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劳动矛盾与资本矛盾——兼析《资本论》周易学之谜

摘要：矛盾是辩证法的真理范畴。由矛盾而知识，进而由矛盾运动秩序之理解切入知识的阅读结构，乃是解悟《资本论》体系的唯一正确方式——构成所谓“《资本论》的周易学之谜”。其解谜之处在于价值形式的思维学之旅，在于思维科学与逻辑科学之统一，在于洞察历史科学之矛盾密码。于是，矛盾之“行”与矛盾之“知”基于矛盾读法得到了统一。劳动矛盾引出物质生产之道以及经济的社会形态之名，包括两级运动秩序：劳动矛盾I（即商品生产的劳动异化矛盾）和劳动矛盾II（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异化矛盾）；作为总说，《资本的生产过程》整体阐述这一秩序。在结构原理上，《资本的流通过程》从中引出资本矛盾I（即资本流通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从中引出资本矛盾II（即资本分配矛盾）。因此可以说，《资本论》是对唯物史观进行具体化实行的历史科学，是聚焦于矛盾一般与矛盾特殊统一的物质生产矛盾科学。周易学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矛盾读法元素。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周易》的核心术语“辟”“阖”统一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矛盾论》中的矛盾范畴进行分析，所得到的结论是：从学科性质看，《资本论》执行历史科学之读，也即以“本史·真史·信史”定格理论科学史书规定；《资本论》结构体系学坚持三大认识论原则：一是唯物史观，二是辩证历史观，三是批判的阐释路线；据此有了革命的理论工作路线：（1）矛盾读法，（2）革命的知识读法，（3）庸俗的知识读法批判；最终，唯物辩证法作为《资本论》总方法规定的内在特质得以完整呈现，从中激活历史科学的学科基础，具象化和革命化研究对象的理论功能。

关键词：《资本论》；《周易》；唯物史观；劳动矛盾；资本矛盾；辟；阖

全文概览

　　一、为什么是矛盾起点：《资本论》的周易学之谜解析

　　二、历史世界作为矛盾的世界：《资本论》体系及其矛盾密码

　　三、《资本论》第一卷：从劳动矛盾到资本生产矛盾

　　四、《资本论》第二卷：从资本生产矛盾到资本流通矛盾

　　五、《资本论》第三卷：从资本流通矛盾到资本分配矛盾

　　六、《资本论》矛盾论释义：本史·真史·信史

　　七、结束语

01

为什么是矛盾起点：《资本论》的周易学之谜解析

　　《资本论》是一部具有理论科学意义的史书：“三卷体”向“四卷体”的结构体例过渡充分彰显这一性质。理论部分的每一卷均由矛盾作为起点书写至矛盾结果。以至于《资本论》的结构方法绝不局限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或单一主题的逻辑演绎，或结构形式的递推运动，而是总秩序推进意义的整体逻辑。《资本论》结构体系学毋宁说是价值形式的思维学之旅：由矛盾读法主持知识读法。为了解除唯心史观经济学教科书的知识迷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将物质生产和经济的社会形态作为理解自身规定的历史语境：由人的依赖关系转向人的独立能力，由宗法统治转向算法统治。可见，《资本论》开篇的起点是历史科学的矛盾领域的规定，其绝非纯粹逻辑学意义的起点。以《资本的生产过程》的体系化为例。起点被规定为矛盾的两因素，故而从价值到剩余价值的主体支架应同时视为历史起点和系统起点；为此马克思先论述商品、后论述资本，先论述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后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只是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环节才探究资本在实践上的起点即资本协作，并于直接生产过程的最后环节才书写资本的暴力起点（或曰原始积累）。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充分尊重史实——历史本有的内在秩序。历史起点、系统起点、实践起点、暴力起点（抑或危机起点），质言之，多重起点写入物质生产的矛盾规定性，这就是史书意蕴的矛盾起点规定。它们为物统治的生产方式矛盾运动所统一。逻辑起点仅仅是矛盾起点的影子。说到底，《资本论》的起点不是逻辑学意义的商品，而是矛盾论的商品形式，其统一商品形式的“辟”（即“一分为二”）和商品形式的“阖”（即“合而为一”）。第一卷是总说，是对道路规定的总交代，如此有了价值形式运动总秩序：生产形式→流通形式→分配形式→认识形式。这同时是知识读法的秩序由矛盾读法的秩序所支配的认识进程。作为完整的运动史观，历史起点（系统起点或危机起点）是价值形式之旅的总辟，矛盾过程（系统结果）是价值形式之旅的总阖，历史结果（危机结果）是价值形式之旅的再辟再阖。

　　“幽灵”“肉身”“物象”三者合一，却必须分别书写。所谓“真幽灵→真肉身→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的资本物象”，指示《资本论》的理论结构；所谓“假幽灵→假肉身→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的市场物象”，则指示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由是以周易术语入《资本论》，求中国辩证法与西方辩证法的会意也，所谓“一辟（即矛盾斗争性）一阖”（即矛盾同一性）之谓道。《资本论》开局之妙在于以事的发生学整体驱赶物的解释学，将矛盾论问题归结为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以物质生产的主体幽灵矛盾垂范知识，复以系统肉身知识引出拜物教矛盾。从矛盾观上看，价值不应视为纯商品物，而应视为物统治原理的价值关系与商品价值的统一。劳动二重性矛盾实际反映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商品形式系统中的再统一（即商品形式的“阖”），其实现机理就是商品形式的生产力对于商品形式的生产关系的拜物教追求。以商品的矛盾两因素为开局，经由矛盾系统，形成矛盾原理；复以批判的知识原理为切入点进行知识生产，以矛盾关系的发展为终局，此乃杜绝拜物教“知识神秘”之道。其主旨在于有效抵制唯心史观的认知战以及解释学的知识迷局。说到底，知识之谜来自对知识系统的只“立”不“破”，来自矛盾观的本身迷失。而知识演绎一旦被禁止，便意味着逻辑学、概念论之神秘语境的被终止。马克思主义工作路线一旦走出康德—黑格尔路径，替代它的即理论科学的史书规定：曰本史，曰真史，曰信史。历史始终是第一人称的自然历史过程，故此，由矛盾而知识可看作是对唯物史观的结构解码，在以中国经济学为研究导向的中华工作语境中，这其实就是《资本论》周易学之谜的新时代解决之道。

