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辨析抗美援朝重大史实？——回答沈志华等诸位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2020年11月5日，某师范大学请沈志华先生进行“四史”教育的讲座，其内容遭到参加讲座的学生和网友反对和质疑，致使线上直播暂时中断，之后主办方转换平台，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完成了该讲座的剩余直播内容。事后，这所院校不仅不作自我反省，反而说反对和质疑讲座内容的人(主要是学生)是在“恶意举报”，是在干扰他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关于落实“四史”教育的工作云云。对此，我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提出该反省的是学校，而不是学生和网友，因为“四史”教育是中央部署的，是严肃地政治教育，应保证它的正确性和纯洁性，不能让沈志华这样一个全面否定抗美援朝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的学者去作辅导。尤其是在一个师范类大学，给这样一位学者提供讲坛，这是有意无意地违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肯定抗美援朝战争意义的讲话精神，是一个政治错误。因此，我在前文中吁请党委调查此事。没想到，这样一篇小文，不知通过何种途径立即引起了两家外国媒体的关注，其中一家世界知名的媒体，不知通过何种途径，竟采访到了沈志华在内的多人，他们一起给我罗织了一大堆罪名。看来，我的一篇小文捅到某些人的敏感神经!遗憾的是，这些拙劣的“高论”，我是刚刚知道(还是一位在国外学习的研究生朋友前不久偶然看到转给我的)，因此之故，迟至今日作答。
对于沈志华等人在接受外媒采访中对我进行攻击和侮辱的那些言辞，因为它实在无聊得很，恕我不屑枉费口舌;不过对该采访中中涉及到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我则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给予回答。当然，可以预见，沈志华等人不会认错。“真理在手，所向披靡”。沈志华等人没有真理，只好在阴暗的角落里继续鼓噪。因为如果真有底气，中国之大，何处不可以说话?我们甚至可以当面辩论，何必借助“外媒”鼓噪呢?
第一个问题：是我过于“上纲上线”，将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了吗?
沈志华等人在外媒的采访中指责我说，“将沈志华与官方说法有别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学术观点，上纲上线为政治观点与路线之争。”沈志华等人这样指责我，从根本上就出现了错误!“四史”教育和学术研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就这次事件看，我和广大网友，反对的是以学术研究为名，请这样一个长期以来顽固地否定抗美援朝是正义战争的学者作“四史”教育，而不是反对学术讨论、学术交流。“四史”教育是政治教育，不是学术讨论和交流，因此不存在所谓天马行空的自由。因而，我们从政治立场上反对这场事件本身，并不是什么反对学术自由的学术问题，而是反对在政治教育中向青年(尤其还是师范类学生)灌输错误思想的问题。是沈志华等人不理解“四史”是政治教育的内涵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在大学生和青年中进行“四史”教育，这是一项教育青年(含大学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一项根本举措：是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一项重要载体;是弘扬党和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引导人们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坚守共同理想、实现共同梦想的信心和决心。很显然，“四史”教育是属于政治教育的范畴。当然，在教育中应该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其中包括讨论、参观等等，但它必须沿着所担负的政治任务这个正确的方向和目的前进，不容篡改。不容沈志华这样一个长期以来、顽固地否定抗美援朝史的人去讲“四史”(抗美援朝是立国之战，是党史、国史以及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之一)。奉劝给我扣帽子的诸位，是不是再好好学一学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指示。也奉劝某师范大学党委在党委学习时好好补补课，毕竟，党委是把关定向的。
第二个问题：给沈志华先生全面否定抗美援朝正义性的理论定性，是否是所谓的“攻击”和“打棍子”。
