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星清：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的伟大社会革命及其历史启示

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的伟大社会革命及其历史启示

——从汉初贾谊瓦解分封制、维护大一统的革命贡献谈起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①，这是革命领袖毛泽东对才华横溢的贾谊的高度评价。毛泽东两次为贾谊②作诗③，歌颂他在瓦解分封制、维护大一统的革命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历史人物中享此殊荣的只有贾谊。贾谊的一生虽然非常短暂，但他为瓦解汉初分封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后来的平叛战争进行了重要的战略规划，使西汉王朝在前期顺利完成了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的伟大社会革命。研究贾谊的著作及相关历史，对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任务，开展伟大斗争意义非凡。

一、贾谊是西汉瓦解分封制、维护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设计师

　　在西汉建立时，由于形势所致，中央政府不得已在“山东”（笔者按：古代所指的山东，就是崤山以东）采取了分封制。分封制的危害在建国之初就频频显露，异姓诸侯韩信、彭越、英布、韩王信、卢绾、陈豨等相继与朝廷离心离德，甚至叛国投敌（包括韩王信、卢绾、陈豨）。到汉文帝朝，竟然发展到刘姓诸侯王相继公然叛乱：先是济北王刘兴居在朝廷征讨匈奴时造反，然后是淮南王刘长勾结匈奴，作乱谋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分封制走到汉景帝时期，形成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强大分裂势力“山东七国”（笔者按：文帝时期的山东七国是指吴、楚、赵、济南、胶东、胶西、淄川等七个诸侯国），他们蓄军队，铸铜币，废朝廷官员，与汉中央政权形成分庭抗礼之势。简而言之，分封制与中央集权制的深刻矛盾随时可能激化，诸侯们与汉中央政权的冲突一触即发。

　　面对强大诸侯势力的咄咄逼人，贾谊尖锐地指出“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④，必将导致“汉法不得行矣”⑤的灾难性后果。鉴于此，重病在身的贾谊写下了重要的政论文《请封建子弟疏》上奏汉文帝。贾谊在文章中指出，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不是社会制度的更迭，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所以，贾谊说“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⑥，这说明他对秦国结束分封、建立中央集权制的伟大社会革命是高度肯定的；同时，他对汉文帝惑于“天下已安已治”⑦的错误论调，对这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认识和准备严重不足，听任诸侯坐大而不早作准备深感忧虑：“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国之祸，难以言智。苟身无事，蓄乱，宿祝，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⑧

　　为了进一步阐述瓦解分封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贾谊在著名的《治安策》——毛泽东称它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中从历史经验、现实情况和形势发展三个维度对分封制的危害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者。……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而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其势尽又复燃。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⑨最终，贾谊得出结论，只要国家搞分封制，诸侯一旦强大，最终国家必然面临内乱和分裂，“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⑩。要想“天下之治安”⑪，就必须顺应历史，从根本上解决诸侯势力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实事求是地完成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的社会革命，从而可以“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⑫

　　如何完成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的社会革命，这是一个需要超高智慧的重大政治命题。完成这个重大政治命题的挑战在于：第一，当分裂势力与中央政府的激烈对抗在难以避免的情况下，如何在分封制的框架内提早建立中央与分裂势力之间的“防洪堤”；第二，在诸侯整体力量明显大于中央的情况下，必须建立从分封势力内部瓦解分封制的机制。简而言之，既要用分封势力来对付分封制，又要用分封的办法来瓦解分封制。于是，贾谊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经过深刻的思考后，先后在《治安策》和《请封建子弟疏》中提出了分两步走的宏大规划，为从分封制到中央集权制这一重大政治命题提交了一个经受起历史考验的答卷：

　　第一步，建立国家中枢——关中地区——与山东七国之间的战略缓冲带，为即将出现的反叛斗争做前瞻性规划。贾谊首先指出，当前堪称“藩扞”⑬，可为中央与分裂势力提供战略缓冲的只有淮阳，“而淮阳之比大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而不足以有所禁御”⑭，所以，必须“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而北著之河，淮阳包陈而南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⑮。汉文帝很快采纳了贾谊的这一重要建议，把战略要地淮阳划进梁国的地盘，派自己的儿子刘武担任梁王，要求他积极进行军备，以预防不测。这样，汉朝中央政权对山东七国的战略缓冲线已经完成。到汉景帝时期，山东七国诸侯王⑯悍然发动叛乱战争，但叛军被横亘在山东七国与关中之间的梁国成功阻挡。直到平叛结束，叛军都没有越过梁国都城睢阳，更不用说攻到帝国的核心地区——关中平原。贾谊这一战略规划得以实施，为汉景帝平定七国叛乱奠定了坚实的地缘基础，同时为中央平定七国叛乱争取了宝贵时间。所以，地缘政治学家顾祖禹先生评价汉朝平定七国叛乱时说，“七国变起，赖贾谊效谋于前，亚夫陈力于后，是以危而无患。”⑰由此可见，贾谊当初的战略规划何其重要。

