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志强：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视角下资本与技术的矛盾运动

　　[摘 要]立足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视角，可以深刻地揭橥资本与技术互动的共谋与矛盾。资本的增殖本性与技术的求利性、资本与技术的“控制意志”，以及资本权力借助科学技术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共同构成了资本与技术互动的内在契合“基因”。资本与技术的互动形成了历时性的图景：从彼此分离到相互促进，从相互促进走向彼此融合，最终形成一体化趋势。在此过程中，资本逻辑促逼技术自功效性转向牟利性，而技术进步则成为了资本逻辑实现其目标的关键变量。资本与技术的互动内含着资本促进技术进步与阻碍技术进步的矛盾、资本依赖技术主体与排斥技术主体的矛盾、资本利用技术与技术终结资本的矛盾。资本与技术的矛盾运动预示着技术摆脱资本逻辑宰制的现实方略，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契机。

　　马克思如何看待科学技术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有学者基于对马克思原著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科技审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理论准备”的重要观点。事实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之所以格外重视对科学技术及其资本主义应用的反思，是因为科学技术是促进资本增殖，助力资本逻辑扩张的重要手段。进而言之，如果立足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视角来澄明资本与技术互动的逻辑与矛盾，不仅有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马克思科学技术论，而且有利于解蔽马克思科学技术论与其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理论关联。

　　一、资本逻辑批判框架下资本与技术的互动机理

　　（一）马克思关于技术应用的资本逻辑批判

　　资本逻辑乃是作为物化生产关系的资本在追求自身增殖的运动中所展现的内在规律，是具有自反性向度的辩证逻辑。资本逻辑的本质在于借助资本布控的时间、空间强制性地实现价值增殖。作为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技术因其极强的渗透性、对生产资料及其使用方式的莫大改造和提升作用，深受资本逻辑的“青睐”，技术也因此被全面地摄入资本逻辑中，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资本矛盾运动的规律，资本逻辑通过支配生产资料达到支配人的目的，而技术的使用加速和强化了这一目的的达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了资本逻辑统摄技术导致的异化问题，其批判逻辑为：从技术的价值层面看，技术本应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增强生产者的财富，但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使人受自然力奴役、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很显然，在马克思关于技术应用的资本逻辑批判语境中，正是由于资本逻辑的“在场”，导致了技术的异化，从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再是简单的人对技术的应用问题，而是内嵌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应用的价值追问，“蕴含着人对技术正义的最高价值诉求，即从根本上消解技术异化、摆脱技术的资本宰制，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马克思在对技术应用进行资本逻辑批判的过程中，看到了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两面性。在“技术的胜利”和“科学的纯洁光辉”背后是资产阶级的“卑劣”、无产阶级的“愚钝”和社会两极分化所带来的“贫困”。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受资本支配，资本吸吮工人的劳动，这种包括在资本主义生产概念中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工艺上的事实。”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劳动对于工人是一种痛苦，是一种消耗，而它作为创造财富和增大财富的实体属于资本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逻辑对技术支配的负面效应并不是源自技术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技术的利用所致，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所以，对技术的单纯性批判并不能解决由技术所造成的劳动异化与道德退化等问题，只有在对资本逻辑批判的总体框架中，澄明资本与技术互动的逻辑关系与本质规律，才能为技术指出一条摆脱资本异化的发展道路。

　　（二）资本与技术的互动机理

　　在发现了技术异化是资本增殖意志导致的秘密后，马克思立足技术资本主义应用的实际场域，进一步追问了资本与技术互动的契合“基因”和互动机理。

　　首先，资本增殖本性与技术求利目标高度契合。资本的本性在于使自身增殖，而资本家的本性是贪婪与自私，因此资本逻辑必然是寻求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帮手。技术的功利化目标指向与资本的增殖本质天然契合。在现代技术的驱使下，人类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行为遵循着精确性和标准化的客观法则——技术性的法则。这一法则通过精确地计算和理性的预期，帮助资本完成周期性循环，在设计、生产、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提高效率，达到预期效益。所以，技术无疑是资本逻辑最好的“搭档”，而资本主义生产也必然会致力于“发展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

