剜到筐里都是菜？发展党员须慎重！

　　马军营，西濒黄河，不过十里，东明县城在其东北方向，相距三十里，属东明县第五区管辖，村里有近四百户人家，两千多口人，一百多顷地，算是当地较大的村子了。

　　但当年，马军营却大而不富。在百多顷耕地中，大部分尤其是肥沃的土地，多被少数地主、富农所占有，出租或雇人耕种。人口占绝大多数的贫雇农，只有很少的贫瘠土地，这些土地多为沙地，盐碱化严重，收成少到几乎可忽略不记。他们过着被削剥、被压迫的困苦生活，因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

　　东明，历史上治所和归属，几经变化，都与黄河水患有关。近现代以来，先属河北，又属平原（1952年撤销），再隶河南，后归山东。由于地处冀鲁豫苏皖五省交界，陇海路以北的边沿地带，这里民风强悍，反动派压迫群众残酷，群众也极富斗争精神。

　　我党在东明的活动，始于1927年初，同冀鲁豫很多地方一样，最初的播火者都是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大名七师）的进步师生。1929年8月，根据中共濮阳县委决定，夏营支部建立，点燃了东明的星星之火。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东明党组织屡仆屡起，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一度处于低潮，但群众在斗争中认识到了党是他们的主心骨，是和穷人一条心的，所以革命基础很好。

　　抗战爆发后，东明党组织得以重建，各种抗日救亡活动轰轰烈烈，但国民党顽固派在东明掀起的第一次反供高潮，迫使党的活动由半公开转向隐蔽，县委转移到农村。这一时期，县委被称为“县密委”，即秘密县委的意思。

　　在县委的领导下，以及本村最早入党的党员王金声的影响下，马军营的青年学生和广大农民，受到了抗日救亡的启蒙和教育，不断追求进步。到1939年初，马军营就发展了党员十多人，建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在地下斗争阶段中，各种工作做得比较出色，农民群众，特别是一些有文化的青年，在抗日救亡工作中表现得既坚强又活跃。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

　　要知道，这可不是和平时期，特别是从1941年初起，冀鲁豫区抗日军民也进入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年代，鬼子和汉奸想着法儿破坏抗日组织，对发挥战斗堡垒的基层党组织更是恨之入骨，拉出来，打进去，无所不用其极。

　　由于斗争形势日趋白日化，为了防止日伪顽和各种反动势力的发现和破坏，不但党组织和党员身份不公开，要求所有党员在各种工作与活动中都不表露政治面貌，就是发展党员也是采取个别谈话、个别培养、个别考察、个别发展的秘密行动，而且要求单线联系。即你发展的党员，只知道你是党员，不知道村里还有谁是党员，更不知道你的上级是谁？

　　有人会问了：有这个必要吗？这不是犯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关门主义老毛病吗？有能耐拉进来，不怕有毛病，斗争中自然百炼成钢，不也有吗？

　　殊不知在那种情况下，不这么做，如果稍有不慎，就会给党支部的生存造成极大危害。

　　这年八月节刚过的一天，一位进步群众急匆匆找到党支部委员刘心田。二话不说，掏出来张纸条子，一把塞给老刘，嘴里挤出三个字：“出事了！”

　　只见纸条上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刘心田、苏治国、苏自学、王鸿录、刘庆德、刘胡录、苏永西、张聚盈、刘雨田等人都是共产党员，隐藏有八路军的长枪十支，手枪五支，麦子五千斤。这八户九人，五天后派代表，到东明县城奎星饭店对面的茶馆会面，商谈了结此案的方法和条件。”

　　“哪来的？谁写的？还有其他人知道吗？”看到纸条内容，老刘有点头大，赶紧问这位老乡。

　　老乡告诉老刘：“这是我从关帝庙供桌上捡到的，估计不少人看到了，这事村里已经传开了，听说城里敌人宣抚班也收到这样一个纸条，不知是真是假。”

