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语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农地拆迁已是再常见不过的场景。土地被征收，开发区拔地而起，村民们搬进安置房，这是外人眼中“正常”的逻辑。但在H市东部经济开发区的某村庄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有些十年、二十年都未曾翻修过的老房子，如今在“可能会拆迁”的消息传来后，反而重新热闹起来。过去杂草丛生的屋子被刷白了墙，换上新窗，补好屋顶，似乎恢复了它的居住功能。人们口中虽说着“等真拆了可以多赔钱”，却一点点往家里添置新家具。
起初注意到这个现象时，我心里感到十分矛盾：为什么明知可能要被拆，反而还要修？为什么有些人多年不曾回乡，却在拆迁消息后修了房子回去住？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这或许不仅仅是为了“赌一笔补偿”，更是一种对于曾经生活秩序的重建。在城市化浪潮里，土地、房屋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松动，许多人因外出务工被迫离开故土，离开他们熟悉的生活方式。而当拆迁消息传来，他们才意识到，那片土地、那个熟悉的“家”，或许再也无法返回。此时的修补在一定程度上是那些普通人在巨大的结构性变迁中，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连接那熟悉的土地，挽留曾经“家”的意义。
作者｜刘涵（上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H市拆迁后建新钢厂俯瞰图 |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H市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个地级市，曾经的支柱产业是钢铁制造业。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钢铁工业高耗能、高排放的生产模式已难以为继。2021年，为了推动当地老牌钢厂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发展，H市与某大型跨国企业签署战略合约，将该钢厂迁至新的经济开发区，并引进铁及配套等产业建设，规划建设新型工业区。
随着入驻企业的增多，该开发区征地也在逐渐扩大，这使得临近开发区域且还未被纳入拆迁范围的村民不免揣测是否能够征用到自家土地。于是，伴随着工业区的推土机轰隆作响，这种揣测不仅使得常居于此的村民开始关注自家的房子是否会被拆除，连常年不回家乡居住的“游子”也开始关注他们的荒废的老屋。其中，不少村民不约而同地回到老家重建或翻修了旧房。
在明知可能被拆的情况下修房子，这些村民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本文通过讲述该开发区域内三户农家的翻修历程，探讨在农地拆迁过程中这些村民对生活的思考与情感逻辑。
一、到底要不要重修：
拆迁背后的计算与归属
“不修，修起来干什么？又没人在这里住。”张大爷在电话里斩钉截铁地对自家兄弟说。但没过多久，他还是同意和兄弟一起出钱翻修老宅。
张大爷今年六十多岁，尽管户籍还是在老宅，但他成家后很少回去住。他早年间在外打拼，后来又在城里开了几十年的面馆，用积攒下来的钱在城里与镇上各买了一套房，对老宅也就更没有归属感。2021年，张大爷在得知老宅可能会被纳入拆迁范围之初，并没想过要去重修年久失修、几近倒塌的老宅。这其中原因有三：其一是当初还不确定是否能够拆到这里；其二是老宅因长时间无人居住，破损严重，修缮耗费精力比较大；其三，即便拆到他这里，拆迁重整对于他来说也只是多几万块，并不划算。
然而张大爷的兄弟们却有不同想法。除了张大爷外，还有他的两个兄弟和侄子的户籍在老宅，他们都主张摊钱重修老宅。张大爷的这两位兄弟常年在外打工，自从家中父母过世后，除了过年会回到家乡祭祖，平时几乎不再回去。而张大爷虽在本地，也不会住在老宅，房子便逐渐荒废，杂草丛生。按照国家的农村房屋征占补偿政策，草房、砖瓦房、捣制或预制砖砼结构房屋，以及二层以上楼房的赔偿款是不同的。如果将来真的征用张大爷一家的房屋、土地，重修老宅还能够多得一笔赔偿。这笔钱对于张大爷而言可有可无，但对于张大爷这两位兄弟来说却能减轻他们的生活负担。也正是因为这两兄弟自身也没有多少钱，故而想着三人一起出钱修。
