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毛泽东生产劳动思想主要包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理念”“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执政条件下干部应参加生产劳动”等。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与时俱进，不断赋予毛泽东生产劳动思想新的时代内涵，实现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发挥其应有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从小就热爱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强健了他的体魄，磨砺了他的意志，加深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在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对生产劳动的作用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他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思想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思想中国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产劳动思想。毛泽东的生产劳动思想博大精深、见解独到，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笔者在本文就其中几个主要方面加以梳理和阐释，以期对当前进一步认识生产劳动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价值有所裨益。
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理念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逐渐把主要力量用于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当局在日本的诱降下，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逐渐减少乃至停发抗战经费，甚至切断了陕甘宁边区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加之1940年至1942年的自然灾害，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每况愈下，广大抗日军民的生活遇到极大困难。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逐渐形成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理念。
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以后的局面会愈发困难，1938年12月，他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正式提出了开展生产运动。毛泽东说：“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这彰显了毛泽东未雨绸缪、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1939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2月，党中央召开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到会号召广大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他郑重指出，陕甘宁边区204万人中，今年都要种田、种菜、喂猪，要办工厂，织袜做鞋。同年4月，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指出：“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说：“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经济困难，以利抗日战争。”到了9月，毛泽东在边区秋收动员大会上进一步指出：“看不起劳动是不对的。世界上最有学问的人第一是工人农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不对的，应当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1940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在毛泽东的倡导和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率先掀起了第一阶段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至1940年），机关、部队、学校纷纷行动起来，他们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农民、工人一起参加劳动。1939年开荒总数超过了原计划的75%，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机关部队学校不同程度上改善了生活。
1941年至1942年是大生产运动的第二阶段，也是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大生产运动也从边区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扩展到其他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毛泽东致信陈毅直陈抗战面临的极大困难：“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12月，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说：“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解决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第一，除成立专门的生产负责部门外，首先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强调经济工作和生产劳动的重要性。毛泽东对各级各类领导人员提出严格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他对一些人提出批评：“由于我们有许多负领导责任的同志至今还采取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态度，以致其他许多同志都学样，愿意做党政军学工作，愿意弄文学艺术，而不愿意做经济工作。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经济工作者，似乎认为他们是不大名誉的人，认为与其嫁一个骡马队长，不如嫁一个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没了她。所有这些观点，实在都是错得很的。”第二，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亲自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在杨家岭开垦了一块菜地，精心管理。朱德在王家坪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三亩菜地，还背着箩筐到处拾粪积肥，解决了吃菜问题。周恩来带头学习纺线，在中央直属机关的纺线比赛中被评为纺线能手，任弼时则夺得了纺线第一名。毛泽东不但自己身体力行，还把毛岸英送到吴家枣园参加生产劳动锻炼。第三，注意树立典型，发挥带动作用。毛泽东等人不但亲力亲为，也很注意调查研究，善于发现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和先进集体并大力宣传推广。譬如延安《解放日报》在农业战线和工业战线上分别发现了吴满有和赵占魁两个典型并做了报道，毛泽东不失时机地引导开展了吴满有运动和赵占魁运动，把大生产运动推向了高潮。毛泽东在了解延安县大生产运动的情况后称赞道：“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所有这些，对于提高边区干部群众的生产觉悟，改变劳动观念，发展工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第四，改善劳动组织，提高生产效率。毛泽东认为，发展大生产运动，必须把分散的群众力量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原来分散的群众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成立互助组和合作社，实行集体互助，提高生产效率，所以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合作经济有了较快发展。毛泽东尤其重视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把分散的千家万户的农业个体生产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农民群众发展集体劳动，于是农民集体劳动的互助组织变工队和扎工队开始组织起来。实践证明，这种互助合作的集体生产明显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培养了群众的集体观念。为提高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毛泽东强调指出：“除各大小单位应一律发展集体生产外，同时奖励一切个人（军队除外）从事小部分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人业余生产（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归个人所有。”
