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40年，是否治好了大家的精神内耗
近来，一部名为《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的视频大火，无数人感慨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根本不算什么，还是需要学习二舅的精神境界，乐观面对生活。但比起二舅的这份乐观精神，我对二舅的切身经历更感兴趣，这里我也不想先对二舅或者这个视频做什么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只想先谈一谈二舅生长的那个年代。
二舅生于1956年左右，大概1966年至1970年之间患上了残疾，残疾之后，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二舅拒绝了三位老师的劝说，从此离开了学校，在迷茫了三年之后学会木工，开始为生产队干活。作者说二舅是个天才，只需看上几天其他木工的工作，便轻易学会了，然而这样一个天才却被残酷的现实所限制，作者说：“他这种奇才啊，只不过是生不逢时，他应该受国家的栽培，名扬天下才对，不应该弄到这么落魄可怜。”虽然二舅做出了否认，但作者心里总是这样想的，或是因为残疾，又或者是因为当时国家在教育方面有所欠缺；同时，作者做出了这么一个幻想：“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二舅正是18、9岁，如果不是当年发烧后的那四针，二舅可能已经考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单位分的房子，国家发的退休金，优游自适，颐养天年。”看来，如果不是因为那个赤脚医生，这般天才的二舅是注定要成为天之骄子的。
总之，在作者眼里，国家，或者时代，亏待了二舅，从而二舅一辈子便这么沉沦在社会底层受苦，没能够名扬天下，住上大house。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当作者做出如果二舅没有残疾，如果二舅正常参加高考的假设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却是：如果，高考没有恢复，会怎么样？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同样是政治与经济的集中体现，在那个时代中，教育制度进行了几次变化，而这种变化恰恰放映出社会主义中的阶级斗争趋势。
二舅出生之前的教育变革——升学与前途
1949年底，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方针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在当时的方针之下，普通教育与工农学校快速发展，各级学生人数都飞快增长。据1952年统计，工农子女在小学学生总数中约占80%以上，在中等学校学生总数中占57%以上，其中在普通初中里占59%，普通高中里占31%，中专和中等师范学校中占25%，在高等院校里占22%左右。从数据也可以看出，教育体系整体上仍然是宝塔形，虽然工农群众基本上享受到了初级教育，却仍然无法大规模地参与中高等教育，不仅如此，在这惊人的数据背后，也隐藏着两种教育观的矛盾与冲突。
在当时，由于新中国建立在半殖民半封建主义的旧基础之上，广大人民群众仍然受到各种落后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1953年8月，《人民教育》杂志发表文章，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只有升学才有前途”的思想做出了调查。文中写道：“北京近郊游的教师这样说，‘这回要考不上，年岁越来越大，那就非回家去欺负土疙瘩不可了。’河北保定专区有的学生家长说：人民不是翻了身吗？为什么不多办些学校，还让孩子‘磨牛尾巴’呢？河南有的学生家长这样叮嘱自己的孩子，‘只要你升上学，我卖牛卖地也供你，升不上学只有当泥腿汉，看你丢不丢人。’”总之，在当时的环境下，人民群众普遍认为，只有上学升学，成为干部，这样一来才有前途，才可以扬眉吐气，光宗耀祖，反之便是没有出息。当然了，这样的思想即使在当下也是十分普遍的，视频作者不也这样说么？“如果不是当年发烧后的那四针，二舅可能已经考上了大学，成为了一名工程师，单位分的房子，国家发的退休金，优游自适，颐养天年。”且可以名扬天下了。
同年，另一篇文章《不升学就没有前途吗》指出，在当时，国家需要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工农是建设的主力，也是国家的主人，不能强调脑体劳动的差别，这种职业等级贵贱背后，是对体力劳动者的轻视，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在这篇文章中也体现出，建国初期的教育评论对广大群众的升学要求持有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复杂态度。肯定的是教育对提高民众文化水平，满足群众渴求知识的正当要求，否定的则不是教育本身，而是教育作为社会阶级上升通道的功能。在升学为指导的教育观念的指导下，大量的幸运挤进高等院校的工农子弟们，很自然地脱离了农村或者工厂，且脱离了生产，成为了高高在上的脱离了群众的知识分子。
从社会关系来讲，对体力劳动的轻视本就有其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类劳动有了剩余产品，使得一部分人可以脱离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从而使得脑力劳动逐步从体力劳动中分离，并发展到脑体对立的状态。上文中所说的对干部或者工程师的推崇以及对农业劳动的鄙夷，本身就是这一对立的体现，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脑力劳动者天然更容易具备管理生产资料的能力，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