　　《周易》是矛盾书，求解矛盾秩序的机理奥秘，《资本论》体系同样如此。“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直接阐明：‘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1]。康德和黑格尔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的想法是改造世界。《资本论》应用之被遮蔽委实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的不得深入，在学术建构方面又在于社会主义批判的不得深入！既然黑格尔的理论遗产已然被马克思清理，我们目前所做的就应当是在中华通史基础上来继承弘扬并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严肃对待马克思的历史遗产。中国范畴和《资本论》范畴必须是基于革命内涵的一体化。鉴于此，在历史中形成的商品形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分为二”，可称作商品两仪之“辟”。为此，劳动矛盾建立了劳动的历史理解前提。至于《资本论》与中国古代是否有时代之隔，这是一个可探究的话题。所谓“不隔”，辩证法的时空穿越而已；在类型上，周易学与《资本论》皆属辟阖思维学，这是讲述矛盾一般的原理之书。世界原理和中国原理总是相通的，感性对象与理性对象亦是不隔。老子的道是对象思维学范畴，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它和革命的形式逻辑亦是内在相通的。有人质疑马克思理论、术语、逻辑的中国基础的合法性，否认周易学与《资本论》话术之间有历史文化的共通性。而如果一环一环地对二者关系从史实上予以解明，那就是把人类生产的客观史详细地讲述一遍！这是不必要的。也因此，可行的办法是探究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畴学问题，从中寻求中西思想合璧。“《易》以道阴阳”，以此观之，“阴阳已被看作是《周易》及世界的普遍法则”[2]。中国没有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它的批判的理论形态即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本土的共同体经济学和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形态是中国经济学，通史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见在学科的具体化路径上，无论《周易》还是《资本论》皆为历史科学的学科基础，应共同视为中国经济学之基。

　　以此观之，周易学与《资本论》皆为矛盾真理学说。问：它们在何种意义上是史书？答：在矛盾领域（即历史科学的上游规定）和知识领域（即历史科学的下游规定）关系求解的基础上是史书规定（见图1）。在中国，儒学是依靠《周易》来统治的，它的主体原理和市民社会物统治原理遥相呼应；在西方，经济形态的滥觞迫使思想家在物质生活领域中寻找辩证法的根据，进而把矛盾作为思维学工具。故此，《资本论》周易学之谜实则是学科建设的辩证法通史之谜，是辩证法术语的中西合流途径之谜。社会主义资本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普照之光，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以太，质言之，它不是社会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就实践而言，社会主义资本形式——无论国有集体资本抑或私有民营资本——均体现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国家要素之用，代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矛盾性。就理论而言，社会主义各种资本在道路定位上只能是瓦解的规定，即瓦解着的资本。其执行资本一般的瓦解的社会主义职能，不具有社会总资本的系统算法属性。我们决不能以追求经济形式的共通性为借口，在认识上继而在实践上取消社会主义主体范畴与资本主义主体范畴的对立。亦即，社会主义资本之谜就性质而论仍旧属于理论经济学术语的命名规范问题。一言以蔽之，理论范畴必定有史实根据、学科根据，而不唯逻辑学的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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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中国的经济研究受困于解释学之术久矣！就学科而论，所谓“中国特色原论”，在于论中国经济学“有”与“无”的辩证法。唯物史观既然不是抽象原则，就始终处在具体化的实行之中。这种具体化的实行——对中国而言，则是通史逻辑和经史子集的实践做法——本身属于历史科学。如此，《资本论》对解释学的理论驱离必定是暗自契合了《周易》（或周易学）对于发生学的规定。于是历史之路必为矛盾行到矛盾知，《周易》与《资本论》注定实现为主体革命的思想合璧。唯有矛盾书，才具备此理论科学史书资格，这也是无论《周易》还是《资本论》在体系上均坚持矛盾之行动发生原则的缘由。故此，设若没有对矛盾上游和知识下游的“二分法”，也就没有“辟”“阖”的思维学；进一步，设若没有对逻辑科学的下游领地的反思和批判，就不可能有对思维科学的上游领地的维系与呵护。既然在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一句空话，那么摆在面前的路就并非“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它必须由上游生长并延伸到自身的下游，实现中华之路的再出发！凤凰可以涅槃，凤凰必然涅槃，涅槃的新时代凤凰亦必是中华谱系学的，亦必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两股洪流一起涌动的！

02

历史世界作为矛盾的世界：《资本论》体系及其矛盾密码

　　在结构艺术上，《商品》与《资本论》体系乃是矛盾学的同构。首章内容为此形成《资本论》内在的结构。以矛盾求知识谓为“辟”，由知识归结矛盾谓为“阖”。没有矛盾，也就没有知识；辟之亦阖之，阖之再辟之，复阖之。据此可知《资本论》的理论逻辑：矛盾→知识→矛盾。第一卷结构如此，第二、三卷结构亦复如此。为了具体化唯物史观原理，《资本论》的开篇展开这样的论证逻辑：（1）商品两仪的异化矛盾（或曰算法统治的劳动矛盾）→矛盾两因素的商品知识（或曰商品形式之“辟”的思维学）；（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知识（或曰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生产的矛盾（或曰商品形式之“阖”的思维学）；（3）价值形式矛盾即恶和镜，从中引出交换价值知识（或曰再辟之的思维学）；（4）拜物教知识即拜物教统治和镜像统治，商品生产方式矛盾的全体规定性得以从中引出（或曰复阖之的思维学）。于是，物质生产的对象思维学通过“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通史规定在《商品》中得到艺术形态化的展示。它的矛盾密码经过整理，认识定格于表1。

　　为何需要强调商品私有制的劳动矛盾规定呢？如表1所示，在于界定唯物史观的内在结构，在于突出生产形式两仪的唯物史观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经济的社会形态区间，如上所述，它的历史扩展秩序是商品两仪的运动，即工艺者与阶级者矛盾的历史形成和系统形成。劳动为此在对象性上不直接作为认识工具，乃为矛盾工具。《道德经·第二十一章》中，所谓“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指示矛盾读法；所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指示知识读法；于是，所谓矛盾读法向知识读法之过渡，即“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不同于黑格尔“绝对主体”自我扬弃的矛盾学说，马克思矛盾学说是两条道路线索的统一，即主体斗争和历史主体的自我扬弃。这是一个中西对话的主题沉淀。毛泽东的《矛盾论》系统总结了马克思的矛盾学说，又结合中国历史背景予以创造性发挥。就《资本论》本身而言，矛盾和知识的复调逻辑集中于马克思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把握，以致这一革命的形式逻辑就被阅读为由矛盾转入知识的读法。在矛盾读法层次，矛盾普遍性是支配性的研究过程，从中引出经济的社会形态劳动矛盾的构造（奴化—异化），科学回答“什么是异化”的历史对象问题，锁定通史逻辑；与之契合的矛盾特殊性运用于对资本矛盾的整理，将通史逻辑导入一个断代史的社会形态逻辑即资本主义社会。为此，《商品》作为运用矛盾读法最为典型亦最为抽象的一章，是为论述唯物史观的价值基本理论而特别定制的，在于揭示劳动矛盾的历史根据、历史的形成过程及历史结果。以致在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如此声称：“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3]22