对第二阶段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总结道：“取之于己这一方面，两年努力的结果，从总量上说来，是超过了取之于民那一方面的。这一阶段的经验，使我们发生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的感觉。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一方面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则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学得了经营经济事业的经验。”“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即便到了1943年，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大生产运动的步伐也并未停下，而是进一步走向高潮。当年10月，毛泽东在一份党内指示中说：“不论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全体一律进行伟大的生产运动，增加粮食和日用品，准备同灾荒作斗争，将是继续坚持抗日根据地的物质基础。”同年，八路军总政治部拍摄电影《生产、战斗结合起来》，毛泽东欣然为电影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经过1943年至1945年的努力，边区实现了农业生产“耕三余一”的目标，财政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1945年1月，毛泽东依然强调大生产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整个解放区，必须全体一致地从事一个比过去规模更大的军民生产运动”。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夕再次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可见大生产运动并非解决困难的权宜之计，而是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定的大生产的制度和机制。关于生产劳动的重要意义，毛泽东郑重指出：“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大生产运动不但使边区军民渡过难关，实现了生产自给，而且有力促进了边区农业、畜牧业、工业、盐业较快发展，也带动了边区商业的繁荣，使边区军民实现了各种日用品基本自给的目标。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也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粉碎了敌人的封锁，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还改变了轻视劳动，轻视劳动者的落后的封建观念，使劳动光荣、劳动者伟大的观念深入人心，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大生产运动增强了根据地军民的独立自主意识，巩固了党的独立自主地位，从而使党和人民在和敌伪顽的斗争中立于主动地位。
二、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马克思指出：“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泽东立足中国的生产实际和教育实际，继承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思想，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思想。一是进行劳动教育，通过教育手段树立劳动观念，端正劳动态度，改变轻视劳动的世俗偏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劳动、热爱劳动的社会风尚。二是在生产劳动实践中进行学习，总结劳动经验，借以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三是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通过生产劳动既把教育获得的知识转化为内在能力，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在生产劳动实践中检验知识的科学性。四是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青年时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毛泽东就观察到旧式教育与劳动完全脱离的痼疾。1919年12月，毛泽东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主张学校减少教授时间，“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从事种园、种田、畜牧等事项，实行“工读主义”。次年3月，毛泽东作为发起人之一执笔《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开门见山针砭道：“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奴隶的东西。”11月，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虽然毛泽东早年信奉的工读主义具有理想化色彩，在社会实验中也碰了壁，但他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始终认为生产劳动要与教育相结合。1921年8月，随着对教育认识的深化以及工读主义的反思，毛泽东等人创办“使文化普及于平民”的湖南自修大学，在他拟定的组织大纲中，专列“劳动”一章，其中说：“为破除文弱之习惯，图脑力与体力之平均发展，并求知识与劳力两阶段之接近，应注意劳动。本大学为达劳动之目的，应有相当之设备，如艺园、印刷、铁工等。”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主要从事农民运动，他非常重视农民教育。1925年春夏，毛泽东在家乡湖南韶山创办了二十余所农民夜校，旨在实现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1926年，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毛泽东教育学员回到农村后要重视农民教育，开办农民学校。同年12月，毛泽东指导制定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农村教育决议案》，指出“下级农协应竭力注意开办农民学校，分日班、夜班，日班教农民子弟，夜班教成年农民”“规定青年农民受补习教育的时间，在此时间内，雇主或家长不得课以工作”。1927年1月，毛泽东赴衡山视察农民运动，强调要办好夜校，编写适合农民的教材，提高农民文化水平。3月，毛泽东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褒扬农民的“文化运动”：“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却在努力办夜学”“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了解到，根据地人民群众受教育程度低，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从事苦力劳动，这极大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的传播，更使其认识到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后，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有条件的地方开办小学和中学，在教学计划中设置劳动课程，而且占比很高。1934年，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后来，毛泽东在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及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时自豪地说：“在巩固的苏区里，群众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某些县，共产党人在三四年里达到的人民识字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农村地区多少世纪来所取得的成绩”“在共产党的模范县兴国，将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识字了。”