沈志华等人在外媒的采访中异口同声指责我说，“就通篇是政治棒子与帽子的言词来看，这显然不是学术探讨，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首先，我说沈志华否定抗美援朝的正义性，这只是重复沈志华先生他自己的论点。沈志华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公开声称其对于抗美援朝的观点是“颠覆了官方史学的叙事范本”(《沈志华演讲录》九州出版社 2016年 第93页)。抗美援朝“不是官方宣传的正义之战”，而是斯大林为了苏联远东的利益谋划的，毛泽东出兵是斯大林所迫，仅仅想了一夜就做了决定，毛泽东是为了斯大林打了一仗，毛泽东在前台，斯大林在后台等等。这些论点，他多次在不同场合、不同著作中提出。我不过是在重复和归纳沈志华先生自己常说的观点。这怎么能说是“打棍子”“扣帽子”呢?记得鲁迅于1934年1月22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篇杂文《谩骂》中说：“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漫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漫骂，倒是说了真实。”一句话，现在我们的分歧是，沈志华先生自己都明确地说，抗美援朝不是官方宣传的“正义之战”，那么，我重复他自己多次讲的论点，就成了“上纲上线”、“打棍子”?这如同上面所引用鲁迅的话，人家自己都承认了是“做卖笑生涯的”，你们还为他辩解，这不是贻笑大方吗?至于什么“极左”啊、“文革”啊云云，这不过是一顶扣给对你们提出正义批评的人的“万能”帽子，一个用来反驳不同意你们观点的人的万能“盾牌”，你们时时刻刻地把它拿在手里，只不过这次我批评了你们，于是就拿来攻击我而已。以我的文章为例，你们能指出哪一篇是属于“文革”文风的?你们看了吗?在外采访中沈志华先生表示，“因很少上网，目前还不了解张兴德公开信的内容”，说明你们并没有看，居然就给我下这样的结论，这种风格不正如你们所讲的“攻击”和“打棍子”吗?哪还有一点学者风度啊?
其次，至于沈志华全面否定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自有公论，用不着我下结论。我在我发表过的文章中从来没有为其进一步升级定性。这何谈什么上纲上线呢?看来，诸位先生并没有看过我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同沈志华先生辨析抗美援朝的十几篇文章就给我下结论，说什么“如果他真的有学问、有学识，他真的是一个证据、一个逻辑地来说话，来得出结论，自己对自己有学术底气，他是不应该这样干的”。你们这样评论我，请问是看过我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哪篇文章是没有证据、不讲逻辑了啊?能指出来吗?哪怕能指出来一处也好!如果你们找不出来我文章中“没有证据、不讲逻辑”的内容，请问，这又是什么行为呢?实际上，我对沈志华先生及其学派否定抗美援朝正义性的几部主要著作，都快翻烂了!我文章中所引的沈志华学派的论点、论据皆出自他们公开出版的相关著作!我对其是据理驳辩。看过我相关文章的一些学者曾说，“文章有理有据，有一种不可驳辨的逻辑力量”。自然，你们根本没看过我的文章(包括沈志华先生)就对我乱下评论，你们对我的评论，就如同沈志华评论中国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明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是“一派胡言”一样!
这里应该给沈志华先生等人提个问，没看我的文章，就说我在“攻击”和“打棍子”，这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这样的结论算不算是“一派胡言”呀?!
第三个问题：也是本文的核心，如何看沈志华学派关于抗美援朝史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
支持沈志华的人说，“沈志华的观点是根据对大批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解密文件研究后得出的”，是“与官方说法有别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学术观点”，言外之意，沈志华的学术观点不仅是正常和正确的学术研究，也不能提出不同意见。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认识，也是沈志华先生及其学派有很大市场的原因之一。
且不说某些人把沈志华学派捧上天的动机如何，单就这个说法本身，就有明显的逻辑错误：
其一、既然沈志华是学术研究，他的学术观点可以“与官方说法有别”，那么我想请问，你们所提倡的学术自由的原则，在对待反对沈志华观点的学者时，为何绝口不提了?既然学术是自由的，那么，人们为什么不可以同沈志华的学术主张有别呢?他可以连篇累牍的出书，别人写几篇文章就是犯了大罪?只准他肆无忌惮的否定“官方说法”，不准人们批评他的反官方说法吗?至于在批评沈志华及其学派的人们中，因理论水平参差不齐，不能要求其文都可成经典文献。
