需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社会主义者正确地花费大量时间思考并积极努力加强工会的原因。

　　行动主义少数派

　　然而，问题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最好地努力加强工会呢？

　　坚持“星火”策略的支持者认为，社会主义者的重点应该是识别和培养一片基层领导层。这些领导是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能够在日常工作中组织起来。日常组织在创造工人的一种更大归属感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归属感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工会，而是作为一个工人阶级，能够进行斗争、取得胜利，并最终掌权。

　　这批领导层有时被称为“行动主义少数”，他们在明面上不是工作场所中最喧闹、最激进的人，也不完全由忠诚的、自我认同为社会主义者的人组成。

　　相反，它由备受尊重、信任和行动主义车间领导者组成。这些人被认为是可靠的信息和建议来源，能够引导同事们行动起来。社会主义者在培养、组织和有时领导武装少数派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始终作为更广泛联盟的一部分。

　　这种战略关注于建立行动主义少数，是源自对过去工人何时以及如何获胜的历史分析。强调一点，虽然并非每次都能确保胜利，但强大的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组织一直是取得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上世纪30年代，但更普遍地说，在过去150年中。

　　进一步研究这些历史胜利发现，几乎每一个案例中，工作场所组织都是由不同背景的社会主义者领导的。他们是最顽强的斗士，最专注的组织者，也是最积极地建立工会团结文化的人。这是形成工人阶级作为历史行动者的必要先决条件。

　　直到1940年代，工会、社会主义者和武装少数派之间的关系起伏不定，但保持着相当有机的联系。这是因为社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并非简单地关联，而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事实上，迄今为止，美国的每一个左翼运动都主要基于工人阶级。具体来说，这意味着已经存在一批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领导层。当情况需要时，他们随时准备担任行动主义少数派的角色。

　　劳工和左翼之间的断裂

　　二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劳工领导层纳入了罗斯福新政联盟，再加上1940年代和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切断了劳工和左翼之间的历史联系。

　　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被驱逐出主要工会联盟，没有了他们，组成行动主义少数派的更广泛群体也基本上被清除了。

　　没有那个行动主义少数派，美国工会变得更加官僚化和保守。当上世纪60年代出现基层起义时，它们通常缺乏明确目标，未能实现长期收益。在某些新组建的公共部门中，出现了左派工会的情况，但它们始终受到劳工内部更强大、更保守派别的阻碍。

　　与此同时，一个越来越沮丧的以学生为基础的新左翼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变得更加激进。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与一个更广泛的历史主体——工人阶级结盟的必要性。然而，与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不同，这一代人首次没有在工人阶级中有机地扎根。他们首次不得不思考社会主义者应该如何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因为工人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之外的存在。

　　那么，社会主义者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最好地重建劳工和左翼之间的联系？

　　对于一些可以宽泛称之为“后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人来说，比如国际社会主义者（IS）和后来的团结组织，答案是专注于重建缺失的行动主义少数派。他们认为，这需要长期的努力，旨在修复对劳工和左翼之间断裂造成的历史性损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星火”策略的起源。

　　“星火”策略的支持者与一些人持不同意见。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SA）前身的组织领导人，他们寻求通过与工会官僚体系中更进步的力量结盟来加强劳工和左翼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建立工作场所组织或基层领导。

　　他们与其他社会主义者意见不同，特别是那些马克斯·埃尔鲍姆在《空中革命》中讨论的新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后者主要认为工作场所组织是社会主义干部进行宣传的场所，他们相信革命即将到来。

　　一个不同的方法

　　具体而言，“星火”策略以几种方式影响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组织（IS）成员的行动。其中一个方面是众所周知的“制造业转向”，即在大学阶段激进化的社会主义者选择在战略性“核心”行业（如汽车、钢铁、交通和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共教育领域）从事基层工作。

　　虽然他们并非唯一这样做的社会主义者，但“星火”策略意味着他们对工作场所组织采取了与众不同的方法。由于总体目标是识别和扩大能够建立强大工人阶级运动的工作场所领导层，组织工作始于工作场所问题，即工人们日常面临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

　　这个想法是让工人们习惯于斗争，采取集体行动来解决问题。这是增强工人对可能性的感知和他们所能够做到的能力的必要第一步。

　　与其他一些采取类似“制造业转向”的团体的做法不同，他们更注重在工作场所明确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以吸引人们加入他们的组织。“星火”策略不是要成为工会中最吵闹和愤怒的人，而是要建立一支可信赖的、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战士队伍。

　　通常，那些转向“制造业”的激进主义者要么组建，要么加入他们所在工会的基层工人派系(rank-and-file caucuses)，其中最著名的是“团结卡车司机联盟”（TDU）。这些努力旨在通过将同一工会内行动主义领导人和活动家联系在一起，扩大当地工作场所的斗争，并在工会内部形成一个“行动主义少数派”的阶层。