　　其次，技术与资本均通过“控制意志”实现求利。技术天然地体现着“控制意志”。作为人的天赋和能力在对人、自然、社会的对象化改造中的显现，技术通过控制“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实现对利益的追求。而资本则期待一切社会条件都成为促进自身增殖的积极因素，它如“吸血鬼”一般攫取能够攫取到的一切利益。资本主义为人类生活“打造”了拜物教的思维方式和拜金主义的交往观念，它以对自然和他人的无限索取的方式满足资本的本性要求。而促进资本与技术“联姻”的则是“发明和思想”这一劳动中极为重要的“第三要素”，资本通过将这一要素并入生产要素，实现对人肉体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控制。通过“控制意志”联结起来的资本与技术使得资本对人、自然和社会的褫夺愈来愈强势：“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在马克思看来，即使由于技术进步使得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贬值，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也会通过加强对工人的控制与剥削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最后，资本权力凭借科学技术控制社会。马克思认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在这里，马克思将资本权力视为经济权力，其首要职能是通过购买获得对科学技术劳动、生产劳动及其产品（包括科学发明、技术专利）的支配权。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的购买行为并不是为了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资本逻辑之使然：“他（资本家——引者注）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有了科学技术的加持，资本权力加速扩张，从而“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但是，资本的社会权力却被技术及其产品的物化形式成功掩盖，从而“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与社会相对立”。由此，一个紧密联系的链条得以形成，即资本逻辑—技术与物—社会权力，它们通过共契合谋，把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视为谋利的工具，将他们视为“没有意识的、动作单调的机器体系的有生命的附件，有意识的附属物”。

　　二、资本与技术互动的历史趋向及其后果

　　（一）资本与技术互动的历时性特征

　　以历史上的三次技术革命为轴线，资本与技术的互动历经了三次更迭与四个发展时期。

　　1.技术革命前的资本与技术彼此分离

　　在前技术革命时期，科学与技术、资本与技术均属于分离状态。首先，技术起源于原始采猎活动。在原始社会末期，农器的采用推进了技术进步，在此过程中，技术进步总是孕育于发明者的实际操作经验，偶然地从经验习惯或试验中取得，基本上不依赖科学的指导。其次，在以经验技术为主的农业社会中，人们不仅对科学的认知不足，而且作为资本潜在形式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也未曾与劳动相分离。正如马克思所言，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人类对科学和技术的认知只是处于以感性形式和感性需要为主的朴素时代，直至第一次技术革命之后，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

　　2.第一次技术革命中的资本与技术相互促进

　　在第一次技术革命时期，资本与技术的互动一萌芽即表现出相互促进的趋势。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科学知识改变了以往多从单纯的感性经验中获得突破的历史，而技术逐渐在理性认知的层面上形成了体系化的技术知识。例如，当科学知识应用并改造传统工艺时所出现的工艺学就印证了其兼具综合性和实用性的技术科学属性。马克思总结指出：“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追逐、资本家对于利润的渴望迫使科学和技术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成为实现商品生产效率最大化的工具。此时，工艺学以机器生产工艺流程技术的形式参与到资本增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工业化机器生产方式。工业化机器生产方式的确立无疑是技术物化的结果，它来自资本对科学和技术的裹胁，而后者只能接受前者的支配。对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说明在机械化时代，“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导致“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同机器体系一起——以及同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机械工厂一起——，不仅成为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上的社会真实，而且还成为可以说是工艺上的真实”。

　　3.第二次技术革命中的资本与技术融合共契

　　第二次技术革命前后，电气技术取代了蒸汽技术成为工业和生活的主要驱动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取代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技术密集型工业取代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电气技术与资本运作之间的融合度不断提升，相互依赖性持续增强，形成了融合共契的态势。资本与技术已经不满足于互促的关系，资本化的科学逐步成为技术的先导。