　　送走老乡，刘心田同志感到问题很严重，要迅速采取对策补救。否则，被鬼子一勺烩都是轻的，党的事业也将要遭到重大损失和破坏。当务之急，赶紧召开支部会议，及时排除隐患，不但要解决人的问题，还要彻底杜绝跑冒滴漏现象。

　　时不我待，刘心田找到王金铭，俩人分头通知其他同志，到青纱帐里开会。又安排两名积极分子，都是既可靠又机警的小伙子，到出城的大道上，在道边有个隐蔽地方蹲守，以防鬼子突然袭击。

　　全体党员会上，集思广益，大家对纸条内容和背后的告密者，进行了认真分析。名单上的九个人，并不都是党员，还有三名无关人员，等于是真真假假。至于隐藏八路军的枪支、粮食等情况，完全是捕风捉影的凭空捏造。一句话：假的！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告密者应该是马军营本村或附近村的人，但他并不了解党组织的实际情况，仅仅是觉察到了一些党组织的零星线索，脑补和夸张的成分很大。另外，从八户被告的家庭情况来看，四户是贫下中农，四户是地主（有两位同志是地主出身），一户是富裕中农。显然重点是奔着有钱人去的，而且还指明大家坐下来谈，可以协商解决，地方都找好了，说明了其目的在财不在人。

　　更明白地说，就是想敲诈勒索。

　　通过这些分析，大家一致认为：告密者决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个无赖，否则是不会干出这样卑鄙的勾当，他也不准备把事情搞大到日本人那里，起码暂时如此。

　　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到告密者！问题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根据可能的告密人特征，党支部开始做“双梳理两对照”工作，既梳理“坏种”名单，也梳理可能的信息源，同时进行人员对照，到底在哪里出现了跑冒滴漏？

　　很快就发现了跑冒滴漏的节点：名单中的苏自学同志，未经请示组织，更没得到同意，就擅自培养了一个叫康八的发展对象。这家伙是个兵痞出身的流氓无产者，原先在顽军邵鸿基的游击支队，后来当逃兵，落户在马军营。所以这个人也有优点，就是社会经历丰富，能说会道，还能写会算，而且有一定的军事斗争经验。

　　苏自学同志当时想的很好，觉得康八有抗日热情，也有各方面的能力。如果培养一下，将来也许会成为不错的民兵干部，有利于我们抓武装的时候，发挥独特作用。

　　问题是康八属于典型的德不配位，这家伙利忘义，谁风头大就跟谁干，有奶便是娘，政治上很不可靠，而且吸食鸦片，偷偷摸摸，手脚不干净，得便宜没够，毫无操守。

　　所以老苏跟支部其他同志一说，大家都非常反对，这样的人岂能作为党员培养对象？真拉进来，将来是要出大事的！于是，党支部开会，决定中断对康八的培养和接触。

　　到这一步，大家觉得一拍两散，及时止损，句号画得还算圆满。不过，同志们还是低估了康八，觉得拦住最后一道闸，没把这种人发展入党，也就如此了，他还能掀起多大风浪？并没有想到，康八会是条癞皮狗，不捡便宜就是吃亏。

　　苏自学先热后冷，欲言又止，必定会引起康八的怀疑。康八有理由推断出，苏自学可能是共产党员，马军营村也极可能有共产党组织的存在。

　　从其一贯行事作风来看，这种地痞无赖，一定会认为这是敲诈勒索的好机会，很可能会干出这样的勾当。

　　要进一步确定告密人是否是康八，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康八所为，他向日军宣抚班的告密情况，我们还必须掌握，既有利抓住黑手，更有利于未来我们的应对，不至于被打个措手不及。

　　最后，支部会议决定，马上派人进城调查了解情况，同时立即向县委汇报，以便取得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支持，再研究下步具体行动计划。

　　接到马军营村党支部的报告，县委迅速开会研究，做出指示：“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但要及时处理。”

