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毛泽东之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来接受，而是作为根本指针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不是枝枝节节的具体方法，不是特殊领域的具体学问，而是包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通过马克思主义这根指针，毛泽东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找到了分析中国问题、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钥匙，从而中国革命的方向和行动就明朗起来了，成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觉的、有意识、有方向的革命，而不再是自发的、盲目的革命。
如果说，毛泽东在（1920年——编者注）11月下旬的几封信更多是清算自己的旧思想、确立新思想的工作；那么他在1920年12月及次年1月的信件以及1921年新民学会大会的发言等，就是他公开自己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他明确主张把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根本方针和远大目标，这就是彻底革命的思想，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明确表示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特别是暴力革命的途径；明确提出要建立革命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这些标志着他在指导理论和政治信仰上做出了明确的选择。
（一）关于根本目标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也就是要把中国和世界引领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和目标的问题，涉及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以及未来中国的制度选择和发展方向。
在回答萧子升和蔡和森等关于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方针时，毛泽东首先指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这句话不是一句客套话，也不是信口说的，而是毛泽东个人长期以来思考和探索的概括。
早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就高度重视探讨“大本大源”问题，力求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思考问题，他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关于大本大源的思考。那个时候的毛泽东着重从哲学理论上来思考问题，从“圣贤救世”的角度来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之路。他和自己的好朋友们也都把谋求“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作为理想追求，新民学会最初的目标也就在这一点上。他的好朋友陈昌也曾讲过“不为我造就我，而为国家造就我；不为我求学问，而为学问求学问”。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毛泽东已经摆脱了“圣贤救世”的思维，而谋求更高的和更现实的改造中国的目标和道路。恰在此时，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也兴起了一股“根本改造”的思潮。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即提出要实现“根本之改造”。李大钊在同胡适就“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提出了“根本解决”的问题。此后，谋求社会根本改造的呼声越来越高。所谓根本解决，就是不仅要像五四运动那样解决罢免曹、陆、章和拒绝签约这样的具体目标，更要完成更大的目标，即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实现彻底的胜利。这就是要彻底地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即完成新的民主主义革命。7月1日，上海工界代表在国民大会上提出：“救国必须从根本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另起炉灶，组织新政府。”周恩来在8月6日写的《黑暗势力》中提出要推翻安福系，推翻军阀政府，推翻外来势力。恽代英在7月1日写的《大家起来推翻安福系》中也提出同样的主张。1920年2月，陈独秀刚刚出狱，就到武汉讲学，题目就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提出了三种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天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权利”。
可以说，对中国社会以及整个世界进行根本改造，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新民学会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同这样的思想氛围是分不开的。
在这场关于根本改造的思潮中，毛泽东当然也没有置身其外。他在继续自身长期思考的基础上，对改造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920年2月，在给陶斯咏的信中，对这个问题就作了多方面的分析。讲到当时正在热议的改造问题，他指出：“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也就是说，讲改造是必需的，但是，改造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不能仅仅做空泛的议论，更不能只是在思想上、理论上作个人的“冥想”，而必须要明确改造的最终目标、具体道路和方法，否则是无论如何行不通的。
正因为有了这些思考，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后，毛泽东做出了积极响应，说这与自己平日的主张相符合。其实，他所领导的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就是这种改造中国的具体实践。正因为他不仅在理论上思考，而且在实践上尝试，因此他关于根本改造的思想就更丰富和深刻。他不仅表示完全赞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根本方针和远大目标，并且对这个目标作了更清晰更准确的分析。
“改造中国与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且是一个把新民学会统一起来，并改造成为一个先进的政治性组织的目标纲领。毛泽东高度重视一个组织、一个团体的共同纲领、统一方针和根本目标问题。他在12月1日的信中开始就说，“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学会也只是盲进，结果糟蹋了各人自己之外，又糟蹋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这里所说的“明确的路数”，实际上也就是要有共同纲领、根本方针、远大理想，通过这个共同纲领、根本方针和奋斗目标，把新民学会改造成为一个先进性的、战斗性的政治团体。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通过社会革命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在毛泽东看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革命和改造，把人民从腐败的中国和不平等的世界中解放出来，让所有人都过上好的生活，实现全人类的幸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实现这一理想不仅在一个地方一个国家进行革命，而且要推动和帮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的精神，把社会主义同国际主义有机结合起来。12月1日的信中他明确提出这些思想。他指出，新民学会应该站在全世界、全人类的高度来看待问题，而不能为了某一部分、某一国家的私利，“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更不能“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他特别强调，一定要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他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这种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同社会主义是相统一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格局中来看待。