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的难处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潜在风潮，就是遇到啥焦点事件，都会反思一下毛泽东时代会如何选择。

　　中美博弈时，会思索毛泽东会怎么做。

　　中印边境冲突时，会思索毛泽东会怎么做。

　　俄乌战争爆发时，还是会思索毛泽东的战略选择。

　　这次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又让人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打黑除恶。

　　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是历史巨人，虽然他做的很多事并不完美（有部分颇多争议），但在宏观层面的战略选择基本没有偏差。那么他的难处该从何解读？

　　1964年3月，毛泽东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

　　在谈到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他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够了。《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这话其实讲得很明白，毛选是在斗争中形成的，而每一步斗争都付出了血的代价，所以毛选是血的著作。

　　所谓血的代价，既包括毛泽东的亲人（直系亲属就有6位烈士），也包括他的同学、战友、同乡（如蔡和森），更包括跟着他走的解放军战士和普通老百姓。

　　大凡了解近现代史的人，都会明白毛泽东一辈子其实走得很不容易，中国走到今天也很不容易。

毛泽东的难处，我在《不被理解的毛泽东》最后一卷“巨人的难题”中系统性论述过。

　　毛泽东本人是一个豪情万丈的人，从他的诗词、文章、行军布阵以及战略布局中，都能很清晰地看出来。但如果对毛泽东多了解一点就会明白，他也经常间接地表示自己难，具体就是他时常说自己是教员。

　　现在不少人称呼他为“教员”，也有不少人认为“教员”二字对他不够尊重。

　　那么“教员”二字如何体现出他一生的难处？

　　在公开的资料中，毛泽东第一次自称教员是在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采访他。也正是那一次，他公开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他说，自己在长沙求学期间，曾认真地考虑前途问题，结果是“最适合于教书”；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

　　大家看到了，他年轻时的初心是想当一个教员，但最后被逼得拿起了笔杆子和枪杆子。

　　建国之后类似的思想又表达好几次。

　　1960年6月，毛泽东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时说，我读的师范学校，是准备当教员的，没想到后来会去打仗。

　　1964年6月，毛主席接见智利代表团时，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

　　1970年12月，毛泽东再次会见斯诺。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时，他直言不讳地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原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其实仔细想想，他在政治、军事、哲学等领域的工作，确实如教员差不多。只不过一般教员，教的是一般性知识，而他教的是宏观战略、是思维方式、是国家运行的原则。但是他的思想在执行时，经常被下面搞歪。——这便是他的难处。

　　别的不说，以“扫黑除恶”为例，毛泽东时代下了如此巨大力气定下的基调（下大力气挖保护伞），但是到了现在，还有人试图不按照那个路子走。

　　历史巨人的难处，也是时代的难处。时代的难处，也就是所谓时代的粒子，砸到任何一个普通人人身上都是一座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