因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民群众普遍有着读书升学当官的想法也是自然而然的，但自然而然并非就代表就是对的，社会主义本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阶段，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消灭脑体差别，而消灭脑体差别的过程，恰恰也是无产阶级真正掌握生产资料的过程；在脑体差别真正被消除的时候，也就代表着无产阶级真正掌握了生产资料，无产阶级能够做到真正地管理国家，当然，在这个时候，国家本身也随着私有制与阶级的消亡而逐渐消亡，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二舅出生时——两种教育观的矛盾与冲突
1958年，陆定一发表社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当时也被官方所认可，陆定一在文中指出，在当时的社会中，存在着两种教育观，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观：1、为教育而教育，也就是把教育当做一种商品，2、劳心与劳力的分离，也就是上面所说脑体劳动的分离，3、教育由专家领导，4、知识的局限性，这一点体现在资产阶级认为教育只需要教导学生书本知识便足够了，看得书越多，死记的书越多，那么知识也越多；5、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在这种资产阶级教育观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一旦他们进入生产关系，便成为资产阶级的好帮手：管理无产阶级的管理人员，又或者是成为有技术的专业人员，享受着高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又或者说，维护自己的特权，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知识分子要强调，只有专家才可以搞教育，当然，在后面，无产阶级教育观也对这种观念做出了批判。
另一种则是与资产阶级教育观相对抗斗争的无产阶级教育观。毛主席认为，完整的知识由两部分构成，一种是书本的已经总结出的理论，即理性知识，另一种是基于实践的感性知识，这两种知识本身都具有片面性，只有结合起来才是完全的。基于此，陆定一提出，要把书本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的劳动结合起来，要逐步消灭脑体劳动的差别，这样才能让学生掌握完全的知识。同时，不同于资产阶级教育观对知识的错误理解，陆定一认为，无产阶级的教育观应当指导学生学会多种的知识，并培养成多面手，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同样对于未来的教育做出了分析：“这种教育使每一个已达一定年龄的儿童，都把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结合起来，这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而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类的唯一方法（《资本论》第一卷）。
这两种教育观的对立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在社会主义中，教育成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场之一，争夺未来的接班人。
同年，毛主席在天津大学视察的时候说：“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并指出：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也就是教育要与无产阶级政治挂钩），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
总的来说，无产阶级的教育观便是：1、为无产阶级自身全面发展的教育，即德育智育体育的教育；2、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育，教育既需要理论教师，也需要现实实践，理论从实践中来，也要靠实践去检验，教育要和生产紧密结合；3、要不断促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4、教育由无产阶级所掌握，必须走群众路线；5、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韩东屏在《反思文革时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写道：在这个时期（大跃进时期），农村大办民办教育，让更多的农民子弟有上学的机会。同时，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农村学校的教材，课程安排与农业生产的季节相结合等。农忙的时候，学校放假，以便学生和老师能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劳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是这种学校的典型，采用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模式，把大学办到农民家门口，办到山区和边远地区。这种新型的革命化的办学路线，当然不是轻而易举就做到的。