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平邦：“长生”还能活几日？
这个女人是谁?她在做什么?
这几天，长春长生疫苗事件在网络上连续发酵，我们不懂医药生产的问题，但是这其中折射出的国企改革过程中存在的理论和实践错误，我们却不得不好好说一说，毕竟作为共和国长子的国有企业是国家之命脉，社会之根基。
长生医药2001年盈利1005万元，2002年盈利2634万元，2003年1-10月盈利1147.5万元。2003年年底，当时长生生物的董事长事件高俊芳以每股2.4元收购了长生生物的34.68%的股份，一家盈利的国企转眼变成了高俊芳的私企。
关于那个时期的东北国企改制，有个叫王兵的年轻导演，曾经自己花几千元拍过一部叫《铁西区》的长篇纪录片，片子虽然并没有在中国国内上映，但在日本却成为年度最佳外语片;《铁西区》表现的是从1998年开始的那波东北国有大企业改制浪潮中企业与工人们的悲惨命运;后来，导演张猛还拍过一部故事片《钢的城》，也是表现相同的题材和相同的主题。
但是，同为东北的国企长生生物在此时期的命运却截然相反，因为它并没有遇到企业经营濒于崩溃的悲惨境地，企业2001年盈利1005万元，2002年盈利2634万元，2003年1-10月盈利1147.5万元。
据署名作者小党的文章《疫苗女王高俊芳发家史》披露，2003年12月16日的上午9点，上市公司长春高新曾召开了一次董事会，决议转让公司持有的子公司长生生物34.68%的股权给高俊芳，每股2.4元，合计4161.6万元;再转让长生生物25%的股权给吉林亚泰，价格一样，合计3000万元。
但这次转让曾经非议很多：其一，受让股份最多的高俊芳当过长春高新的总经理、副董事长，同时也是长生生物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有着“自买自卖”的嫌疑;其二，高俊芳2001年的年薪是税前5.98万，2002年的年薪是税前8.4万，钱从哪里来?
长生生物主营疫苗，这是国家特许经营的垄断行业，2002年长生生物的利润就有2634万元，资质、技术和成长前景，让求购者趋之若骛。云南、河北 、四川等多家企业都表达了收购意愿，报出了诱人价格，但长春高新董事会根本不为之所动。据说吉林省政府主要领导曾多次就“长生生物”股权转让一事作过批示，但长春高新董事会仍然“我行我素” 。
在一片质疑声中，2004年4月，长春高新将长生生物的转让价提升到2.7元/股，受让方依然是高俊芳和亚泰集团。亚太集团也是上市公司，1996年由吉林省体改委出资建立。在以2.7元每股买下长生生物的股份两年多后，2006年8月，亚泰集团将所持股份加价一毛，以2.8元每股又转卖给高俊芳，1250万股赚了125万，退出了长生生物。
如此，长生生物成功私有化，只用了7000多万，高俊芳个人占股59.68%，绝对控股了长生生物;从2001年的年薪6万，到2006年7000多万控股长生生物，再到几十亿的身家，高俊芳一家只用了不到10年。
看到上述资信，笔者脑子里的另一个反应就是14年前那场扭转了中国改革进程的“郎顾之争”，当时经济学家郎咸平说他和他的学生经过3个月的研究发现，顾雏军先后收购了科龙、美菱、亚星客车以及ST襄轴等4家公司，号称投资41亿元，但实际只投入了3亿多元，所以顾雏军是将巨额国家资产纳入个人囊中。这个模式当然和长生医药的模式有些不同，但都是高管监守自盗，当年科龙等公司高管与顾雏军划分利益不待多言，而长生药物的高俊芳则直接是OBM模式。
笔者觉得，首先还是要感念胡锦涛同志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打掉”了顾雏军，制止了走在犯罪边沿的那些国企改制行为，否则我们这会儿捍卫的所谓“社会主义事业经济支柱”没准儿早已经成了镜花水月了。
当年“郎顾之争”发生后，吴敬琏、厉以宁等学者站出来解决捍卫原有的改革模式，理由主要是国企大锅饭养懒人，连年亏损还不如送给私人企业等等的说辞，令人感到吃惊的是，社会上很多人真的被这套其实漏洞百出的说法洗了脑，就连那些因这种改制而下了岗的原国企高管们也信以为真。
说到这里，我还想提一部电影，那就是由中国导演王小帅监制，一位法国导演执导，中国演员齐溪主演的《下海》，电影表现的正是1990年代末的东北下岗潮，齐溪在片中饰演一个老国企的中层管理人员，当时她跟很多人一样天真地相信，国企改制，自己下海之后自己真可以闯出一片新的世界，于是乐颠颠地去了法国，最后却沦为出卖色相的站街女，据很少几位看到本片的朋友说，那是一个可以让中国人在电影院里双泪长流的片子，但也正因此，这部电影或者根本不可能获得在中国院线正式上映的机会。
