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中国制造，从何而来？

温铁军：

　　接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脑子里边出现的一句话，是李密的《陈情表》的第一句：“臣以险衅，夙遭闵凶。”讲到我们这个国家在1949年建国之初，当时的那种情况，可以用两个字就概括了——危机，所以我们说“夙遭闵凶”指的是一开始就多灾多难。今天我们有如此全面的制造业体系和当年的一穷二白之间，有着强烈的对比关系。它是怎么来的？今天这个机会，我想尝试从做农村研究经验出发，来给大家讲国初危机，以及国初危机对中国制造业的那个“催产婆”的作用。我们团队已经形成了一部介绍国初危机的著作，叫《去依附》，这本书已经卖出了18万册，在网上很受欢迎。从民国形成大危机到建国之初的一片困难之下，包括美国带领西方国家全面封锁中国这样的困境之中，怎么能够缓过来，然后怎么能够迈出中国工业化的这一步？所有这些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所以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中国去依附的历史经验。

民国深改教训：现代化制度失败之成本爆发

　　最初遭遇的其实就是满目疮痍，因为民国年间，大家也都知道蒋介石的这个政权，无论政治上如何评价这个社会，我们是从清末开始，就已经“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引进消化吸收”等等，进入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但是每一步，都很难成功；到民国年间，我们都知道1929到1933西方发生大危机的时候，直接影响的是后起国家，日本就是这场大危机中灾难比较严重的国家。于是乎就发生了中日之间的战争，那在这个期间，正好是民国在二、三十年代完成大一统，进入工业化高涨的这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又因为中国不可能向外获得任何剩余来形成本国的资本积累，于是只能对内。对内就是城市的工业直接剥夺乡村，从农业提取剩余。于是，农业本来产出就低，如果过量的剩余被城市工业提取，当然就导致乡村衰败，小农破产。于是乎国内的阶级革命就以农民为主体的这种阶级革命，随之风起云涌，所以内忧外患之际，使得民国早期在三十年代开始兴起的叫做“民国黄金十年”遭遇到了难以改变的危机。那时候那几代人，无论如何努力，客观上都没有条件改变当时深陷全球生产过剩演化为我们国内这场危机。

　　同时，又由于民国改变货币制度，就是1935年到1936年民国改行纸币制，放弃原有用白银做货币的这样的制度体系。于是从36年开始，民国就逐渐陷入到通货膨胀的危机。因为纸币是靠国家政治强权，叫做法币。一般来说，国家政治强权的权力有多大，向纸币系统做信用赋权的能力就有多大，加上因为战争需要军费开支等等，纸币制从货币发行之初，就不是硬货币，随着财政不断的出现赤字，这个基本矛盾无法改观。因此民国就不断地出现纸币的币值贬值趋势，到了1948年，民国再度推进币制改革，以金元券来取代法币的时候，它的通货膨胀已经是恶性通胀了，这张图是一张票面是60亿的票子，下面写了一句叫做“折合金元券1万元”，60亿才能换1万。大家也都知道，很多那时候的黑白影片，用车拉着纸币去换一袋米这样的情景，所以民国时期留下的这个恶性通胀危机，导致它的财政严重地不能维持。于是结果就是，维持军队是需要拿钱的，要发军饷，没钱就打不了仗。

国初危机源于无储备货币和物价失控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形成的革命胜利。那么农村为什么能包围城市？那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不需要发军饷，那时候我们发的是什么？是实物。解放区的货币体系是靠着农业的产品做支撑，共产党的干部计量收入是以小米计算的，每个月给你多少斤小米。正是以这些实物——而不是货币，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共产党政权和它的军队的开支，因此大家都知道淮海战役是被解放区的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等等这一系列描述，所以，中国的起步，农村包围城市完成的是实际上是农民革命的需要。那农民革命需要就是均田、免赋，免赋就意味着财政没收入，均田就意味着农业剩余被农民分散占有。那接着请问大家，从农业提取剩余的可能性还有吗？当我们完全实现了分散的农户占有土地，并且均田免赋的情况下，这种历朝历代农民革命的普遍要求下，它怎么能够支撑工业化，这是第一大问题。