正如电影“决裂”所描绘的那样，是经历了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后才冒出来的。当然了，韩东屏也指出，大跃进因为种种原因失败了，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也被扼杀了。但这反而印证了上面所说：这是经历了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后才冒出来的。既然是阶级斗争，那么就有胜负，陆定一文中同样写道：“一九五四年，当经济恢复的时期已经过去，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开始的时候，党中央又曾经提出过在学校里增设生产劳动的课程问题。但是遇到一些阻碍，没有能够贯彻。一九五七年三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同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党中央屡次强调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结合的主张。”可见，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同样需要斗争，失败，再斗争，直到成功。
而在1956左右，二舅终于出生了，不管主观意愿如何，二舅在成长的过程中，或许终究会被卷入到这场资产阶级教育观与无产阶级教育观的斗争之中。作者说，二舅生不逢时，但我却觉得，二舅生的正是时候。得益于先锋队对工农联盟，对全民的教育发展的重视，二舅才可以上到初中，享受到基础的教育。而在之后，二舅更是有可能以工农身份进行继续的教育。
二舅的青年时期——无产阶级教育观的教育大革命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为了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并且培养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毛泽东一直在思索教育的问题，这个时期，毛泽东对教育的关注与批评也超过了任何时期。1963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那段让现在的师生家长们都深以为然且经常并引用的一段话：“学制要缩短，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实践。现在的考试办法使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使学生难以琢磨，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作法是很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1964年夏，在阶级斗争升温以及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升级之后，毛泽东对教育的批评不仅措辞严厉，而且突出地将问题引向阶级斗争。毛泽东在与毛远新的谈话中讲到：“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生？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
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一次会议上对教育问题的批评更为尖锐：“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后世所谓的“五七指示”，大致内容与上文毛泽东所做的批判类似，就是要军人，工人，农民，学生都学习军事，政治，文化，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说道：“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可以看出来，教育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它依托于政治与经济，在资产阶级手中，它为资产阶级的统治服务，灌输资产阶级的教育观，也就是扩大脑体劳动的差别，进行死板又森严的教育，扼杀学生的全面发展，只为考试以及选拔官僚服务，进而更好地巩固压迫人民群众的上层建筑。在无产阶级手中，它要缩小脑体劳动的差别，让工程师参与一线生产，让工人参与劳动过程管理，不分高下，真正贯彻了劳动光荣理念，让工农真正做国家的主人，另一方面，进行灵活地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全面发展，拒绝死读书，在学习中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学习。毛泽东把教育领域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场所，所有的批示，都是为了工农学生能够全面自由地发展，学习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完整的知识，并且学习政治知识，学习如何成为国家的接班人，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脑体差别，工农差别以及城乡差别，与资产阶级做斗争。
1968年左右，二舅残疾，据分析，二舅这时候大致是初中阶段，因为二舅的个人原因，即使在教师的再三劝导下，也没有选择继续学习，不知道是不是受到毛主席的鼓舞呢？这里我们就不做猜测了，但不管如何，在那个继续升学仅为个人成才的观点被批判的年代，二舅的生活和未来并不会就此被毁，相反，正是在这个时期，二舅或许才能够真正地实现自己的价值。
