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被开除的上海女教师，我们必须了解到的10个问题

　　这两天，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女教师宋庚一在课堂上发表“错误言论”——说“错误言论”是轻了，实际是极端错误言论、反动言论，和她因此被开除一事在我国舆论场上持续引发争议——有争议是非常奇怪的，因为这件事所涉的本来就没有太多可争议的空间。公知喜欢讲“正常国家”“文明国家”，我们这里就借用他们这个话术：在上个世纪反法西斯战争后，任何一个稍微“正常”“文明”点的国家，除了日本那种在美帝默认、扶持下竟然被法西斯余孽或说军国主义遗腹子长期统治的战败国家，类似问题都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人家直接铁拳伺候——这就是“政治正确”，多了固然不行，没有了更不行。

　　按这样来看，我国还真有些不正常，或者说我国有些人真是大不正常！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是“二战”被侵略国、战胜国，还是经过长期的民族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洗礼的国家！怎么堕落到这个地步的？！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先看看女教师到底说了什么，免得有些杠精说“你没看过有什么资格评论”（截图自微博用户“冬亚”）：

　　大概看了一下，这些基本是典型的公知言论，还属于水平比较低下的那种——她挺能侃是真的，可惜这事儿不能拿来侃，连老胡的胡侃都不敢这么侃。比如最后那句“不应该永远去恨，而应该去反思下战争是怎么来的”——这就是典型的公知“反思”体，味儿很冲，这下她又替十四亿中国人民原谅了。好了，现在可以送她一句——“不要去恨，而应该去反思下自己是怎么被开除的”。可见公知虽然这些年不时行了，但那些年还是“卓有成效”地祸害了不少人，埋下了反动的思想种子。比如我一个高中同学，平时也是思想偏粉红，但他在抗战问题上就是相信共方基本没干什么，都是国民党打的……

　　想想看，有些人就是这样：一方面相信抗战中毛泽东共产党没干什么、光顾着自保了，一方面又死活理解不了为什么解放战争三年摧枯拉朽——用屁股想想也能知道，就是因为“蒋公”国民党抗战时就不行啦！有人的脑回路就是这么奇葩，不少奇谈怪论、野史故事会就是从“我不理解”出来的。因为很多人还是唯心史观统治大脑，满足于按照各种宫廷史观、地摊文学、三流野史去进行一番历史猎奇，死活不搞点历史唯物论，你能怎么办？

　　公知插了白旗，我们现在就是要反过去，在人心上拔白旗、插红旗，这正是我们今天的任务。扯远了。我梳理了一下，这里边有10个问题；其中，有的是与女教师言论直接相关的，有的是围绕此事的典型错误认识，有的是我认为有必要顺带讲讲清楚的认识问题，最后再聊聊实在不想聊了的胡锡进。

　　1. “30万数字不可靠”？

　　我们先来说说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殉难同胞数——搞清楚这个问题是不是必要？当然必要，弄清楚这个具体人数确实也是个工作。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探索研究出来了什么？这就不能不说到30万这个数字。30万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不是像那个女老师说的那样，“只是一个中国历史小说写作的概述”（我认为，这句话尤为恶劣尤为恶毒，尤其挑衅正常国人的心理底线）？

　　决不是！

　　“30万”从哪里来？是不是像宋庚一说的那样，“没有数据支持”，“从一个人的笔记里面，大概估计出来”？？？——这是拿无知当有趣，拿无知装深度。

　　这些天各路媒体已有梳理：30多万这个数字，来源于战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历史性判决，具有法律效力，也具有史料价值。1946年1月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城内和附近地区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的总数超过20万人以上，但其中没有包括被抛尸长江和被掩埋的尸体数量。1946年2月成立的南京军事法庭，在经过大量调查的基础上判定认为：日军在南京的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判定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为“30余万人”，说明“30万”只是数字的下限。相关史料现仍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张图这两天也被广泛转发：

　　2. “质疑30万是学术讨论”？

　　公知和公知粉有一点，那就是很喜欢标榜“独立思考”，自诩“理中客”，甚至拿什么“学术”当幌子——实际他们懂什么学术？有什么学术精神？做学术有一点，那就是要梳理、总结前人对某个问题的研究成果，在这个梳理、总结的基础上来做自己的学术。换言之，如果你“发现”的什么已经是前人发现了的，你得出的什么结论跟前人相差无几——至少，你的这个研究成果就不算有独创性，没有学术更新的意义，甚至都不能算你独立的研究成果。

　　如前所述，“30万”这个数字，站在前人的探究基础上我们可以知道：是可靠的，是非常可靠的，准确说30万只是个下限，具体已经达到了30万以上。

　　换言之，你宋庚一，以及别的什么人要在这个问题上搞点“学术讨论”，不管是装＊还是来真的，都必须从“30万以上”或“30余万”这个已经可靠的既有结论出发，而不是傻不拉几或居心不良地“从马克思回到圣西门”。居心不良的也有，比如日本右翼舆论和“研究”，有人极其善意地猜测说宋庚一可能是“上了日本右翼的当”——不管是不是上当，这个反动言论还在课堂上讲出来，不顾误人子弟，就是不可原谅。她这些肮脏的思想存货怎么来的是一回事，摆出来恶心人、臭气熏天又是另一回事。