　　第二步，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原则，从制度上迫使分封制走向全面瓦解。贾谊先从历史角度阐释诸侯们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⑱，接着贾谊从政治安全的高度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原则，对威胁国家安全的分封势力进行根本性瓦解。“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原则就是将大诸侯国分为数个甚至数十个诸侯国，废除诸侯国对军队和战略资源的控制权，使得诸侯国没有能力对国家安全构成真正的威胁。后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原则成了汉武帝后来实施的“推恩令”⑲的理论基础。

　　“推恩令”规定诸侯的后嗣均有继承诸侯土地的权力，并由朝廷任命为诸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分封诸侯的土地越分越小，其掌握的资源也越来越少，分封诸侯再也无力挑战中央政府，遑论发动分裂国家的行动，即分封诸侯不再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推恩令”全面推行后，汉朝实现了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原则的根本目标。

　　在包括贾谊在内的几代人的努力下，分封制作为汉朝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走向了全面瓦解。完成大一统，全面推行郡县制的汉朝，击匈奴，通西域，平瓯越，定昆明，镇两广，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版图基础，书写了华夏文明的历史性篇章。而这其中，贾谊所做的策略谋划和理论贡献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思想精髓对历朝历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影响很大。

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社会制度更迭的根本动力

　　尽管贾谊对瓦解分封制居功至伟，但也有史学家对此持不同观点。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思想家、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秦汉两朝瓦解分封制的评价。

　　王夫之首先否定了秦国瓦解分封制的努力，他认为，“汉初封诸侯王之大也，去三代未远，民之视听，犹习于封建之旧，而怨秦之孤，故势有所不得遽革也。秦政、李斯以破封建为万世罪，而贾谊以诸侯王之大为汉痛哭，亦何以异于孤秦。而论者若将黥刖秦而揖进贾生以坐论，数十年之间，是非之易如水火。甚矣夫论史者之惛惛也！”⑳在王夫之的观点里，因为分封制“去三代未远，民之视听，犹习于封建之旧”㉑，秦朝以中央集权制代替分封制的“遽革”是“万世罪”㉒。

　　王夫之接着对贾谊等西汉政治家瓦解分封制的努力也进行了批判：“夫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虽然，习久而变者，必以其渐。秦惟暴裂之一朝，而怨满天下。汉略师三代以建侯王，而其势必不能久延，无亦徐俟天之不可回、人之不思返，而后因之。七国之变未形，遽起而翦之，则亦一秦也。封建之在汉初，镫炬之光欲灭，而姑一耀其燄。智者因天，仁者安土，俟之而已。谊操之已蹙，而所为谋者，抑不出封建之残局，特一异其迹以缓目前尔。繇此言之，则谊亦知事之必不可以百年，而姑以忧贻子孙也。封建之尽革，天地之大变也，非仁智不足以与于斯，而谊何为焉！”㉓

　　由是观之，尽管王夫之认识到“封建之不可复也，势也”㉔，但他坚决反对像秦始皇、贾谊那样“遽起而剪之”㉕，只可“修文德以静待其自定”㉖，然后等到“天之不可回、人之不思返”㉗的时候，再优雅地象抛弃一件旧衣服一样抛弃分封制。即便像西汉初期那样对分封制采取更缓和的态度和行动——先因循三代分封，使其政策有一个过渡的过程，使其历史惯性逐渐减弱，才开始着手进行瓦解分封制的变革，王夫之都嫌贾谊等人操之过急，这是其非唯物史观的表现，有其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导致其无法看到当时分封制必然被中央集权制取代的必然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分封制被中央集权制取代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分封制和井田制分别代表着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了战国时期，井田制已经退出历史主舞台，而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包括分封制在内的政治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对原有的井田制和分封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大大促进了秦国生产力的发展，使秦国成为当时最强的诸侯。秦统一了中原后，结束了战国时期长达二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将郡县制推到全国。这就充分说明秦国率先结束分封制和井田制的革命是历史的选择，是符合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伟大创造。