起初，张大爷坚决不同意，宁愿将自己的那部分钱拿出来直接贴补给两个兄弟和侄子，也不同意重修。事情陷入僵持时，张大爷的妹妹劝说道“趁着现在还没规划到这里来，房子修好了之后，大家过年回来也有地方住，兄弟姐妹几个凑在一起也热闹。等到这里真的拆了，大家聚也难得聚了”。张大爷转念一想，妹妹的劝说也不无道理，兄弟姐妹几个成年后就各奔东西，常年聚少离多。老宅荒废后，他们对于老家的共同记忆就只剩下了南面山上的几座孤坟。虽然张大爷也明白如今修房不是为了常住，但经过几番商讨，他最终还是同意了修缮，并决定修二层增加房屋面积。
于是临近2021年年关，张大爷和两兄弟就开始动工了。由于平时不常居住，张大爷起初也就将房屋的大体框架搭建了起来，只买了一扇大门，里面各个房间的门都没装上，屋内还是毛坯，地面倒是糊上了一层水泥，没做细致装修。到2025年，张大爷新建的房屋还没有被规划进拆迁范围内，只有他家承包的农耕地被纳入其中。但他家房子已经涂白了墙、重葺了院坝、烧了铁皮屋顶，他们兄弟姐妹几个近年来年年都回到老宅过年，张大爷也从镇上搬了回来，在屋边种了些小菜，打理起院子。
原本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拆迁款，可到现在，张大爷的弟弟、侄子侄女们也常常带上食材回老宅聚一聚。2024年7月，张大爷那个远嫁外省、十年没回过家的二妹，邀上小妹和侄子，一起回这里住了一个月。雨后，屋后的河水涨了，张大爷还买了个小充气皮划艇，带着妹妹们到小河里捉鱼。饭桌上，大家都在想“要是不拆到这里就好了”。
H市拆迁后建新钢厂在建图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二、城市“遗弃”后的乡土依靠
与张大爷一家不同的是，杨大爷回老家，单纯只是为了居住。
杨大爷已经七十多岁了，年轻时在砖瓦厂打工，挣了一辈子辛苦钱。上了年纪后，因为耳朵听不见，他在城里再也找不到愿意接收他的工厂。没有办法，他就只能回到老家，打算种点地维持生活。
其实，杨大爷原本不必回乡。他靠着多年的努力在城里也买过一套房，也有一定的积蓄，能够支撑他在城里生活。但他的儿子做生意赔了钱，将房子给抵了出去，还欠下不少债务。现下儿子在外工作还债，妻子在别家做保姆，他因为耳朵的原因在城里没了生存的能力。为了不拖累家人，杨大爷选择回到养育他的土地上过后半生。
杨大爷家的老房子建于80年代，后来四个兄弟姐妹都出去工作了，房子的脊梁柱早已倒塌，门窗坏了，屋内屋外都不适合居住。再加上他家的耕地已经被征用了大半，他的兄弟姐妹几个就劝他跟妻子在城里租房子算了，互相之间还有个照顾，条件也好些。
面对劝说，杨大爷没有回应，只是悄悄收拾了行李回了老家。他心里明白，因为耳朵的原因，很多做工的地方都不招他，自己在慢慢被社会“遗弃”，只有乡下的土地还愿意接纳他。杨大爷回到家，看着倒塌的老屋，向兄弟姐妹们借了钱，说等到房子之后要是拆了，会把钱还上。兄弟姐妹们商量后决定帮他修，说：“如果真的要重修，就多花点钱将房子该装的都装上，以后要是真的拆掉了，赔的钱也多一些。”于是，在几人的合力下，老房子不仅补好了房顶，还新装了门窗，刷白了墙体。
2022年，房子修好了，他从那以后就一个人在老家生活。他向那些没有回老家住、地也没有被征去的同村人借了地，每天就早出晚归地在地里耕作。但杨大爷的耳背依然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便。有一次，他在地里烧秸秆时差点引发火灾，好在邻居反应及时才没酿成大祸。尽管如此，邻里的互帮互助，土地极大的包容性，仍让杨大爷感受到了久违的轻松。
不过，杨大爷住的这一片区域离新修的化工厂很近，周边土地陆续被征走，拆迁到他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村里人闲聊时常说起这个事，有人问他打算怎么办，他只是淡淡回答一句：“先住着，以后再说。”话说得平平淡淡，态度却坚定。他知道未来总会发生变化，可眼下，能住在老屋里，能在自家院子里抬头看到天、低头看到地，就已经足够了。
某村民翻修后的楼房 |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三、不愿离开的执拗
对于张大爷、杨大爷来说，老房子拆迁还遥遥无期，而刘大娘一家的房子却已经被推过了两回。
刘大娘今年六十多岁，家里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除了结婚前出去打过一些零工，她大半辈子都在这片土地上耕种。2019年，她丈夫去世了，坟就修在离房子不远的土坡上。她下地干活时，总能看见。儿女们有的在城里买了房，想接她到城里去住，但她每次在城里只待几天，就又回到乡下。
