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有“另类”英雄？假的！

　　一提到湘西的历史，很多人首先想到土匪。

　　1980年代，《湘西剿匪记》和《乌龙山剿匪记》的热映，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

　　近几年，“湘西土匪”还跟抗美援朝扯上了关系。有一些文章称，曾有上万名“湘西土匪”作为没有军籍的“随军劳改犯”前往朝鲜战场，去完成“自我救赎”，其中绝大多数人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侥幸生还者后半生也备受歧视，凄苦终老。

　　事实果真如此吗?

　　文| 殷杰

　　编辑|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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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匪”之由来

　　“湘西”，广义上指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怀化、娄底、邵阳在内的整个湖南省西部地区;狭义的“湘西”特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这一带多崇山峻岭、山高林密，交通极为不便，再加上土地贫瘠、物产不丰，造就了世代杂居于此的各民族吃苦耐劳、彪悍的性格，遇上灾年，他们善于抱团取暖。

　　早在明清时期，湘西就形成了各种土著武装、半武装团体林立的局面，社会形态异常复杂。其中，既有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对抗官府的抗捐抗税武装、地主恶霸用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团练，也有以村寨为单位、以血亲为纽带组织起来专与邻村邻寨争夺生存资源的宗族团体，以及各种“会道门”组织。

　　当然，也有不少人为求生存铤而走险，落草为匪。

　　【注：“会道门”产生于15世纪的明代正德年间，是一种具有准宗教性质的、封建迷信色彩很浓的秘密结社组织，因多以教、会、道、门取名而被简称为“会道门”。】

　　土匪们祸害乡里。图源：电影《湘西剿匪记》

　　以上各色武装、半武装团体中，只有真正的职业股匪是全脱产的，其他团体无事时各人分散生产，有事时再猬集一处，大部分团体组织并不严密，彼此界限亦非泾渭分明。

　　在一定条件下，各团体的性质常发生摇摆和角色转换，很多湘西山民都曾从属于某个甚至几个团体。于是，在“不服王化”尽皆为“匪”的认知下，“湘西无人不匪”的说辞流传一时。再加上《湘西杂记》等文艺作品的渲染，人们对湘西“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的印象愈加深刻。

　　实际上，湘西的职业股匪大多要遵守一定的“行规”，否则难以生存。心理特别变态、手段异常残忍的，仅限于少数匪首。“匪众”大多为贫困山民出身，他们或自愿、或被迫追随匪首。

　　从明清到民国，地方当局没少组织“剿匪”。但一则当地民风悍勇，土著武装团体善用地形与官兵周旋，二则官兵也明白“鸟尽弓藏”的道理，所以每每无功而返，甚至“越剿越多”“兵匪一家”。

　　于是，地方当局又施“招安”之法，只求湘西土著武装团体不要明着与自己对抗。这个办法实际上只能暂时压制矛盾，一有利益冲突，那些“归顺”的湘西土著武装团体就会“复叛”，故而留下了“湘西匪事剿不尽”的说法。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常在湘西活动，不少湘西山民和武装团体参加红军队伍。

　　到了土地革命时期，贺龙、萧克率领的红2、6军团曾长时间在湘西一带活动，一些抗捐抗税团体和村寨自卫队成建制投奔红军，一些股匪也弃暗投明，与过往划清界限，投入革命的洪流。

　　于是，在国民政府口径中，“湘西匪类”中又多了“赤匪”一类。

　　1949年下半年，湖南大部分地区解放，一些来不及逃跑的国民党党团骨干、特务、旧警察、土豪劣绅，以及被打散的散兵游勇，纷纷逃入湘西。这些人与地方反动势力勾结，裹胁山民与人民政权对抗，妄想将湘西打造成“反共复国基地”，只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便可卷土重来。

　　一时间，湘西匪众激增至10余万人，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2人民战争

　　湖南解放之初，人民政府就将剿灭各地匪患作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的头等大事来抓。通过对湘西历史和现实情况的深入剖析，人民政府认为，湘西土匪依组织成分可区分为四种类型：政治土匪、惯匪、游杂武装和封建土匪。