　　资本与技术的共契关系首先表现为科学研究资本化与科学知识财富化趋势。从宏观角度来说，企业主们更加重视工业科技的研发，建立自己的科技研究实验室。企业与实验室的结合，让以往依靠工匠经验偶然成就发明创造的历史转变为研发与生产紧密结合的工业实验新模式。此种模式不仅使资本可以进一步控制科学，使科学家为资本家服务，而且在某一行业实现生产力的集中突破，能够迅速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获得竞争优势。究其本质，我们不难发现，科技研究实验室的出现仍然源于资本的增殖本性，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在于此时资本增殖的形式已经不满于自由竞争，而是要求企业自身尽可能地减少购买专利的成本，并利用技术创新获得剩余价值和垄断优势。所以，渴望取得垄断地位的利益动机与科学技术的效用价值愈发地融贯契合，形成了融合共契的新关系。从微观角度来看，从事工业科技研发的主体，即科研人员的待遇普遍地高于一般的劳动工人群体。企业主对科研人员的重视，也不局限于金钱和物质诱惑的方法，他们还为后者在学习和研发过程中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而企业资本对科技研发的影响是全面的，它不仅制约着研发设备、环境、服务等，甚至是国家关于专利研发和保护的法律规范，都被追逐商业价值的资本所左右，其目的就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资本化和市场化，从而扩大企业利润并获得资本增殖。

　　技术与资本融合共契的关系还体现在社会产业结构、阶层结构和生活观念的深刻变革之中。电气技术的创新使得社会产业结构的重心转向技术密集型工业，后者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下，必然需要庞大资金和先进技术。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垄断集中资本—资本资助研发—科学引领技术—技术促进生产—生产趋向垄断。因此，只有促进生产社会化并集中资本才能让先进的技术更快、更好地应用于垄断资本时代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工业规模化的生产环境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原有的工厂制度必然会随之发生变化以适应新的生产力。此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阶层结构在企业资本股份制转变中发生变化，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并产生了新的职业经理人群体，传统的劳动雇佣制度也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科学管理与技术革新在利益的驱动下不谋而合，一方面，它们的结合提高了生产率，为企业带来了最大化的利润；另一方面，在电气技术的驱动下，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让技术合理性的观念渗透到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之中。大幅提升的生产力与资本集中效应产生了规模化的经济环境，并引发消费经济的膨胀。

