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系列拙文的第二季《如果马克思错了（之一：稀缺）》，我讲了“稀缺先生”跟“不稀缺”比阔的故事，没想到，“稀缺先生”居然输了。这样的故事结局，西方经济学是不是很郁闷?
有意思的是，不仅西方经济学郁闷，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里面也有人不高兴了：“老赵啊!‘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常识。你咋说‘价值的高低在于成本耗费’呢?这不是古典经济学的初级劳动价值论么?”
他的意思是，我应当从“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价值形式”、“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如此这般讲下去，那才是“高级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我问他：“我给稀缺先生讲‘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他听进去了吗?”
他说：“你不这样讲，又能怎么讲?必须的!”
我问：“你用科学劳动价值论教育学生，他们真的信了吗?”
他默然了。
其实，当下按照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培育出来的学生，从此真正相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在是屈指可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已经深入“人心”。所以，不从西经的逻辑入手，马克思主义怎么争取“人心”?
正因为如此，我的系列文章必须以西经的逻辑来讨论问题，于是有了《如果马克思错了》这个题目。这样的“如果”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当然是荒谬的，但在80后、90后、00后们看来，则是必须的。
言归正传，接下来，我们讨论B选项(“效用”)。
如果选择B：“效用减少”了，所以衬衣便宜了。
这个选项的逻辑是：价值就是效用(Utility)。效用越大，价值就越大;效用越小，价值就越小。效用减少了，衬衣当然就便宜了。用效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杰文斯的话说: “价值完全取决于效用”。
效用，就是物品的“有用性”，比如，面包可以充饥，衣服可以御寒，汽车可以代步。在效用价值论的词典里面，“效用”就是用来“衡量人们需求或欲望得到满足的一个度量”。
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这个“度量”之所以事关重大，就在于：价值跟着效用走，效用跟着欲望走。所以，度量“欲望”的满足，就是度量“效用”的大小;度量“效用”的大小，就是度量“价值”的多少。
那么，这样的“度量”是如何完成的呢?面对一大堆不同的物品，“效用先生”左手拿着“基数效用”的尺子，右手拿着“序数效用”的尺子。然后呢，开始一本正经的丈量，根据不同物品满足人们需要的“重要性”，排列出效用的大小。再然后呢，根据其效用的大小，排列出价值的多少：
——效用越大，价值越大;
——效用越小，价值越小。
这就是“价值跟着效用走”。所以，“效用”在教科书里面是灰常的高大上。
那么，是不是“效用越大，价值就越大;效用越小，价值就越小”呢?
未必!
比如空气和淡水，这两样物品是人类生命须臾不能缺少的东东，其效用之大，远高于手机和汽车。
没有手机和汽车，你或者很不方便，但没有空气和水，你就挂了。挂都挂了，要手机和汽车有屁用。不信你就试试看，五分钟没有空气你会怎样?一天不喝水你会怎样?五分钟不让你打电话，你死不了;一天不让你开车，你也活蹦乱跳。
按照效用价值论的逻辑，既然空气和淡水的效用比手机和汽车大得多，那么前者的价值(价格)就必须高于后者。但是，为什么空气和矿泉水的价值(价格)，却远远低于手机或汽车?
问题不在于空气和淡水的效用有多大，而是在于获得空气和淡水所花费的“代价”有多高——也就是“劳动耗费”有多少!
再比如钻石，主要是用于装饰和炫富，它的效用未必就比很多日常生活用品的效用高(比如吃饭的碗，喝水的杯子，解手的夜壶——古代称为“虎子”)。
按照效用价值论的逻辑，既然一颗钻石的效用未必比一把夜壶的效用大，那么钻石的价值(价格)就没有理由高于夜壶。但是，为什么钻石的价值(价格)却远远高于我们根本就离不开的很多日常生活用品呢?
问题不在于钻石的效用有多大，而是在于获得钻石的“代价”远远高于得到夜壶的“代价”——也就是“劳动耗费”有多少!
由此可见，“价值跟着效用走”的逻辑，是多么的不靠谱。因为价值并没有跟着“效用”走，而是跟着“代价”走。
虽然，有“价值”的东东首先要有“效用”。但是，价值与效用并不是一回事。
故事讲到这里，西方经济学教授早就按耐不住了。只见他们怒不可遏地脱下陈旧的“效用”马甲，忙不迭地换上精致的“边际效用”马甲。结果，“效用先生”摇身一变，一大群现代“边际教授”，齐刷刷的降临了。
换了马甲的“边际教授”真理在手、信心满满、底气爆棚，他们振臂高呼：伟大的“边际效用”已经破解了“价值悖论”!
说不定，还会有若干“边际教授”在拙文下面跟帖，用数学模型加上“边际分析”和“无差异曲线”好一番折腾，然后向我证明，他们是如何破解“价值悖论”滴。
真的破解了么?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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