　　第二大问题大家也都知道，民国政府在撤往台湾的时候，把发行货币的基础——黄金、白银、连同美金，都带到台湾去了，那我们的新政权1949年一接手，就是一个没有发行货币基础的这样一种状况，我们发行的每一块钱都是毛票子，就等于接手了民国已经形成的恶性通胀，变成了更为严重的通胀。我们在农村还可以靠农民用小车推，可以让农村的妇女解放以后，给我们纳鞋底、做烙饼，还能维持军队，维持政权；但是只要一进城，所有的国民党的工、教、医、卫，城市的维护体系全部得是财政开支，得发工资。接收了大城市，就意味着必须按照城市的运作方式来搞，离开了农村，就得要财政开支。所以1949年一接手城市，我们当时的国家财政70%是赤字，赤字就得继续发货币，发了货币就意味着没有发行依据支撑的条件下，每增加一块钱就增加一块钱的通货膨胀，于是财政赤字直接转化为通胀。因此说，新中国是客观上延续了民国留下的恶性通胀和财政赤字的危机，在那种情况下，任何新政权能够形成稳定的局面都是难上加难的。

革命红利：全面去依附改出危机

一.土地革命派生出农产品贸易量增加、支撑增发的主权货币

　　依附理论是萨米尔·阿明等南方学者提出的一套世界体系理论。我们团队不久前完成的这一本书叫《去依附》，讲的就是从中国的真实经验出发，我们国初面对如此严峻的危机，是怎么走出来并且怎么进入工业化的第一步的。工业化第一步是什么？就是面对分散的小农经济，如何从小农手中获取剩余，才能有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是绕不开的难题。任何发展中国家要想进入工业化的第一难题，就是资本的极度稀缺。更何况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带领西方封锁中国，想要通过对外贸易来获得剩余，门都没有！只能眼光向内，对内完成积累。

　　那我们是怎么度过民国的通胀危机的？首先是贵金属流失，然后财政严重赤字、货币超发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是从民国以来延续下来的。因为通货膨胀而导致物价失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需要注意，就是任何经济体，只要出现高通胀，就没有人去做实体经营，只能把资金从实体抽出去做投机，而我们那个阶段叫做“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要发展的是私营个体经济，强调的是民族资本主义。那因此还得鼓励私营个体经济发展，但是在高通胀压力下私营个体经济纷纷转向投机。于是，当开始接手大城市的时候，长江沿线的几个大城市，首先出现的是跟新政权打的经济战，各种私人资本囤积居奇，把民生物资，白米、白布、加上煤炭等“两白一黑”都控制了，形成了非常困难的局面。这时候，新民主主义讲的是私人资本的市场经济，根本不可能应对这场危机。我们团队做的大量研究的结果也表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应对不了危机的重要原因，是没法直接使用革命手段来解决问题，拿私人资本没有办法，市场经济嘛，私人资本和政府调控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私人资本在危机中更加获利，政府调控无效，民生受损，甚至政权维持不下去。那我们是怎么解决的？我们知道，革命是能够产生制度收益的，我们把它叫做“革命红利”。当整个国家被西方完全封锁的情况之下，就意味着我们被迫实现了去依附，就像最近这几年美国的政府一再提出制裁中国，要让中国所谓脱钩，这其实是又一次全面的让中国去依附。

　　我们建国之初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被动去依附，到底是怎样改出危机的。首先是政府理性，我们不能只强调私人经济的经济理性，还要强调政府理性。什么是政府理性，就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无论什么样的风，都不能吹动我们这个政府理性的根本，其根基在于，如何维护得住国家主权的独立。我们是一个战争打出来并且打了一百多年的政权，能不能轻易的放松底线？能不能放弃主权？不能！也因此只要我们不放弃，就得到了当时我们尽管叫做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大多数人是拥护的，因为大多数人都亲身经历了主权丧失、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社会对人民造成的伤害，所以政府理性坚持，同时使得农民耕者有其田，就得到了中国当时占人口88%——农民人口占88%，即最大多数人的拥护。

二. 本币之锚：“三折实”使本币基于实物信用

　　接着由于我们是主权货币，而这个主权货币当时是用解放区的方式，它是个折实的，当时的财政、金融都是折实，折成小米。毛主席当时作为国家主席，他工资也是折算成一年三万多斤小米，一个部长几万斤小米，都是这样算的。我父亲那一代人他们都进城了，进城当老师，他们也是按照折实来算他们的工资。所以我们用折实的方式跟土改结合，因为土改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以后，农民的产出在提高，于是折实的方式相对而言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交换条件。那正好是农民的交换，就农民把他们的在土改中所获得的土地，地里形成的增产拿来跟政府交换。农民换得货币，他并不马上花，他要存起来买地，于是政府大量增发的货币，被农民吸纳，就使国家货币主权保持了相对稳定。主权向货币体系赋权形成的信用，农民是接受的，因为农民本身是革命主体。

