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兴佐 | 空间、治理与秩序——读吕德文的新著《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

　　城市的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城市生活的丰富性和城市治理的复杂性，吸引了无数学者探求其中的奥秘。吕德文的《鲁磨路——城管、小贩与街头秩序》（以下简称《鲁磨路》）一书，通过对街头治理过程的描述、分析，引导人们思考城市化进程中国家的发展、市场的活跃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关联的，中国式城市化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怎样的启发，中国社会科学如何回应中国式城市化这一重大实践命题。全书构思巧妙，以方法、空间、部门、治理、秩序为关键词，层层递进，引人入胜。

　　一

　　方法是研究的基本工具，有效的方法是一流研究的重要基础。城市研究虽是最近一个多世纪才逐渐兴起并得到重视的，但在社会科学中，其影响不容小觑，典型如芝加哥学派。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导师——帕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大力倡导“社会调查”，其首要的教学任务就是讲授“社会调查”课程，并将之运用到城市的社区研究，从而使得城市社区成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田野课堂，帕克等人合著的《城市》一书亦成为城市社区研究的经典之作。

　　参与式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虽然该方法曾引起人们的一些争议，典型的如怀特的《街角社会》一书。《街角社会》刚出版时，一些学者对怀特使用的参与观察法提出质疑，甚至指责他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有违职业道德。怀特在该书的第四版中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认为，参与行动研究为弥合专业研究人员与我们所研究的组织的成员之间的差距提供了一种重要手段。因此，社会学界普遍认为，《街角社会》是早期运用参与观察法进行实地研究的一部完整的记录，是研究组织文化的一个“样本”，它开辟了在城市中进行实地研究的新领域，并确立了研究标准。

　　吕德文对田野调查有极大的兴趣，为了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城管的工作状态，他甚至申请成为一名编外协管员，跟随城管中队长参与鲁磨路的城市管理工作，并将鲁磨路的田野工作视作有机知识分子介入公共问题的尝试。他认为，在田野工作中，有机知识分子并不讳言其秉持的意识形态在田野工作中受到的困扰，并不试图在参与式调查中保持中立，而是融入经验世界中去，以期更好地把握内中机制。因为协管员的身份，吕德文的田野调查便具有了城管的内部视角，这种内部视角使他能更深刻地理解在城市治理体系中，城管具有怎样的位置，城管工作是在怎样的街头权力关系和具体的制度情境中开展的，城管与小贩是怎样互动的，他们具有怎样的行动结构，塑造了什么样的治理秩序，等等。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中，吕德文特别注重从一些随机性、偶发性的事件中洞察其中的社会机制，从而为真正的经验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二

　　空间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城管的空间是具体的、散乱的，犄角旮旯、人行道、通道、场所、边缘地带。在这些散乱的空间中，路边摊、夜市、栖息地、地盘，公开而隐秘。正是这些散乱的空间和各色各样的“小人物”，构成了街角社会。在《街角社会》中，首先登场的是“小人物”，然后是“大人物”。怀特分析说，如果我们能够熟悉这些人，并理解小人物与小人物之间、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以及大人物与大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会知道科纳维尔的社会是如何组织的。

　　鲁磨路是一个典型的街角社会，它由具体的街角空间和众多的小人物构成。犄角旮旯是重要的街角空间，如交叉路口的剩余空间、天桥下凹进去的空间、人行道上的零星空间、街头巷尾空间的尽头，它们是鲁磨路街道生活中的主角，看似混乱，却充满了城市的生机。在这些空间中，小贩们或在固定地点经营，或流动摆摊，经营或合法，或非法，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或单枪匹马，或家庭家族合作经营，既有李成柏这样的“疯子爹爹”，也有表面服软却赖着不走的余斯淼。他们是这个空间中最活跃、最复杂的群体。在长期的竞争与合作中，他们内部具有了江湖特性。小贩江湖是街角社会的典型特征，也是城管工作的一线场所。小贩江湖如何应对城管的规制以及城管如何治理小贩江湖，演绎了街头诸多或喜或悲的故事。

　　三

　　对街头治理的描述与分析是该书的核心部分，占据了全书一半多的分量。作者首先对城管部门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城管”在语义学上已经是一个有独立内涵的概念，它并不能被简单视作“城市管理”的缩写。作者进一步指出，城管部门是政府机构中的兜底部门，城管人是“清道夫”，他们得把城市问题兜住。

　　的确，一段时间以来，“城管”在许多人的评价中具有负面含义。其实，作为一个部门，“城管”亦是改革开放后国家为加强城市管理工作而出现的一个管理部门，甚至在历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都是首当其冲的一个被改革的对象，以致于其机构性质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后才确定下来。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快速道。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管理事务，从而催生了越来越多的市政职能。一些重要但难以清晰界定为某一市政部门职能的事务，因其专业化程度比较低而被归入“剩余事务”。城管作为城市自行设置的新部门，不具有传统部门的专业性，理所当然地承担了这些“剩余事务”。“剩余事务”量大，且可能随时随地发生，必须及时有效处置，否则将影响城市公共秩序和城市形象。但是，许多“剩余事务”难以定性，在道德、法律上存在较大模糊性，即使有些事件具有明显的违法违规特征，处理方法和尺度也可能引起人们的争议。因此，这类事务处置起来难度较大，且十分敏感。这成为城管工作的根本难题。

