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翼学生群体的形成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青年学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新兴势力，它随着晚清以来新式学堂的兴起而产生，随着学生数量的扩大和结构的稳定，逐渐自成一股力量，开始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本文所探讨的“左翼学生群体”，作为民国元年到中共建党前后青年学生的一部分，总的来说是指在近代新式教育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不同于传统“士子”的新式学生。具体而言，首先，他们不同于广义的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左翼学生群体主要指在中国人自办的高等新式学堂中接受教育的学生，而不涵盖知识分子群体所容纳的接受过旧式教育，通过再学习而转化，投身新式文化事业的精英知识分子们以及海外留学生。其次，“左翼”主要指代这一群体所共同拥有的由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化的群体意识。那么，这样一群遍布于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们是怎样集聚结合起来，在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实现思想转化，并进而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呢？这正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一、左翼学生群体的形成和发展

　　根据在集聚结合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不同的群体意识，可将左翼学生群体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与左翼学生群体的初步形成

　　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拟定“壬寅学制”，将分科大学设为七科三十五目。1903年，张之洞、荣庆、张百熙奉命重新修订学堂章程，颁布“癸卯学制”，突出了经学的地位。①但无论是“壬寅学制”还是“癸卯学制”，其实质都是近代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社会转化中的产物。它虽然从近代欧美学制移植而来，但仍保有大量的封建成分，办学的主要目的仍是培养“通才”，即行政官吏。②1912年9月，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新的学制系统，即“壬子学制”，规定取消“经科”的独尊地位，取消大学毕业以“科第”奖励的办法，开始结束清末“中体西用”的教育改良方针，而使西学纳入课程体系的主流。

　　教育大背景的改变重新定义了中国新式大学堂学生群体的社会倾向与属性。部分青年学生以西方为师，努力学习和传播西方的新思想和新文化，积极倡导“科学与民主”，欲图就“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③甚至来华讲学的杜威也曾感慨，“似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学生这样，对现代的和新的思想，特别是社会经济方面的思想，怀有这样一致和热烈的兴趣”。①

　　也正是在这种反传统的趋新求新的校园风尚中，左翼学生群体开始初步形成。以北京大学为例，五四前后成立的20多个正式社团中，以改良或根本改造“社会”为宗旨的约占5个，或宣称“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②，或立志于“研究学术，传播思潮，共同努力于文化运动，以图世界根本的改造”。③正如谭熙鸿所宣称的那样，部分左翼青年学生在“把新的活的来代替旧的死的”④根本方法的指引下，开始初步地集聚结合起来。

（二）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引导与左翼学生群体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后至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正处于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对当时的青年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他们在校园内积极向学生传播、灌输马克思主义。以北京大学教师陈启修为例，他早年留学日本，受到东京帝国大学河上肇教授所讲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1916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书籍。1918年5月，陈启修以留日学生救国团代表的身份回到祖国，后经吴玉章推荐，受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在任教期间，他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开设课程，设立讲座，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启蒙。如1920年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课程，开展的《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现代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讲演等等。另一方面，精英知识分子们更注重通过大众传媒为青年学生提供政治导向。对此，有学者曾将五四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概括为“三多”，即社团多，主义多，刊物多。⑤事实上，这一时期对于新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团或报纸等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显然也为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所认识。以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杂志《新青年》为例，恽代英在其创刊后，即与之建立联系，并在其后回忆中声称，“那时候全国一般的思想界都可怜极了，只有《新青年》与其他一、二刊物，稍稍鼓吹一点‘离经叛道’的思想。这一种鼓吹，对于我便发生了影响”。⑥

　　而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引导对于初步形成的左翼学生群体而言，则凸显为群体革命思维倾向的形成，也即左翼青年学生在由反传统的趋新意识向革命民主主义意识转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推进着群体的发展。如1919年5月北京学生总罢课后，北大学生许德珩、黄日葵即秘密出京串联，后与天津学生代表一起南下，6月又同沪、宁等地学生代表集议发起全国性的学生联合会。与此相似，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曾担任天津学生联合决策机构——评议会的评议长，后又积极组织学生联合会讲演团和抵制日货等重要活动。由此可见，左翼学生群体在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引导下，在革命民主主义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使群体的发展迈向新的阶段。