针对苏区地方和部队干部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较难胜任工作的情况，中央苏区开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工农红军大学等，对他们进行中短期培训。这些学校都设有劳动基地，在教学计划中安排一定学时的劳动课程。师生们亲自动手修缮校舍、种植粮蔬，既解决了经济困难，又培养了学员的劳动习惯。
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号召继续发扬中央苏区时期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优良传统。1938年4月，毛泽东为鲁迅小学题词：“学习之后，就要工作，工作之中还要学习。学习与工作，都要为着一个总的目的——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跟随势力，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与新世界。”同年10月，毛泽东出席抗大校舍落成大会，说你们这次挖窑洞，证明能够克服困难，并欣然题词：“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1939年1月，抗大师生在毛泽东号召下积极投身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为抗大农庄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后又勉励抗大学员：“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是足以战胜任何敌人的。”
1939年5月，毛泽东撰述《五四运动》一文，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在出席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毛泽东称赞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的模范：“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理论不多，生产运动也不讲。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同年5月20日，毛泽东又要求广大干部“在工作和生产的百忙之中，用‘挤’的办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办法求得对问题的了解和深入”。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利用冬闲时节开展冬学运动，办各种识字班、补习班和夜校等，实现了农忙时节生产劳动与农闲时节教育相结合的目的。除了进行抗战教育，进行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教育也是冬学的重要内容，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在边区的示范引领下，冬学运动逐渐扩展到其他根据地。由于扫盲效果较好，冬学运动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中后期。
新中国成立后，在总结革命战争年代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发挥了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思想。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彻底改变了几千年来教育片面强调智育的顽瘴痼疾，着手消除旧学校严重脱离劳动的弊端，大力推行勤工俭学、半农半读、半工半读，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生产与教育相结合。
1958年8月，毛泽东视察天津大学时再次强调“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他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生要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8年9月，中央下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并指出“教育工作在一定的时期内曾经犯过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为此，“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指示》要求，在一切学校中，必须培养师生的劳动观点，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观点（同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主张劳心劳力分离的观点进行斗争）”，“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每个学生必须依照规定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学生可以在学校自办的工厂和农场中劳动，也可以到校外的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去参加劳动”，“在缺乏劳动的学校里强调劳动”，“逐步向理论与实际的更完善的结合前进”。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进一步强调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虽然在“大跃进”的裹挟下，师生一度过多被卷入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关于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总体指导方针的正确性。
在毛泽东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思想的指引下，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型大学——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应运而生。学校采取总校和分校相结合的办学方式，在全省各地因地制宜办了几十所分校，学生既学文化和专业技术，又从事生产劳动，既动手又动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既为贫困工农群众提供了读书机会，又有效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不但多快好省地培养了社会主义建设人才，还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周恩来和朱德多次到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视察，都充分肯定其办学形式和办学成效。1961年7月，毛泽东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写信说：“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这样的学校确是很好的”，“这样的学校可以多办一点。”
1965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关于高等教育，他郑重指出，理工科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要进实验室做实验，进实习工厂、附属工场做工，理工科师生可以同当地工厂订立劳动合同。至于文科，“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者小说工厂。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
毛泽东生产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思想，深刻揭示了生产劳动和教育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作风的具体体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但促进了生产事业的发展，而且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对于推动我国的教育变革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妇女参加社会劳动