　　其中，政治土匪数量最多，危害最大。

　　湖南解放之初，剿匪是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图源：电影《湘西剿匪记》

　　【注：政治土匪，指以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为领导，以惯匪、国民党残余部队和散兵游勇为骨干，以地主恶霸、封建势力、帮会团体为靠山，并以一部分被胁迫、受蒙蔽的落后群众作掩护的武装反革命集团;惯匪，指职业股匪;游杂武装，指当地的民团;封建土匪，主要指割据一方的宗族势力及“会道门”武装。】

　　湖南解放之初，人民政权发动群众打了场剿匪人民战争。

　　1949年10月，衡宝战役尚在进行时，解放军47军140师奉命暂时脱离军建制，留在湘西剿匪和维护交通线。广西战役胜利后，47军军部率139师、141师，以及38军114师，46军138师等部队，于1950年初先后赴湘西地区剿匪。

　　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创造性地将剿匪、清匪、起枪、捕捉匪首恶霸特务、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建立基层政权和地方武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动摇湘西土匪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入手，旨在彻底解决延续数百年的“湘西匪事”。

　　被擒获的湘西土匪。

　　这套强有力的“组合拳”，各环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旨在彻底解决广大贫苦山民的生存问题。唯有这样才能让群众真正拥护人民政府，我基层政权才能建立起来，才能依靠和组织广大群众建立基层地方武装。基层政权和基层地方武装真正建立起来，才能斩断各股土匪获取经济接济、情报支援的渠道，让他们成为“聋子”“瞎子”“过街老鼠”。

　　清匪和起枪，旨在拔除土匪们安插在各地的眼线，打消广大群众接近、支持人民政权的疑虑。做到了这些，对土匪的打击可以事半功倍。

　　这是一场政治、军事、经济相结合的“总体战”，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在党的领导下，我剿匪部队坚持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推行“首恶必究、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对普通匪众家属不歧视，在土改中照样分田。

　　由此，形成了部队集中围剿与分散清剿相结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大力协助，群众自发上山劝降和踊跃揭发潜藏亲匪分子的良好局面。

　　土匪向人民政权自首，并交出武器。

　　从1950年初到1951年初，仅仅一年，湘西地区就已建立起稳固的基层政权，发展地方武装2.14万人，民兵3.14万人，仅47军就歼匪92081人，缴枪79831支，炮196门。灾延数百年之久的“湘西匪事”被彻底剿灭。

　　需要指出的是，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对擒获土匪进行了严格的甄别。匪首、土匪骨干及欠有血债、民愤极大者都受到了镇压。不这么做，就无法平民愤和保卫胜利果实。

　　一般匪众在接受教育后被遣送回原籍，交由群众共同监督，并解决其生产问题，让其安心生产、不再为匪。经一定时期的管制后，由农会评议，根据其现实表现决定是否摘除土匪帽子，给予农民待遇。

　　3脱胎换骨

　　截至1951年1月，47军已教育遣散了约6万名一般匪众。尚在集中看押，有待进一步甄别和教育的匪俘还有36583名，其中包含了此前38军114师、46军138师撤离湘西时移交的众多匪俘。

　　2月19日，四野司令部电令47军军部率139师、141师到长沙集结，140师到湘潭集结，准备入朝作战。

　　有文章称，47军接到命令后，将上万尚在看押中的匪俘编入部队，作为无军籍的“随军劳改犯”一同入朝，并以47军入朝人数高达59875人、为志愿军各军之最作为佐证，这是极其荒谬的。

　　47军军史记载，接到入朝参战命令后，该军一面收拢部队，一面将集中看押的匪俘移交给了湘西军区部队，由军区武装继续对匪俘进行甄别和教育工作。

　　而且，从情理上说，将尚未完成甄别教育的在押匪俘编入部队赴异国参战，是有极大安全隐患的。此外，这么多无军籍人员随军，供给问题也难以解决。

　　诚然，我军历史上确实曾有过极少数的“随军劳改人员”，但那都是我军指战员违纪后，经军事法庭审判接受惩处，因种种原因不便移送地方管理而随军，且都保留了军籍。

　　翻身群众踊跃报名参军。

　　那么，入关时拥有4个师编制，总计54583人的47军，在160师早就调归湖南军区建制的情况下，军部辖3个师为何反而膨胀到了59875人?