　　4.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的资本与技术一体化趋势

　　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启了信息技术时代的大门，计算机技术、算法、大数据技术、量子计算等叠加推动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典型代表的智能技术的发展，智能社会随之来临。“智能社会就是以智能技术为主导性技术，被智能革命全面影响、改造和定型的社会。”而智能技术之所以能够对社会产生上述影响，其逻辑在于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下，技术与资本的互动趋向一体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渗入资本市场，技术与资本深度融合。在前两次技术革命中，技术与资本的互动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技术的触角伸展到资本市场，在金融业得到广泛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正日益通过优化运营效率、数据分析、客户服务、风险管理、智能决策等效能改变着金融业的运作模式。资本市场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深度学习和自然语言处理方面的优势整合大量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加深对市场的了解，促进交易的尽快达成，从而获得竞争优势。人工智能技术对资本市场的强大加持作用使得资本市场企业看到了资本快速增殖的崭新契机，比如作为法国五大银行之一的法国兴业银行将自身定位为“数据驱动型银行”，并将数据作为其关键资产。换言之，资本通过吸纳人工智能算法，正在使资本所有者获得最细微的竞争洞察力和更快的资本增殖速度，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和资本成为更为复杂的结合体。如果说在前两次技术革命中，技术因资本的注入获得快速发展，从而主要表现为“技术的资本依赖”的话，那么，人工智能技术渗入资本市场不仅促进了资本的快速增殖，而且还使资本与技术的关系出现了倒置，即更明显地表现为“资本的技术依赖”；而二者的相互依赖最终促成了资本与技术更加紧密的融合。当然，从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视域看，人工智能技术被资本所有者用来提取数据全部价值的使用方式并没有改变技术的工具属性，技术仍然是助力资本增殖和扩张的工具。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技术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却在改变着技术的功能，即促逼着技术自功效性日益转向牟利性。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对生产边界的突破，使得技术与资本一体化及其影响场域大大扩展。在前两次技术革命中，生产和消费的边界较为清晰，大机器生产和自动化生产领域是资本与技术互动的主要场域。但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社交、消费、学习、休闲等媒体平台的快速发展，使资本所有者看到了人们日常生活所潜藏的生产潜力。人们于非生产时间内在互联网上进行社交、消费、学习、休闲等活动时所产生的数据被平台公司无偿占有，然后通过智能算法对各种类型的数据进行技术处理并形成数字资产或数字商品，从而获取利润。此时，人们无酬的“数字劳动”产生的各类数据俨然成为了平台公司的“数字生产资料”，而平台公司的资本所有者则通过无偿占有这些“数字生产资料”获得了资本增殖。相比于传统的生产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的生产具有了新的特点：一是人工智能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为资本增殖带来了新的隐蔽渠道，通过上述方式实现的资本增殖相比于传统的固定场域内生产拉动的增殖方式更加隐匿；二是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在悄然间被大幅度延长，劳动者“不仅睡眠以外的时间都贡献给了资本，甚至还会因为沉迷虚拟网络而占用睡眠时间为资本创造使用价值”。三是非雇佣劳动成为资本所有者不费分文的新的资本增殖形式，以人工智能技术支撑的各类媒体平台公司可以在不受资金、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情况下，充分吸吮人们自觉主动的“数字劳动”成果；四是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与资本的一体化，生产的边界从有限的物理场域扩展到整个社会领域，从而滋生了“数字资本权力”。但这种新的资本权力的本质没有改变，从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视域看，仍然是通过支配劳动及其产品获得权力，“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二）资本逻辑制约下资本与技术深刻结合的后果

　　在资本逻辑制约下，资本与技术的互动虽然促进了资本的增殖和技术的发展，从而彰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强大效能。但这种强大效能在显示的过程中也衍生了严重的异化与风险，促成了资本与技术的相互规定。

　　1.历时性结合中的异化与风险

　　第一次技术革命所体现出的资本与技术的相互促进关系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两重性的深刻后果。一方面，在资本与技术的合力促进下，开启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奠定了人类文明向资本主义社会全面过渡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技术革命的过程伴随着资本的裹挟，技术在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同时，加重了无产阶级被剥削的程度，从而也造成了由异化劳动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具体表现为，其一，机器成为奴役人的工具，出现了“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其二，技术与资本的互动互促加剧了新一轮的社会分工，使工人别无选择地丧失了全面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曾在不同地方分析了现代劳动分工的两种形式：社会的劳动分工与技术的劳动分工。前者通过职业专门化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属于社会分工范畴；而后者所涉及的“细分工”则导致个体劳动者只能从事单一劳动，而这也更加便于资本家加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以满足资本逻辑实现自身的需要。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就是属于技术的劳动分工，它通过单一训练和严苛控制迫使工人向“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发展，进而剥夺了他们平等生存和自由发展的现实条件。这些问题都说明象征着人类天赋和能力的技术被资本贬为单纯索利的工具。