　　如上所述，鸿篇巨制的《资本论》是在《商品》的地基上前进的。故此所谓劳动矛盾，在《资本论》中特指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劳动异化矛盾，而不拘泥于劳动过程的实践矛盾。其逻辑链条是：（1）两仪→两因素；（2）二重性→阴阳；（3）价值形式→交换价值；（4）拜物教→基本矛盾。根据马克思的整理结果，代表矛盾普遍性的生产形式两仪具有两个运动层级：（1）商品的生产形式两仪——劳动过程与价值形成过程的矛盾，以及（2）资本的生产形式两仪——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前者可界定为劳动矛盾I（即劳动异化矛盾的第一级扩展秩序），后者可界定为劳动矛盾II（即劳动异化矛盾的第二级扩展秩序）。作为道路向系统的推进秩序，在认识论上，《资本论》安排资本由生产过程向它的流通过程进军绝非知识的读法，实为完成矛盾读法。“道之为物，惟恍惟惚”（《道德经·第二十一章》）。作为矛盾学的实践表达与知识表现，劳动范畴首先是一个矛盾规定，是亦经亦纬的历史矛盾的实在。这是庸俗的逻辑学家所不可想象的。那么，马克思的“这种逻辑力量”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所谓“劳动异化矛盾之路”，指示于此。此逻辑力量既在于将对人的统治从而宗法关系的身份奴作为历史根基，又在于通过价值关系将物统治的身份奴提升为资本奴（c+v），进一步提升为经济奴、数字奴，将矛盾运动推向历史新高度。究其实质，《资本论》是要在剥削通史中讲明“剥削的是什么”问题。

　　一言以蔽之，劳动矛盾必须将自身的运动秩序规定投在历史的全体生产过程中。基于“劳动价值论=唯物史观”意义解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工具内涵，则实质在于：既把这一理论视为物质生产的历史理论（商品史→资本史→剥削史），也将其同时作为进行唯物史观知识定义的逻辑力量和辩证方法（质→量→内容→形式→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既坚持历史考察，也坚持经济考察。说到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乃是解说对象性矛盾的理论工具，这是与一切唯心史观的方法论工具及其方法论学说的不同之处，也是它与资产阶级劳动价值理论的根本分野。矛盾诠释学的错误在于试图把《资本论》中的矛盾同样看成一个个独立的知识单元，尔后用生产矛盾推导流通矛盾，再以流通矛盾导出分配矛盾。据此推断：“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时，严格地遵循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把这个主要矛盾划分为普遍的、特殊的、个别的三个层次，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地逐步展开研究。”[4]这样就将矛盾和知识予以混同，用知识的结构特性演绎矛盾生成的运动特性，直至将矛盾对象（主体矛盾和生产方式矛盾）同样说成是“一般性矛盾”“特殊性矛盾”“个别性矛盾”的知识论构造。设若矛盾是知识的演绎，“辟”与“阖”的区分便荡然无存！可见，知识根本无法解决矛盾问题，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离不开矛盾读法的基础。只“知”不“行”，或者只有拜物教的“阖”而没有价值形式的“辟”，其结局必定是只识“知识”而不识“矛盾”！矛盾是辩证法的真理范畴。鉴于此，理解《资本论》的唯一正确方式只能是由矛盾进入知识阅读。

　　历史世界是矛盾的世界，中国毋庸置疑是矛盾学研究大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早就知道矛盾的概念，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是事物联系的实质内容和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断认识矛盾、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5]的确，“我们今天可以了解《周易》，因为我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6]144。因此，人们不能抽象地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必须基于“幽灵”“肉身”“物象”的矛盾统一，进行革命建构和展开对庸俗的批判。总体看，这就是在《资本论》与周易学之间展开世界级学术对话的必要性及其带给我们的启示。田辰山自信地宣称：“我将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的‘dialectics’的根本差别追溯到中国传统的独特宇宙观认识上去；正是这种中国独特的宇宙观认识成为中国人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内涵。”为此，“我要指出的是，这个西方和中国学者或说马克思主义者都理所当然地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东西，其实是传统思想的现代版本；正是这个传统思想的‘中国性’现在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性’”[7]。

03

《资本论》第一卷：从劳动矛盾到资本生产矛盾

　　矛盾始终针对的是运动秩序，是辟阖行动，本身不是知识，并非“个别性→特殊性→一般性”逻辑上升的运动链条，或者反过来的“一般性→特殊性→个别性”概念化的知识理解体系。很明显，劳动异化矛盾乃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业已发现的科学认识事件，然而对它的深入研究和科学阐述，马克思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思想历程。首先是围绕这一发现的主观批判，于是有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发表；其次是围绕这一发现的客观批判，包括《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等。这些著作均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地基出发，最终完整地发现科学的唯物史观原理。按照列宁的说法：“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8]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对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实行——这是《资本论》对唯物史观具体化实行的核心内容，从中贯彻物质生产通史逻辑。据此可认定：《资本论》中劳动是作为历史真理工具予以处置的，被视为唯物史观第一范畴。这样，《商品》中的劳动矛盾I在运动秩序上具有四重表现，定格为马克思谋篇布局的文本依据。第一重表现：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第二重表现：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第三重表现：价值形式；第四重表现：商品拜物教。其中，第一、第三重表现作为思维科学的研究对象，构成价值形式的“行”——矛盾真理及其矛盾认识；第二、第四重表现作为逻辑科学的研究对象，构成价值形式的“知”——概念真理及其概念认识。于是价值形式之旅即意味着由矛盾“行”揭开历史大幕，以矛盾“知”驱离概念“知”，以致有资本危机（经济危机）的三大运动秩序形态——作为历史规定的主体危机（即资本的生产形式理论）、作为结构规定的再生产危机（即资本的流通形式理论）和作为镜像或表征规定的市场危机（即资本的分配形式理论）。

　　第一重表现（劳动的矛盾真理工具）：“商品形式的生产力（载体是使用价值）和商品形式的生产关系（载体是价值）的矛盾→矛盾对象性转为知识对象性”（商品形式的存在论批判）。这一开端写法使人想到《资本论》根本是一个“倒叙”：在结构秩序上由“知”而“行”。毕竟，“商品=使用价值+价值”公式是以“知”名义地被列示出来。设若这个概念“知”被直接提升为概念真理予以阅读，并作为辩证叙述的思想前提，那么劳动矛盾在规定性上即被彻底隐匿。然而，马克思声明：《资本论》不从概念出发，它的出发规定是“商品生产”这一历史事实，是商品两仪矛盾。在史实上，商品概念恰恰是由两仪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引出的规定。《商品》第一节内容属于矛盾真理，而非概念真理。进一步看，劳动范畴乃是总的出发规定：盖因只有劳动，才能真正统一矛盾和知识，通过结合它们的规定性使自身成为整全意义上的历史范畴。各种价值规定在具象性上构成思维科学所要书写的对象，构成《资本论》生产关系理论范畴的不同运动层级，价值的范畴法因而确保了矛盾读法对于知识读法的支配性，杜绝唯知的工具论解释。

