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年 12 月一个最寒冷的夜晚，随着克里姆林宫大厦那面印有镰刀铁锤五星的红旗，被人从穹顶旗杆上降下，然后被人无情地抛向地面，标志着苏共和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大厦的崩塌。
一个曾经经受过“十月革命”洗礼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战争考验，由列宁领导建立的世界第一个最大无产阶政党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联盟国家、世界超级大国，就这样，在未受任何外力的攻击下，在电视直播镜头和围观群众的凝视下，在一个零下二十多度的冬夜，似以内部坍塌的方式轰然倒塌了。
是谁搞垮了苏共和苏联？
这是一个被人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难有统一答案的问题。过去人们只知道，苏共的倒台，它不是倒在外敌入侵的枪炮和铁甲中，更不是倒在苏联人民自已的推翻和暴力革命中。但是，现在随着历史迷雾的远去，人们已经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苏共的倒台，它是倒在了苏共阵营内部领导层的叛徒的背叛和政治绝杀中。是混进苏共中央的叛徒、第五纵队、内奸和两面人，不用一枪一弹摧毁了苏共。担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联总统委员会成员的雅科夫列夫就是这“第五纵队”中的重要一员。
一、雅科夫列夫进入苏共政治局，开启了苏共死亡倒计时。
雅科夫列夫全名叫：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1923年出生于俄罗斯靠近莫斯科北部的雅罗斯拉夫尔州一个农民家庭。
青年时期，他因积极参加苏联卫国战争，且在战场上作战勇敢、腿部负伤落下残疾，受到了州委领导的赏识和器重，退伍后，他被保送到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学院和苏共社科院学习，随后又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行交流学习。1953年，30岁的他就进入了苏共中央机关工作，曾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部教官、处长、第一副部长。后因在苏联《文学报》上发表偏离苏共意识形态的文章被解除了职务，1973年被派往加拿大任大使，回国后任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5年，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火箭般的将雅科夫列夫提拔到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长的岗位上，1986又被提拔为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很快又荣升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进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雅科夫列夫，作为党的核心成员，本应为苏共的前进、建设、强大和苏联人民的事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却不想，他一改往日“列宁主义学者”的面孔和伪装，充当起了内奸、叛徒和打入苏共的“第五纵队”的角色。以反对“极权”和“改革社会主义”为旗号，干起了摧毁苏共的勾当。
他首先利用苏共召开二十七大的机会，借助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所谓“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新思维”路线改革。“新思维”的本质是：从理论上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宣扬经济私有化、市场化；宣扬军队 “非党化”、“国家化”； 按照西方议会制改造苏联政治制度。为了达到目的，他将所有矛头指向斯大林，通过鞭尸斯大林为他的改革开路。在他掌权的六年里，他除了躲在戈尔巴乔夫身后，推销他的“新思维”外，还为苏共垮台设计了许多陷阱，譬如，放开新闻管制、修改宪法、推行总统制、试图将苏共“一分为二”分化为苏联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等，可以说，他所做的这一切为苏共的和平演变打开了第一道“铁幕”，为苏共的垮台埋下了最后的“铁雷”。
二、苏共垮台后，雅科夫列夫的“自白”，以“铁的证据”将他固定在了苏共“叛徒、国贼”的耻辱柱上。
1998年，也就是在苏共垮台后的第七年，赋闲在家的雅科夫列夫，曾在莫斯科接受过一次俄罗斯《消息报》的采访。
记者问：“您是共产党培养的干部，有最高的职位，您怎样把自己的职位和反共观点结合在一起的？”。面对提问，雅科夫列夫冷静地回答：要搞掉这个（指：苏共），“有不同的途径，例如采取持不同政见者的办法。但是这是没有什么前途的。这事应当从内部来进行。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借助极权主义的党的纪律从内部破坏极权主义制度。” 《消息报》的这次采访，有完整的录像记录。
对于同样的观点，他在他晚年出版的《一杯苦酒》中还坦言:“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不能考虑道德上的“高尚”而应该是“要考虑方法”，“需要手腕和技巧”。
事实上，雅科夫列夫自从进入政治局后，就一直是这么干的，他的技巧之一就是：“用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摧毁党。