　　第二次技术革命中资本与技术的融合共契进一步加深了人和社会的异化。一方面，人们在享受资本和科技所带来的丰富的物质生活基础的同时，陷入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陷阱，物化的观念导致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被资本和技术的融合与共契所控制，以物的依赖性为遮蔽的人的异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在这一过程中，产品起着思想灌输和操纵的作用；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其为谬误的意识。然而，由于更多的社会阶级中的更多个人能够得到这些给人以好处的产品，因而它们所进行的思想灌输便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由此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凡是其内容超越了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的观念、愿望和目标，不是受到排斥就是沦入已确立的话语和行为领域。”(28)马尔库塞将这种丧失了否定性和超越性的人称之为“单向度的人”。另一方面，资本和技术融合的默契和控制不仅使人沦为工具、沦为物，而且还使社会变成“单向度社会”。在马尔库塞看来，由于“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合理性在生产设施中得到了具体化（尽管对它的使用是不合理的）”，导致“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的改变，并明显地体现在对劳工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和文明’一体化的广泛讨论中”。继言之，资本与技术的融合在充实人类物质生活基础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理念，营造出一种“对现有的制度来说，技术变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趋势似乎是“注定”的，西方国家公众对于“发达的工业社会有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中遏制质变”的期盼在资本依赖和排斥技术主体的矛盾前显得不容乐观。上述忧虑并非空穴来风，这是因为资本与技术的融合与共契改变了技术产业结构与资本运作机制。资本化的技术渗透到多层面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资本逻辑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第三次技术革命中资本与技术一体化趋势给人类社会带来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人力资本越发重要，脑力劳动者比重增加。以往资本家想要取得优势地位，主要靠有形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但是到了智能社会，具有活力的人力资本愈发重要。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笔下的工人阶级境况不同，当代脑力劳动者的比重在增大。因此，如果资本家想要追逐尽可能多的利润并且在激烈的竞争中凸显控制，就不得不调整自身资本的有机构成，努力扩大可变资本，即人力资本的投入，劳动异化开始向“新的、更微妙的奴役形式”转变。其次，资本与技术一体化趋势在改变资本形态的同时，孕育了社会形态变化的积极因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认为，从资本与劳动分离的那一刻起就预示了劳动关系的异化，当总的社会生产力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束缚的时候，人类就会扬弃私有制、调整到适合生产社会化的公有制关系。智能社会的脑力劳动者的重要地位决定了社会关系将朝向共同占有社会资本的方向前进，未来的生产关系将更加注重劳动工人的自我决定权，向营造现实的平等劳资关系和自由全面发展空间的方向发展。最后，资本与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合谋”会导致新的社会风险。随着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运作，风险投资公司和数字技术产生了相互依存的一体化关系。前者决定后者的发展，而后者成为前者的控制手段；前者失去后者将无法实现其增殖的本性，而后者只有在前者的资助下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人类社会从应对传统自然风险转向了更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风险中。资本在利益的唆使下，麻木地忽视技术所具有的两面性，而这种弊端根源于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所以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难以解决。资本家为了个人利益往往会牺牲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自私地追求资本增殖，被其裹挟的技术也容易失去对价值理性的把控，这必将造成新的技术风险。这种风险的影响显然是全面的，不仅处于技术化生存的社会诸领域都要提防技术风险可能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损害，而且资本全球化扩张趋势与世界市场的形成与深化将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放大风险。综合来看，新的社会风险正是凭借现代技术与资本的互动关系，彰显出不可预见性、无限放大性、多元综合性等特点。虽然这个问题来自资本逻辑的弊病，但无论是资本家、企业主还是劳动工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新的社会风险。

　　2.资本与技术的相互规定

　　从资本与技术互动的历时性结合中可以看出，二者的互动在本质上是双方出于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而彼此互塑，在此过程中，资本逻辑促逼技术自功效性转向牟利性，而技术进步则成为了资本逻辑实现其目标的关键变量。