　　第二重表现（劳动的矛盾概念工具）：“使用价值生产（具体劳动）和价值生产（抽象劳动）的矛盾→‘行’的辩证法转为‘知’的辩证法”（商品形式的本质论批判）。《商品》首节是针对劳动范畴的总说。只有通过这一总讲述，才能给出经济的社会形态研究对象的“总识”即价值，据此给定诸经济范畴的秩序统一性。在认识范畴属性上：价值为一，指示价值关系作为历史生产关系对象的一；价值为二，指示价值关系的二重运动结构或关系的两面性，即物的生产关系—人的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价值亦为三，乃是确立研究对象的真理表达。所谓“生产方式”，所谓“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实为价值范畴在矛盾认识和概念真理层次上的结构具象和运动呈现。可见价值来自劳动，只有“劳动”这一唯物史观总工具才能具象出价值关系运动的全体。为此，第二节需要继续沿着第一节所提出的思路前行。这导致矛盾读法先决于知识读法：看不见的结构总领看得见的结构。换言之，《资本论》是基于矛盾发生的结构学——这就是唯物史观的本质论。劳动的矛盾真理工具揭开矛盾读法的真正序幕！随着这条线索的深入推进，人的生产关系（主体反抗）属性愈发得到认识和彰显；与之相反，随着庸俗的知识读法的线索推进，物的生产关系（物统治）属性得以体系化，物知识最终覆盖人的行动。名不正则言不顺！为此必须突出“范畴法”，而非“概念论”，从中突出主体秩序的历史路线：人的统治→物的统治→价值算法→系统算法→利润算法（矛盾读法）；剥削率→剩余价值率→价值统治→使用价值统治→镜像统治（革命建构）；乃至于一般工资率→一般利润率→社会资本镜像运动→工资率和利润率→各种收入（庸俗批判）。

　　第三重表现（劳动的矛盾认识工具）：“价值形式→矛盾范畴转为认识范畴”（商品形式的概念论批判）。《资本论》范畴法的本位是历史矛盾。第三节内容以史笔形式从正面讲述研究对象：以历史为逻辑立法。价值形式不仅为“知”亦为“行”的规定；价值形式既是价值范畴的知识表现，也是价值关系之行动表达。为了说明价值形式的概念真理，必须将其理解地基界定为价值的历史范畴，而欲如此，则必须事先说明价值形式运动的矛盾根据，即令价值为矛盾范畴（价值形式的镜和恶）。既然作为理解价值定义的前提规定，其必定是价值的矛盾认识（价值规律）在自然历史过程中的历史成长形式。也因此，就《商品》头两节的写作内容而言，“商品生产方式的内容的两方面规定（质和量）的相互关系是理解‘形式’的基础。价值形式不独是概念，也是范畴内部质和量统一的矛盾关系的外在化表现，以‘价值形式发展’求得价值历史知识，不过将价值本身‘社会具象化’，使价值‘生活化’、历史过程化……这是对价值规律（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和交换规律）所依托的历史全部过程的一个鸟瞰。”[9]说到底，价值规律作为历史规律，乃是劳动矛盾在其中不断酝酿成长的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规律。然则，对矛盾的道路生成过程的详写，其目的在于完结劳动矛盾的历史范畴群落。物统治的生产关系构造从中得以养成：它突出了价值作为商品形式的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定——矛盾和历史在这里合而为一。

　　第四重表现（劳动的概念认识工具）：“商品拜物教→拜物教的历史考察转为拜物教的经济考察”（商品形式的精神现象学批判）。价值实体范畴是揭示价值形式本质的锐利的历史认识论工具。为此，价值定义来自“劳动二重性”这一概念的真理工具在于指明：（1）价值在主体论上必须作为人类劳动，在实体关系上则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2）作为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3]51马克思着重指出：“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它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孤立地考察，它绝没有这种形式，而只有同第二个不同种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时，它才具有这种形式。”[3]76马克思的上述说明回应了一种批评：“柄谷批评马克思在价值形态叙述问题上本末倒置，责难后者的叙述形式（价值形态由‘不充分的’简单价值形态通过一系列形态发展最终过渡到‘完成态’的货币形态）带有一种目的论式的思考。但恰恰相反，简单价值形态‘不仅不是未完成的，反而就是——在被完成的系统当中——尚未被迷失的原初的光景’。所以说，异质于马克思把价值形态定位为《资本论》最为抽象的环节，柄谷却把作为某种丰富性的‘原初的光景’的价值形态看作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到《资本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决定性‘断裂’。”[10]这是因为离开价值实体，价值形式无法自行实现自我本质的历史演化，难以有历史的运动进阶。说到底，价值形式是劳动矛盾从而价值生产的矛盾规定的运动外化。于是主体一旦被庸俗化，价值形式作为自主的结构论认识便流行起来，仿佛商品社会的价值形态不是由劳动（劳动方式和劳动形式）所发动，恰恰相反，是商品社会的价值形态发动了劳动，进而以体系化的力量建构了劳动行动和劳动认识。

　　鉴于此，价值规律必须坚持同时从商品拜物教批判中引出。这也是马克思选择在《资本论》开篇之章就着手安排《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书写，并将其作为全体理论的一个初步总结的意义所在。《资本论》实为矛盾所统领的知识系统，它表明：（1）知识不是超然的；（2）知识形成是有条件的；（3）矛盾是革命知识形成的内在根据和机理条件；（4）概念知识并不独立，概念的知识同样只有和矛盾对照互看时，才有实在的意义。其进而也说明真正的起点规定不是经济形式或经济过程，甚至不是生产过程或生产方式矛盾，而是物质生产的主体矛盾本身。于是价值作为实在主体，必定由取象—比类思维形式产生：这是言说“矛盾总工具”（界定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的工作统一）；取象—比类转向分析—综合，是基于生产方式判明劳动矛盾性质——从中定格矛盾范畴和矛盾（认识）工具；分析—综合复又转向抽象—具体：在于引出讲述历史主体的思维形式“历史真理”（“行”与“知”的统一）；商品拜物教批判最终作为价值实体范畴的工作落脚，则是在商品形式层面落实抽象—具体（历史工具），使之从经济形态上再转化为归纳—演绎之概念工具思维。这样，实践矛盾进一步又再度导出认识矛盾来。如果说在规定性上第一节代表着商品形式的“真”，那么，第四节是代表了商品形式的“假”。一者是实体性，一者是镜像性：人的生产关系和物的生产关系从中决定为道路之阴阳两面，商品私有制之矛盾特殊相应由其历史道路炼成！从矛盾读法看，起点规定事实上是事的前提、起点、过程和结果的有机统一，而不单指其中的一个方面或某一因素。如前所论，所谓“矛盾起点”在于先求矛盾：辟之。“矛盾→知识”谓为“辟”。所谓“矛盾分析”，是辟之再阖之，使知识复归矛盾规定性；重回矛盾，谓为“阖”。换言之，在运动行程上，“知识→矛盾”即为阖之。这一辩证法工具保持劳动处处在场。所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道德经·第二十一章》）。

　　总而言之，纵观《资本论》第一卷结构，《商品》是对辟阖路径的总奠基。设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辟”，则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为“阖”；设若资本工资为“辟”，则资本积累为“阖”。由《交换过程》最后引到《资本的积累过程》：劳动与资本的交换过程在上下游之间来回穿梭，由矛盾两仪而知识，由知识而矛盾运动。在这当中，工资恶（劳动力价值）和工资镜（个人收入）乃唯物史观的矛盾范畴，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乃唯物史观的认识范畴，劳动矛盾的知识（由奴者而异者、由劳动异化而两极分化）最终为“商品—货币—资本”信史锁定。