因此，别人谈到拆迁时，都盼望着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家，而刘大娘却不希望自己的房子被拆。可因为她家的房子正好处在所规划的快速路段上，在这片区域还没有被规划时，她家便被要求拆迁。所幸除了房子和紧挨着的宅基地之外，其余的地暂时还没有被征用。后来，当听到有人提起快速路周围的其他房屋可能不会被拆时，刘大娘就和儿女商量能不能再申请一块住宅用地，在另一边重新盖房。
她的理由很直接：一来她觉得在农村住习惯了，到城里总是找不到事做，只能天天缩在楼房里；二来儿女都各自有了自己的小家，乡下的房子还在时，大家逢年过节还能回来聚一聚，一旦房子拆掉了，就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容易相聚了。可她的子女却认为没有修建的必要，他们清楚自家那些地都在核心规划区域，即使在另一块地申请重建了，也有很大的可能再次面临拆除。
但刘大娘坚持要重新修建，她说“要是他们不愿意出钱，我就拿拆迁款建一间房，我自己住”。几番争执后，儿女们拗不过刘大娘，最终打算申请重新建房。由于刘大娘一家房子拆迁的时候，其他地方还没有纳入规划范围，申请建房也很快得到了同意。只是他们心里明白，房子迟早会被拆的，于是在修房时也考虑怎么才能在拆迁时得到更多补偿。因为房屋的赔付是按照房屋占地面积，他们也就修了两层楼。只是二楼实际上并未完全建好，吊顶和内部支架都较为简陋，甚至电线都是裸露在外面，但墙面都刷白了，或许目的只是因为刷白墙后在拆迁时能多算些钱。
刘大娘看在眼里，却默不作声，她心里清楚，儿女们在乎的是赔偿，而自己只想留在这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罢了。房子建好后，每逢节日，儿孙们虽然时常回来探望，却因二楼没有床，从不留宿。刘大娘索性又去市场上买了几张床，又慢慢添置了好些东西，最后在2023年春节期间，倒是能够住下两家人。
然而，到了2024年，刘大娘的新家再次被画红线，土地也都被征用了，就连她丈夫的坟也要跟着迁走。这一次，她确实到了不得不搬走的时候了。
四、结 语
拆迁，在不少人眼中意味着一笔补偿款，谁得到的补偿款多谁就获利。诚然，农民们会考量利益分配问题，但或许对许多在土地上有过深刻记忆的农民来说，这更像是一场被迫的转折。
在这场转折中，张大爷、杨大爷和刘大娘面对的是同一片土地，看似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背后都有着他们对家乡故土的依恋。有人为了将来可能的补偿，和兄弟合力修起了二层房；有人因为耳背无法在城里生存，回到倒塌的老屋，靠土地度过晚年；也有人明知新房迟早会被拆，却仍坚持再盖一栋，只为了还能留在乡下。即便补偿款确实是一个现实考量，但真正驱动他们的，或许并不只是金钱回报。房屋是否修缮，往往承载着他们与土地、与家庭、与生活方式的关系。
拆迁对一些人来说，是改变命运的机会；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却意味着熟悉的秩序被打破，对于土地的归属感不复存在，也失去了一个随时可以退回去的地方。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看，农地征收不仅改变了农民身处的物理空间，也在重塑他们的生活基础和社会保障体系。虽然近年来农村普遍建立了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但整体保障水平有限。据了解，张大爷和杨大爷所处的征地区域目前是达到“一亩二分”的征地后，再由当地给这些失地农民全额购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如果土地征用没有达到该面积还想购买的，需要他自己找其他人交换土地或者出钱购买。对于缺乏稳定收入的弱势农民群体而言，这意味着一笔额外的支出。何况基础养老金也难以支撑失地农民的长期生活与医疗需求。
因此，当土地和房屋不再是农民的安身与养老依靠时，问题不只是“住在哪里”，而是弱势农民群体在城市化、工业化中面临的生存困境。如果缺乏更完善更合理的制度保障与养老支持，或许一边在快速城市化，一边又在制造新的社会风险与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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