文革开始后，在教育领域也发动了教育大革命，刘少奇提出的“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被批判，批判者认为，“两种教育制度”是让有钱人上全日制，培养专家，经济困难的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上半工半读，培养普通工人农民，这不但不能缩小三大差别，反而加剧了阶级分化。这时候，资产阶级的教育与无产阶级的教育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彻底爆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与阶级斗争。
第一个教育大革命的内容，也是最能充分体现大跃进以来毛泽东教育革命设想的，是1967年同济大学关于建立三位一体的五七公社的学校改革方案。该方案进行了学校体制改革，师生关系改革，领导制度和行政组织改革。学校体制改革是要将学校改造成为由生产、教育、设计（科研）三位一体的机构，称之为五七公社，该机构既是生产设计单位，又是教育单位。可以说完美结合了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的教育生产理念。师生关系改革则是针对受资产阶级教育观影响的教师，在学生学习中，不但要要学文化，还要学工学农学军，并且批判资产阶级，工人、学生、教师一起生活，一起参加社会主义教育，一起参加文化革命，一起生产劳动（教师学生兼学工），一起教育（教师、工人辅导学生专业，教师，学生帮助工人学文化）。领导制度和行政组织改革则是按照党委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通过教育体系的改变来进行教育行政体系的改变，促进教育革命。可以看到，这个方案中，基本上实现了1958年毛泽东所说的高等院校应当抓的三样东西：也就是党委领导，群众路线以及教育和劳动结合起来。
第二个教育大革命的内容是课程与教学的改革，教材和教学内容不再由学术权威所垄断，教师、学生、工人、农民集体进行教材的编写，教育方法也进行了改造，教学过程被分为三个阶段：认识教育阶段，运用教育阶段，理论教育阶段。教材与教学方法的改造让学生、教师、农民、工人更好地参与实践与理论的学习，且学习内容不再晦涩难懂，反而深入结合到现实的需求中去，就如决裂这部电影中一般，教师不再教学生学习当地农民看不见的马，而是学习与农村紧密联系的牛，并在此基础上与当地生产紧密结合，巩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联合，逐渐消除了脑体劳动的差别。
第三个教育大革命的内容则是对招生制度进行改革，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废止现行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的社论,罗列了原有招生考试制度的“罪状”“这个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实行这种制度是严重违反党的阶级路线的,会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同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通知》还说,为了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使实行新的招生办法有充分的时间做好一切准备,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自此高考停止,直到1977年才恢复。当时，关于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联合调查组在一个月的调查之后，提出了设想：
1、关于培养什么人的问题。调查组认为高等学校培养的年青一代，必须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革命造反精神，德智体全面发展，完全为人民服务的普通劳动者，而不是像中国赫鲁晓夫所宣扬的“专家”、“学者”、“工程师”等高踞于劳动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
2、招生对象。
一、文科需要招收有意识形态批判能力，有阶级斗争的实际经验，革命立场坚定的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和机关革命干部。
二、理工科需要招收有理论基础，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工农兵中间优秀的革命青年。
三、医学教育则要求更低，“用不着吸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除了部分学校的部分专业外，建议主要招收农村中的“赤脚医生”。
四、农业大学要搬到乡下去，除了部分学校个别专业外，主要应该招收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生产能手，或者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二年以上的，具有高小文化程度以上的革命青年。
3、招生办法和组织领导。调查组认为今后高等学校招生,应废除封建科举式的招生考试制度,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即由人民公社、工厂、矿山、部队团以上组织及党、政、企业和事业单位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负责推荐,最后由领导审查决定。审查后,再由高等学校进行选拔。