04

《资本论》第二卷：从资本生产矛盾到资本流通矛盾

　　就《资本论》整体结构而论，第二卷属于资本矛盾论域范围。资本矛盾由整体概念的劳动矛盾（劳动矛盾I—劳动矛盾II）转化而来。因此在结构秩序上，劳动矛盾II同样具有四重矛盾规定的表现，即资本生产力与资本生产关系之间的第一重矛盾表现、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第二重矛盾表现、工资形式的第三重矛盾表现以及工资拜物教的第四重矛盾表现。马克思将其总结为“资本生产矛盾”，即生产形式层面的矛盾运动秩序。然则，资本生产矛盾身兼二任：劳动矛盾（经济的社会形态矛盾的秩序普遍性）和资本矛盾（经济的社会形态矛盾的秩序特殊性）；由前者引出资本的历史规定性，由后者引出资本的系统规定性——资本恶（阶级关系）向资本镜（分配凭证）的实践转化。鉴于此，资本生产矛盾毋宁说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特殊，作为运动的本体和运动的中介，促成劳动矛盾向资本矛盾的运动转化。《资本论》正是以此矛盾规定完成价值之“真”、价值之“假”及其联合意义的历史总说，从中宏构资本的历史生灭过程，认识定格唯物史观的主体原理。

　　因此可以认定，《资本论》是在异化论指导下对资本矛盾原理展开的探究活动。从物体系本身到资本统治，从主体统治物统治，物体系的结构形式全面沦为价值形式的统治形式，转入资本统治的经济秩序。这导致：异化劳动化身为所有制的存在者，劳动矛盾化身为存在者与存在的矛盾。在这一语境中，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毋宁看成产生理论范畴的三个设施条件：它们创造性地推出价值之“真”与价值之“假”的道路和系统的路线斗争。第一卷以劳动矛盾为开端、由对资本矛盾的总说收结，整体落入历史发生学；第二卷开启矛盾的系统分析，整体落入系统发生学。“所谓系统发生学，就是基于特殊社会系统（阶级系统）生成论的构造”“这样，在补入‘流通’（资本运动的社会条件）的情况下，‘生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最终以有机统一体的形态显现出来，达成了对资本本质的共构分析”[11]。“以此观之，《道德经》同《资本论》一样都是以‘特别的思维学’来准确和巧妙地把握史书规定的对象。作为‘一般思维学’，《道德经》第二十一章的总结论是：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12]。然则，就劳动矛盾II的前两重表现而言，它们既是主体矛盾→生产方式矛盾的对象性运动，亦作为资本生产矛盾对资本生产知识的意义落脚，使得研究对象定格为唯物史观认识论；与此同时，由于既作为思维学的生产过程，又作为逻辑学的有机构成，研究对象得以工作落成为马克思主义逻辑学。在这当中，矛盾、知识相互切换的机制是价值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其把握的历史范畴运动是价值范畴→资本范畴，所规定的矛盾运动是辟之亦阖之，即矛盾转为知识、知识重回矛盾。显然，这个矛盾运动的全体规定是在第二卷进行结构整合，并且深入到危机机理的系统把握。

　　政治经济学批判走的是矛盾辟阖之路。可见，对资本矛盾的辩证叙述需要整体服从于劳动矛盾历史扩展秩序。就资本生产矛盾的后两重表现而言，它需要直接从规律出发，并以历史发生学为认识前提。正如《价值形式》和《货币转化为资本》不是单纯的概念真理，第一卷第六篇《工资》显然也不会是对概念真理的单纯论述。实际上，第二卷的资本矛盾叙述正是《工资》矛盾秩序的扩展产物：在工作中介上，《工资》连通了历史发生学的《价值形式》《货币转化为资本》和系统发生学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以致在内容上，作为劳动矛盾直接转化物的资本矛盾I（即资本流通矛盾），必须科学说明为矛盾的结构进阶运动——由商品价值形式全面转向资本价值形式（以“货币=算法”为经济中介）。不同于第一卷，第二卷在整体上应当视为关于价值形式统治场的矛盾论述。在这一意义上对《资本论》结构加以审订，则：理论部分的工作整体正是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物统治原理的系统解说。即在工作性质上，第一卷属于物统治的生产形式：第一篇作为物统治原理总说，第二篇作为物统治历史道路的机理解析，第三、四、五篇作为物统治的剥削原理，第六篇作为物统治的统治原理，最后一篇即第七篇乃是作为物统治的完成及历史终结形态。接续第一卷的第二卷属于物统治的流通形式。第二卷与第一卷一道共同决定第三卷的工作内容，后者的性质从而可确定是物体系的分配形式。

　　正是基于劳动矛盾II（即资本主义劳动矛盾）完整的矛盾表现，资本矛盾I具有了历史内容的实在性：价值形式循环运动的个别性、特殊性及一般性。在运动内容上，把资本循环作为事物对象予以处置，就带来了对于矛盾秩序的认识深化。这样，《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价值形式运动的个别性）可视为对流通矛盾质的实践深化——从中定格对生产循环→产品循环即商品循环转化秩序的社会新陈代谢方式的矛盾认知；《资本周转》（价值形式运动的特殊性）可视为对流通矛盾量的实践深化——从中定格对资本工艺学的产品循环即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条件的矛盾认知；《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价值形式运动的一般性）则可视为对流通矛盾系统结构的实践深化——从中定格对再生产的矛盾两部类即社会生产两部类模型的矛盾认知。资本流通行动植根于异化劳动的四重矛盾表现，资本流通知识（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资本的系统结构→再生产的结构危机和经济危机）则植根于资本矛盾本身。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商品对象的矛盾两因素在历史上遥遥相对。在资本系统中，它们却两极相通、浑然一体。此外，财富生产的物质两因素——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原则上适合一切社会形态，然其作为概念真理，只是普遍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在其他的一切社会形态中，生活资料劳动和生产资料劳动的分治乃是属于概念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则转化为矛盾真理。这样看就很明显，正是因为生活资料劳动转化为必要劳动，而生产资料劳动对应转化为剩余劳动，才会根本导致生活资料价值由第II部类全部提供，生产资料价值相应由第I部类所全部提供。

　　总起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的辩证方法，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把概念、范畴的推移转化看成是由于内在矛盾而不断发展的过程，叫做矛盾分析法；一是把概念、范畴的推移转化看成是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叫做由抽象到具体的方法”[13]。这种讲法在真理定义上混淆了概念真理和矛盾真理，没有恰当地强调矛盾真理第一性，而概念真理第二性。矛盾普遍性始终是矛盾特殊运动的内在秩序。根据这种见解，工资形式首先和价值范畴联系，其次才和资本范畴联系，流通知识正是在价值工资向资本工资转化过程中得以形成；正是由于价值规定的工资针对了主体逻辑的阶级生理学，则资本工资必然是针对阶级病理学的知识呈现（资本逻辑）。由此导致《资本论》提出的特殊工资规定——资本工资：它无法自我结构化，只能随着资本而结构化。在知识生产上，为了解开“工资价值形式”这个谜，必须从思维科学上严格区分两种工资范畴：作为主体范畴的算法工资（发动价值形式统治）和作为经济范畴的雇佣工资（参与平均运动的成本项目）。总之，“《资本论》工资范畴学的要义为：以算法工资为主体范畴，从中分出工资恶和工资镜，明确价值的社会形式及其镜像形式的机理联系；复以雇佣工资为资本工资形式的经济范畴，在‘一体两面’及多重规定基础上科学阐明阶级工资与市场工资的现实统一，落实工资的具体运行”[14]。