　　一方面，资本逻辑使技术的功效性愈发地转变为牟利性。资本与技术并非同时产生，技术自古以来便是人类在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时的手段，是人类目的性和能动性的展现。出于人类生存的需要，技术发挥着支持人类社会运行的功效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被资本裹挟，作为“资本权力的执行者”与资本互塑，从而转化为牟利性的技术。这主要表现在，其一，技术从一种能力财富变为货币财富。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始终离不开技术的支持，人类在不断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形成诸多生产生活的技术经验，这既是人类发展的财富，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马克思认为，资本化的技术伴随着人的异化，因为虽然“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被运用于实践的科学——，但是，这只是通过使劳动从属于资本，只是通过压制工人本身的智力和专业的发展来实现的”。他进而表示，这种异化让技术成为资本谋利的手段，技术财富变为货币财富：“它（指利用自然力、采用机器生产、实现最广泛分工的大工业——引者注）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只要这一点在劳动范围内可能做到的话）；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其二，技术的经济功能与资本的不同形态相契合。货币资本能够直接雇佣技术研发者或购买技术专利，让技术发明从潜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创新性；生产资本则将技术的创新性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形成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商品资本是资本的实物形态，它看重技术在市场销售过程中开拓市场、提升利润的能力，能够帮助资本从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复归，实现价值增殖，达成资本循环与积累的目的。技术共时性地参与了资本循环，而资本最大限度地塑造了技术的经济功能。尤其是在商品资本的销售环节，技术为资本完成“惊险的跳跃”提供了助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技术帮助资本所有者提高了商品的质量，并且在改进工艺方面给予直接的支持，具有技术含量的商品在市场上往往具有不可替代性，也迎合了更为广泛的社会需要。因此，技术不仅能够提高生产力，还可以提高商品的技术价值含量，从生产与消费两个方面迎合资本的逐利本性。其三，科技研发成为具有独立性的谋生手段。从18世纪开始，新兴的资产阶级企业主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政府在资本逻辑的“召唤”和“鼓舞”下，通过颁布专利保护法保护发明成果等方式，鼓励科技研发，此时出现了以发明创造为主业的职业发明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不断扩张的资本需求带动工业革命向更大效益和更多获利的目标前进，发明家们也因此备受瞩目而且收益颇丰。在马克思看来，科技致富与资本竞争分不开，他指出：“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所以，资本竞争显然推动了技术的牟利性转变。

　　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成为资本逻辑实现其目标的关键变量。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组成了资本的技术构成，即资本的实体形式；资本价值构成则囊括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若单纯考量价值构成，就只能得到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即其他因素如生产资料涨落引起的资本构成变化，而资本的技术构成则可以动态地反映出技术对于资本增殖的关键作用。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技术构成以社会上技术的发展程度为基础，借助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以及对雇佣劳动成本的考察，可以反映出特定对象的劳动力生产水平：“如果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那末，……这个特殊生产部门中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低于平均水平……反过来，如果资本在一定生产部门内的构成较高，那末，这就表示生产力的发展超过了平均水平。”也就是说，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低于社会平均水平，表明这个部门的劳动生产力也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因为资本构成低意味着这个部门在不变资本（如机器、设备等）上的投资相对较少，而更多地依赖于可变资本（如劳动力）。这通常意味着这个部门的生产技术或方法相对落后，劳动生产力较低。相反，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则表明这个部门的劳动生产力超过了平均水平。高资本构成通常意味着在不变资本上的投资更多，对可变资本的依赖较少。这通常表明该部门采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或方法，从而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换言之，当“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即生产过程表现为技术及其进步的应用时——引者注），只有到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可见，技术进步通过影响生产力水平成为了资本逻辑实现其增殖目标的关键变量。这主要表现为：由于资本逻辑的需要，资本的技术构成总体上趋向于增高，因为技术的提升使资本家倾向于增加更具有科技含量的工业设备和原材料等物质性的不变资本，这导致“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不断加深，作为再生产可变资本的工人会陷入失业的困境。

　　三、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与技术互动的悖论及其解决

　　资本与技术在历史的互动中虽然实现了相互促进、融合共契和一体化趋势，但二者的互动中也蕴藏着资本逻辑否定自身的悖论，厘清其悖论的表现有助于探究走出资本与技术互动矛盾的现实方略。