　　城管工作在街头一线，其工作方式具有很强的动员色彩，既需要通过说服、动员处理街面上的违法违规现象，也需要通过动员、激励解决城管内部的工作机制问题。城管需要处理大量的“剩余事务”，但编制有限，行政资源和权威资源严重不足，大量工作严重依赖协管员，因而城管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工作，这样的工作性质，使得城管内部的管理既要讲方法，更要讲艺术。吕德文分析说，作为基层执法单位的城管，其实际运作更像是家庭组织，队员之间具有鲜明的代际和性别分工特征，彼此熟悉，讲究感情，依靠相互信任开展工作。城管的这种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使得城管时刻面临着管理风险，即一方面，协管员待遇低，有可能在工作中存在违规行为；另一方面，协管员可能自主采取激进工作策略，从而容易引发管理冲突，甚至引发舆情。

　　街头治理的最大难处不仅在于工作场景在街面一线，而且这些场景是嵌入在既有的结构空间中。在这个空间中，各种违规行为已经固化为物质性的城市景观，如握手楼、摊贩群等，充斥着各种城市力量间的竞争、共生等混杂关系。鲁磨路街区从乡村景观主导的空间被改造成城市景观主导的空间，空间性质的改变在消灭了许多已有事务的同时，增加了更多源于空间的新事务，“空间治理术”由此而生。街头是市政空间，城管是空间管理的主人，小贩依靠地形，努力将街头改造为经营空间，甚至企图构建草根秩序，城管当然不可能容忍，必须将之纳入正规监管，于是，城管在街面划界而治，希望塑造一个高度可见的地方，且动用力量进行保护、巡查、控制。但城管的每一个空间策略，都可能被小贩利用，他们会抓住一切缝隙，在街角建立据点，并试图走向街面。正是在这样的立与破、破与立的互动中，演绎了鲁磨路生动的空间治理场景。

　　街头空间具有开放性，因而剩余事务会源源不断地产生。虽然大量事务需要即时处置，但治理水平的提升依赖于将大量非常规化治理纳入常规化治理轨道。鲁磨路城管经过多年的实践摸索，总结了一套分类治理的常规化治理策略。他们依据事务是否细小琐碎、是否复杂事务、是否具有争议性对事务进行分类，然后进行分类处置。虽然这种分类主要依赖经验，其工作场景也可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但常规化治理依然应该成为城管应对街头环境不确定性及街头事务复杂性的重要方法。

　　在街头治理中，城管是管理者，小贩是群众，他们都是普通人，都是特定空间生活的参与者，他们的互动演绎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吕德文称之为“猫鼠游戏”。吕德文认为，猫鼠游戏规则的本质是，城管与小贩在行动框架范围内，在各自行动图示储藏库内，选择合适的计策，形成一种特定且明确可察的对应关系，具体如守控—漠视、驱赶—拖延、执法—回避、教育—拖延、警告—漠视、帮扶—求助、容忍—诉苦、整顿—反抗。这些对应关系深刻反映了街头治理的生动场景和复杂样态。

　　“猫鼠游戏”虽是一种隐喻，但它确是一种秩序的建构。正如吕德文所言，“猫鼠游戏”有极强的制度惯性，它是城管和小贩间对抗性关系和默契互动的结合体，由于游戏场还在，游戏规则清晰可见，还有参与游戏的角色，“猫鼠游戏”仍将长期存在。

　　四

　　城市治理的核心关切是构造一种公正合理的生活秩序，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更和谐。街头是一个具有行动力和社会意义的价值世界。在街头治理中，城管和小贩都是积极的行动者，他们虽然各自均有行动边界，却并不独享社会空间，而往往是相互交错，他们的跨边界关系始终嵌入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影响着城管与小贩的互动模式，而城管与小贩长期的互动也会形塑特定时空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由此，便构成了某种灰色秩序。在鲁磨路，城管与小贩间的边界具有模糊性，他们之间的角色互动以及实际的结合点、联系和分离，构成了一个权力竞技场。在这个竞技场中，城管可以采取法律程序清理小贩的灰色利益，但小贩却可以趁此激活生活伦理，并为其抗争行为做准备。为此，城管需要通过节制权力，尤其是控制暴力，给予小贩一定的自主性空间，而小贩也尽可能收敛自己的越界行为，权力实践双方保持了微妙的平衡。“灰色秩序”一词可能给人带来一些异样的感受，但却是街头治理的一种实践形态。正如吕德文所言，灰色秩序的形成主要得益于边界变化和保护性协商机制，它们在常规治理过程中化解了大量冲突，抑制了暴力的产生。

　　城市街头是许多城市问题的藏身之处，不同人群、观念、利益在街头集结，在城市空间寻求容身之处。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空间急剧扩张，街头便是一种典型的新型空间。在街头，非正规经济发达，城市生活的烟火气浓厚，看似混乱不堪，却充满活力。人们之所以能够在街头各得其所，既是城市政治经济结构的产物，也是街头行政的结果。作为街头行动的主要部门，城管深深地嵌入在市政体系和社会组织之中，但其工作面对的是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事务的复杂性，使得其工作方法需要更具灵活性和战斗性，由此，城管及其塑造的街头秩序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城市治理体系中，如何构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治理体系，不仅将城市空间构建为生活共同体，也将街头建设为一个治理共同体，是城市中国建设的重大论题。

　　五

　　《鲁磨路》是一个解释“中国城管”和城市共同体之关系的样本。从作者最初接触鲁磨路到作者历经数年的观察和调查，再到作者多年的研究、写作和思考，已历近20年。今天，鲁磨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空间形态、生活群体、城管的工作环境、小贩江湖等，均有了新的特征，但街头治理仍然必要且重要。吕德文以扎实的调查为基础，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沉淀，用直白的文风深刻地诠释了一个街头治理的案例，这是作者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探索，也是一个中国本位经验研究的理想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