12月1日的信件中，毛泽东就强调要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大力倡导国际主义，并对狭隘的爱国提出了批评，强调“不能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1921年新年大会上，针对彭璜和陈启民认为改造世界太宽泛，欧洲的事情中国人不能代庖，而用“改造东亚”的主张，毛泽东再次申明，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口号最合适，而且明确提出要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的范围中来看待：“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十月革命之后，世界革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发展不仅需要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而且能够和必须为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人不能仅仅考虑自己一个国家的事情，不能仅仅停留在狭义的爱国主义，不能单纯为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革命而妨碍世界，而应该着眼于并贡献于世界革命的整体发展。把中国革命纳入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中，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统一起来，说明毛泽东已经初步把中国革命同世界革命有机结合起来，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机结合起来，这个思想同列宁的思想相符合。在日后的革命实践和思想发展中，毛泽东进一步完善了这个思想，形成了系统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一个长期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统一的纲领，强调要把远大理想同立足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讲求把形而上的至善追求同形而下的务实追求结合起来，既要达到“明德”“新民”“至善”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明确提出必须要脚踏实地地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既要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同时也强调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后经过长期奋斗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仅仅停留在具体步骤和近期目标上而忽略了长期目标，就会陷于目光短浅的事务主义和改良主义，只是抓住长远目标高喊口号而不脚踏实地地进行实际斗争，就会陷于不切实际的抽象主义和空想主义。对传统文化有着丰厚积淀而又接受并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毛泽东，既反对空泛的谈论改造而不找下手处，又反对只关注眼前的、中国的事情而忽略了长远目标和世界大局。为此，他特别强调要把长远目标同近期下手处、把改造世界同改造中国结合起来。12月1日的信中，他一方面强调要从近期的、眼前的、中国的实际事情入手做起，“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另一方面，又不局限于眼下的中国，同时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帮助和推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如帮助俄国完成他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等等。1921年新年大会上，再次明确了着眼世界同立足脚下、远大理想同从实际出发的关系，“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
总之，通过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口号的分析和论述，毛泽东已经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未来方向和根本目标做出了回答，这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解放中国和世界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现全人类的幸福，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把社会主义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长远目标同近期目标、远大理想同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二）关于指导思想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问题。
主义的问题，根本指导思想的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引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力图按照这些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发展，但是都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思想理论缺乏深度的科学真理性，不能有效指引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社团组织，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大部分都在短时间内解体或失去号召力，其根本的原因在于指导它们的理论不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毛泽东自己在领导新民学会，特别是在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之所以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其根本的原因也在于把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作为指导理论。
选择一种理论作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的共同追求，但是究竟选择什么理论作为根本指针，思想界出现了严重分歧。例如，仅社会主义思潮方面就五花八门，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都一股脑地融入思想界：如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工主义，罗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等。在讨论社会主义的人群中，更是复杂多样。有先进知识分子，有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等，有安福系的王揖唐，有广东军阀陈炯明等。例如，陈炯明就说：“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人类共同的理想”，“世界大革命是决不可免的”。在这些社会主义思潮中，哪一个能够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瞿秋白对此说道：“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都是如此。”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对主义的选择是经过一番曲折的。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他就渴望寻找大本大源，谋求一种对行动有根本指导意义的思想，并对社会改良主义情有独钟，长期信奉。第一次赴京期间，大量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和实验主义，于是在《湘江评论》时期，对无政府主义的“无血革命”“呼声运动”加以推崇，把实验主义看作是人类思想解放的重要标志，并在主义与问题的争论中，又倾向于实验主义。但是，实践是无情的，在各种实验之后，他发现这些主义都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的。正是在总结自己和同时代人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毛泽东坚定地进行了深度的思想清算，放弃了各种不正确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个人理论信仰和政治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
