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新形势下，左翼如何与年轻人对话？

　　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在某个微群中间，一个没有彻底觉悟的高校政治课教师（应该说他已经自主实现了大部分的觉悟，当然还缺少最后的那个部分），受到群友们的嫌弃。刘老师最先感到受不了，率先退群了；白大姐也很反感，打电话给我抱怨了一通，表达其不满；一位余先生跟其展开了激烈的“杠精式辩论”；文大姐的反应最为正面，她不满意之下，写了篇亲身经历的WG回忆文章贴在群里。这个现象，很有代表性，一些左翼的同志，对于一些尚未彻底觉悟的年轻人，缺乏对话的心理准备和耐心。

　　这问题由来已久，于今为烈。原因不在于别的，在年轻人大批地开始转向觉悟的当下，一些先行者过分留恋过去的理论样式与叙事方法，未能及时跟进年轻人的认识模式，实际上尚未准备好与年轻人进行顺畅对话的时候，就提前遭遇上了。中国社会F朽D落到今天，大多数人其实早已经丧失了现实的出路，迫切需要听到新的思想，去寻找新的出路；但是，作为先觉悟者的左翼群体，还是长期走不出小圈子，无法对圈外人和年轻人，发生与时代问题严重性相称的影响。

　　一、主场讲话与客场讲话是不同的：要学会与青年人讲话

　　要调查研究，搜集新的材料，学习新的知识，以自己的勤奋学习，主动学会与年轻人对话；而不是以老一套的说法，等着年轻人自己学会与你对话，这等同于放弃了影响年轻人的主动努力，特别是放弃了有效的努力。年轻人学会了与你对话，等同于他自己觉悟过来，转左了。

　　毛主席当年是对党内干部和革命群众讲话，所以，他的讲话是在“自己的主场”讲话；现在与年轻人讲话，是在客场讲话，要学会与时代的主人，用他们习惯的语言和听得懂的概念体系，去跟他们进行有效的对话。

　　一些老同志在潜意识里，实际上不愿意承认早已经“丧失了主场发言”的机会，在感情上也有点格格不入——不愿意按照别人的套路和方式讲话，同时，这还当然意味着一个艰苦漫长的“再学习”过程，要付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不说，还需要“非自愿”地放弃自己过去珍视的学习成果。换言之，要完成这个转型，是很不容易的。

　　二、客场讲话要关注“意识形态核心战场”和“与劳动者有效沟通”的不同层次

　　前者属于对外作战，要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辩护士，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解释权，以影响年轻人；后者要关注劳动者自身的疾苦，理性认识要能够沟通和激活他们的具体经验，达到顺畅地对话且提高觉悟的目标。这两者共同的方面，都是我们自己要努力学习，自负学费，学会与讲话对象的顺畅沟通，而不是坐等别人学会与我们沟通。

　　换言之，在争夺年轻人的理论讲话中间，潜在的对话对象，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辩护士——是在他们的主场发言，这就需要以对手的概念体系与方法层次发言，才能够取得作战效果。而在与劳动者的对话中间，就需要从劳动者自身的经验和感性材料出发，来进行具体分析，力戒从书本出发得出结论然后简单推广。

　　所以，客场讲话有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意识形态核心战场，例如高校讲坛和主流学界，这是培养年轻人并且以不间断的说教，去忽悠青年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经营领域。在这个层次的战场上，1980年代以后出现了“社会科学转型”，原先以方法论发言的讲话方式——以宏观概念分析微观事实再加以说明的方法，不再受到年轻人信服，二是需要从事实逐步上升，在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这样的中间概念进行对话，而不是原有的宏观的方法论语言。

　　而且，很多同志，不愿意正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变化以及新问题，也不关注新的经验材料和劳动者的具体体验，以非常贫乏的中学生马列常识，加上想当然的补充和问题诊断，然后就想要强硬地塞给别人，要是别人不接受，就各种道德绑架和人身攻击，这是极其恶劣的学风以及宗派主义党风，近似于王明教条宗派的搞法。

　　看到一些老同志比较多的微群中间，经常的口水战就是这么来的：用大概念分析小问题，配合一定程度的想象去完成全局诊断，然后就强求别人接受，由此引发无穷的口水战。这并不是说除非学术素养高深，才能够讲话，而是说，要恢复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多数人关心的还是具体的事情，不要老是以理论家的面目凌驾于人，动辄推荐全局性的诊断和药方，这个即便是同志之间，也很难行得通。

　　第二个层次是，即便是讲理论，也需要与劳动者的具体经验和体验对话，目的当然是要把这一部分感性材料和经验激活，提高劳动者的觉悟。所以，理论认识的讲述，也需要在这个方面去对接现有的经验材料和感性认识，要不然的话，仅仅从剥削和阶级的宏观分析出发得到各种结论，就跟具体经验“很隔”，很难与群众顺畅地对上话。所以，需要从劳动者的具体体验和经验出发，然后与他们实现很好的对话。只有能够对接劳动者感性材料和具体经验的理性认识，才是合格的理性认识。

　　有些同志，老是强调“跟毛主席那样讲话，要通俗化”，这一方面抹杀了两个战场的区别，二是也忽视了“看对象说话”的常识，这其实就是懒汉想法。懒汉就体现在：一是拒绝进入别人的意识形态主战场作战，重新学习说话方式，以争夺年轻人；二是守着老一套的方法论语言和看问题方式，不去与劳动者的感性材料发生对接，实际上也触及不到劳动者的痛痒，对劳动者的说服力也差。