　　那么，农民接受货币就意味着，大量增发的货币储备到农民手里，农民又往银行放，等于农民帮助国家完成了一个货币收发的闭环。而农民销售的农产品正好被国家组织的物流系统调到这个沿江的这些大城市，打掉了沿江大城市的投机，这样就把物价首先降下来了，实体经济就能回来了。当物价高的时候，实体经济不投机是没有活路的，所以这场危机的调控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革命形成的革命红利，共产党从革命根据地形成的折实体系，在这个扭转危机的过程中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紧接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打掉了投机，因为城市当时实行的是军管，所有的货币投机、股票投机，全部被用军事管制的手段取消了。这张图片可以看到，私人资本经济下，那些能够吸引金融资本投机的投资人大量进场，只要他们进场，就不可能向实体经济投。所以，如果一手开放虚拟资本交易，一手说要鼓励实体经济，这几乎是矛盾的。建国之初的主要做法，打掉投机才能让资金进场，才能让资金去搞实体经济。我们本币的锚，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当时用的是折实，甚至银行那时候都叫做“存三白”，就是存进去钱，值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钱的时候，还能买等量的白米、白面、白布。所以并不是老百姓直接把米面布存到银行，而是存到银行的钱可以相对实物等值地得到保障，是用折实方式基本上完成的。所以说，土地革命的红利解决了当时的货币回笼，接着货币下乡形成沉淀，农民吸收的货币成了吸纳场，这些都是化解通胀的。

三. 土地革命：重构财产关系完成国民动员

　　结合前面所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跟一般发展中国家也是差异很大，就是我们把官僚资本没收了，把买办资本没收了，把跨国公司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产全部没收了。今天有很多人希望中国彻底改变制度，但是如果要彻底改变，革命没收那些资产都得要回去，因为那是革命把它没收了，大家没话说；革命建立的叫做国家资本，国家资本全民所有制属性，国家资本就意味着宏观调控中最可操控的手段就是国家资本，但它最初是很弱小的。因为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打赢，苏联开始向中国输出装备生产线，国家资本才得到了陡然加强。这样国家资本吸收的苏联这个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的生产线，就需要很多劳动力进城去搞基本建设。因为那时候没多少机械，所以挖土方、修马路、盖厂房，所有这些大规模基建都靠的是农民进城。整个“一五计划”期间，有两千多万农村壮劳力进城，这些人未必适合工业，但他们主要是搞基建的。搞基建就需要大量农产品来保障他们的生活，于是就构成了国家的物流系统和农村之间的剩余之间的交换，这个体系就建立起来了。只不过，当国家资本大规模加强的时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所以就有了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私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第一次逆周期调节

　　1953年的社会主义改造，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因可能不太被了解，就是毛主席当年跟荣毅仁、王光英他们的谈话。这是两个相对规模比较大的私人资本，主席跟他们说的是，咱们都是中国人，都要追求中国人的工业化，你是私人资本工业化，我是国家资本工业化，咱们看看谁快，我快你服从我，你快我服从你，最后当然就是私人资本服从的国家资本。因为国家资本确实发展速度很快， 1953到1956年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改造——就是国家资本以全民所有制的属性，形成了对农村中获取剩余的体制改造。到1956年，伴随着国家资本完成了私人资本的改造，推出了农村的集体化，这以后整个中国工业化的剩余，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主要来源于从农业提取的剩余完成的积累。其实在1950年经济相对平稳之后，也就是抑制了通货膨胀之后，我们曾经认认真真的发展过一次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当年年跟全国政协的代表们讲话的时候讲的很清楚，说我的新民主主义和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都是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叫做民族资本，那唯一的不同是他是国民党领导，我是共产党领导，所以那个年代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认真的。但问题在于，私人资本的小规模企业，抗不住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对他们的打击，投机经济被压抑之后，大量的私人资本投在投机中的那些损失，直接表现为私人资本接着进入萧条，所以1950年我们压住了投机，接着就进入了一个萧条阶段 。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怎样刺激其实都有点相似，就跟现在说要发展实体经济、发展私人资本的中小企业，但是它发展不起来，是因为这个阶段，刚刚经历了恶性通胀被打下来的这样一个阶段。没有谁敢投资，更何况还有投机时候的损失，所以进入这个阶段，只有政府直接干预。所以当1950年遭遇到通货紧缩、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就直接来干预，当政府直接来下场购买，形成对私人资本经济的拉动的时候，就出了很多问题，比如派生了“三反五反运动”，这个详细过程不多讲了。