　　密告人所列举的问题，虽有勒索钱财的意图，但重要目的还是破坏党的组织，一定要高度警惕并采取对策，否则后果难于设想。

　　怎么处理呢？县委也给出了具体办法：

　　“被告者既然有非党员的地主和中农，我们就有和他们联合起来的条件。村长徐进德虽是地主，也未被告，但他身为一村之首，由于怕敌人追究村里隐藏八路军的枪支和粮食的责任，肯定会出面支持受害者。这样，我们和被告的地主联合起来，再争取村长站在我们这一边，同告密人进行斗争，就增加了我们和敌人作斗争的力量。另外，要不惜花些钱财，买通日军驻县城的汤翻译官，翻过来把告密人定为八路军的‘八路探子’，借鬼子之手将其置于死地，千方百计保护党的组织。”

　　画个重点：化被动为主动，发挥统战作用，借力打力，一招制敌。

　　村支部接到县委的指示后，派到城里的同志也回来了，弄清了告密人确实是康八，剩下就是执行了。

　　有同志跟村长徐进德是亲戚，正好借机向他讲明了此事的利害关系：

　　康八告密，日本人抓了所谓的“共产党”，不管真假，你都有失察之罪，少不了吃挂捞。只有解决掉康八，你才能从中摘出来，保全自己，两不得罪。康八就是个不堪一击的坏鸡蛋，原来就不是咱们村的，平时又散德行，没有任何根基，更别说亲朋了，弄死他也没人为他出头。

　　徐进德当即表示，愿意出面支持受害者，斗倒康八。

　　有了村长表态，相关同志又去做三位党外受害者的动员工作，就水到渠成了。

　　地主苏永西、王鸿录和富裕中农刘胡录，此时惶惶不可终日，不知如何是好？听说大家已经联合起来反告康八，村长也参加了，当即表示愿意加盟，而且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只要官司能打赢，身家性命得以保全，啥也不说了！

　　在此期间，马军营的不少群众，原先也受过康八的坑害，听说有人挑头，要告康八。纷纷表示愿意参加进来，甚至建议，别那么麻烦，不如抓住他，直接弄死算了，还费劲告他干啥？

　　党支部认为这样做不妥当，就以“告康团”的名义，向群众解释：

　　一来康八早已跑了，不可能抓住；二来如果真的把康八抓住杀了，鬼子知道后，肯定认为康八报告的情况是真实的，必定对我们进行大逮捕、大屠杀，这样就要给群众带来重大损失，一定不能这样干。除掉康八，我们已有稳妥办法，也需要大家出力帮助，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并且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

　　一切准备妥当后，村支部又开了个会，决定让刘心田同志作为受害人代表，与村长徐进德，受害者家属代表、帮办苏三常，及给村长跑腿的夫役张白，一同进城托人活动。

　　四人“告康团”的配置很有意思，刘心田同志是主心骨，他既识文断字，又能说善辩，更是团里唯一的党员，当然是不暴露身份的，由他掌舵，方向就不会偏。同时，他也是受害人，与苏三常一起，代表性就有了。苏三常平时向我靠拢，张白又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进退都有人打配合。

　　到了城里，徐进德带着大家，先去拜访老朋友白王会会长孙耀宗。

　　所谓“白王会”，就是当地的一个汉奸亲日反动会道门。孙耀宗，旧官吏出身，黑白两道通吃，家里有地有买卖，所以跟日伪方面打得火热。

　　献上一份厚礼，孙耀宗当即表示，这事他管定了，不能让朋友吃亏，让坏人得逞！让手下拿着他的名片，去请伪县政府财政科干事吴仁杰，在奎星楼攒局吃饭，商量对策。

　　酒过三巡，该说正事了，孙耀宗却态度大转弯，跟吴仁杰一唱一和，表示事关重大，爱莫能助，说：“案子已经捅到蝗军那里，不好办，就是办，恐怕也要经过一番周折。”

