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列拙文的第三季《如果马克思错了(之二：效用)》，我预测：
有人一定会急不可耐地跳将出来高呼：“边际效用价值论”已经破解了“价值悖论”!
果不其然。就在《如果马克思错了(之二：效用)》挂出来不久，远在千里之外，在电话那一端，有位可爱的西经教头用“无差异曲线”给我描绘了“边际效用”的科学性。
问题是，“边际效用”真的“已经”破解了“价值悖论”么?
在经济学界，“边际效用”是一位势利且攻于算计的贵妇。为了便于近距离交流，我尽量用故事来展开讨论。我先简单回顾一下“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历史：
——在19世纪60年代前，效用价值论(utility theory of value)所说的“效用”，其含义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这个定义与后来的“边际效用”相比，还比较粗燥，比较笼统，所以被称为“一般效用价值论”。
——19世纪30年代后，学界逐渐出现了比较精致的效用价值思想，被称为“边际效用价值论”。
——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以及法国的瓦尔拉斯，各自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从此标志着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形成。
——到了19世纪80～90年代，边际效用价值论发展出两个支流：一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的心理学派，一是以洛桑学派为代表的数理学派。
从此以后，“边际效用”成了支撑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台柱子。如果说，“稀缺”是西经价值理论的“男一号”，那么，“边际效用”就是西经价值理论的“女一号”。
自从“边际效用价值论”提出来以后，西方经济学的教头奔走相告、载歌载舞，以为从此破解了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的悖论：“价值悖论”。
“价值悖论”的含义是指：有些东西效用很大，但价格很低(比如水);有些东西效用很小，但价格却很高(比如钻石)。
“价值悖论”，最初是由18世纪欧洲一个并不太出名的金融家约翰.劳(1671-1729，John Law)提出来的。后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借用了这个例子：“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刚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需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边际效用价值论”解释“价值悖论”的关键，是把效用区分为“总效用”和“边际效用”：
——总效用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从一定数量的商品的消费所得到的效用量的总和;
——边际效用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间内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所得到的效用量的增量。
那么，“边际效用”又是如何破解“价值悖论”的呢?边际效用价值论的解释逻辑，是这个样子的：
对人类而言，水的总效用巨大，没有水，我们无法生存。但是，人类消费某种物品的数量越多，其最后一个单位的边际效用就愈小。由于人类用水的数量很大，因而最后一单位的水所带来的边际效用是微不足道的。与此不同，相对于水而言，钻石的总效用并不大。但是，由于人类能拥有的钻石数量稀缺，物以稀为贵，所以它的边际效用就很大。总之，价值不是由总效用决定的，而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所以，钻石的价值就会大于水。
西方经济学自以为“边际效用”成功解释了“价值悖论”，为此得意洋洋到不能自已。甚至有西经教头断言：“若马克思在世，一定会被‘边际效用’吓尿”。
“边际效用”能不能镇住马克思，我暂且不论。我要告诉诸位的是，“边际效用”的解释有很多漏洞，而且漏洞巨大：
漏洞一：效用比较到底是定性标准，还是定量标准?
在比较水与钻石的“总效用”时，“边际教授”使用的是“定性”标准，而不是“定量”标准——也就是以满足人类需要的“重要性”，来衡量水和钻石的“总效用”。但是，在比较水与钻石的“边际效用”时，“边际教授”使用的却是“定量”标准，而不再是“定性”标准——也就是以物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水与钻石的“边际效用”。
搞笑的是：虽然总效用被定义“消费量的总和”，似乎是一个量的概念，但是，在水与钻石的价值比较中，总效用的含义已经不再是“消费量的总和”(数量概念)，而是“物品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性能及其重要性”(质量概念)。
漏洞二：不同物品的效用，在数量上如何比较?
同种物品的效用，在“数量”上固然是可以比较滴(比如：一升水比较两升水，一克拉钻石比较两克拉钻石)。但是，不同种类的物品，其效用在“数量”上如何进行比较?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就有过深刻的分析。比如，对于“两把斧子值一只绵羊”的交换等式，马克思说，这里的数量绝不是“效用”的数量，而只能是“劳动”的数量。为什么?因为“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所以马克思断言：“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
同样道理，在“50顿水值1克拉钻石”的交换等式中，所谓“边际量”的比较绝不会是“效用量”的比较，而只能是“劳动量”的比较。只不过，这种比较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如果真想明白其中的道理，我建议大家认认真真读读《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的第一章：“商品”。
漏洞三：“效用”的内涵，咋就不能“一以贯之”?
在比较水与钻石的“总效用”时，“效用”的含义是指物品满足人们需要的某种“有用性”;但是，在比较水与钻石的“边际效用”时，“效用”的含义则成了物品的“稀缺”程度。更有甚者，很多“边际教授”干脆把稀缺等同于效用，为了能够解释“价值悖论”，“效用”的内涵随心所欲到了“我说啥，就是啥”的地步。
西方经济学既然自称“科学”，那么展开讨论就必须遵守起码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有一个基本定律叫“同一律”，其含义是指：“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必须在同一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而不能在不同意义上使用概念和判断”。通俗地讲，就是：把两件事情搅和在一起“浑水摸鱼”，那是没有说服力的。
可是，“边际教授”在解释“价值悖论”时，一会使用效用判断，一会使用稀缺判断，或者干脆把两个概念搅和在一起说事。资深“边际教授”，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就是搅事的高手，他说：“一种物品要具有价值，必须具有有用性，也具有稀缺性。”
说好的“清蒸带鱼”，结果端上来的是“海陆空乱炖”。这样的厨师，你够格吗?
在衡量科学的标准中，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有一个“简单性”标准。就是说，理论的基本假设越少，理论内涵的歧义越小，这个理论就越好。对于逻辑混乱的理论怎么办?对不起，那就要用“奥卡姆剃刀”修理它!“奥卡姆剃刀”是14世纪逻辑学家、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提出的原理：“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意思是说，理论必须“删繁就简”，必须剃掉多余的赘肉。
把效用和稀缺搅拌在一起(甚至还把生产要素拉进来凑热闹)，以为这样就能够为“效用价值”辩护——我请教一下自诩为“科学”的西方经济学：对比库恩的“简单性”标准，如此内涵混乱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科学吗?我看很够呛啊!
漏洞四：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有意思吗?
边际效用价值的逻辑在于：“价值跟着效用走，效用跟着欲望走”。那么，欲望跟着什么走呢?回答是：“欲望跟着稀缺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边际效用价值论的逻辑最后必然指向“稀缺性”。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稀缺又是跟着什么走呢?依据“稀缺就是价值”的定义，回答是：“稀缺跟着价值走”。那么，价值跟着什么走呢?回答是：“价值跟着效用走”。
瞧见没有?转了一圈，又转回去了。
“稀缺”哑火了，拿“效用”说事;“效用”卡壳了，拿“稀缺”顶缸。一个自我循环的解释原地打转，无休无止。“边际效用价值论”就是一个同义反复的“毛线圈圈”。
如果弄个“毛线圈圈”就能够搞定价值理论，那也就罢了。可笑的是，这个“毛线圈圈”最终还是要靠“稀缺性”来打个结。问题是，即使“稀缺性”这个结，也救不了“价值悖论”的大驾。其中的道理，我在《如果马克思错了(之一：稀缺)》的分析中，已经讨论，不重复了。
结论：“边际教授”白忙活了。
怎么就“白忙活”了?如果真正懂得劳动价值论，就不会产生“价值悖论”的困惑。所谓“价值悖论”，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
做“伪问题”的人，能不“白忙活”吗?
(未完待续)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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