几千年来，封建宗法和礼教禁锢了中国广大妇女的人身和精神自由，使她们的个性尊严被践踏，自由意志被扼杀，无数妇女终身生活在凄苦之中，没有地位和自由可言。妇女解放成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重视妇女解放问题，他饱含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充满对实现妇女解放的热盼，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探索。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19年11月，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虽然封建礼教是造成女性悲剧的罪魁祸首，但“中心关系，还在经济”，经济关系不平等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所在，经济独立是妇女摆脱依附地位的前提，所以妇女解放首先应当从经济方面着手，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也就成为妇女解放的重要突破口。诚如恩格斯所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1930年5月，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对中国妇女的悲惨境遇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他在《寻乌调查》一文中写道：“养育儿女是女人的专职，所以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她们的工作不成片段，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们是男子经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毛泽东认为，要荡涤这种男尊女卑和性别压迫的社会现实，就必须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毛泽东认识到，要实现妇女解放，就必须通过革命手段实现社会解放，要在党的领导下号召中国妇女行动起来，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和男子一样从事社会生产，才能打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实现自身解放。毛泽东认为，妇女不是不劳动，而是被束缚于没有报酬的家庭私人劳动的义务，因而把她们从繁重的家庭私人劳动中解放出来，把妇女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途径。从根本上说，妇女解放正是从逐渐融入社会、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开始的。
1931年，苏区大多数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或支前，苏区政府大力发动妇女从事生产劳动，“每个劳动妇女英勇地踏上劳动生产前线，要像红军战士上前线一样英勇”。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最基本的任务。”
毛泽东关于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思想成熟于延安时期。1937年9月，在毛泽东的亲自参与下，中央组织部下发《妇女工作大纲》，动员“农妇参加国防生产及一切国防建设与合作社”，吸收城市贫民妇女“参加战时国防生产及一切后方工作” 。1940年2月，毛泽东在给中央妇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妇女的伟大作用第一在经济方面，没有她们，生产就不能够进行”，要多给她们工作机会，有组织地引导她们参加社会劳动，体现她们的社会价值。同年3月，在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说：“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现在打日本要妇女参加，生产要妇女参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的参加就不成功。”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边区妇女虽多小脚，但仍然是仅次于男子的广大的劳动力。她们过去已经相当普遍地参加了，今后还应广为宣传、劝告，发动她们的劳动热忱，借以增加农产。”“边区还有很大一部分妇女没有放脚，大大妨碍劳动生产，应用宣传与强制两种办法，在数年之内，使她们今后无论何人，不许再为幼女包脚。”他向妇女工作者发出号召：“第一个任务就应是研究与帮助边区妇女群众广大地参加劳动生产的问题，使一切多少可以从事劳动的妇女都走上生产战线，和男子一同解决增加生产的大问题。”
1943年2月，《解放日报》发表由毛泽东审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即“四三”决定，首次提出妇女工作“以生产为中心”的方针。“四三”决定明确“动员妇女参加生产是保护妇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环节”，“广大的农村妇女能够和应该特别努力参加的就是生产”，要“把经济工作看为妇女最适宜的工作”，把组织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提升到战略高度。“四三”决定提出：“各地妇联会、妇救会要以研究组织农村妇女个体与集体的生产为首要工作。农村妇女生产工作的好坏，是测量妇女工作的尺度。”
1948年12月，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关心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解放区农村妇女工作的决定》，史称“四八”决定。“四八”决定指出：“组织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是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必须使妇女充分认识劳动的重要，把劳动看成是光荣的事业，而积极地去参加在体力上可以胜任的各种劳动生产工作”，“妇女参加劳动，不仅是妇女解放的基本关键；无论为着今天的支援战争，为着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以及为着将来社会主义的胜利，妇女劳动都是极端需要而不能缺少的”。“要用一切努力，继续去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农业、手工业及副业生产”，“对于阻碍妇女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首先是参加生产的）封建思想传统习俗，必须有意识和有步骤地去消除之”。
1949年3月，在毛泽东和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毛泽东为大会题词：“为增加生产，为争取民主权利而奋斗”。会议指出：“妇女积极参与恢复与发展生产成为妇女运动头等重要的中心任务”，“要教育妇女树立‘劳动光荣’的新观念，动员妇女投身生产建设”。发动和组织城市妇女“参加适合于城市经济建设的各种生产事业”，继续遵循“四八”决定的方针，动员和组织农村妇女参加生产。1949年7月，毛泽东为《新中国妇女》杂志创刊号题词，号召妇女“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
