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志愿填报、人力资源浪费与毛泽东的教改方案

　　2022年6月底，盛夏来临，又进入一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季，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现在的高考志愿填报是知分填报，按理说不应该太困难，但从成绩出来到最后录取，很多家庭在十几天以至几十天的时间内都在研究如何填报志愿，“一分不浪费”，“给孩子报出一个好的未来”，成了报考志愿的信念。

　　家长们（实际上也是全社会）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多精力研究高考填报呢？甚至高考报考志愿成为一个职业，有的家长不惜花费上万元请专家填报。原因是怕吃亏，本来可以上北大，结果上了北理，会觉得“吃亏”。现在知分填报，又担心专业选择不利。这背后是市场机制下地区之间、院校之间和专业之间急剧分化的结果。

　　院校之间经费的差距非常明显，清华预算300多亿，远超过贵州省全省高校经费。浙江大学今年有260亿元，一所大学是贵州全省的2.5倍多。前一百名的学校预算占比也越来越高。

　　专业之间的差距同样是巨大的。金融专业成为高考志愿填报的王者，学生是未来四大行，四大所，红圈所的后备军，前程似锦。机械、农学则走向没落，高考、考研分数线都处于最低的行列。

　　学校名称的模糊，各种坑的存在，也是高考填报志愿要费精力的问题。浏览高考志愿报考指南，满目都是工程、理工、科技，如果不是教育部叫停农林、师范类改名，估计还会有更多。但即使这样，农林后面还是要硬生生加上“科技”，这样才便于招生。这是时代的产物，许多50、60后的名字里面都有“学农”、“志农”的名字，那个年代的人们并不排斥学农业，反而以此为荣。

　　学校的改名完全失去了专业特点，比如华东理工大学和东华理工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和华北电力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江苏大学和苏州科技大学，这种双胞胎、三胞胎大学让人无法分辨，都要花费精力了解一番。

　　专业名称也让人眼花缭乱，会计学变成财务管理，数学变成大数据应用，锅炉变成能源与动力工程，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只有天知道是做什么的，即使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很多也无法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实际上，现在的信息查询的便捷程度并不能降低家长的焦虑。因为各种信息庞杂，无法分辨真假。

　　但是，荒唐的是，中国大学生毕业后求职的专业对口率是非常低的。麦可思数据显示，2018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工作与专业相关度(专业对口率)为66%(本科为71%，专科为62%)。实际的情况比这还要更低。

　　这种人力资源的浪费是非常严重的，高考填报志愿的精心考虑、大学四年的社会和个人投入，都几乎变成了无用的东西，那些为了通过成绩熬过的夜晚，也都变成了后来的笑料。

　　古话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有能为社会做贡献的地方，全社会有必要反思这种浪费人力财力物力的高考招生制度。

　　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教育部搞了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试图解决包括高考在内的高等教育问题，但“新”字的背后掩盖不了旧的教育思维。

　　比如，为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卓越工程师计划”应运而生，但十多年过去了，没有真正改变中国制造业水平还处于世界第三梯队的事实，一方面，是灵活用工和劳务派遣的滥用使得技工岗位无法实现技术积累，另一方面，教学与实践相脱离，使得高校无法培养合格的工程师。办学宗旨的问题、教员本身脱离工程实践的问题，都是毛泽东当年认真思考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教改课题，创新创业项目，变成了领导和教师们评职称、争名夺利的对象，极具讽刺！

　　穷人们在疫情下连吃饭都困难，但大把的科研经费却花不出去，造假层出不穷，种种科研乱象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高考招生几乎年年改革，3＋2，3＋X，3＋1＋2，这种改革换汤不换药，都未像毛泽东那样触及到根本——教育到底要为什么服务，教育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传统计划经济年代，国家根据社会需要，设置综合性大学、部委直属大学，建筑老八所，纺织部九所，煤炭部十五所等等。

　　地方根据需要设置师范、医学院、农林院校，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学生依据成绩和兴趣报考，上大学免费并发生活费，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大学生生活无忧，就业不愁，毕业即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

　　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思考，认为以上的方案虽然避免了资本主义的无序竞争和人力资源浪费，但无法避免学生脱产学习时间过长，理论脱离实际，以及成名成家的旧教育思想，按照毛主席的话就是“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所以，毛泽东进行了教育革命，取消了通常意义上的高考，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 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段话形成了721大学的创办思路，也就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学习为生产服务，打破脑体分离形成的阶级分化。

　　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在1970年代接受采访的时候讲的话，是当时一个知识分子否定过去成名成家思想的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

　钱伟长先生纪录片片段（20世纪70年代）

　　文科怎么办呢？在1965年，毛泽东曾说过：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作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去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面教吗？

　　721大学在80年代初被否定，从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到80年代初，高考招生制度完全复旧了。毛泽东的方案被称为乌托邦。

　　现在的高考制度不仅是对毛泽东721方案的反动，也是对人力资源相对合理分配的传统高考制度的否定。

　　毛泽东当年曾说，“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对教育问题的成因、危害，毛泽东的预言现在看来振聋发聩！

　　1976年，毛泽东的暮年，党内和社会上很多人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毛主席认真地反驳说“他自己就不读书”，那时的中国书声琅琅，高中遍布人民公社，但后来“读书无用论”盛行，现在学生真的不读书了，教育脱离实际，学生脱离社会，教育真的有危机了！

　　在毛泽东当年的警告和尝试被否定之后，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沉渣泛起之后，在几十年之后，学生真的“越学越傻”，他老人家“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又重新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在应试学习的疲惫当中，在快乐水和奶茶的麻醉中蹉跎岁月的时候，在报考志愿的焦虑中，在就业与考研的迷茫中，在很多家长填报志愿仅仅是为了让孩子上个学、将来能够自食其力都困难重重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起1956-1976年的中国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它不应该被遗忘，依然值得现在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