　　（一）资本促进技术进步与阻碍技术进步的矛盾

　　以资本逻辑为推动力的资本与技术互动产生的首要矛盾是促进技术进步与阻碍技术进步共存。该矛盾具体体现为：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确实因资本增殖的需要为科学在实践中的技术转化和应用提供了可能的经济环境，资本增殖的需要支持技术不断扬弃旧的范式、观念及成果，以便找到新的增殖途径，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但另一方面，资本家往往会出于私利的考虑而阻碍技术的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资本家推动技术创新是为了减少机器的贬值，扩大资本增殖的空间，并非真正为了促进技术的发展。在现有技术没有被新技术代替之前，资本家为了尽量弥补机器的无形损耗，就会拼命地延长工人劳动时间以攫取更多剩余价值。当同一行业的技术水平相当时，“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相反地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资本家只关注能促进资本增殖的技术，而不关注辛苦付出的劳动者，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这势必会影响来自生产一线的技术创新。其二，当竞争的优势方获得垄断地位时，为了维护垄断地位，掌握先进技术的一方势必会将成果封锁起来阻断普及，并打击其他可能威胁到自己的新技术成果，从而造成技术垄断。其三，在资本逻辑的操纵下，技术不可避免地具有资本逐利的特性，而由此带来的最终结果是损害公众对技术专家和技术成果的信任度。在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出现“技术恐慌”的社会心理，例如，在最近十几年兴起的数字极简主义、反技术依赖和网络隐居等新社会行为说明资本化的技术产生的社会负面效应已日益严重，导致人类个体的心理应激和社会心理的共同抵御，从而破坏了技术进步的社会环境。

　　（二）资本依赖技术主体与排斥技术主体的矛盾

　　对技术及其产品的占有和支配是资本逻辑实现的必要条件。在资本与技术“联姻”后，资本在占有技术主体（技术研发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劳动方面有了更强的扩张力度。但是，在资本逻辑扩张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资本依赖技术主体与排斥技术主体的矛盾。一方面，资本依赖技术主体进行扩张。马克思指出：“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这里的无酬劳动是指剩余劳动，剩余劳动的对象化产物即剩余产品，“而这种剩余产品为了作为资本来增殖价值又分为两种形式：劳动的客观条件——材料和工具，劳动的主观条件——现在必须开始工作的活劳动的生活资料”。无论是劳动的客观条件，还是劳动的主观条件，都离不开技术主体的劳动能力（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后，技术主体的技术能力成为其劳动能力中最重要的方面）及其对象化活动，换言之，资本逻辑的实现必须依赖技术主体的劳动能力。但另一方面，资本在扩张中又排斥技术主体。这是因为“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价值而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的、纯粹主体的贫穷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此种对立，不仅表现在资本对技术主体无酬劳动的无偿占有，还表现在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与使用，资本反而却在消灭技术主体的劳动能力。“对于工人来说，这里涉及的不仅是消灭他们的专长和使他们的劳动能力贬值，而且还要消灭经常变动的那一部分工人的唯一商品——劳动能力，这一劳动能力由于机器[的采用]而成为过剩的；这或是由于一部分劳动完全由机器完成，或是由于看管机器的工人人数大大减少，而那些与机器竞争的属于过去生产方式的工人破产了。”在这里，资本与技术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资本依赖技术主体来实现增殖，而资本所有者为了降低成本和扩大相对剩余价值的空间，又会削减技术主体数量；其二，技术主体劳动能力丧失和数量锐减，无疑会削弱生产实践中的技术创新成果，而当全社会的某项技术被普遍采用且相对剩余价值大大缩减时，资本所有者又不得不再度通过雇佣更多的技术主体来获取新的竞争优势，从而形成了资本依赖技术主体和排斥技术主体的“死循环”。这种排斥和依赖技术主体的状况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其结果是：技术主体创造的劳动的社会条件“不仅完全成为对于工人来说异己的、属于资本的权力，而且完全成为敌视工人、统治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反对每个工人的权力”。