1920年11月25日给罗章龙的信中，他明确提出了主义的特别重要性：从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社会革命活动，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团体来领导进行，而这样的政治组织必须是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同一个主义的带领下的同志的凝聚，而不仅仅是感情的结合和人的聚集。他说：“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这样，他就明确打出了主义的旗帜，要大家在共同旗帜的引领下发展。这个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子。随后，在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明确阐述了主义的内涵，旗子的所指。他表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那些各色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斯的方法”，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他在列举比较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几种思潮之后，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是最有效果的，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最宜采用”，并在公开表决的时候，同何叔衡等12人一起，坚定地选择“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根本的指导思想，公开打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对于马克思主义，要深入研究，并在同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的比较鉴别中，深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在涉及主义同各门具体学术的关系时，他阐明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主义就存在于各门科学之中而不在其外，“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这种主义对于具体领域的问题具有指导意义。
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坚定不移地提出“唯物史观为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旗帜鲜明地举起唯物史观的大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根本的指导思想。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中，强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决心，明确提出，主义的争论是根本的，在主义的问题上决不动摇，决不让步，“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
毛泽东经过了艰辛曲折的探索，终于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里，毛泽东之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来接受，而是作为根本指针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不是枝枝节节的具体方法，不是特殊领域的具体学问，而是包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的世界观方法论，通过马克思主义这根指针，毛泽东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找到了分析中国问题、探索中国未来发展的钥匙，从而中国革命的方向和行动就明朗起来了，成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觉的、有意识、有方向的革命，而不再是自发的、盲目的革命。在日后开展的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深入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制订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三）关于道路选择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走俄国革命道路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如前所述，改良还是革命，是近代以来长期缠绕在中国人思想中的一个大问题。五四运动后，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再次掀起高峰。一方面，社会改良的思想极其高涨，梁启超、张东荪、胡适等是代表。当时，杜威、罗素等知名学者来到中国，宣扬实验主义、社会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社会改良的思潮弥漫中国思想界。例如，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杜威在华两年多时间，广为宣传其实验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的五大演讲即《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风靡全国，包括陈独秀、毛泽东等对实验主义都高度赞赏。胡适在1919年6月15日后接手《每周评论》（26期），重点宣传实验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他在《新青年》6卷4号，发表《实验主义》一文，详细介绍了实验主义的来龙去脉和基本观点，对实验主义的实在论、真理论和方法论作了全面介绍。随后又发表著名文章《问题与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反对根本解决。另一方面，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社会革命思潮，高举根本改造的大旗，迅速影响中国思想界。
毛泽东同新民学会的成员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探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路径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对社会改良确实非常中意，他不仅提倡无血革命，呼声运动，而且亲自领导了颇有社会改良主义色彩的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但是事实证明，这条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因此，他在1920年11月底，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那么，这种新的方法，新的道路在什么地方呢？是什么道路呢？就在俄国，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经过长期实践和理论思考得出的答案。
在12月1日的信中，关于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在列举了蔡和森和萧子升的两种方法之后，他明确表示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十月革命的方法，而反对改良主义的温和革命的方法。他指出，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同罗素的主张是一致的，“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为什么呢？这种方法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要搞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可是，现实世界的情况是，钱尽在资本家的手里，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主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儿童们经过资本主义教育长大之后，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这样，资本主义教育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延续的有效链条，幻想不触动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仅仅从教育入手来改造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资本主义对世界的控制已经达到了无所不在的境地，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总体性统治。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治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在此情况下，试图不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通过教育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是绝不可能的。
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同样也不能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毛泽东曾经信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进行过无政府主义的实验，进行过社会改良主义的实践，但是都失败了。因此他很坚决地放弃了这些主张，他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他再次对无政府主义表示不赞同，他指出，“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