整个文革时期,这些设想对高等教育招生与教学制度的改革确实产生了实际影响。比如,实行了以群众推荐为主的招生制度。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编者按中要求“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1968年9月,为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学员由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工人入学。此后,各大、中型企业纷纷办起了自己的“七·二一大学”,一些大专院校也开始尝试举办各种试点班或短训班。这种做法在农村也很快得到了响应。根据“七·二一”指示,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提出招生的学生要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可以看出，在二舅的青年时期，教育的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围绕学校改革、课程教学改革、招生改革，大规模的农民与工人可以参与高等院校的学习，而不必像之前那般仅仅用考试的办法来进行竞争与升学。
视频作者所说的高考，也就是在文革之前批判的升学式的精英教育，在教育大革命中被基本铲除，但这并不代表学生们没法进行高等教育了，在教育大革命之前，高考制度是所谓不公平中的公平，在城乡差别以及脑体差别之下，普通工人，特别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很难与城市中知识分子或干部家庭出身的学生竞争，这一点与现在是相同的。
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考制度的停办反而给了工农家庭的学生机会，首先是工农家庭的学生能够普遍接受初中以及高中的教育了，据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50年》所统计的数据，1968年初中招生人数比文革爆发前的1965年暴增了一倍多，1969年更是暴增到了4倍多，文革结束时，高中招生人数比文革爆发前的1965年暴增近20倍。同时，在1968年时，高中在校生人数是140多万，到1976年时暴增10倍，达到1400多万。当然，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方式也并没有影响高中生的毕业，在1965年，教育系统为国家培养出的高中毕业生仅有36万人，初中毕业生仅有173万人，而到文革结束时的1976年，教育系统为国家培养出的高中毕业生达到517万，增长了14倍；初中毕业生达到1200万，增长了7倍，基本上实现了为国家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战略目标。同时，大学也能够让工农家庭的学生参与了，据韩东屏描述：“一九七Ｏ年后，中国的大学开始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当中招收新式工农兵学员。选拔办法是让工农兵推荐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高中生，参加考试，择优录取。这时尽管有工农兵推荐这一道手续，但最后还要考试。一九七三年，在农村插队五年后的张铁生在参加考试时，在他的物理化学试卷后写了他对高考的意见后，考试这一道手续就被取消了，改成全靠推荐。”也有人说这样的推荐制让学生能够走后门，韩东屏作为当时经历过的学生，说道：“对此，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公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他（官僚）没有被打倒，他的子女也会都考上大学。”我想，这本身就是教育大革命的目标所在，破除官僚干部与知识分子的特权，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能够参与教育，而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
另外，既然教育大革命也是在与官僚特权做斗争，那么干部的选举当然也会有所改变，在那之前，尽管我们号称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普通工农参与政权也很困难。上海作为一个工业城市，文革前历届党委和人大常委中，没有一个普通工人代表。但在那之后，工人进入了政权机构，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105名委员中，工人代表43名。全国范围内，有445万工人以工代干，被调到干部岗位工作，仍然领取工人工资，当然，这里并非是对工人干部的不公平，而是要消灭官僚的特权，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巴黎公社的原则，也就是干部领取与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同时，几百万农民以农代干，做干部工作，仍然作为社员计算工分。
从上文可以看出，虽然没有高考，但即使是根据68年所拟定的招生办法，二舅也仍然有机会能够参与文科或者医学教育的大学招生，当然，这里或许会有地区之间执行政策的细微差别，但我想，若是持续下去，二舅并非不能够在不高考的情况下参与大学的教育，并且，这样的大学教育并不是如视频作者所说的“成为名扬天下的工程师干部，享受国家的保障和分房”的那种旧式的资产阶级教育观的教育，而是与群众相结合，与劳动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教育观的教育。与此同时，二舅也有机会能够不通过高考以及大学教育并且成为工农的干部（为工农服务的公仆而非老爷）——而这在之前，对于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二舅并非是生不逢时，反而是生的正是时候——如果没有之后的剧变的话。
二舅的后半生——高考制度和旧教育的复活