（三）“走向行动”的“主义”实践与左翼学生群体的进一步扩大

　　五四运动以后，各种“主义”泛滥，当时的青年学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普遍认为“要把这些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身体力行，为革命做一点贡献”，因此社会上各种学术思想和社会活动都很活跃，既有风靡一时的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以及各种各样“社会主义”新思潮，也有宣传、践行这些“主义”的各类社团，其实质都希望通过“改良”达到根本的“社会改造”。如时任四川大学校长的张澜在鼓励学生探求新知的同时，还要求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以天下为己任，积极参加改造社会环境的工作。他说，读书并不是为自己装门面，而是为社会尽力量。学生的前途“不在旧社会中，而在新社会中”，学生的出路方向也就“不在适应旧社会，而在改变旧社会，不在阻止新社会，而在创造新社会”。①

　　随着实践的深入，具有激进思想倾向的青年学生开始在各式“主义”的践行中吸取教训，在寻求社会根本改造过程中，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立的“工学会”，是一个宣传和研究工学主义理论的团体，其创办的月刊前期主要介绍工读主义，而随着学生社会实践的深入，1922年复刊后第一期“五一纪念号”中，就刊印数篇文章来主张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彻底解决劳动问题。《曙光》杂志的编辑宋介前期认为“社会之所以能得更新的动力，是靠家庭的新种创造”。②到了1920年，随着实践活动的深入以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逐步开展和深化，在《曙光》刊载的《完成与文明》文章中，作者提出“经济的环境之变化，实为一切环境变化之根源”③这一带有初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除此之外，一些青年通过投入到各省、各地区的“自治运动”，在把自我体会倾吐于广大人民面前而得到热烈反响时，“心里非常强烈地要求组织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④

二、左翼学生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认同

　　马克思主义在左翼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青年学生们对这一理论的接受和认同，也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形式。

（一）译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

　　民国初年，国内马克思主义文献较少，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与自觉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等人不同，他们是把俄国十月革命后涌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潮来进行学习的。一方面，青年学生们对马克思主义文献进行译介。1919年11月，《国民》第2卷第1号刊载《马克思和昂格思共产党宣言》，译者是北大学生李泽彰。此外该卷第2、3号还连载有常乃真译介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该译文摘自恩格斯的《致瓦·博尔吉乌斯》信中的两段话。据统计，在北京出版的青年学生刊物《曙光》自第1卷第6号起到终刊为止，前后共登载介绍苏俄的文章23篇，其中不乏列宁在1919年和1920年的一些著作和演讲的译文。另一方面，青年学生们通过组织各种学社，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衡阳第三师范进步学生贺恕、蒋先云、黄静源等于1921年创办了“心社”，出版油印刊物《先锋》《三师周刊》，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心社”是湖南地区传播马列主义的核心组织，后来的衡阳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星期讲演会、文化书社衡阳分社、第三师范书报贩卖部等，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创办的。“心社”成员后来很多成为了青年团员、共产党员、水口山工人运动的开拓者。⑤除此之外，一师的夏曦、郭亮还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革命组织的建立工作。

（二）利用进步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

　　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入，左翼学生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认同，逐渐超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学习等被动接受和吸收阶段，开始创办或利用进步刊物，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10月，北大地质学系学生王若怡等就发起成立了新知编译社，社内组织出版部，自行印刷发行出版物。其中有成平的《过激派与世界和平》《近代之社会主义》，夏韶的《马克思学说》等等。⑥同时，该时期《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中也有不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如1920年的“劳动纪念号”开篇《劳动节的祝词》中就写道：“这回三十周的劳动节，使我无产阶级的朋友们，更决心，更大胆，去联合多数的工人，共同干那阶级斗争。”①袁玉冰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我们忍得住我们的手足朋友大多数无产阶级在那里过那黑无天日惨无人道的非人生活吗？如果不忍，我们就应该起来实行社会革命”，“但是要实行这个使命，应该采取一个适当的方法。什么方法方为适当呢？自然，只有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了”。②而《中国怎样就好了？》这篇文章则更是通过详细分析中国民穷财尽、政治黑暗的原因，提出“我国想与世界劳动者联合想打倒各国资本家，自然是非跑到第三国际的旗帜下不可。所以要打倒外国的资本家，也非用共产主义不可”。③