其二，至于“沈志华的观点是根据对大批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解密文件研究后得出的”说法，更不是沈志华学派袒护其理论错误的法宝，也不能给你们增加什么光彩!沈志华以这些“解密文件”得出的结论，并不表示其理论的正确性和严密性，相反，恰恰证明了其片面性。也恰恰证明了沈志华学派在这个问题上的缺乏必要的学术功底，离开了历史学家的底线!对任何历史上任何一个重大事件的研究，都不能不使用全部可提供的材料，并对所有材料进行严格的去伪存真，综合分析判断，然后才可能得出接近正确的结论。这是许多学科研究，当然也包括历史学科研究，不能不遵循的学理。对于抗美援朝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的研究，应当将其作为战争史研究，列宁同志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一书中的《法文和德文序言》中谈到他对战争性质分析判断的方法时说：“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而“解密档案”其多数仅仅是外交史而已。
纵观沈志华极其学派对抗美援朝史的研究，漏洞百出，矛盾甚多。不讲学术规范、不讲学理、不讲逻辑、歪曲事实等问题随处可见。本人为此发表多篇文章进行辨析。怎奈你们都没有看到。现将我发表的相关著作，部分摘要，转录如下，因为是概述，可能相对原文有论述不充分之处，你们最好看我发表的原文：
关于如何对待“解密档案”材料问题。我在相关的文章中提出，“面对新‘史料’，我们的史学家应该是全面、科学、准确地辨析，正确地运用”的观点。指出：全面、科学、准确地辨析、正确地运用史料，是科学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和功力的表现，也是对史学家的基本学术水平及良心的要求。近年各国相继解密了当年朝鲜战争的相关史料，这为我们深入研究抗美援朝史提供了新材料。我们既要重视、注意研究、正确运用这些新材料，同时又不能做这些“材料”奴隶，轻率地、片面地以某一孤立材料作出结论。尤其是不能片面的、采取“为我有用”的唯心主义的态度使用材料。需要对这些材料进行综合的辩证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否则，得出的“新结论”不仅经不起推敲，甚至是荒谬的。我列举沈志华著作中多例违背学术规范，错误使用“档案材料”的例证。有多篇已公开发表(没有点沈志华的名字，只讲其观点)，你们可以去查《党史文汇》2020年第10期;《党史博览》2020年第9期、第11期;《文史博览》2020年第7期、第10期《文史天地》2020年第11期《党史纵横》2019年第10期等等。
另外，在网上我还发发了一篇《沈志华学派的所谓“学术研究”方法透视——这也算“学术研究”吗?》(初稿)当然，你们也不会看。因文章太长，现摘要如下：
《沈志华学派的所谓“学术研究”方法透视——这也算“学术研究”吗?》(节选)
沈志华全面否定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然而，他们却自称是根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做出的学术研究，是严格的学术著作。那么，我们就从学术规范的视角，看看沈志华学派的理论究竟有多少学术味道。限于篇幅，各项问题只举一二例为证。
(作者说明：1、为读者阅读方便，对沈志华学派著作的引文关键词语，加粗，2、不同问题之间，部分引文有重复。3、引沈志华学派的文章出处只简单注书名。4、张兴德按，视情况有简有繁。)
一、用“我想”“很可能”之类的主观推测、臆想代替科学的逻辑推理
“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对中苏有关东北权益的协定不满”。(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第217页)
“所以我推断，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是为了苏联自己的利益”。(《沈志华演讲录》 第89页)
“所以我想，毛泽东出兵，应该说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巩固中苏同盟”。(《沈志华演讲录》 九州出版社 北京 2016年 第127页)
“当然，以此报复毛泽东，阻止中共发动解放台湾的战役，很可能也在斯大林的考虑之中”。(《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7页)
【张兴德按：用“我想”“很可能”“我推断”之类的主观推测、臆想代替科学的逻辑推理，这样能算严肃的“学术研究”吗?在沈志华的著作中，这样的结论、论据甚多。】
二、史实错误，编造史实：
1、“麦克阿瑟被撤职，接替是谁?李奇微。李奇微到部队一视察，发现美国其实军事上没有损失，全是机械化部队，跑起来很快，又有后勤部队保证供给。到第二次战役结束时，真正需要喘息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沈志华演讲录》第125页)