　　一方面，是因为北平和平解放后，原国民党军第13军297师、第35军262师先后拨归47军编制，被分散编入下属各师，使得该军实力大增。

　　另一方面，47军南下作战时，沿途不断吸收解放战士、翻身农民和进步学生入伍。因此，虽然该军作战时不断出现伤亡，还大量抽调干部战士加强地方政权建制，并逐渐遣散来自旧军队的不宜留用人员，但总体实力仍较入关时有明显增长。

　　47军军史记载，在入朝前近3个月整训时间里，该军不仅达到了每营4个连(3个步兵连，1个机炮连)，每个步兵连170人的满编状态，而且每个师还新成立了补训团。

　　47军141师421团入朝誓师大会。

　　需要指出的是，运动战阶段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国内对志愿军入朝参战一事已不再保密，并且对群众广泛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事教育。第三次战役志愿军轻取汉城，将“联合国军”一举赶到三七线附近，国内群众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情更是空前高涨。

　　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翻身做了主人的湘西人民纷纷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军，其中有一些曾经从过匪、但经教育改造后已摘去土匪帽子的人员。

　　湘西350万群众中，约10万匪众只是极少数，脱帽人员占比就更少了。据《凤凰县志》记载，该县参加志愿军的“脱帽土匪”仅有100多人。湘西22个县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建设发展，各县政策尺度是差不多的。

　　此外，当年入伍政审非常严格，以至于有“参军赴朝比挑女婿还严”的说法，所以，47军补训团中脱帽匪众的比例不可能高，匪首或股匪骨干混迹于其中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虽说47军补训团的主要成分是好的，但部队并没有放松对他们的教育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总结出的诉苦教育，对新区入伍者同样有效。让大家倾诉在旧社会所受的苦，启发大家寻找受苦的根源，再看看新社会人民政权为群众所做的一切，新战士们自然会明白参军是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为天下穷苦人翻身作主人而战。

　　诉苦运动是提高指战员政治觉悟的一大法宝。

　　在此基础上，我军又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通过揭露美国霸权主义本质，引导大家厘清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的关系，认识到这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战争，符合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美好愿望，由此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爱国热情。通过科学分析美军战略弱点和志愿军以劣胜优的可行性，消除了少数指战员中存在的惧战、畏战心理，树立打赢信心。

　　贴近现实、接地气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军战胜一切强大敌人的法宝。经过持之以恒的思想教育，即便是曾有过从匪经历的新战士们，思想上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很快融入大家庭，成为英勇无畏的钢铁勇士。

　　4无畏勇士

　　我军官兵政治上完全平等，对军队大家庭中任何一员，无论其参加我军前有何经历，都不会区别对待，更不会贴上某种标签，因此，要甄别那些曾有过在湘西从匪经历的志愿军战士事迹是十分困难的。

　　志愿军指战员的坑道生活。

　　有文章声称，《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描写的松骨峰战斗，牺牲的烈士中有近一半人曾是“湘西土匪”。这个说法严重缺乏事实依据，而且在任何军史、战史中都无法得到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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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守松骨峰的部队，是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38军只有114师曾有在湘西桃源一带为期一个多月的剿匪经历。作为东北边防军首批部队，114师即便是在紧急奔赴东北时吸收了一些曾有从匪经历的人参军，数量也不会太多，跨师调剂到112师的可能性极小，而这类人员在112师335团1营3连占比近半数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不过，通过党史、军史和地方志，我们仍能找到少数曾在湘西有从匪经历的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事迹。

　　1952年3月23日晚，志愿军47军141师423团对美7师一部及哥伦比亚营据守的上浦防东山阵地发起了进攻。由于协同出现了问题，当该团1营3连主力冲至敌铁丝网前时，负责破障的该连3排11班还没来得及打开通道。

　　若3连主力猬集在铁丝网前，必遭敌火力大量杀伤。在这关键时刻，11班副班长腾明国和战士李高彪、丁兆贵、吴二华、张福祥用身体伏在铁丝网上搭成人桥，让连主力通过。这5位勇士中，有4人当场牺牲，张福祥被踩昏，他苏醒后跟随3排投入战斗，消灭了敌军2个地堡，战后被记大功一次。