随着文革的结束，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自然也跟着结束了。1977年，高考恢复，人民日报一方面认为有些有实践有经验的体力劳动者有可能进入大学，另一方面又强调必要挑选同级中的高材生和“必须择优录取”，并提出要按比例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部分地恢复文化革命前的制度。这一恢复不再要求未来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必须先在农村锻炼两、三年，也放弃了由各单位群众推荐上大学的做法。当月，群众推荐被废除，1978年，实践经验的要求也被废除。由于实际进行高等教育的条件有限，资源按照择优录取的要求集中到最能考试的人群中，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小镇做题家们中，而录取的权利则集中到了各级领导干部手中，考试又变成了教师与学生的对立，学生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也被取消，由此，普通工人和农民接受高等教育的路越来越窄，精英教育又回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又变成了升官发财的途径，仿佛回到了1949年，群众高呼着要让孩子光宗耀祖，成为干部，多赚些钱——就如视频作者所说的那般。但这一次，农民与工人的教育不再像之前那样发展了：“许多孩子因为没有及早地表现出考上大学的潜力，特别是农村的女童，便被父母剥夺了上小学的权利。农村包产到户后，许多农村集体时代建立起来农业机械遭到破坏，水利设施在分田的过程遭到彻底破坏，单干的农民因为没有了农业机械，需要更多的劳力，于是就不愿为没有考上大学的可能的孩子付学费，让他们下学到地里帮忙，或到城里打工挣钱。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以整顿为名把文革中建立起来的社办高中，联办中学和村办小学砍掉。……本来文革中已经普及了的中小学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大批的农民子弟，又成为文盲。”（韩东屏：反思文革时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
在赤裸裸的精英教育之下，国务院批准开办大量的重点学校，并且开办了很多少年班，比如1977年中国科技大学从全国招收了21名平均年龄14岁的神童，编成第一期少年班，第二期招收了61人，其中工农子弟仅占25%。另一方面，教育系统内出现了大量走后门的现象，如人民日报报道的陕西省招生舞弊，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招生舞弊等等。导致国务院不得不下发通知，要求各个高校不得不接受所谓的“代培生”，也就是“地方和部队的干部，违反招生规定，以工作需要为名，将子女亲友送到大学或者中等专业学校代培”这一走后门的新花样。
至此，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宣告暂时全面失败。当然了，随着教育产业化以及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仍然可以有不少农村的学生可以参与教育，但这种教育的方向与教育大革命期间的教育已经相去甚远，首先是教育方式从全民全面发展的教育变为精英的片面教育，其次是工农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变成了脱离生产的高高在上的教育，再者就是教育成为了商品，对穷人不利。可以说，二舅的人生终于固定下来了，作者说，如果二舅可以参加高考，那么他可以成为高高在上的工程师或干部，享受人生，然而，二舅毕竟没有办法参加高考，而他的未来，也与绝大多数工农子弟的未来一样，成为了如今我们赞叹的苦难中的乐观，又或者是乐观中的苦难——或许也只能如此。
二舅虽然脱离了教育体系，但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要一代又一代的接受教育。90年代，我国大学开始收学费，再加上宿舍费，书本费，实行收费之后，即使有城镇化的加持，农村来的学生占比仍大大减少，在收费之前，大学当中农民家庭出身的占60%-70%，收费后则降到了30%。魏巍便在2004年进行了呼吁——教育应当向弱势群体倾斜，魏巍指出，现在的学生们一是需要经历学费不足的问题，二是要经历毕业之后失业的问题，并且说道：“当前，一个至为明显的问题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必然会把一般的农民子弟和工人子弟以及城市贫民的子弟关在学校大门之外，那就会使这些青年人寒心了，以致引起他们的失望和愤懑。正象过去一部印度电影中说的：‘法官的儿子永远做法官，穷人的儿子永远是穷人。’人心不平，阶级对立的形势必然更加尖锐和激化。这自然是许多人所不愿看到的。因此，我认为，在教育问题上，必须向弱势群体倾斜。”
经历了20年的发展，这样的问题是否得到解决了呢？2017年，教育部表示要在2020年实现普高和中职人数5:5的比例，也就是说，要有将近50%的中学生分离到职高。然而，现在的职高与教育大革命期间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并不相同，如果说，当时的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知识有能力的平等的劳动者，那么现在职高毕业的学生们则是在工厂中一天工作12小时，勉强能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中的底层人物，也正是因为如此，大量的家长对孩子们说：“如果不好好学习，就只能上职高去工厂干活或者扫大街。”