【张兴德按：这段为联合国军吹嘘，溢于言表。这里编造的谎言同事实离的太远：
(1)李奇微不是接替麦克阿瑟任联合国军司令之后才到部队“视察”的，而是在第二次战役后期，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被溃退的部队车辆撞死后他去第八集团军接任司令。他到职正是第二次战役后期，“联合国军”被打得溃不成军的时候。
(2)李奇微到职时是先收拾残兵败将，当时是“将无斗志，兵想回家”。他在回忆录中对刚刚接手部队进行了视察。尽管他用的“曲笔”，还是看出当时的“联合国军”惊魂未定的种种状态：
“我在沿途停下来与一些遇到的士兵交谈，听到了他们的抱怨。他们的表现也让我深信，这是一支迷失了方向的军队，对自己、对领导都失去了信心，他们不清楚自己在那儿干什么，总是盼着早日能听到归国航船的汽笛声声。很显然想要让这支军队恢复斗志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们发出的各种各样的抱怨，并不是兴致高昂的得胜之师发牢骚所幅的风格，而是带有一种不满又模棱两可的语调：食品不足经常发生，经常不按时而且还不热;想给家里写信但没有信纸;衣服不适合这里的气候条件……我视察过的每一个指挥所都给我同样的感觉，就是丧失了信心和斗志，中士以上的指挥员都好像反应很迟钝，不愿回答我的问题。即使要从他嘴里掏出一些牢骚都很费劲，他们闷闷不乐地提供着情况，完全不具备情绪高昂的士兵身上的那种机敏。”(《李奇微回忆录——北纬三十八度线》李奇微著王宇欣译新华出版社 2013年第92页)
(3)李奇微收拾了残兵败将之后，亲自沿三八线组成了三道纵深防线。但是，在第三次战役发起之前，毛泽东同彭德怀商量，先找李承晚军打，然后扩大战果。电报说：“目前英美军集中于汉城地区，不利攻击，我应专找伪军打。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于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一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第264页)
这次战役的结果对联合国军来讲仍然是无可挽救的失败。看李奇微是如何记述当时美军“没有什么损失”的：
“元旦那天上午，我驱车由北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韩国士兵乘坐的卡车汇成了车流正滚滚向南，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全线溃败。有些士兵是步行或是乘坐各种征用来的车辆逃到这里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得离中国军队越远越好。”
“美第19步兵团的一个营在其韩国友邻部队崩溃之后，也陷入了一场混乱的退却之中。那天上午，我在师伤员急救站找到这个营的一些伤员，发觉他们情绪十分低落，没有美国士兵在只受了一点轻伤时表现的那种重返部队的迫切心情。很明显，要重塑我们想要的战斗意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敌军正面进攻和大范围侧翼迂回相结合，而我军右翼洞开，这一侧的韩国军队早已仓皇逃走，全军处境很快就会岌岌可危。”
“我还找不到充分依据让我对部队坚守阵地的能力有信心，即使给他们下命令也未必行。因此，我1月3日要求驻韩大使通知李承晚，我们要再次撤离汉城，马上开始从前沿阵地撤退。”(《李奇微回忆录北纬三十八度线》李奇微 著 王宇欣 译 新华出版社 2013年 第98-99页)
从李奇微的记述看，清楚看出两个问题，一是美军士气十分低落。面对志愿军组织第三次战役，美军不是什么“军事上没有损失”，李奇薇亲自组织的第三次战役防守“纵深防守”也没有阻挡住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他通过对双方部队的研究，发现了美军问题关键在军官。他借第三次战役结束的空间毅然决然地对部队从军到营的指挥官进行了重大调整、整顿(这是李奇微为将的可贵之处)。这样很快使部队恢复了元气，并抓住了志愿军战线过长，后勤供应不上的弱点，有针对性的开展试探性的反击，并获得成功，他由此判断，美军还可以继续同志愿军一战。所谓“到第二次战役结束时，真正需要喘息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与史实不符。联合国提出的“十三国停火方案”是在第三次战役要结束的时候，此时美军已被迫退到三七线)
2“所以我认为，第一次时是中国犯了一个战略性决策的错误，导致战争的继续延续。等到第四、第五次战役，美国已经打回了“三八线”，形成了拉锯战，中国才决定停战，但是现在停战，什么条件都没有了。而且中国都不好意思提出停战，只能求苏联帮忙。斯大林出面找美国要求停战谈判，于是开始开城谈判。这一次是美国不想停战，因为这时他们正占优势”(《沈志华演讲录》九州出版社北京2016年第125页)
【张兴德按：这里有两个史实错误。第一，是美国首先想停战，并通过凯南找到马立克的，而不是相反;第二，提出停战的时间是在第五次战役之后的1951年的5月份。当时为什么双方都同意由双方军事司令员的代表出面谈判，而不是原来的由国家出面?这里的巧妙在于如果由国家出面，什么协议也不会达成。因为，美军侵入朝鲜的同时派第七舰队占领了台湾。由国家出面谈判，中国方面必然要谈联合国席位和台湾问题，这样，双方都不会让步，会谈不会有结果。对此两个问题，请详见我的《一次心照不宣的默契》一文，载于《党史纵横》2019年第10期】