　　言下之意，你懂的，不就是要钱吗？

　　刘心田同志赶紧打包票：“这就要劳驾二位费心了，此事无论以谈判了结，或是公堂对质，只要官司打赢，八户九人安全无恙，承情之时，自有重谢，请二位放心！”

　　都说得这么明白了，孙、吴自然心领神会，赌咒发誓，愿为朋友两肋插刀。火候到了，就得加把柴，孙进德献上定金，说不管结果如何，不能让朋友白忙活！

　　汉奸都是见钱眼开的主，吃了“开心丸”，遂吹嘘说：“康八这小子想拿咱的大头，算他瞎了眼，你们不要怕，此事包在我们身上，不会让大家吃哑巴亏。”

　　果然有钱好办事，他们建议告康团，以被密告的八户联名反告康八。就说康八原先在八路军东进纵队做事，后来冒充国民党逃兵，潜伏下来，经常在马军营、大许庄一带，刺探蝗军的军事情报，向八路军随时报告。为掩护“八路探子”的身份，康八吸大烟，又偷盗良民财物，对良民勒索陷害，妄图拉人下水。

　　还指点大家，不要怕，就这么说，即便康八不服，进行狡辩，他也是个外来的单门独户，又很不得人心，找不来证人。你们有马军营全体村民作证，白王会的几百兄弟也会为大家担保。咱们人多势众，到时候，蝗军一定会相信我们，不相信康八。

　　通过两人的关系，告康团贿赂汤翻译三百大洋，又投其所好，用两百大洋买来一副米芾的字画，供其赏玩。果真“药”到“病”除，汤翻译迅速站队。

　　此时，县委又派来同志，向刘心田交代：“一定要抓住时机一举击败康八在，千万不能让他跑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康八约定的日期到了，告康团在奎星楼摆下鸿门宴。刘心田、苏三常负责劝酒和谈条件，徐进德装好人，表示自己只做中人，一手托两家，大家商量着来。张白则负责通知汤翻译，孙、吴则在宣抚班坐镇，督促汤翻译准时出动。

　　就这样，康八被摁在奎星楼，宣抚班的日伪特务将其带走扣押，等候提审。

　　第二天过堂，双方对质。

　　鬼子法官先问刘心田：“康八告你们八户九人是共产党，还隐藏八路的枪支和粮食，统统的讲来。”

　　老刘不慌不忙，回答：“太君，我们八户九人都是安分守己的良民，不是共产党。我从小在家读书，现在开个小药铺，以卖药治病为生，从不外出，也不过问世间政治之事。其他几位村民，也都是胆小如鼠，生怕惹事生非。况且蝗军一再三令五申，不准私通八路，通者杀！我们怎敢隐藏八路的枪支和粮食？另外，我们根本也没见过八路和共产党是什么样子，怎么能隐藏他们的枪支和粮食？”

　　鬼子又问康八：“你密告他们九人是共党，隐藏枪支和粮食，你有什么证据？”

　　康八支吾其词，说得驴头不对马嘴。

　　接着，鬼子法官问刘心田：“你们八户联名控告康是八路的密探，你有什么证据？”

　　老刘按照事先准备的说辞，说得理直气壮，而且表示有马军营村村长，还有全体村民，以及白王会的几百良民，可以作证，如有欺瞒，情愿砍头！

　　听到这里，康八急得要疯，抛出杀手锏，质问刘心田：“刘心田！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了！你们不承认是共产党，前几天苏自学为什么向我作共产党宣传？”

　　鬼子问刘心田，这是不是真的？

　　老刘毫不惊慌，反而哈哈大笑，说这是真的！

　　但事出有因，我们发现康八是“八路探子”，向村长报告后，村长说得有证据，要慎重，别拿错人，给蝗军添麻烦就不好了。于是他让苏自学去打探虚实，苏自学试探几次，康八也不吐口，没办法才以宣传共产党的好处，“找同志”为诱饵，使这个八路军的‘密探’道出了真情。