　　要而言之，《资本论》第二卷书写剥削的“一”与统治的“场”，担负着勘察幽灵两仪与物象GDP争夺有机体肉身理论战斗的艰巨任务。为此，它本质上是对“W=c+v+m”公式所蕴含的系统矛盾的解说——劳动矛盾的系统之旅。说到底，劳动矛盾寓于资本矛盾之中。也因此，设若第一卷为物统治原理，则第二卷为物统治系统。由《货币或商品流通》（商品拜物教）最后引到资本的价值形式统治场（结构拜物教），即《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资本周转》及《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可见无论个别资本抑或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运动，均由“辟”而“阖”。如此才有资本工资研究的五个唯物史观知识命题：“工资即主体范畴”“工资即生活资料”“工资即异化”“工资即两极分化”“工资即统治”。“这样就彻底解决了工资主体范畴与其经济范畴表现之间的认识矛盾，在结构系统中统合资本工资的实践和认识”[15]。换言之，工资作为资本工资的价值形式，乃至作为工资恶与工资镜之两面结构的统一，是在价值形式统治场得以建构完成的。第一卷的工资在本质上属于阶级史观的研究，只有经由第二卷的转换，工资形式的研究才落入经济史观的分析视野。

05

《资本论》第三卷：从资本流通矛盾到资本分配矛盾

　　在思维学构境中，逻辑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矛盾言说载体。根据矛盾论原理，矛盾特殊性乃为矛盾普遍性的逻辑展开和运动扩展秩序的结构再展开。故此，在矛盾秩序的运动链条上，资本矛盾再分解为资本矛盾I（即资本流通矛盾）和资本矛盾II（即资本分配矛盾）。这样如图2所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律区分为两个运动层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统揽二者的资本积累，表征意义即危机总规律。为此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反映资本主义矛盾的一般性质，资本系统的循环运动和竞争运动规律反映资本主义矛盾的特殊性质即资本特有矛盾。“这从商品生产的范围印证了历史矛盾以规律为工具的观点”，据此，“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说到底是资本主义总公式的规律；资本的规律——无论生产、分配抑或交换（流通），最终都汇总于资本的积累运动，这个运动规律于是可作为直接生产形式、流通形式及分配形式系列规律的总称”[16]。

　　劳动矛盾不是资本生产独有和特有的矛盾。在矛盾生成及运动方式上，资本流通矛盾和资本分配矛盾（生产资本—流通资本—现实资本的运动链条）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特有矛盾。资本生产矛盾是劳动矛盾运动秩序蕴含于资本矛盾内部过程的结果：从这一角度看，资本生产矛盾既和资本矛盾I也和资本矛盾II结合，是和资本矛盾整体结合。所以马克思强调：“因此，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以往的一切经济学都没有能把它揭示出来。经济学看到了这种现象，并且在各种自相矛盾的尝试中绞尽脑汁地去解释它。由于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秘密。”[17]237-238流通=经济范畴的实现乃是资本系统的生成标识。于是，以生产为基础的流通→以流通为基础的分配：标志着主体范畴本位向经济范畴本位的运动转折。这样有了资本矛盾I向资本矛盾II的系统结构展开。和工艺者对立的阶级者——生产当事人、流通当事人、分配当事人，是一切经济的社会形态共有的阶级主体规定。然而和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的当事人不同，资本流通、资本分配及其竞争运动过程的当事人所要处理的是一件极为特殊的历史经济事件——资本本身的再生产，正是这种矛盾特殊性具象了资本生产的研究对象，令资本识（资本恶·资本癌·资本镜）和特殊规律整体接应：产生革命的知识读法。矛盾普遍性本身仅仅提供对“质”向“量”以及“肯定”向“否定”运动过渡的原则认识，唯有矛盾特殊性提供秩序过渡的现实途径和行动策略。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私有制生产规律的内容是剩余价值规律，价值形式的经济运动规律是其形式层面意义的规定，——这颠倒了商品生产所有权内容与形式的固有联系。鉴于此，《资本论》事实上是强调了剩余价值规律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而同时资本积累是这个生产方式总的形式规定，以后经由流通环节的社会中介，发展出特殊的价值形式运动（生产价格形式），使得资本社会利润率下降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律的运动总表现。”[16]

　　何谓资本恶？资本作为阶级关系的历史规定性——两极分化的资本积累也。何谓资本癌？资本作为社会再生产关系的危机规定性——两极分化的系统周转也。何谓资本镜？资本作为分配凭证的系统规定性——两极分化的阶级分赃也。依照资本识的此种规划，第二卷恰当的篇目结构应当是：1.资本循环；2.资本周转；3.社会总资本；4.资本的再生产危机。很明显，第四篇《危机》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写出，然而在理论逻辑上，这一篇必定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一个全面总结，并鸟瞰阶级分赃运动的系统走势。在易理上，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因应大过卦——作为离卦的复卦（互卦）以及颐卦（物质生产的象）的错卦（两仪而阴阳），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因应小过卦——作为颐卦（生产）的“反对之象”以及中孚卦（价值形式的象）的错卦（阴阳而两仪）。剩余价值生产为什么需要用两个卦、而非一个卦的象予以解决呢？至此有了答案：除了大过为“辟”、小过为“阖”——辟阖必然一体这个生产矛盾的理由，还有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势必一体的系统理由。亦即，价值算法剥削彻底改进了宗法剥削的方式：由直接剥削运动进阶为系统剥削，以绝对剩余价值为剥削I，以相对剩余价值为剥削II。换言之，在“物质生产（象）”颠倒为“剥削（象）”的道路上，大过卦象仅仅表达价值增殖的历史可能以及呈现劳动力商品的买和卖的剥削手段，它的现实进程落在小过的卦象之中。这一层意义在第二卷中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如果说大过卦仅考虑流动资本作为剥削条件（剥削I）的生产情形，那么，小过卦尚要进一步考察固定资本作为剥削条件的生产形式（剥削II）和剥削系统实现的因素；综合两方面的情况看，只有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予以统一，才有完整的系统实现——剥削的可能性变为剥削的现实性。从而带着危机看问题：资本的流通过程其实是主体危机变结构危机；相应地，流通资本的买（卦象为离）和卖（卦象为坎）的矛盾所激发出来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矛盾的实现过程。在系统结构层面，社会总资本必须在这些矛盾上运动，主体矛盾是其内在的制约条件，经济矛盾是其总发挥。所谓资本危机，实际是指生产矛盾通过流通矛盾向分配矛盾的系统转化，是社会总资本全面统治个别资本的矛盾进程。因此，人们不能回避资本中业已包含了矛盾性。资本分配矛盾必然由行的辩证法启动，最后落成于资本拜物教“知”的辩证法。如此有了利润算法“辟”的战斗：一般利润率与平均利润率之战、平均利润与资本地租之战、利息I（即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本利息）与利息II（即虚拟经济部门的资本利息）之战。阶级分赃成了小资本与大资本之间的物象之战。