三、篡改、曲解史实
1、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启，并且很快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张兴德按：这是联合国军同朝中军队用“飞机大炮辩论”两个月后不得不接受的结果】以致毛泽东和金日成乐观地给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但此后不久，中方的立场便发生了明显变化【张兴德按：不是中方的立场的“明显变化”，而是美方提出了使朝中方意料之外的交换战俘的“方案”，不顾国际惯例，横生枝节，蛮横地提出了违背日内瓦公约的所谓自由遣返方案，并蛮横地说，他们的“方案”是最终的、不可更改的。致使谈判陷于僵局，又一次发动了“飞机大炮”的辩论，谈判无限期停止。进一步发动“空中绞杀战”“细菌战”，发动了上甘岭战役等等，妄图让中国结城下之盟。见拙文“停战谈判为什么进行了两年多?”】
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坐镇板门店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过了几天，周恩来在致李克农、乔冠华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了不怕拖的思想。1952年1月14日和15日，毛泽东又指示李克农，一定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并“主动积极反击敌人”。当谈判双方在第三项议程中争执不休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准备在是否允许中方修复机场的问题上作出让步，并提议李奇微与南日和彭德怀进行高层会谈。而中方的态度却是更加强硬。2月24日，周恩来致电李克农：“在目前的谈判中，我方在限制机场的修建、自愿遣返和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三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如果对方仍坚持其不转弯的立场，我们宁可让它僵持下去。”此时，中国的谈判基调已经非常牢固地确立下来：在第三项和第四项议程上坚决不让步。【张兴德按：不论是非、对错，不研究为什么不让步，这样的叙事是违背客观、公正原则的。事实是第三项，美方坚持停战后朝鲜境内不能修机场。第四项是美方反对按日内瓦战俘公约的规定全部遣返战俘。美方这样的立场朝中方能让步吗?作者的立场站在何处?】
中国的谈判立场从急于达成协议到不怕拖延的转变，前后不到两个月，【张兴德按：这个叙事立场也是错误的。朝中方在确定了分界线之后，是误判在以后的议程中美方不会再横生枝节，谈判很快就可以结束，而是对其前途进程的一种判断。这和“急于达成谈判协议”是完全两回事。朝中方在对后来几个问题的谈判进程的估计中，没有想到美军会不顾“日内瓦遣返战俘公约”而另立自己的“人道”标准。并且声称这是不可更改的方案。面对美方这种蛮不讲理的强硬态度，对朝中方针锋相对的斗争，歪曲成“中国的谈判立场从急于达成协议到不怕拖延的转变”，这是学术无知还是故意这样歪曲?】其原因很可能是看到自己的军事实力由于部队轮换及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到位而得到加强，或许完全是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待于中国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张兴德按：毛泽东的文电200多件。早就开放了，为什么不去看看这些文电?硬说中方没有解密档案?毛泽东这些档案充分证明，中国的谈判立场是一贯的，是针锋相对，争取和，不怕拖，做好反击准备，不能结“城下之盟”】。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种强硬立场得到了苏联的鼓励和支持。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中方的强硬态度和拖延策略后，斯大林颇为赞赏，他2月3日致电毛泽东说，“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出让步。”(《冷战前期的大国关系——美苏争霸与亚洲大国对外交取向(1945—1972)》徐天新 沈志华 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1年 第434—436页)
【张兴德按：一、片面地指责我谈判“强硬”与实际情况不符。事实是美方采取不讲理的强硬，我们仅仅是“针锋相对”。对此笔者在“谈判为什么谈了两年多?”一文有专门分析。二毛泽东的谈判立场，斯大林是从苏联驻朝鲜大使处得知，由此可见，不是斯大林指挥朝鲜谈判。“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中方的强硬态度和拖延策略后，斯大林颇为赞赏，”】