　　您如果不信，可找村长徐进德对质。

　　鬼子叫来徐进德，徐进德一口咬定，康八就是“八路探子”，刘先生说的，都是真的，如有虚假，甘愿连坐。

　　这时候，汤翻译也出来帮衬，用日语叽里咕噜，好说了一阵子。

　　鬼子最后当堂宣布：“八户良民被康八诬告无罪，康八是供‘匪’，应被杀头。但空口无凭，村长明天必须带二百名白王会员，到这里作证，确认八户受害者是良民，康八是供‘匪’，就可以当众把康八交给白王会，由你们代蝗军，对其当街正‘法’！”

　　事不宜迟，老刘他们一边请孙耀宗找人，一边从村里动员青壮年，同时城里的地下党也安排人，都以白王会员的名义，约定第二天午时到齐。

　　为什么孙耀宗找人了，我们还要同时安排两路人吗？

　　除了凑数，更重要的是“掺沙子”，确保康八必死，到时候不要出什么幺蛾子。

　　白王会不但是反动会道门，还是亲日民间武装，所以到日子，刀枪并举，全副武装，就来领人了。

　　鬼子很高兴，蝗军还是恨得民心的嘛！

　　所以二话不说，就把脚镣手铐齐全的康八，交到我们手里，而且暗示，对这个“供‘匪’”，你们怎么处理都行，最好越残忍，越大快人心。

　　康八出来，一看这阵势，他的兵痞劲儿上来了，扯着脖子大喊：“父老们，你们要记住，我康八是怎么死的，你们以后吃了亏，就会明白的。”

　　当然，康八是暗示整死他的人里头有共产党，你们“助纣为虐”的地主、汉奸和伪官吏、反动会首，等共产党得势了，有你们好果子吃！

　　为了避免康八在押赴刑场途中，再胡说乱道，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待我们说话，孙耀宗的白王会事先准备的“金牌杀手”就站出来，用匕首挑断了康八脖子上的大筋，让其歪着脖子，不能再吱声，乖乖押赴刑场。

　　更可笑的是，东明县城的日军，为防范八路军劫法场，救出康八，不但全城戒严，甚至开出一辆装甲车，进行示威性巡逻，为白王会压阵助威。

　　康八死的时候，孙耀宗也真对得起他，看在钱的份上，先是有人上去一枪将其扎倒，接着挖出心肝，然后乱刀分尸。

　　主打一个：“我有九种办法弄死他，九种！”

　　至此，保护地下党的斗争取得完胜，马军营村党支部也得到了锻炼，经过了考验，汲取了教训。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抗战胜利后，马军营村党支部发展到三十多人，还建立起民兵武装，拥有百多人枪。加上该村经过减租减息和反贪污斗争，以及民主斗争等各种活动，大大提高了群众觉悟，党组织真正在群众中扎下了根，多数群众对敌斗争坚决。

　　到了解放战争中，在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鲁西南，还乡团到处烧杀，摧残我党群组织，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比如康八黑名单中的张聚盈同志，被叛徒、时任村党支部副书记的苏宏尉出卖，一家三代，包括一岁大的孙子，先后遇害……

　　但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好的，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让群众看到了希望，知道革命政权依然存在，敌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由此，群众坚定地站在党的一边，与党员干部同呼吸共命运，与地富反坏分子坚决斗争，直到解放。

　　1947年12月30日，东明第三次解放。

　　东明县的党组织，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壮大和发展。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员仅127人，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到816人，解放战争时期又发展党员599人。到建国前夕，全县已有9个区委，133个支部，党员1628人。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保持得好，党就更加坚强有力，党的事业就能健康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纯洁性受到影响和削弱，党的战斗力就会下降，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

　　1928年10月4日，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步云山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教员同志”起草的《决议案》。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我想摘出来，送给我的同志和朋友们，作为本篇的结束，也算“划重点”吧——

　　“‘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集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堡森严、步伐整齐的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的执行纪律为改造建设党中央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