在作了这些比较和分析之后，毛泽东明确而郑重地做出自己的选择：走俄国的道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蔡和森提出的采用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绝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要彻底改造中国和世界，解放全人类，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就首先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在此基础上逐步达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是理想主义者，更是现实主义者，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选择，是在其他道路都走不通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选择。“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在1921年元旦的新民学会大会上，毛泽东再次对改良和改造问题进行论述，并对走俄国道路的选择加以分析。正如在法国蒙达尼会议上萧蔡争论一样，关于改造和改良的问题，在新年大会上也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等15人主张对中国和世界进行彻底的改造；李承德和周世钊2人不主张改造，而主张促使社会进化；邹蕴真认为，根本改造、根本推翻从前一切来重新建设是做不到的，因此不主张改造而主张渐进的改良方法。对此，毛泽东 明确表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也就是说，在中国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的办法是不行的，必须走“大规模改造”的社会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也就是俄国革命的道路。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社会改造、社会革命的方式方法，会员之间也发生了分歧。毛泽东、何叔衡、陶斯咏、易礼容等12人同意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邹蕴真和任培道2人赞同社会改良主义的方法，李承德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周世钊等3人未决定。何叔衡讲得非常直接和富于感情化，他说：“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首先评述了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等几种改造社会的方法，揭示了它们的不科学、不合理、不实际的弊端：“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这些方法和道路，都是不完善和不可能实现的，都不能达到改造世界和中国的目的，只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是最科学、最具有实效性的，是“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因此最宜采用，他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把目光转向俄国，选择俄国革命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质的飞跃，当然也是毛泽东个人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并在日后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俄国革命道路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探索了一条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四）关于具体步骤问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树立了远大目标，确立了指导思想，选择了前进道路，都是基础性的前提性的工作，而要真正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就必须找到下手处，也就是要抓住最紧迫的工作，确立具体展开的步骤。
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陶毅的信中，就结合自己在领导五四运动、驱张运动的实践，针对当时思想界热烈讨论的改造社会议题，提出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这三个问题，涉及中国革命的目标，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具体步骤和战略策略问题。在这里，寻找到下手处，已经成为萦绕在毛泽东思想深处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下手处就是要建立一个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政治团体。
1920年7月，新民学会蒙达尼会议上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如何下手的问题，蔡和森把这个下手处的问题，概括为组建中国共产党。会后，他在8月13日和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和作战部，形成革命斗争的“神经中枢”。蔡和森的这个想法，同毛泽东长期以来的思考不谋而合。
毛泽东在领导五四运动、驱张运动、自治运动的实践中，已经切实体会到了政治组织在革命活动中的极端重要性。在给陶毅的信中，他明确提出要把新民学会建设成为“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这样的团体，是一种“联军”“同盟军”式的团体，可以减少和避免“用力多而成功少”的“最不经济”的“各自为战”的“浪战”，而通过成员间“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最终形成合力，达到胜利，“操战胜攻取的左券”。这样的组织显然不再是新民学会1918年成立之时所追求的个人道德、知识的团体，而是一个政治性的政党组织。1920年11月，在编辑新民学会通信集的过程中，他明确提出，从事社会改造，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而其中最重要的准备之一，就是建立共产党组织，“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思考，毛泽东在12月1日的复信中，对蔡和森所提出的建立共产党的意见，深表赞同。
实际上，此时的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有了这样的思考，而且已经接受陈独秀的委托，在做着建立共产党组织、建立青年团组织的实际工作。当接到萧子升转来的蔡和森于9月 16日详细讨论建党问题的信件后，他不仅明确表示赞同蔡和森的建党主张，“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而且告诉蔡和森，陈独秀正在组织中国共产党，“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正在进行组织”。毛泽东1月21日的回信虽然篇幅短小，但是明确提出了自己关于建立共产党的重要主张：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二是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三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几个月后，毛泽东就作为12个代表之一，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在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征程中，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而且形成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
概括地说，在1920年12月到次年1月的信件和发言中，毛泽东结合自己长期以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根本目标、指导思想、道路选择、具体步骤等问题的看法，标志着他已经完全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确立了共产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坚持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把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的紧迫任务，在政治信仰上做出了重大的全新的选择。
来源：金民卿《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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