2、“决议【张兴德按：指美国操纵的“联合国”1950年10月7日通过的让“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统一朝鲜】通过的第二天，美国部队越过了三八线。”(《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2月 第425页)
【张兴德按：这也是一个有意篡改的史实错误。美军不是在联合国决议之后的“第二天”过的三八线.而是在同一天。因朝鲜和华盛顿的时差关系，美军已过三八线，联合国才开会。应该注意的是，麦克阿瑟接到华盛顿过三八线的指令却是在9月29日，受“联合国军”指挥的南朝鲜军是10月1日越过三八线的。同日，麦克阿瑟发表广播讲话，“命令”朝鲜部队放弃抵抗。这同7月7日联合国作出的干预朝鲜的内战一样，都是美军先行侵入朝鲜成为事实，而后由联合国作个“决定”。这次也是同样。这证明抗美援朝期间，联合国的确是受美国的操纵。】
四、违背逻辑常识的推理
1、偷换概念、违背逻辑常识的‘倒推法’。
介入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周边重大危机的第一次尝试。60年过去了，朝鲜半岛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成为中国周边最棘手的问题。(《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2月 第423页)
【张兴德按：1、把中国被迫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用偷换概念的手法，说成“介入朝鲜战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周边重大危机的第一次尝试。”这里战争的被迫性、正义性、正当性没有了!在沈志华先生的著作中，“抗美援朝”被“朝鲜战争”取代。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出国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联合国军”。后者是指1950年6月26日，从美军介入朝鲜内战开始。作为一个研究战争的历史学家，连两个不同性质的战争都分不清，这算什么学术研究?
2、作者这里用的是因果关系的“倒推法”，将朝鲜半岛战后出现和存在的问题，统统推到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责任上。这种“因果关系”的简单推论违背逻辑常识。第一，朝鲜半岛和中国周边战后出现的问题是多种原因。从逻辑上讲，明明是“多因”，在作者的口中全是中国的责任(变为简单的因果关系)。世界都清楚朝鲜半岛现状和中国周边现状是另有多种原因，作者这样都算在了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账上来，是无视70年来的半岛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无视朝鲜半岛今日困境的真正原因。违背起码的逻辑常识。第二、“60年过去了，朝鲜半岛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成为中国周边最棘手的问题。”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无非是说，中国如果不抗美援朝，就不会有这些问题——全是中国介入的错!其要害是彻底否定抗美援朝胜利和重大意义。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沈志华先生著作中常用手法。】
2、把“推论”建立在不成立的“前提”上。
“由于1951年初对战略决策失误，使中国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沉重代价”……第一、战争延长了两年多，造成了“兵员损失”巨大。即增长了7倍……(《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2月 第451-452页)。
【张兴德按：沈先生这里用的是三段论推论方法，但却是违背逻辑常识的。三段论推理，其基本要求是大小前提都必须真实、正确，二者并有内在联系。可沈志华教授这里的大小前提都不成立。这里的大前提是“战略决策失误必然付出沉重代价”，被省略了，但这个大前提是不成立的。因为，不是所有的战略决策失误都一定会“付出沉重代价”，还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这里是小前提是“由于1951年初对战略决策失误”。此论据是沈志华教授自己认定的。其说不能成立，1951初，中国拒绝先停战后谈判的建议，并无错误。对此本人在《第一次成功的外交斗争》一文中有专门论述，详见《党史博览》2020年10期。作为大小前提都是错误的推论，自然是不能成立的。】
五、自相矛盾的“新说”