以现在眼光看，当年在法律机制非常之缺位的前提下完成的那些国有企业改制，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一场接一场的骗局，这其实是大有原因的，《下海》这部片子里的控诉对象与其说是整个的国企改制浪潮，不如说控诉的是那些幕后操纵者们仍然未能完全示于世人，或将永远不能示于世人的诡诈阴谋。
而我要辩护的是，其实，并不是如某些流行的阴谋论经济学家所说的，公有制并不真的是养懒人的，从新中国建立之后将近70年的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是亿万工人努力工作的结果，所谓养懒人的说法是其实对劳动人民的污蔑，列宁一直强调通过劳动纪律保证生产效率，可是后来中国的理论界对此没有任何宣传，实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事实上我们仔细想一想，私营企业虽然现在会给职工奖金，可是每天签到打卡迟到就扣钱等工作纪律恐怕才是生产效率的真正保证吧，所以把生产效率跟对于员工积极性的鼓励措施联系起来，这从经济学原理上讲本来就不合理。
至于国有事业的盈利问题，由于国企承担了对本企业工人更多的社会保障任务，因此用市场经济的盈利思维相对应也是完全错误的，生产高度社会化的企业的业绩应该体现在企业的社会效益上，而不是营业额上，再说，更不排除有些学者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盈利的国企指责为亏损，其实是拿了黑钱为把国企财产流进个人口袋鸣锣开道，改革开放40年来，这样的事我们见得少吗?
事实上，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以国有企业管理层专业化改革为由，废除了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制度，造成了企业管理层严重腐败和国企效率低下，才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所以，公有制企业是必须充分保障工人管理企业的主人翁权益的，否则高管不受监督而将必然滋生腐败。
当然，我们也并不是批判所有化公为私的改革，我们也不会蠢到批判所有的化公为私的改革，有的小型国有企业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由政府经营确实成本太大，所以承包给私人确实盈利了，但是以人性自私的自由主义理论出卖所有国企，致使其管理层和民营资本非法占有巨额资本这是需要严格反思的。
因笔者是东北人，所以对家乡的国企改制一直都非常关心，可以说，这20年来，东北老国企的改制一直是在我们这些东北人的目击中完成的，而结果怎么样大家也是看得明明白白，从当年的通化钢铁事件，到今天的长生疫苗事件，不规范、不法制的国企改制虽然可以片刻造就许多如高俊芳这样的首富们，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整个东北经济余痛不消，国企改制遗害不止。
我真心觉得，这笔账，即使昨天不算，即使今天不算，即使明天还不算，但早早晚晚有一天是会清算的。
就在7月23日下午，国家药监局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是进一步增加人员，全力配合国务院调查组工作;二是对长春长生所有疫苗生产、销售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尽快查清事实真相，锁定证据线索;三是坚持重拳出击，对不法分子严惩不贷、以儆效尤;对失职渎职的，从严处理、严肃问责。而仅仅在疫苗案件曝光7个交易日后，证券监管机构的重拳就来了。从今天(7月26日)开始，长生生物(002680，SZ)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将由“长生生物”变更为“ST长生”。如此看来，死掉，正是这条亲手制造了这场风暴，又在这场风暴中完全倾覆的疫苗之舟的惟一出路。
本文配发的题图(首图)就是此次疫苗事件的女主角高俊芳女士在事发之后接受吉林公安机关审讯的照片，我估计许多人看了这张照片会很自然产生新的联想：下一个坐在这个位置上受审的是谁呢?未来，还会有多少人要坐在这个位置上接受审讯和审判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