（三）开展思想论争，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左翼学生群体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是伴随着与形形色色“主义”的思想论争的。正如郑振铎回忆的那样：“当我们编辑《新社会》旬刊和《人道》月刊时，在编辑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争论的，秋白那时已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的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有时还觉得他的议论‘过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初创时即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参加，所以在当时研究会的一些活动中，会员之间常常展开激烈的辩论，甚至在一次题为“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会上，发言者论争不休，以致辩论会延长数天。

　　而在湖南，新民学会内部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划分为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温和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一派主张“用俄国式的方法改造社会”。为了统一社团内部思想，1921年，新民学会召开新年会议，对各种社会思想展开广泛讨论，并在报刊上公开辩论。在会议上，针对有些与会者主张的“改良”的方法，有辩者提出对于“改造”抑或是“改良”，更倾向于前者，因为资本主义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也有会员在辩论中不断强调坚持俄式方法的“改造”道路最为适宜。而青年毛泽东更是在讨论中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对于社会上所盛行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这种“主义”否认权力，“恐怕永世都做不到”。而对于一些人宣扬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也未必能够行得通。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④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在场的18人中有12人明确表示赞成布尔什维主义。

三、左翼学生群体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一）左翼学生群体作为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社会化过程

　　左翼学生群体人数的增多，不仅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直接受众，而且这一群体作为民国初年诞生的新式学生的一部分，在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介方面，有着青年学生所共有的特征。

　　其一分布地域集中，易于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活动。以左翼学生群体存在最为广泛的高等院校为例，1912年，全国在新式教育改革推动下的新式学校大都分布在沿海等大中城市。而到了1916年，北京的大学有17所，占全国总数的16%，上海12所，占12%。到1924年，北京的大学总数增加到41所，而上海的大学则由原先的12所增至20所。20世纪20年代初期，全国161所高等院校，有126所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12个大都会。这些高等院校的集中，尤其有利于青年学生的联络、组织和动员。

　　其二则在于青年学生们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联系。这种传播优势一方面得益于民国初年的新式学校废除了封建的阶级歧视政策，将考试成绩作为入学的重要依据，这就使得统治阶层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子弟都有了入学的机会。据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务报告反映，在该校357名学生中，家庭职业属于学界者占57%，属商界者占28%，属农界者占9%，属政界者占3%，属医界者占2%，合计占99%。这样，大学校园中的青年学生们在进行“新思想”的学习、宣传中，与社会各个阶层都有一定联系的可能。另一方面，这种社会联系的形成更得益于青年学生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随着学生生涯的结束，他们将分属于社会不同领域，在与现代传播媒介的结合中，加快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社会化过程。就教育界而言，董必武利用湖北省教育会的旧房子，于1920年3月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组织学生课外阅读报纸书刊，向学生介绍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并聘请陈潭秋、恽代英、刘子通、黄负生等到武汉中学讲课或演讲。上海南洋公学的学生则在1919年9月创办了一个义务学校，其目的就在于宣传社会主义，这种宣传也并非以学生为最终对象，而是希望以学生为媒介，在出校以后“辗转传布于劳动界中还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人，譬如也去开设义务学校，组织工会及工人俱乐部等；务使该校学生一人能造就劳动界数十百人，为社会主义效力，以谋阶级地位之提高”。①而该校入学的学生也多半是学校所在地即上海徐家汇一带的工厂工人、商店小伙、小手工业者乃至农民子弟。而在工界，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在天津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员有吴南如、胡维宪、谌小岑、陶某等五个知识分子和两个京奉铁路职员。他们创办以工人为对象的《劳报》，解释《共产党宣言》等著作，报道国际劳工运动和全国工运情况，还派团小组成员深入工人群众，促进长辛店、唐山、南口等地区工人运动的开展，为当地培养了工运干部。

（二）马克思主义在左翼学生群体中传播的两重特征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学生群体的政治参与热情进一步高涨，学生联合会的发刊词就明确指出：“学生界知道中华民国是国民公有的，不是一二人所私有的。学生既是国民的一部分，就有预闻国事之权。那种‘学生不得干涉政治’的奴隶教育，在二十世纪是不适用的了。”②其中左翼学生群体“亦开始对这个政府深恶痛绝，不满足于请愿和抗议了；他们宣传的内容也逐渐从‘撤换卖国官吏’、‘拒绝在和约签字’以及‘抵制日货’等不够彻底的要求转变到推翻政府、改变社会制度的问题”。③