　　当然，这种最初的“制造业转向”的尝试遭遇了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衰退的现实，这导致美国许多基础工业的就业机会大幅减少。许多激进主义者失去了工作，大多数基层工人派系崩溃了（除了TDU这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整个劳工界更加采取了防御姿态。

　　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劳工界取得的许多小胜利仍然带有“星火”策略的影响。

　　“星火”策略的另一个方面是创建了《劳工笔记》（Labor Notes），既作为一本杂志，也是一个组织项目。

　　再次强调，这个想法并不是围绕明确的社会主义诉求进行鼓动，而是帮助建立一个能够在工作场所中建立权力的行动主义少数派。他们通过报道美国和国外的基层劳工斗争情况来实现这一目标，还通过会议和研讨会将来自不同工作场所和工会的行动主义少数派联系在一起。

　　此外，他们撰写了关于反对让步和“团队理念”生产的书籍，为反对劳工界内部正在导致持续衰落的主流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劳工笔记》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成为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基层组织活动有着紧密联系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它为识别和扩大当今的行动主义少数派提供了一个论坛。

　　在评估上世纪七十年代制造业转向的结果时，我们可以看到成果褒贬不一，而《劳工笔记》的小而显著的成功也不容忽视。然而，基层激起策略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中。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将实际存在的工人阶级为基础，正视这一人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这种方法旨在将工人阶级塑造成一个能够为深层社会变革而战并取得胜利的力量。它不是通过从现有的工人组织外部进行鼓动，也不是通过在政治和工会领导层中寻找同情的盟友来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它通过识别和扩大“行动主义少数派”来增强工人阶级对自身作为一个阶级的集体能力的认识。这些“行动主义少数派”是基于工作场所的领导层，能够培养工人对自身能力的集体意识。

　　今日的“星火”策略

　　这对于当今的社会主义组织意味着什么呢？当然，在战略重要的领域和行业中，如果有机会和有人愿意，应该鼓励他们从事基层工作。我们已经看到，通过这种方法，在过去一年的教师罢工浪潮中取得了很多好处，其中基于工作场所的社会主义者发挥了核心作用。

　　然而，我们也要意识到，协调努力鼓励更多社会主义者从事特定类型的工作，并不等同于建立行动主义少数派。这可以是建立行动主义少数派的一部分，但最终的目标必须是扩大基于工作场所的行动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队伍，而不仅仅是重新分配现有的队伍。

　　同样，“星火”策略要求对工会会员、领导层和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者在其中的角色有着深入的理解。这需要对这些方面有着复杂而精明的认识。

　　确实，工会领导和工作人员通常对鼓励独立的工作场所领导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培养出未来的不受他们控制的力量。一些人认为这会训练出自己未来的反对派。但即使对于那些不那么狭隘自私的工会职员和领导来说，这也会冒着破坏他们与管理层达成协议的能力的风险，因为他们无法确定会员是否会支持他们的谈判结果。

　　此外，选举产生的领导和工会工作人员对工会作为一个机构的生存有着实际的利益。这可能导致他们回避可能增强工人力量的激进斗争。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危及工会的长期存在。比如，考虑一次非法罢工，可能会对雇主造成巨大损失，但却可能使工会面临法律禁令的风险，甚至可能使会员和领导面临罚款甚至入狱的处罚。

　　由于这些制约因素限制了他们的激进行动，主张“星火”策略的社会主义者经常批评工会工作人员和领导在培养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方面所起的作用（或未起的作用）。尽管一个主要侧重于识别和培养进步的工会领导的策略确实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会工作人员和领导在“星火”策略中没有任何作用可发挥。

　　相反，有一些历史和现实的例子显示，存在一些工会的工作人员和领导致力于建立强大的工作场所组织（虽然数量不多）。我们始终要问的核心问题是，工会领导和工作人员是帮助还是阻碍了工会内部行动主义少数派的发展。

　　然而，“星火”策略远不止涉及谁在何处担任哪些职位，或者如何与工会工作人员和领导建立关系的问题。它是一种理论，旨在建立力量以符合广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改变社会。

　　这意味着这是一种战略导向，需要贯穿社会主义组织的各个方面。在确定优先事项时，核心问题需要是：“这是否有助于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斗争能力？”

　　在讨论工会内部工作时，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工人阶级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工会组织所涵盖的工作场所。

　　历史上，基于工作场所的行动主义少数派和社会主义组织在将工作场所斗争与更广泛的社区斗争联系起来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是如何将劳工权益与公民权利和反对吉姆·克劳法（Jim Crow）的斗争联系起来的。最近的例子是芝加哥和洛杉矶教师工会的改革派，他们将会员的工作场所问题（如薪资和班级规模）与更广泛的社区问题（如标准化测试和种族歧视）联系了起来。

　　没有一个能够为之奋斗的工人阶级，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过数十年的遣散和失败，美国工人阶级需要增强其斗争能力。基层激起策略单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它是解决方案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