这样的教育与竞争方式从一开始就定下了结局——富人的孩子天生就能考上较好的大学，当年制药业起家的中国富豪赵氏家族，用650万美元行贿，把赵思雨包装成划艇体验特长生，成功送入斯坦福；家庭条件较好的考上重点大学的几率更高一些；家庭条件较差些的，更高的几率是考个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另外就是那50%的职校生了，他们往往家庭条件比较差，因此在教育中天然不占优势，他们没有足够的家庭陪伴，没有足够的家庭教育，小学中学一般也无法接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可以说，这样的一批人，他们的未来似乎是注定的，他们被社会视作失败品，如果说，大专生都可以自嘲一句牛马，那么职校生们又是什么呢？当然了，高考毕竟被看做不公平中的公平，因此，总有一些小镇做题家，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较好的学校，不过现在，小镇做题家的范围更加宽泛些了，大部分的学生都自认小镇做题家，来自嘲自己在高考中激烈的竞争。
上到大学以后，是否就决定了自己的光明未来呢？也不尽然，学校毕竟不是真正的象牙塔，正如我们开头所说，教育是政治与经济的集中体现。近日，22岁的女孩通过家庭贷款终于上完了大学，她希望能够为家里减轻负担，便努力上班，在经过4-5天的加班之后，猝死在ICU中——而她的家属们竟然拿不到一分工亡赔偿。荒诞的是，这样的一个女孩似乎看起来还算是比较幸运的——至少她有个工作。2022年6月份，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9.3%，我们的学生们，作为一个商品，在这个社会中同样过剩了。
另一边，在二舅与22岁女孩猝死的热点引爆之后，周劼进入了人民眼帘。与22岁女孩不同的是，周劼是一个没怎么上过学的人，但得益于他的干部家族，他轻而易举的进入了国企，每天与大领导出入各种饭店以及娱乐场所。无数的小镇做题家感觉自己的内耗竞争受到了侮辱，大量的失业大学生看着周劼的单位，只能无奈。但我却觉得周劼说的实在话，或许让人愤怒，但都是现在不可争辩的事实，比如：
1、 王侯将相，就是种乎——曾经在教育大革命中，我们试图限制干部的特权，让工农的孩子能够与干部的孩子平起平坐，但自从教育大革命失败之后，干部仍然能够通过教育让后代成为社会上的精英阶层，从而维持了家族的稳定地位。
2、 最大的公平就是不公平——这句话可以说完美地讽刺了教育系统，教育系统一直被视作是不公平的公平，然而在周劼和这类人眼中，终究不公平就是不公平。
3、 高中同学不少去外省读了好大学的，都回家进了烟草、电网之类的，回家没有着落的，就在北上广深成都——同教育大革命之前一样，当时的大学生往往都会脱离群众，离开农村或者小镇，进入大城市中，努力成为精英阶层的一份子。
4、 我怕你会读书吗，名校研究生都别想那么容易进我单位。这个人当年仗着自己会读书，看不起我们这种靠父母的，社会会教他做人——在教育也成为商品的年代里，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也会逐渐“产能过剩”，资本不断地集中，乡村不断地荒废，做题家们只能挤在大城市中，成为产业后备军的一员，任由老板压低工资，勉强生活。而一些干部子弟，甚至已经可以不再用教育来遮掩不公平，从而可以直接成为精英了。
5、 都什么年代了，还觉得光读书可以飞天，以为是60年代，那个年代读的书真的可以改变一切，我是发自内心佩服“读书人”——或许，周劼与二舅的视频作者一样误解了60年代的读书人，当时的社会实行的是无产阶级的教育，读书人不是为了一飞冲天，而是要改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局面，最终实现他所说的那个“公平”。
可见，自高考恢复之后，不仅没有实现所谓的公平，反而不公平愈来愈多，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关，教育是政治与经济的体现，教育的矛盾也是阶级矛盾的体现。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教育体系当中争夺社会的未来——是资产阶级的精英在未来掌权，统治国家，还是无产阶级的结合群众的、全面发展的、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有、知识的劳动分子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捍卫者，并最终消灭不公平的体系而非个人的不公？我想，历史会给出答案，而要推动历史前进，就需要我们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并结合实践，在改造自我中改造社会，在改造社会中改造自我。
参考资料：
韩东屏：反思文革时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09/09/24638.html
魏巍《教育应向弱势群体倾斜》
http://www.wyzxwk.com/Article/sichao/2009/09/595.html
教育公平的真问题：建国初期关于升学矛盾与劳动教育的讨论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22/07/458459.html
从文革期间中学生人数统计表看“文革耽误了一代人”的谎言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1/04/206455.html
获益的和受损的，高考能承载教育公平的希冀吗？
https://jiliuwang.net/archives/92641
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何光全
国史（1949-1978）——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
中国工人网
高考恢复40年，我们收获了什么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6/21/c_112118062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