制度演化：新民主主义被“过渡时期总路线”替代

　　这个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环节，但“三反五反”过程中，因为国家资本崛起是战争带来的，而因为国家资本崛起，形成了五年计划，所以我们的五年计划是从1952年开始的，不是1950年；1952年又是因为朝鲜战争进入了一个相对白热化的阶段，更大量的苏联的装备进入中国，所以这时候一般的私人资本无法应对这些重装备工业进入中国所带来的需求，于是就开始了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其实我们自己也很难说一开始就会，所以才从苏联请来的专家，连厂长带工程师带技术人员带熟练工人都是从苏联请来，这就是一个高成本的国家资本形成过程。等到了1960年中苏交恶的时候，就出现了因苏联撤资而使得我们的工业实际上遭遇了一次资本投资为负。如果1950年我们是资本极度稀缺，跟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那么1960年之所以进入全面贫困，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工业化遇到了巨大的挫折，资本投资不是极度稀缺，而是稀缺程度为负。从那个角度来看我们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就知道了我们今天强调的中国制造，它在最初之所以是一穷二白，之所以我一上来先要讲“夙遭闵凶”，它确实每一步都是艰苦奋斗的。

　　如果我们对所有这些过去的经历不认真了解，我们就无法理解今天我们有的这个强大的制造业国家——被叫做世界工厂，它到底是怎样形成的。我们仅需要把土改革命红利、政府理性等等这些理解清楚，也要把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个过渡阶段理解清楚，它不是无言之水、无本之木，不是谁头脑发热拍出来的，而是根据当时的客观经济演化过程，一步一步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摸索的。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交易费用与资本原始积累

　　最后需要补充一点，历史经验表明，小农经济高度分散是不可能提供剩余的，所以我们1952年开始强调合作社、1956年开始强调以乡为单位集体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工业形成的工业品下不了乡，下面这张图片是毛主席当年去亲自视察的一个工业产品叫双轮双铧犁。

　　我们1949年出生的一批孩子，很多取名叫铁犁，就是因为双轮双铧犁作为当时新民主主义的产品，要下乡，但是农民不接受。我本人1968年下乡插队的时候，村里面还是木匠打一个犁架子，铁匠铺打个犁铧，套上的牛马牲口来耕地。那会耕地不用拖拉机，农民完全可以自己干，农民自己干就实现不了工农两大部类交换，工业就没法进步，所以如果不通过这样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建设，是下不了乡的。在河北晋州有一个人民公社叫周家庄，现在是中国最后一个仅存的乡级人民公社，它其实就是当时第一个吃螃蟹，把全国第一台拖拉机引到了他们村，但是一个村的土地规模不够，于是他只能以乡为单位组织公社。所以这个公社公社是因为要接受拖拉机而形成的。到1956年的集体化也是因为周总理找到毛主席说各个工业部委的人都要求工业品下乡，但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乃至于一、二十户的小合作社接受不了大型工业品。

　　所以中国工业化怎么来的，今天的中国制造，忘不了本，才有未来。我们形成了集体化之后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形成工农两大部类交换之间的剪刀差，用剪刀差的方式提取了大约七千多亿的农业剩余，到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的时候，我们的国有工业的固定资产总量只有九千多亿，所以有人说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老农民创造的，是农业剩余提取进了城，变成了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不是凭空产生的。

　　在这些问题上，越是加强剪刀差，农村可供分配的就越少，所以到我们60年代下乡插队的时候，我们一个直白的感受就是，集体能够分配的只是其中的一少部分，相当部分在我们分之前国家已经拿走了，为什么说大家没有劳动积极性，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大锅饭，而是我们的大锅饭给留下的少，国家提取走的多。这一点如果不搞清楚，很多人往往以为是农村集体化搞得不好，其实是国家工业化只能用集体化的方式提取积累，因此需要明白，国家资本的逐步壮大是和这一系列历史的重大事件直接结合的，我们是个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实事求是的政策体系。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应该说是一个历史延续的演变过程，从来没有中断。

　　在这些问题上，国家资本壮大和私人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资本和分散小农之间的矛盾，都是我们在国初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克服的矛盾，今天有很多人讲，说农村土地没有像西方那样搞私有化，是我们今天农村发展不起来的重要原因。这些人大概不太了解历史。

总 结

　　如果把中国自己发展的过程归纳一下：首先是独立主权条件下的实体经济是主权货币的基础，折实这个从根据地延续而来的货币信用机制，是形成国家主权的信用体系的基础；第二，改变单一经济结构才能改出殖民化的发展陷阱，凡是殖民者留下的单一经济，比如管厄瓜多尔叫做香蕉之国，管哥伦比亚叫做咖啡之国，包括古巴蔗糖经济，就走不出殖民化；第三，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制度体制是工业积累的客观需要，它以组织化而不是分散的劳动，替代了极度稀缺的资本，即劳动替代资本，完成了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