　　3. “查查当时的身份证号就能有准确认定”？

　　我们再来说说所谓“身份证号”的问题。女教师言之凿凿：

　　事实是什么呢？

　　非常简单：几乎终民国一代，都没有真正推行身份证制度。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1931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参照英、美户籍及人事登记，颁布了中国第一个《户籍法》；但没有发放身份证，也没有实现完备的户籍登记。

　　到194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修订《户籍法》，同年又颁布《户籍法实施细则》，开展全面户口清查、登记，并对年满14岁的人颁发《国民身份证》。但是，大家都知道，抗战之后就是解放战争，1946年已经是解放战争第一年，所以这一政策，直至南京国民党政权垮台，也没能真正实行。

　　换言之，在1946年之前，在整个民国时代，中国没有今天这样的全国性的身份证！

　　这里我想多说几句：新中国是新中国，民国是民国，不要把新中国的好误认为是一切时代都有的好。没有身份证——你可以说是民国政府无能，可以说它效率低下，可以说是战争环境下难以推行——总之，没有它就是没有！

　　由此可知，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受难的南京人民、中国人民没有身份证件，更无从记载他们的身份证号。

　　实际上，无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还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遇难者名单均无法全部统计出来。正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朱成山所说，“因为没有‘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而质疑遇难者人数，这个人不是立场有问题，就是脑子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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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综观这位被开除的女教师的整个相关言论，你可以说她在质疑南京大屠杀30万的殉难者数目——但她的质疑，是极其不专业、极其不学术、极其不科学、极其违背公认的可靠的常识、极其不像一个大学老师的“质疑”。我说句实话，要不是这些言论引发舆情，她这一套实际是相当low的，整个过程就是在秀智商下限，通常是不值一驳。

　　这种“质疑”——其实是一种“胡侃”，大抵是从前些年什么袁＊飞、易中天那儿学来的，懂了一点就觉得自己很牛掰，满嘴跑火车，出来误人子弟了。《百家讲坛》的影响有正有负，负面就是实际上助长了某种“戏说”“胡侃”以致解构历史、虚无历史的歪风。这还不如有些村口大爷的胡侃，多数大爷的三观、多数大爷的历史观起码是正的，大爷起码还能痛斥“日本鬼子”——你个什么高校女教师，比得上历史观不歪的村口大爷么？

　　4. “高校课堂不是公共场合”？

　　更离谱的是，大爷只是在村口，上海这位女教师还是在高校课堂上讲的——高校课堂难道是教师个人的私人场所吗？除非你认同封建时代的什么“师道尊严”，把所有老师都放到不能质疑不能批判的位置上（这难道对吗？），替现代社会某些学阀服务，否则，你就不会认为大学课堂是什么私人场所。

　　中国古人尊奉的教师祖师爷孔丘，又名孔老二，他讲过许多反动的话，但有句话是对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在课堂上公开“质疑”南京大屠杀，首先会对一些不明就里的学生造成价值观误导，或者让一些反动小鬼自以为“吾道不孤”，不知道要把大学糟蹋到什么地步去。

　　5. 这件事的严重性到底在哪儿？

　　更重要的，真正决定性的——她这个所谓“质疑”，牵扯到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认定，牵扯到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这样一种大是大非问题！你不要以为“政治正确”不重要，某些人吹捧的西方到处是“政治正确”，我们应该建立起的工农阶级、马列毛主义的“政治正确”体系却还没有，或很不巩固，所以才有频频挑战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认知底线的事情，才有右翼公知反动言论的大行其道。

　　有些左小鬼可能不懂一些道理，这里必须打打预防针：马列主义到底对民族、民族主义持什么观点？肯定，否定？——既肯定，又否定。

　　民族这个事物，首先不能跟阶级分开来，这是区分马列主义与简单民族主义的一个决定性观点。民族跟阶级分不开，在约四五千年来的阶级社会里，在我们现在正处的阶级社会里，民族是什么？民族就是由阶级组成的，一个民族里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是一个基本观点，基本观点就是出发点，从这里出发来分析民族和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怎么看？看它跟哪个阶级相联系。（一）跟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联系，它是反动的，服务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列宁为什么在“一战”中反对“保卫祖国”？他看见“祖国”两个字就烦？也不是，他后来不是号召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么？因为帝国主义大战的主要的参与国，决定战争性质的那些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一战”是帝国主义各国的内战。（二）跟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联系，民族主义基本上是进步性的，被压迫民族的反帝革命完全正当，无产阶级应当予以援助。典型的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今天如果反民族主义，反到连抗战都要否定，那不是脑子坏了就是别有用心，估计一般还是脑子坏了。这里，也包括刚刚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保卫自己的斗争。（三）跟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保卫自己革命胜利成果、自己独立的斗争相联系，民族主义也是进步的，“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难道错了？典型的如苏俄内战，如我们的抗美援朝。（四）还要补充一个，资产阶级在近代的上升时代也有民族主义，那时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除非是像拿破仑战争性质转变以后那样，也是进步的。等等等等。