　　规律是矛盾的认识论。由矛盾真理而概念真理，最后得到的是危机的矛盾认识，也即资本循环之道（资本癌：危机=规律）。第一卷着力书写价值算法的资本恶（生产上的阶级关系），第二卷书写以身体学为支配的系统算法的资本癌。在此基础上，运动起点由主体范畴转为经济范畴，于是有了第三卷资本镜（分配上的阶级关系）利润算法的独领风骚。《资本论》的第四卷资本识（剩余价值理论范畴）不过是资本恶（对身份奴的支配）、资本癌（对经济奴的支配）、资本镜（对数字奴的支配）三重矛盾意义的历史叠合。可见作为规律范畴，危机本身是资本的规律，乃至是对于资本矛盾的深层识别；危机因此成为资本的矛盾范畴：将资本既识别为创造者，也识别为破坏者，——而这就是全部资本矛盾的“知”。马克思恰如其分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17]250-251例如：“对企业主来说，利息不是他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而是购买他所需要的商品即资本商品的费用。他认为除了生产和流通费用以外，在他那里剩下的才是利润。而且，他认为这是他‘劳动’的结果，是他‘劳动’所得的工资。利息甚至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也是不劳而获的收入。因为利息没有花费资本家的任何劳动而是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产物，表现为货币生出更多货币的结果，一切中介过程都消失了，它的真正来源被掩盖了。实质上，货币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是在共同剥削工人。”于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产业资本中，总是还暗含着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关系，即使在商业资本中，这种关系，也还没有彻底被消除。但在生息资本中，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则彻底被掩盖而偶像化了”[18]。可见，只有站在危机的观察视角才能全面识别在资本运动过程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具有的各种特殊表现。只有处在危机中，工资、地租、利润（利息）种种的拜物教知识的虚假性才能够被彻底瓦解。所以马克思说：“既然这三种形式——工资、地租、利润（利息）——是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三个阶级的收入来源，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这种运动和全部脏东西的分解会获得解决。”[19]

　　矛盾是真正的全程运动规定。资本主义生产阶级分赃之事使得人们极为清醒地认识到：《资本论》中的范畴皆为唯物史观范畴，资本矛盾在成长机理上绝不是自为的，完全是劳动异化矛盾秩序扩展的产物。为了形成两极分化道路设施，《商品》章必须理解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矛盾总辟。其在结构上必须意译为：1.辟；2.阖；3.恶和镜；4.拜物教。这是革命建构：商品两仪（总开始）→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生产循环（生产条件的新陈代谢）→产品循环或商品循环→资本循环（资本的新陈代谢）→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危机→系统一般→社会资本的平均运动→社会资本的非平均运动→两极分化运动（总结果）。归根结底，只有唯物史观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才能彻底反映物质生产矛盾运动的“一辟到底”：劳动力A‖劳动L→使用价值对象W（W）‖价值对象W（L）→人的生产条件A‖物的生产条件Pm→商品工艺学的劳动过程W（A，Pm）‖资本工艺学的劳动过程m（L）→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剩余价值m‖劳动力价值v→生产资本‖流通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部类I‖部类II→系统分配率‖市场分配率→平均利润‖资本地租→利息I‖利息II。

　　简而言之，沿着资本分配史的运动路线（平均运动的利润→垄断运动的地租→虚拟运动的利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定格为阶级分赃的总象。然则资本主义危机系由价值形式生成。何以如此？乃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东西皆为商品，所有东西都化身为货币，一切的一切全被资本化了。资本具有这个社会形态的唯一分配权。为此，两极分化矛盾引出剩余价值的利润分配知识，再由资本利润的特殊知识归结资本分配矛盾。设若价值形式的统治场为资本主义流通当事人经济结构的拜物教，则资本分配关系的数字场便为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经济形式的拜物教。可见，无论实体资本抑或虚拟资本，其开展路线皆为动态两极分化的“辟→阖”。这样有了物统治的分配景观（资本癌→资本镜），有了围绕着价值形式的财产斗争以及主体反抗行动：价值起来反抗价格、劳动起来反抗简单劳动、工资恶起来反抗工资镜以及物质生产起来反抗经济拜物教。这些主体的反抗行动汇总为劳动生产力起来反抗资本积累生产关系的力量洪流！显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由总是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必要性决定的……这个内部矛盾力图通过扩大生产的外部范围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恰好也会随之而增大”[17]273。

06

《资本论》矛盾论释义：本史·真史·信史

　　总起来看，乾坤二卦象整体反映了阶级生产的矛盾斗争性：设若乾为“封”（意指阶级），则坤为“建”（意指统治）。在这一框架内，复卦指事奴隶生产，剥卦指事劳役（即奴隶主的直接劳动剥削），二者相综；否卦之象隐喻小农生产，泰卦之象隐喻地租（即地主的产品剥削），二者互为综卦和错卦。上述两种社会形态的生产剥削皆为单一卦象所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则严重不同：如前所论，价值剥削的生产形式分属两卦类——大过和小过，原因在于封建之“辟”（乾坤）与买卖之“辟”（离坎）的剥削关系合流，在于资本奴对于身份奴（即价值剥削的主体幽灵）、经济奴（即价值剥削的系统肉身）、数字奴（即价值剥削的结构物象）三者所包含的统治内容的系统整合成功。和古代剥削相比，现代剥削是一个物质生产矛盾运动的新高度：商品形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辟”而“阖”，剩余价值的生产发展成为绝对剩余价值（劳动剥削）与相对剩余价值（产品剥削）两种相互拱卫的剥削形式的统一。生产形式由否而颐、由复而中孚：这是阶级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所走过的完整道路，然而只是在算法的统治体系内，颐反转为大过、中孚翻转为小过才作为同一的历史事件。“绝对剥削→相对剥削→绝对剥削”的重回路线将价值剥削牢牢锁定于系统的层面，把价值算法与系统算法（价值系统实现）看作同一事件。这样有了矛盾的“辟”与矛盾的“阖”的系统耦合：研究对象由道而名，矛盾—知识—矛盾落成为经纬合一的总象，导致对研究对象的阐述必须既分析又综合、既抽象又具体、既归纳又演绎。一言以蔽之，在思维形式上，《资本论》研究对象必须成为对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抽象力的总把握。

　　于是有了逻辑与历史统一的以事驭物的范畴法：价值以劳动为名、价格以价值为名，劳动之事、价值之事就汇总在研究对象的范畴中。研究对象作为道名统一的规定性，完成在表2中：它将《资本论》研究对象说明为思维学与逻辑学统一的认识论工具。“全部的问题在于不能把‘道’神秘化，用逻辑学的思维神秘解道，结果就是将道视为某种‘最高精神实体’”“盖因道、德一体，然则有道、物一体，这就是《道德经》坚持的历史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工作合一性……可以说，研究对象的最核心的工作规定就是建立历史和思维的统一性——深入考察认识过程的‘恍’与‘惚’……以此推断，‘有信’乃是指主观逻辑范畴的‘概念之真’。这个工作链条实际是‘概念为真（精）——思维之真的工作中介（真）——概念之真（信）’。有了这些工作基础，所以老子总结说，对于思维学而言，‘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从而有所谓的‘对象思维’（一般的抽象的规定）”[12]。