在战争进入僵局的情况下，斯大林开始考虑和谈的问题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于月初开始与美国方面接触，透露了苏联有进行和谈的意愿。18日，已经退隐普林斯顿大学的苏联问题专家乔治·凯南应召去华盛顿面见艾奇逊，接受了与苏联方面进行会谈的任务。31日，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了马立克，提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日，马立克在第二次会谈时答复凯南：“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越早越好。但是，苏军既没有参加在朝鲜的冲突，苏联政府认为它不能参加关于停火问题的任何讨论”。马立克随后说，倘使凯南先生愿意听听他个人的意见，他认为美国政府应该和朝鲜与中国就此事进行接触。凯南注意到，马立克在会谈时，根本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远东国际事务问题，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显然，这表明苏联已经考虑不以中国提出的条件为前提进行和谈了，尽管当时美国国务院对莫斯科的用意还捉摸不透。(《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 九州出版社 北京 2012年 第166页)
【张兴德按;这个“新说”其实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其一，说苏联找美国人和谈，找谁了呢?交代模糊。接着又说，是美国找到退休外交官凯南，主动同苏联外交官联系。这里明明是说美国主动的通过凯南把美国意图透露给苏联，让苏联牵线。这无形说的还是美国主动找“联系人”，把退休的凯南弄出来，让他找昔年在外交活动中结识的“朋友”马立克沟通，透露想和谈意图。其二，沈志华说“5月31日，凯南以私人名义拜访了马立克”，而据美方公布的可靠史料，美国在国内外的压力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5月2曰至16日，研究后向杜鲁门提出：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勉强批准了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这里的事实是美国政府决定寻求“体面的停战”在前，凯南找马立克在后。美国政府的决定，被麦克阿瑟给发了一个同政府背道而驰的声明给搅黄了。此事在李奇微的回忆录中有载。(见《李奇微回忆录——北纬三十八度线》第143页)其三，还有一个矛盾，在另一个地方，我们这位学者说，后来的谈判，斯大林控制中朝方，不想签字，以拖延战争。这就同这里讲的斯大林不想打了，想和谈闹了矛盾。其四，有美国领导人的事后回忆录，在寻求开启谈判途径时，不想再用联合国这个“以国家名义的谈判”，想通过非“国家”方找到中朝“军方”的回应，开始通过香港后通过波兰都没有得到回应，对此，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是啊，于是我们就像一群猎狗到处去寻找线索。”
上述史料均是早就有的“公开资料”，弃之不用，而打着“解密档案”并只用“档案”，这样的研究能够全面可靠吗?沈志华教授强调叙述符合逻辑。这不能自圆其说的叙述，能算“符合逻辑”么?】
最后一个问题：奉劝沈志华诸位先生几句话：
回到文前的标题和主题。为什么要同沈志华学派辨析抗美援朝的重大史实?这个问题是学习“四史”的一个要害问题。是打到了你们的痛点，你们才动员了一小撮的力量向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进行讨伐。
抗美援朝对中国民族来说是立国之战，是中国老一代革命家、几十万志愿军战士、全国亿万人民共同建造的一座历史丰碑!沈志华先生公开声称他的理论“颠覆了官方史学的叙事范本。”(《沈志华演讲录》第93页)这等于颠覆了这座历史丰碑!因为你们明白，否定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就否定了整个抗美援朝本身，其他诸如“抗美援朝精神”等等问题就无从谈起。什么高层领导的正确决策啊、什么烈士的鲜血啊、什么军民的抗战热情啊等等，都是一堆废话!你们很会抓住事情的要害!这就是你们什么否定抗美援朝的要达到的客观目的，也是你们对辨析抗美援朝重大史实特别敏感的根本所在。
本人作为曾在志愿军归国部队服役的老战士，之所以写“抗美援朝重大史实辨析”系列文章，就是因为我认为有责任站出来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说话，为死难的烈士说话，揭去其沈志华学派所谓学术视角的“新”，结论“真”面纱，以正视听。我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愤而提笔著文，这说明你们已快到天怒人怨的程度了!别看你们现在“风光”一时!但你们应该明白，文章千古事，你的那些污蔑抗美援朝的“著作”，将“永存史册”，不过这并不是光彩的一笔。它将会证明，这是您对中华民族犯下的“过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