　　总之，对民族主义要取分析态度，分析的方法就是联系特定阶级、特定历史阶段的阶级。你问“对民族主义是肯定还是否定”，老实的回答只能是“不知道”，因为其实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全面性的分析，才是辩证法。

　　否定中国的抗日战争，否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性质——从马列主义的理论角度看，这也是荒谬的，不可能是什么“国际主义”，国际主义也真假都有，假的是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列宁反对在“一战”中“保卫祖国”，但如果他活着，绝对不会否定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保卫祖国”，他自己就说过：“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为反对实行民族压迫的国家而‘保卫祖国’，这不是欺骗，社会主义者也决不反对在这样的战争中‘保卫祖国’”（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依我看，在民族战争中承认‘保卫祖国’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列宁：《给印涅萨·阿尔曼德（1916年11月30日）》）。

　　6. “举报不是好事”？

　　关于这个问题，刘继明老师有一篇精彩的文章，推荐大家到“乌有之乡”搜索看看，就是《论举报》。

　　实际上，举报跟告密是两码事。举报，在现代社会中，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都属于公民的正当权利。

　　举报跟告密的区别在哪里？举报的对象是坏人坏事，发动群众监督举报是社会主义、毛主义的应有之义。告密就复杂一些。告密，就是把人家私下的东西告发出去。实际上，私下的东西，私下做的事情，也是有好有坏，私下做的坏事也不少。所以，关键的标准，决定性的标准还是在于：是否坏人坏事？

　　7. “学生不能举报老师”？

　　你把这个问题换成“群众不能举报领导”“老百姓不能举报当官的”，你看右派狗还敢不敢叫？它多半就不吭声，因为这个涉及他们的“政治正确”。

　　有人说：老师和学生又不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实际上老师，特别是高校的教授，也是一个权威主体，跟学生是“权威-非权威”关系。有这个关系存在，就应当鼓励监督，不监督不得了。高校里出的禽兽老师、“叫兽”，不管是价值观上还是工作上生活上，难道还少了吗？刚通网？看看新闻吧！

　　不允许学生监督、质疑、批评、举报老师，特别是在大学里——这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是反民主反群众。胡锡进那些人就是害怕这个群众民主，怕群众，怕到了骨子里，要把自己置于不受监督的地位上。这是反动的。

　　8. “学生举报老师是wg遗风”？

　　wg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还是那句话：坏人坏事，为什么不监督？后来，不就是群众监督少了么？老爷们害怕群众监督，所以反对，怎么你个平头百姓也反对？这是《法门寺》里的贾桂思想！

　　或者，给他们看看这些新鲜的：

　　美帝现在也是举报成风，是不是要亡国？

　　9. “饿死3000万”是不是同类性质的？

　　这也是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有些右派狗可能会拿出来恶心人，也要打打预防针。答案非常简单：“3000万”跟南京大屠杀的30万，不仅数字不是一个量级，而且“3000万”根本经不起推敲、根本不科学，甚至某版党史二卷说的“1000万”也经不起推敲，跟30万刚好相反。不科学基础上的某些说法只是说法，不是真理，只能算是流行的谬误。这里又要讲点思想方法问题，即不要把看似相同或相近的东西统统混为一谈，正确的做法是对每一个具体对象做具体分析。

　　具体分析的成果，感兴趣的可以进一步参考孙经先教授的研究，看看这篇文章：《孙经先访谈：他戳破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谎言》；或者看看杨松林（网名“邋遢道人”）著的近40万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

　　10. 胡锡进到底什么意思？

　　答：“叼盘”叼到这个关系反法西斯正当性、抗日战争正当性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仅是离了大谱，而且纯属作死。我猜想，我们很有可能仍是低估了胡的无耻程度，胡锡进私底下是什么世界观价值观真的很不好说！说穿了，你胡锡进在其他不管什么问题上“叼盘”、“骑墙”、扮老好人，都可以忍了，可以细细辩论；偏偏是这个涉及基本大是大非的问题，不骂人真的不行！

　　胡公不仅没有底线，而且可能连底裤也没有。

　　实际上，这次胡锡进在不该暧昧的问题上“理直气壮”搞暧昧，对我们而言根本不意外。不久前，还有一件相关事情上，老胡的态度如出一辙：张哲瀚事件。

　　老胡这次的0分以下的小作文，其实就是他夏天对张哲瀚评论的翻版。当时，本号就曾写文章揭露他，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乌有之乡”再找找：

　　那时，老胡说了什么呢？——

　　我们当时就评论说：

　　都说老胡“骑墙”，其实老胡带着很稳当的既得利益者世界观。

　　他，有一种“持盈保泰”心态；对惹上麻烦，甚至闯了大祸的同类“成功”人士，总是能劝则劝、极尽“劝善”之能事——当然，不排除必要时对老百姓“凶得很”。

　　只不过，当这种回避主要关键的“叼盘”技法，用到涉及民族大义以及资本控制社会的问题上来的时候——不禁想问问老胡，究竟是回回“叼盘”弄得自己精神麻木、机械重复动作，还是同某些人一样把问题估计得太过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