　　攻占表面阵地后，敌军开始了疯狂反击。在3排战友们遭受重大伤亡之际，眼看着成群的反击之敌就要冲上阵地，10班战士宋德清拿起爆破筒，奋勇跳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张福祥和宋德清，一个来自湖南桑植县，一个来自湖南张家界，在加入志愿军前都曾有过短暂的从匪经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转变成为国而战的钢铁勇士。

　　就在当晚，同样来自张家界、参军前有过短暂从匪经历的3连机枪手金珍彪，用猛烈火力掩护战友们连续摧毁敌军17个暗堡，并在随后的打敌反扑中大显神威，先后歼敌165人，自己的右腿则连中3弹，背部和臀部被燃烧弹严重烧伤，昏迷后被战友们转运到野战医院。

　　此后评功，金珍彪被授予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在随后的从军岁月里被提拔为连长。

　　曾有过短暂从匪经历的金珍彪，因战功突出被授予一等功臣、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被提拔为连长。

　　有文章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前“湘西土匪”在朝鲜战场上“特别能打仗，战术素养高”，因此部队曾特意到湘西招收“前土匪”入朝以补充部队员额，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倒在了朝鲜战场上。这种说辞歪曲了事实，是非常片面的。

　　首先，前文已经详述，湘西参军入朝的志愿军战士中，曾有过从匪经历的人所占比例很低。而历史上，湘西土匪乃至其他地方的土匪，其组织严密程度并不高，总体而言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现代战术素养。只有极少数职业匪首和骨干分子拥有比较好的个人军事技术，但这些人都在被镇压之列。

　　那些曾有过短暂从匪经历的志愿军战士，之所以“特别能打仗，战术素养高”，绝不是因为之前在土匪队伍里接受了正规系统的军事训练，拥有了丰富的实战经验，而是参加志愿军后经过思想教育，被彻底改造成了为人民而战的勇士。他们知道自己为谁而战，知道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光荣而伟大意义的，因此才会如饥似渴地苦练杀敌本领，在战场上舍生忘死，杀敌立功。

　　其次，在解放战争中，老解放区的人力资源消耗极大，急需休养生息。因此志愿军的兵员补充，除从各部队抽调老兵入朝外，主要是面向新区招收新战士，这也是四川省成为志愿军烈士最多的省份的原因。

　　湖南民风悍勇，近代以来素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因此志愿军将新兵招收指标向湖南广大地区，尤其向多山的湘西地区作适当倾斜是必然的。而且，朝鲜战场主要是山地攻防较量，来自湘西的新兵吃苦耐劳，惯于山地行动，容易适应朝鲜战场环境。

　　最后，招兵时的政审关非常严格，前文已经讲过，就不再赘述。

　　所谓“赴朝的湘西土匪大部战死”这个结论，纯属捏造。

　　前些年，抗美援朝纪念馆的数据显示，记录在案的183108名志愿军烈士中，湖南籍烈士为11541人，占比约6.5%，在全国各省中排名第6位。

　　近年来，随着统计口径的变化，将支前民兵民工、支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至志愿军全部撤回国内之前，在帮助朝鲜生产建设中牺牲及旧伤复发牺牲人员也列入进来，志愿军烈士总数上升为197653人，其中，湖南籍烈士人数也较先前略有增加。

　　晚年叶落归根的金珍彪，于2019年11月20日去世，享年89岁。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湖南就是红军主要活动区域之一。部队中的湖南籍指战员特别多。据统计，志愿军前后5任司令员、代司令员，都是湖南籍;在6个兵团司令中，有5个湖南人;在入朝的27个军另1个师中，有9位军长、2位军政委籍贯是湖南。部队的中下级指战员中，湖南人就更多了。就其庞大的基数而言，湖南籍志愿军烈士中的绝大多数与”湘西土匪“并不搭边。

　　可以说，湖南人民为我军的发展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综上所述，关于“湘西土匪”的种种谬传可以休矣!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文系与王正兴合作作品。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