　　所以，需要有“两个战场”的自觉，在两个战场上作战，需要应用不同的战略战术和方法，第一个战场需要更新自己的知识，学会在社会科学层次上总结经验和提炼经验，才能够实现教育年轻人，而不是坐等其左转之后，然后学会与你对话；二是要加大调查研究，搜集新材料新问题，对于新一代劳动者的困境、问题和忧虑，要深刻把握和理解，然后，学会以理论分析方法帮助其在经验基础上觉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觉悟过来。这个方面，要戒掉自己透过老一套的方法得出结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想要推销给别人的恶劣学风。

　　三、对生产关系的经验分析和政治挂帅依然具有核心地位

　　老同志的经验丰富，觉悟明确，对于新旧时代的对照鲜明，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有时候，讲一个好故事，远远胜过百篇论文的传播效果。

　　同时，老经验当然也需要以马列毛的理论，进行去粗取精，加以提升。这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生产关系的分析，依然具有重要性，是对劳动者的工作经验和处境的理论化，但需要根据时代演变去寻找新的关键事实来呈现，把握好故事背后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另外一个主要的方面，是毛主席强调的“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包括觉悟和组织两个方面的“列宁两项”，以前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属于劳动人民的政治努力关键方面，这当然也需要加以提炼。

　　其实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通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在很多国家的工厂进行过实地调查，他指出：在生产关系内部，并不是仅仅存在着经济关系，而是具有内部国家和内部意识形态同时在起作用，换言之，上层建筑并非外在于经济基础，而是直接就在经济基础内部起作用的；后来布洛维又据此提出“生产政体”概念，并从“国家的政策与法律”“市场竞争状况”“劳动力再生产”与“管理过程”等几个具体方面，去经验性地讲述生产关系或者经济基础内部的状况，这就能够有效地沟通劳动者对生产关系的体验和感性材料。

　　换言之，即便是讲故事，想要起到好的效果，也需要学习新的理论进展，如何分析新时代的生产关系内涵，这才能够与劳动者的具体经验对接上，仅仅依靠从前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配合部分自己的部分想象和发挥，那是不够的，也还是需要学习新知识，以更好地理解和讲述新的变化。

　　依据新的学术进步，来经验性地分析生产关系和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是非常重要的方法，是事关劳动群众翻身解放的关节点方面，当然也是讲好历史故事并教育年轻人的关键。这个方面首先是自己要学习新的理论，而不能够仅仅满足于过去的常识和概念体系。而且，最好不再使用方法论层次的宏观概念，要学会下降到社会科学这样的中间层次去讲述，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毛主席说的“读无字之书”和“干中学”，在实践中间逐步进步和提高。

　　四、一种最常见的“纯左派”和“想当然”

　　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期说过：王明宗派从书本得出来的和卖力推销的“唯一正确认识”，还不如狗屎，狗屎还可以肥田。革命理论除了掌握群众之外，别无作用，王明宗派的偏颇在于：把马列主义理论，错误地理解为一种静态的和先在于群众动员过程的“文化资本”——这样一来，动员和教育群众的过程，就不是要帮助群众自己提高认识和得出结论，而是直接推销自己得到的“唯一正确认识”那种文化资本。

　　换言之，毛教员与王明宗派的争论核心在于：觉悟群众的过程是帮助群众自己觉悟起来，还是只要输灌给群众一个正确的结论就行了？这样来看的话，马列主义到底是一种基于系列正确结论的先在的真理，还仅仅是一种帮助群众实现觉悟过程的认识工具？

　　前几天听了一堂网课，是国内几位最主要的阿尔都塞著作翻译与研究者组织的，依据对新出版的阿尔都塞晚期著作的阅读，他们对“七十年代的阿尔都塞”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阿尔都塞本人就不承认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样的东西，而仅仅只承认“在哲学中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要求按照真正的共产党人那样去战斗。阿尔都塞这个认识，对于那些把马列毛视为一种新型的“文化资本”或者预备“手握真理”炫耀于人的人来说，是难以置信和不可想象的。但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则理应如此，记得毛主席在1964年8月18日《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间，就明确指出过：“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马列毛主义首先是一套帮助劳动者觉悟起来和组织起来干革命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可以炫耀于人的“学识”，其真理性仅仅体现在其战斗性（揭穿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骗局从而觉悟过来）和批判性（组织起来批判旧世界以创造新社会方面）。在这里，一个错误的想当然是：左派得出了正确结论之后，推广出去，群众接受了就行了；恰好相反，马列毛理论的真理性和实践性，仅仅在于其能够帮助群众觉悟，而不是少数人觉悟之后推销结论带动别人觉悟。

　　根据这个错误的认识，劳动者不是自己要觉悟，而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代为觉悟”后被动接受觉悟成果，这是王明教条主义的方法。毛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提到学习马列只能够从“立场、观点和方法”角度学习，而不是背书。以“横看成岭侧成峰”为例，学习马列毛的时候，不管他们看到的景色到底是“峰”还是“岭”，都需要追问三个问题：他们是站在哪个角度看的（是无产阶级立场还是别的？）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是如何看到的？问了这些问题之后，才算学到了要点。

　　也就是说，马列毛主义的价值，首先在于帮助群众提高觉悟和组织起来奋斗的能力，而不在于结论和推导过程是否具有唯一的真理性。根据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陈正人后来回忆，革命和发动群众，不是告诉群众这个对，那个不对，关键目的是要实现：群众想不想要组织起来反抗？要不要拿起枪来反抗？如果两个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根据地建设就妥了，毛主席所说的“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就很容易实现了。

　　所以，不存在着脱离群众觉悟与组织过程的“唯一正确的认识”，更不存在所谓的“纯左派”或者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现实中间存在的只有一种：是不是实现了与工人农民紧密结合并与他们一起进步和前进的革命者。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