革命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思想指导下，根据地广大妇女热情地投入社会生产活动。在长期战争环境下，她们担负起敌后生产的重担，成为生产战线的“突起异军”，承担了一半以上的生产任务，对发展经济，战胜经济困难，赢得革命战争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毛泽东盛赞：妇女在大生产运动中有时“在耕种上尽的责任比男子还要多”。解放战争时期，“男子前线立战功，妇女后方立富功”成为一句响亮的口号。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只有妇女走出家庭，踏入社会，参加劳动，才能改造自己，才能改变妇女依附男人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才能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也才能充分发挥妇女在生产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中国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缺少一只不行，缺少了妇女的力量不行的，两只手都要运用起来。”只有女性和男性并肩战斗，共担历史重任，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共创辉煌。1955年，毛泽东在给两篇关于妇女工作的文章写的按语中说道：“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下，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妇女受压迫的经济基础得到铲除，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有了制度保障，这激发了广大妇女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的积极性，使妇女群众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她们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更使自己获得了自立自强的物质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女能人、女模范、女先进工作者，她们的辛勤劳动不但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而且她们自身获得了解放，家庭地位、社会地位有了显著提高，这在旧社会是不敢想象的。因此，在毛泽东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讴歌妇女解放，彰示男女平等的政治话语和国家话语而广为流传。
通过参加社会生产活动，广大妇女使自身成为推动妇女解放事业的主体，逐步实现了经济独立，增强了自我解放意识和独立人格意识，有力推动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从而提高了自身社会地位。诚如毛泽东所说，“妇女的解放不能仅仅依靠男子，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劳动生产”。应该说，毛泽东在推动近现代妇女解放事业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
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是毛泽东生产劳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日臻成熟的过程。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战斗任务相对较少，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某部出于改善生活的需要，自发利用业余时间种麦、种菜、养猪，取得了良好效果。毛泽东了解情况后给予充分肯定，及时总结军队创造的新鲜经验，安排留守处令各留守部队推广。大生产运动伊始，毛泽东就要求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参加生产劳动，而且由于部队劳动力众多、强壮且纪律性强，毛泽东始终把部队作为大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
1939年1月，毛泽东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中指出，在比较巩固的根据地上，“在战斗许可的情况下，战斗部队亦可利用时机，进行发动士兵群众做衣服，做鞋袜，打手套等等工作”。“在巩固的根据地上，种菜，喂猪，打柴，都可以发动非战斗部队做的”，这“一方面改善了军队的生活，补助了给养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够更加振奋军队的精神，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同年3月，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提出“为了坚持华北抗日，克服困难，准备到更困难时以自己劳动所得解决必须给养，各部队须发动热烈的生产运动”。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一面战斗（非战斗机关是一面工作）、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口号”，“三者合一，我们就能战胜一切”。从此，全军各部队大生产运动的序幕全面揭开。
1941年，朱德对部队参加大生产运动的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建议“屯田军垦”，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鼎力支持。同年3月中旬，朱德派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屯田垦荒。从旅长王震到每一位战士和随军家属，在“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开荒好比上前线，没有后退永向前”等口号鼓舞下，都参加了生产劳动。第一年开荒1.12万亩，收细粮1200石，达到粮食自给1个月，经费自给78.5%。第二年开荒2.68万亩，收细粮3050石，达到粮食自给3个月和蔬菜全部自给，经费自给达到92.2%。1943年就做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到1944年，除粮食经费全部自给外，还上交公粮一万石。三五九旅不但发展农业生产，还发展畜牧业和工业生产，创办了肥皂厂、纺织厂。经过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毛泽东欣慰地说，有事就打仗，没事就生产和学习，“我们的军队将来要采取朱总司令提出的‘南泥湾政策’，开荒生产，建立工厂，减轻人民的负担”。在三五九旅的带动下，边区其他留守部队大都进行了屯田垦荒，陆续开辟了十几个屯垦区，取得了可喜成绩。留守部队的大生产运动不仅保证了自给自足，而且极大改善了生活条件。部队参加生产劳动对于战胜经济困难，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首先表扬了军队，他说，一面打仗，一面生产，“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我们的军队既不要国民党政府发饷，也不要边区政府发饷，也不要老百姓发饷，完全由军队自己供给；这一个创造，对于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啊！”“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就会“无敌于天下”。
为使军队参加生产劳动健康有序发展，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为军队立规正矩。首先，军队的生产劳动是一种自给性生产经营活动，禁止走私、囤积等牟取暴利的行为，一般也不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南泥湾由于后来结余很多从事商品交换是个例外）。其次，军队参加生产劳动初衷在于减轻人民负担，不要与民争地引起人民不满。最后，不能搞特殊化，军队生产事业均须照章纳税，严格遵守政府法令。
直到1945年4月，各解放区的经济条件明显好转时，毛泽东仍然继续强调军队生产自给。他说，全军“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之下，一律学会完成部分的生产自给的任务，难道还有疑问吗”，军队的生产自给，“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这样做使军队克服了困难，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毛泽东总结说，军队生产自给能够带来许多副产物：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劳动观念；增强纪律性；改善军民关系；改善军政关系；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不仅要求根据地的军队进行生产劳动，而且要求游击区的游击队利用战争间隙进行生产，用武力掩护群众的生产，用劳力帮助群众的生产。1945年1月，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中，以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运动为例，说明游击区也能进行生产，不仅可以进行农业生产，而且可以进行手工业及其他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主张军队参加生产劳动，但其性质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自给性生产，而是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借以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同时也通过参加一定的生产劳动，使人民军队不脱离劳动人民的本色。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毛泽东在起草的《军委关于一九五〇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务者而外，应当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军队参加生产劳动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思想。1950年代，建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就是毛泽东“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思想的具体运用和成功实践。