　　不可否认，“《周易》有对立统一规律，也有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20]。依据周易学和《资本论》世界级的学术贡献，“说到底，辩证法应当归结为关于‘批判’的工作规范，从而，也是大写字母意义的‘行动逻辑’——历史和逻辑的相统一”[21]。据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易》里的辩证法不是偶然的，是真正认识了的。”[6]144“易之为书，是乃世界学术史上发明辩证法之最古者”[22]。从主体的书到矛盾的书，从科学的书到历史的书和辩证法的书，《周易》《资本论》在学科层面彼此愈发契合了。“就辩证法思想的内容和形式说，《周易》也有着独具的特色。赫拉克利特讲‘逻各斯’，《易》经讲‘道’。逻各斯和道都具有‘规律’的涵义，也都有着本源和遍在的性质，这是中西哲学的共同之处。但前者更偏重于理性、思想的方面，因而西方后来注重分析性的研究，最后演化出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道’则不同，它侧重天地人一体的内在本性，具有更为广阔和深邃的内涵，从它引申出的‘阴—阳’‘乾—坤’‘健—顺’‘刚—柔’等种种概念，形成了中国哲学表达自然关系和人伦关系的一系列独特范畴体系”[23]1124。正是这一体系支持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彖传》），所谓“革之时大矣哉”（《周易·革·彖传》）！据之可确认，“《周易》一书实际是用辩证法的理论写成的”[23]1140。

　　故此，《资本论》矛盾论根据不是黑格尔逻辑学，而是中华周易学。作为方法论命题，它的唯物史观意义在于解除劳动和资本的话术神秘。在学科路径上，必须认定：《周易》之成为周易学，乃中国辩证法也。此为人类社会及其物质生产本史之所系。黑格尔出于主奴辩证法的阶级意图打算，把世界历史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全球化史，在于鼓吹“普遍永恒的资本秩序”。资本恶无须得到辩护！由劳动矛盾而劳动知识，由资本矛盾而资本知识，将彻底解决经济的认识论问题。一个可行的办法：以劳动过程及其文明规划为生产过程的真理工具，这样，身份奴—经济奴—数字奴的劳动矛盾被具象化、路线斗争化。这意味着：《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生产矛盾规定）从概念的一般性，《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流通矛盾规定）从概念的特殊性，《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资本分配矛盾规定）从概念的个别性的知识定制中解放出来。可见，正是由于《周易》《资本论》对矛盾读法、知识读法之间恰当关系的处理，从中整理出历史研究线索：物质生产的本史（历史科学）→真史（唯物史观）→信史（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商品分析上，肯定使用价值仅仅是坚持唯物主义，唯有坚持价值才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范畴及其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由此践行了唯物史观在历史科学中的具体化实行。该研究机理集成于表3。

　　本史者，历史本身之史，言历史生活之事。物质生产的本史即自然历史过程。显然，它内在追求通史叙事。真史者，史实原则也，言历史真正之史。在认识论上，唯物史观是最大的史实原则。依据这种原则所提炼出的通史范畴经济的社会形态一般即为《资本论》首篇书写的对象，也因此，它绝非市场经济一般。信史者，理论科学的史书规定之谓，乃坚持通史叙事和史实原则的结果。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由于追求物质生产的通史叙事，进行有历史根据的理论范畴创制，故为史书规定之所系。在此意义域内，所谓“幽灵学”，所谓“肉身争夺”，所谓“物象之战”，所谓“矛盾之识”，即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资本学之谓。然则，“阿尔都塞的根本错误在于误用了结构的概念，与黑格尔误用观念的概念的方式颇为相同，即，在考察许多具体事例（在此就是整体的各种具体结构）的基础上所做的一个概括被当成了一个独立的存在，然而它被说成是决定着它得以产生的事例本身。阿尔都塞事实上混淆了结构与复杂，以至于当马克思把社会整体说成是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时，阿尔都塞将其解释为一个‘复杂的、构造的既定整体’。这个从集合体的观念到结构的观念的转变——表面上微小但具有严重的后果，在马克思的原文中找不到任何根据”“在狄慈根之后，内在关系哲学很大程度上被马克思的追随者，同样也被其批评者，忽略了”[24]。可见，如果劳动不是一部整史、主体范畴不作为理解经济范畴的历史前提，那么，一切认识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结果自然是：价格自立于价值形式，价值形式自立于价值，价值自立于劳动，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07

结束语

　　《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相遇的学科基础是中华辩证法。这是以周易学为整体依托的学科群落，自此有了由“谜底”（矛盾读法）向“谜面”（知识读法）伸展的经济学的历史批判理论。主体是批判之根。只有针对主体的批判，才可能是结构之“真”和事之“真”。《资本论》的体系学之路是“革命建构”和“庸俗批判”：在新时代，它必定要从中华主体论中汲取营养，并从中寻求智慧支持。辩证法是怎样来的呢？有人说《周易》是巫书、周易学是占卜之术，辩证法术语在其中绝对没有出现呀，如何能够和《资本论》连接上呢？“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李之仪：《卜算子·我住长江头》）。这是千年之约、通史之约。说到底，是需要认识到：历史为矛盾之源，矛盾为智慧学之据，唯有主体论、体系学的辩证法贯通，才可能全面认识和把握事之道、物之理。

　　为此，《资本论》的核心读法和总读法是唯物辩证法。然而只有通过周易学视角，方能准确把握价值形式之旅的矛盾读法内涵：（1）劳动异化统治→（2）工资统治→（3）价值统治→（4）利润统治→（5）拜物教统治→（6）地租统治→（7）使用价值统治→（8）利息统治→（9）镜像统治。其中，由（2）（4）（6）（8）所代表的运动链条，指示了价值形式统治的实体内容；由（3）（5）（7）（9）所代表的运动链条，指示了价值形式统治的社会载体的规定；统领它们的矛盾起点（1）乃是运动的总起点，GDP 镜像统治必定是对劳动异化的系统巩固和强化，价值形式统治的运动链条最后必然重新指向总起点规定，与之结成算法统治的历史总过程。价值形式统治体现为算法统治的总工作形态，从中呈现完整的矛盾的历史结构。

　　可见，只有工资一般、利润一般、地租一般、利息一般的资本主义生产一般理论才能真正瓦解资本的各种收入的镜像体系。作为物质生产的事者的矛盾结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必须处理好主体范畴与经济范畴的统一，以贯彻矛盾运动秩序的历史支配性；相应地，在《资本论》中，矛盾作为辩证法工具、研究对象作为认识论工具、知识作为逻辑学工具不是并立的，三者性质、理论功能与地位作用有着质的不同。归根结底，资本主义危机不同于古代任何社会的危机的一个规定是由价值形式所产生，据之引出对再生产危机的历史结构探佚。这意味着矛盾、知识的真理工具两仪必须置于历史科学语境方可获得意义解析。只有把握矛盾原理（劳动矛盾与资本矛盾），才有可能真正揭示价值形式之旅的统治奥秘，也才有可能形成原理之路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有恰当的思维学的事结构表达即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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