其次，只有革命才能实现社会政治领导权和生产利益分配主导权的正常更迭。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行动。”㉘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既是一部生产力发展史，也是政治领导权和社会生产利益分配主导权的革命斗争史。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替代一种旧的社会制度，意味着一个新的领导阶级取代一个旧的领导阶级，并掌握社会生产利益分配的主导权。在历次社会制度更迭过程中，没有哪一个旧的领导阶级愿意轻易地放弃自己手中的既得利益。涉及到政治领导权和社会生产利益分配主导权的争夺，没有不经历激烈斗争的，这种激烈斗争就是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无论是被秦国灭掉的六国，还是西汉初期的诸侯势力，他们不但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手中的政治权利和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利用手中掌握的政治、军事、经济资源破坏社会的安定，阻碍社会的发展，以此来维护一己私利。面对这样的形势，那种一厢情愿地希望以温良恭俭让的方式，消极等待分封势力将政治领导权和社会生产利益分配主导权交到阶级敌人手中，这无异于天方夜谭。

再次，只有革命才能根本清理分封制的历史惯性带给社会的顽固“污渍”。历史惯性就是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意识形态沿着社会发展的轨道对后一个历史阶段所能再产生的持续性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后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想意识一定程度上的对前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认可和沿袭。分封制历时二千多年，直到西汉时期，其历史惯性依然很强，包括六国旧贵族、西汉建国时的大批功臣及皇室宗亲在内的政治势力依然顽固地存在着分封建国的思想。面对有着顽强的韧性和附着力的历史“污渍”——分封制，必须有人拿起革命的“扫帚”进行历史大扫除，深刻荡涤分封制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意识形态中形成的“污渍”，消除它的历史惯性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消极影响。瓦解分封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包括秦始皇、文景武三帝、贾谊在内的诸多杰出政治家为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最终使得分封制在汉朝全面瓦解，充分体现了他们卓越的政治智慧和高度的历史自觉。

最后，结束分封制，实现大一统，是汉朝应对匈奴霸权主义侵略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战略上的根本保障。在春秋时期，北方草原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分散的部落，“各分散居溪谷，自幼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然莫能相一”，他们对中原的威胁还只是局部的。但到了战国末期，冒顿单于逐渐统一了北方大漠，建立了东接秽貉、朝鲜，西抵葱岭、里海，北达“零丁”（笔者注：指居住在贝加尔湖边上的敕勒部。）的强大匈奴部落军事联盟。统一后的匈奴迅速向南侵略扩张，严重威胁着中原人民的安全。残酷的现实摆在汉王朝面前，如果汉王朝无法对国内政治、经济、国防、文化等资源进行集中统一领导，就难以形成应对匈奴霸权主义威胁的强大合力。汉王朝不得不尽快瓦解分封制，减少分封诸侯对朝廷政策的掣肘，结束国内长期以来的内耗，集中国内一切有利资源，统一思想和行动，将国家的工作重心放在抵御匈奴霸权主义的侵略上。于是，在文景武三帝和贾谊、晁错等政治家的推动下，历时数十年，最终汉武帝时期基本瓦解分封制，使汉王朝第一次实现了全国意义的集中统一领导。进而，汉王朝有效地组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必要资源，使举国上下形成了强大的战略合力，达到贾谊希望的“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的良好政治局面，积极开展抗击匈奴霸权主义的伟大斗争，最终将匈奴打败，使得其一部不得不西进到欧洲平原，一部融入华夏。

　　实现真正的大一统的汉朝结束了对匈奴和亲的屈辱历史，国力、疆域和影响力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汉王朝取得了河西走廊的控制权，解放了长期被匈奴压迫、欺凌的西域人民，使中原政权第一次对西域进行了有效的政治管理，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影响力扩散到中亚。严重打击了匈奴后，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成了连通中国与中亚、西亚等地区的贸易纽带。取得这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成果的根本前提，就是瓦解分封制，全面落实中央集权制。当然，如果汉王朝不瓦解分封制，实现大一统，那么历史很可能得改写：一个形分势散、内斗严重的国家显然无法形成强大的战略合力来抵抗匈奴的侵略，其结果就是西汉在匈奴的打击下，四分五裂，并长期陷入混战与内乱。这种情形与上世纪前四十几年的中国一样，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趁机发动侵华战争，大半个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到了1949年，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又一次历史性地完成了大一统。当以美国纠集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进而威胁新生的人民政权时，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就敢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并肩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最终将美国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并迫使美国在谈判桌上签订停战协议。以史为鉴，我们才会对贾谊等人瓦解分封制，维护中央集权制的革命实践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刻认识。