五、执政条件下干部应参加生产劳动
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我们党自井冈山时期就形成的优良传统，对于战胜经济困难，践行群众路线，改善党群、干群和官兵关系，最后夺取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取得了执政地位，干部是否还要参加生产劳动呢？对此，毛泽东逐渐形成了在执政条件下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思想。他认为，相比革命战争时期，在执政条件下，干部更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在糖衣炮弹的袭击下搞特殊化，脱离群众。为了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干部必须发扬革命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参加生产劳动。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但是党和政府一直强调执政条件下干部应当参加生产劳动。
为了证明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必要性，毛泽东对某些干部中存在的“官气”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认为，当干部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打破个人英雄主义，打掉官气，忘记自己是什么“长”，把自己视为普通劳动者的一员。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他郑重地告诫同志们：“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他特别强调说，我们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这是共产党的干部与国民党的干部的本质区别，“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毛泽东进而认为，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可以防止权力变味，是打掉官气的好办法。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并且强调“这就是政治工作”。1956年，波匈事件暴发，群众示威游行抗议共产党和政府，毛泽东深受触动，他进一步关注防止干部特殊化、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问题。毛泽东发现执政以后一些地方和部门滋生了领导干部养尊处优、好逸恶劳的恶劣作风，以及不劳而获、劳动可耻的腐朽思想，使他下决心要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成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1957年4月底，毛泽东连续发出两次指示指出：“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并且使这个办法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这种体力劳动，哪怕很少一点也是好的。”他还强调，要逐步普及到“一切凡能多少从事劳动的党政军领导工作人员和经济、文化组织中的主要管理人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下发了一系列文件，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作为制度确定下来，“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步结合，是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这个优良传统的一个制度”。
毛泽东不但要求干部参加劳动，而且以身作则，十分推崇集体劳动。他认为，集体劳动可以起到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监督的作用。1958年5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100多人到十三陵水库工地与人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毛泽东装土，刘少奇砸夯，周恩来拉车，朱德挑担，他们的劳动热忱极大感染了工地普通劳动者。后来，周恩来又率中央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分期分批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此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干部都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形成了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为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树立了光辉榜样。
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凡是可能参加劳动的，不论做什么官，官大官小，都要参加。搞一点直接的劳动，使劳动跟工作结合起来。”随后，毛泽东接连指出：“干部参加劳动，我看搞一个月总是可以的。同劳动者在一起，是有好处的，我们的感情会起变化，会影响几千万干部子弟。”“一年搞一个月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
1960年3月，毛泽东在一份批示中对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工作进行了科学总结，高度肯定了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相结合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1963年5月，毛泽东对浙江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进行了认真批阅，并写下一个长篇批语，史称“五九批示”。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说，要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建议各地领导同志利用适当机会，对于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在今年内进行几次讨论”，“希望争取在三年内能使全国全体农村支部书记认真参加生产劳动，而在第一年，能争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参加劳动，那就是一个大胜利。城市工厂支部书记也应当是生产能手”。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各级干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通过不同方式参加各种生产劳动，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诸如山西省昔阳县全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上海市规定每周四干部下基层参加劳动，并形成一种延续多年的习惯，到了周四，干部们再忙也得放下手头的事情，换上工作服下基层劳动。其中浙江做得最好，成为全国典范，浙江省在全省党代会上对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做了认真研究和具体安排，产生了“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浙江省还在全省范围内试行公社干部不脱产制度，由于干部坚持参加劳动，与广大社员同甘苦共患难，极大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保持农村基层干部劳动人民本色，防止形成特殊阶层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革命战争时期，为了克服困难，生存下去，干部要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在执政条件下参加生产劳动更具重要意义，这是践行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的必然要求，能使广大干部体验劳动人民的疾苦，激发他们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更容易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增进干群之间的鱼水深情，提高干部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能使他们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强健体魄。