　　（三）资本利用技术与技术终结资本的矛盾

　　如果说社会风险是资本与技术矛盾的浅层显现，那么社会危机与社会形态变迁就是技术扬弃资本的深层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资本只是历史的产物，资本逻辑的自反性最终会终结资本对人类的统治。马克思在阐释资本运行规律及其结果时强调：“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因此，技术促进资本增殖的同时，由于技术发展导致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到极限的时候，资本家会发现无论在何部类投资，所带来的利润率都越来越低；当现有生产关系已经不能促进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最终资本与技术的“联姻”就会破裂。此外，非常有可能出现的状况还包括由技术提升而带来的大面积失业、资源枯竭和环境问题，以及社会信任危机等综合性的社会困境。待到这些矛盾积累成资本主义最终危机之时，资本与技术的冲突将演变为技术终结资本。例如，目前信息时代的特征在于自动化技术的应用，但随着自动化技术的普及和技术差距的消失，资本的投资利润将变得越来越平均化，作为可变资本创造者的产业工人被技术排挤，只能进一步削弱消费能力，而这与资本家所期望的工人的高消费能力形成了巨大冲突，这种冲突到达一定程度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技术在终结资本的同时也给社会形态变迁带来希望。一方面，技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人们的自由时间和空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说道：“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技术对资本的消灭一部分原因在于技术对于生产力的提升给消除雇佣劳动和异化劳动创造了条件，它可以恢复人的自觉劳动热情。进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连同剩余劳动时间以及剩余价值分配的问题将会在新的社会形式中得到解决。这得益于社会技术阶层的兴起与人数的持续扩大。联合起来的技术阶层将实现资本社会化的占有方式。同资本不断寻求逐利出路一样，技术也在探索自身发展的空间。当资本主义私有制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为了继续发挥技术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技术阶层将倾向于联合起来，民主地控制社会的生产生活资料。“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可见，技术与资本的矛盾运动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契机。

　　（四）资本与技术互动悖论的解决路径

　　综上所述，立足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的视角透视资本与技术的互动，其既呈现出彼此分离、相互促进、融合共契乃至一体化趋势的清晰演变逻辑，又孕育了资本逻辑否定自身的力量，从而含藏着技术摆脱资本逻辑宰制的现实方略。

　　一方面，要看到资本逻辑对技术的裹挟，不能因为资本主义对技术的不合理应用而否定技术对人类实现美好生活的创造性作用。从马克思对技术的辩证审度看，他主张要把技术和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分开来。因为马克思认为技术具有革命性的作用，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杠杆。“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因此，不能因为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具有破坏性就彻底否定技术本身。在马克思看来，技术在大工业中的应用改变了社会财富的创造方式，“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对生产力的持续加持，生产力的社会化程度必然随之加强，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当达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再容纳生产力的时候，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就会崩溃。“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按照上述发展规律，社会化生产是克服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积极因素，为此要积极推进技术发展，通过技术发展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相互促进，推动社会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另一方面，要看到资本与技术互动矛盾的制度根源，从而通过扬弃资本主义制度，摆脱资本逻辑对技术的统摄，使技术真正成为合乎人性的人的存在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通过科学技术在工业中的大范围应用创造了丰富的商品世界，但也滋生了否定自身的力量。“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这意味着作为资本的商品，它们还体现了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社会关系的媒介。商品的价值、价格、交换等都反映了人们在社会中的关系和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物化还包括人也被物化了，产生了对物即资本的拜物教。物化的商品作为一种权力统治着物化的人，并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把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再生产出来。同时，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过程抹杀了人的主体性，资本代替人成为了整个生产过程的主体。从存在论的角度看，作为技术资本主义应用保障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抽象劳动对具体的活劳动的统治和支配，抽象劳动的积累即资本成为了生产过程的主体，它控制和创造具体的活劳动。资本成为生产的主体意味着人力、技术都会被摄入这个场域之中，从而具有了资本的属性，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因此，扬弃资本主义制度就要从根本上扬弃异化劳动，即扬弃抽象劳动对具体的活劳动的统治，否则即使铲除了资本主义制度，异化还可能存在和发展，因为私有财产的根据就是异化劳动。而“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不再是为了无节制地追求交换价值的增值，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生产的资本性质被消解了”。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在劳动共和国里面，科学才能起它真正的作用。”。

　　作者:艾志强

　　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25年第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