　　必须指出，尽管王夫之对秦汉两代瓦解分封制的社会革命有非唯物史观的观点，但丝毫不影响他为中华民族的史学、哲学、文学等领域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三、“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原则的历史启示

　　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政治原则为汉朝瓦解分封制的社会革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和理论基础。“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核心要义就是强化汉朝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减少地方与中央相抵触的权力和资源，避免国家治理过程中的内耗与掣肘，降低非必要的政治运行代价。其减少的地方与中央相抵触的权力和资源包括分解大的行政区域，将之分为数个更小的地方行政区，并由中央任命新建立的地方行政区的官员；收回地方对军队的管辖权和指挥权；收回地方政府发行货币的权力；收回地方政府对战略物资——在汉朝，主要是指盐、铁、马——的管控权。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得到有效加强后，全国上下凝心聚力，形成了强大的战略合力。贾谊提出的这一政治原则，对瓦解汉朝的分封制、推动全面完成大一统的汉朝走向鼎盛居功甚伟。必须指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是历代王朝进行各级地方行政区域划分，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特别是明确中央与地方对军队和重要战略资源的管控权划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参考和理论基石。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我们不难找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得以加强，地方（藩镇、诸侯、行政区）过度的权力受到必要限制的时候，都是国家强盛的阶段；反之，凡是地方（藩镇、诸侯）权力和控制的资源超过必要的程度，而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无法得以保障的时候，都是国家虚弱的阶段，譬如东汉末年、唐朝后期、民国初期的军阀割据和藩镇称雄。这一规律毫无疑问地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此，我们站在两千年后的今天来理解“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深刻内涵，从政治智慧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依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第一，全面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毛泽东和习近平的论断正是以史为鉴的政治智慧的高度体现。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中，党中央是顶梁柱。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是最根本的政治规矩，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决不搞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决不允许自行其是、各自为政，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第二，控制地方与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原则相抵触的权力和资源。首先严格控制地方行政区域的体量，特别是特大型政治经济中心地区（或者直辖市）、特大型资源地区以及战略意义极端重要的地区，应该对上述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行政区细分，并使之垂直于中央的领导之下；慎重设立特大经济区域，已经设立的特大经济区域的领导机构应该由中央垂直领导，其下的日常事务执行机构应该由国务院牵头任命。其次，就是坚持战略资源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将战略资源（包括石油、稀土等）的管控权收归中央，实施垂直管理。这样既能合理管理好战略资源，又能避免象过去一段时间那样，对战略资源无序开采，竞相向国外贱卖，使得外国以极低的价格轻松获得我们的战略资源。最后，包括军队、武警部队在内的武装力量必须接受党的绝对领导，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必须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牢牢掌握。当然，除了上述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相抵触的权力和资源应该收归中央外，也应该尊重和维护地方合理合法的权利，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但这种尊重和维护地方权利是从维护全国整体利益这一根本原则出发，而不是尊重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

注释：

　　①杜改运 杜晓华编，“七律 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不尘埃。”《毛泽东诗词》，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第2版，第385页。

　　②贾谊，西汉政治家，谋略家。

　　③杜改运 杜晓华编，《毛泽东诗词》，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7月第2版，第383页，第385页。

　　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卷第十五》，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册第2页

　　⑤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卷第十五》，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册第2页

　　⑥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卷第十五》，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册第2页

　　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卷第十四》，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一册第504页

　　⑧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卷第十五》，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册第2页

　　⑨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卷第十四》，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一册第504页

　　⑪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卷第十四》，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一册第506页

　　⑫⑬⑭⑮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卷第十五》，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册第2页

　　⑯山东七国，指当时在西汉东部的七个诸侯国：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

　　⑰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一版，历代州域形势第51页

　　⑱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卷第十五》，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册第2页

　　⑲“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上从之。春，正月，诏曰：“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司马光编，《资治通鉴 卷第十八》，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第二册第140页

　　⑳㉑㉒王夫之著，《船山全书•读通鉴论卷二》，岳麓书社2011年1月第二版，第十册第108页

　　㉓王夫之著，《船山全书•读通鉴论卷二》，岳麓书社2011年1月第二版，第十册第109页

　　㉔㉕㉖㉗王夫之著，《船山全书•读通鉴论卷二》，岳麓书社2011年1月第二版，第十册第110页

　　㉘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册第12页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