在执政条件下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培养了良好的社会风气，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增强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艰苦奋斗、乐于奉献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和鲜明印记。如果说革命战争时期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是形势所迫，那么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要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就是出于高度的思想自觉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方面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生产劳动思想，与时俱进，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发挥其应有的时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劳动创造价值的基本原理永远不会过时，毛泽东提倡崇尚生产劳动，树立劳动光荣的理念，正是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扬，在新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行为”。我们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继续发扬革命和建设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在各条战线上付出艰辛劳动，用辛勤汗水浇灌民族复兴之花。在新时代，重温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思想，对于我们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新时代的生产劳动，不仅包括一般的体力劳动，更多的则是指技术劳动和脑力劳动，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要求大力发展素质教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劳动课程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针对一段时期内片面强调考试成绩，忽视学生身心健康的问题，习近平指出，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段和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劳动观，培养一代又一代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没有强健的体魄是不行的，必须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毛泽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揭示了劳动对人成长的作用与规律，对于我国的国民教育健康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我们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视劳动对成长成才和事业发展的重要意义，探索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新形式、新办法。
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妇女解放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如今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处于世界前列，职业女性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经济自立的女性不断增加，她们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都有了显著提高，某种意义上男女平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这与毛泽东一贯倡导并大力推行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有很大关系。然而，我国彻底实现妇女解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重男轻女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未消除，女性在教育、就业、收入等方面还存在不平等现象。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从毛泽东关于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思想中进一步汲取智慧，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推进妇女解放事业。我们要在习近平“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指示精神指导下，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
在新时代，“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的理念并未过时，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创新发展，永葆人民子弟兵的本色。支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人民军队的神圣使命，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写照。要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人民军队“要积极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勇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以实际行动为人民造福兴利”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理念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温毛泽东执政条件下干部参加劳动思想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各级干部主要从事脑力劳动，但要搞好服务和管理工作，归根结底要靠理论联系实际，要靠调查研究。习近平指出：“要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了解情况、问计于民。”调查研究有多种方式，适时参加生产劳动是有效方式之一。在深入基层调研的时候，各级干部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时间亲自参加一线生产劳动，亲身体验一线生产劳动，洞察生产一线的实际问题，获取第一手资料和信息，可以为科学决策提供宝贵依据。当前，我们已经建立了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干部驻村等制度。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中，数以十万计的各级干部深入基层第一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正是对毛泽东关于执政条件下干部参加劳动思想的时代诠释，也是践行群众路线，增强宗旨意识，密切干群关系，防止腐化变质，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制胜法宝。
（作者：梅定国，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同雪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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