　　然而，这种群体政治意识的觉醒，一方面促使青年学生从“读书不问政治”的象牙塔中走出，开始关注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使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改造”之“根本方法”，得以被左翼学生群体接受和认同。如1920年4月，原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发表文章，号召学界青年由关注“外交问题”转向“社会问题”和“内政问题”。上海南洋中学的高尔松、高尔柏兄弟在读了施存统的文章之后，“受了大大的觉醒，对于什么爱国运动，从此灰心”，遂参与社会运动，稍后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④与高氏兄弟来往密切的侯绍裘，其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内起了一个急激的变化”，于是“走近了社会主义的领域”。⑤而以黄日葵、罗章龙、邓中夏为首的北大10余名学生则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有党员身份的学生。⑥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属性的偏重，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探索的缺失，造成了左翼学生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接受和认同的片面性和非系统性。以《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为例，在其14号“劳动纪念号”专刊中，绝大多数文章都对劳动问题上的改良主义进行了抨击。朱谦之还指出，过去社会党中也有很怕社会革命，只想在劳资两阶级中求妥协调停，“但李宁托罗斯基振臂一呼，把从前所认为空想的阶级斗争竟实现起来，于是劳动者才如梦乍醒，知道社会革命必不可免，而阶级斗争实是解放无产者的方便法门”。⑦但他最后却认为俄国革命只是“无产者解放的初步，最后的胜利还要靠无政府革命”。除此之外，左翼学生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也局限于与“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的最一般的观点，并未从整体上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释历史和社会现象时，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幼稚和“初步”水平。针对这一点，吴玉章在回忆自己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时曾说：“那时候，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是不多的，阶级观点也不明确，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各阶级。”①

（三）左翼学生群体实践倾向的萌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早在1919年2月，李大钊就告诫青年学生，“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蒋梦麟也提醒学生：“这文化运动，不要渐渐儿变成纸上的文章运动；在图书馆实验室里边，不要忘却活泼泼的社会问题，不要忘却社会服务，不要忘却救这班苦百姓。”②因此，当时的部分左翼学生群体满怀改造社会的抱负，投身社会实践。这种实践重点，一方面表现在青年学生开始注重革命力量的联合，积极向劳动者靠拢。如1918年邓中夏刚刚来到北京大学学习，就曾多次到长辛店铁路工厂调查，同工人建立了联系。毛泽东也曾计划在湖南筹办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且拟定了章程，提出需研究的问题71项、144个。③他们“还经常到纺纱厂、造纸厂、火车头修理厂、面粉厂考察，并深入到铁路工人、泥木工人、搬运工人等中间去了解情况、交朋友，开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④1925年，林育南在介绍学生大会决议案时，更是提出此次大会的“援助工人农民案”，是“开学生会议案之创举，亦是此后学生运动新辟的途径”。⑤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左翼学生群体对于革命理想的实践则更多表现在对新的联合力量的阶级觉悟的启发。

　　也正是在这如火如荼的社会实践中，左翼学生群体逐渐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1919年，当时的北大学生谭平山（谭鸣谦）在《“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观》中指出：“夫经济的‘德谟克拉西’中之最大问题，岂非劳动问题乎？而对劳动问题之解决，为最有价值之言论者，岂非马克史（Marx）所著之《资本论》乎？”⑥并在其后“撮其十大要领”，这些要领涉及土地、银行、军队、农工等现实问题。恽代英在讨论“革命的基本势力”时曾明言：“我们所应当依赖的，必须是真正的生产者——农人，工人。”⑦刘仁静在1920年12月致恽代英的信中则说：“我以为中国的社会革命也是必然的。”“中国的社会革命也必出于流血一途，是无疑的。”“我们现在的任务，在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Institutions Customs，寻求出一个适合国情而又能达到共产主义的方针来。”⑧其后，他又在《先驱》发刊词中宣称，“既有了这种精神，我们若不知道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还是无用的”。正是这种据“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形”而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逐步化入中国，在深化对左翼学生群体影响的同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综上所述，民国元年至中共建党前后形成的左翼学生群体作为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在通过译介、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利用进步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开展思想论争，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产生深远影响，也客观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