特别在苏共二十七大后，当人们发现，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很有可能会给党带来灭顶之灾，于是有人开始了反击。1988年3月13日，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共产党员尼娜·安德烈耶娃，针对二十七大后党内“民主化、公开性”带来的反社会主义、反斯大林狂潮，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一篇《我不能放弃原则》的一封读者来信，挺身而出，抨击这股逆流。此信很快被各共和国、地区、城市和行业报纸转载937次。安德烈耶娃本人所在的工学院也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其中超过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观点。然而，安德烈耶娃的“读者来信”引起了雅科夫列夫的勃然大怒。于是他鼓捣戈尔巴乔夫召开政治局会议，追查信件“背后”的主谋。会议连续召开了两天，会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使出了“吃奶的劲”，组织文章在全苏猛烈批判安德烈耶娃的来信，并认定这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最后，不仅撤销了安德烈耶娃的教师资格，还将她逮捕下狱，从此让苏共内部万马齐喑，只能发出“改革”的一种声音，这就是雅科夫列夫的“与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技巧和手段。
三、身为苏共政治局成员的雅科夫列夫，在党内有让人无法企及的地位，并享受着种种红利，为何要允当“叛徒”、“第五纵队”和苏共“掘墓人”。
对于这个问题，按说，雅科夫列夫是在他们同代人中十分幸运的一位。他十八岁参军，参加了卫国战争，负伤有幸活了下来，后又受到了州委领导的器重，保送上了大学，三十岁就进入了苏共中央机关工作，可以说他仕途起步早，是妥妥的苏共政权的受益者。为什么在荣任苏共政治局领导人之后，要走向一条断送苏共生命的路呢？这似乎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捋一捋他的历史，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1993年，前苏联克格勃领导人克留奇科夫回忆录出版，首次公开揭露雅科夫列夫的双重身份。书中披露：雅科夫列夫在上世纪60年代就成为美国中情局秘密安插的间谍。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他不仅深度接触了西方思想，还接受了严格的情报培训，甚至带着“任务”回到苏联。这些情报训练，让雅科夫列夫能够对苏联舆论构建、信息传播的弱项发起致命打击。苏联最后一位元帅、“8．19事变”当事人、曾任苏国防部长的亚佐夫也公开揭露：“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雅科夫列夫是在美国学习时被策反的，他后来就是第五纵队的思想家”，“有一段时间克格勃着手调查雅科夫列夫，但被戈尔巴乔夫制止了”。
至于雅科夫列夫是不是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策反，亦或是他同戈尔巴乔夫一样，就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或者是这两种兼而有之，恐怕现在和以后都很难分清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当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改变后，受世界观的支配，从他潜意识和思想深处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固定的、也是很难改变的。但其痕迹是有迹可寻的。譬如1973年，身为苏共宣传部第一副部长的雅科夫列夫，就开始在苏联《文学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所谓大国沙文主义等。这种言论显然是与苏共利益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至于，他为什么是一个坚定的“反斯大林主义者”，雅科夫列夫曾在1999年，俄文版《共产主义黑皮书》序言中，写到：“苏共二十大之后，在一个由最亲近的好友和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极小的圈子里，我们经常讨论国家和社会问题。我们选择了最简单的方法，特意宣扬列宁后期思想。用列宁的权威打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之后再用普列汉诺夫和社会民主主义打击列宁，用自由主义和‘道德社会主义’打击一切革命至上主义”。由此可见，雅科夫列夫的思想受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不容小觑。
四、叛徒坐在主席台，雅科夫列夫为绝杀苏共，设计的“六个陷阱和毒招”。
一，偷梁换柱，偷天换日，用“新思维”作为党的纲领，代替马列主义，转变党的方向和性质。1985年担任苏共宣传部长伊始，深谙人性的雅科夫列夫，深知才任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急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在全党立威。于是他立即组织人手替戈尔巴乔夫赶制了一本容“见解新鲜”、“思想极高”相统一的政治奇书《改革与新思维》。《新思维》的出版极大的满足了戈尔巴乔夫的虚荣心，从此，雅科夫列夫被大获信任，奠定了他戈尔巴乔夫“最强大脑”的地位。于是，让飘飘然、热衷于在镜头前暴光的戈尔巴乔夫，放心地将各种纷繁的国内问题交由这位“得力”助手处理，而自己则陶醉于他的“领袖”外交，穿梭于各国的红地毯。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极大授权和《新思维》这本“葵花宝典”的炼成，让雅科夫列夫可以毫无羁绊的推行他所谓的“反极权主义”和“去党化”的改革。
二，为了消除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把苏共上下全部绑上贼船，继续鞭尸斯大林。从1986年到1987年，他先后借苏共召开二十七大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之际，以戈尔巴乔夫名义不失时机的提出了“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口号，精心策划起草了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以列宁思想作掩护，对斯大林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全面开启了否定党和社会主义的歪风。紧接着他捣鼓开放新闻管制，一批过去被封禁的反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和电影被解除了封印。 1986年，抹黑斯大林的小说《新任命》被解禁出版。1987年，暗示基洛夫遇刺是斯大林一手策划的，歪曲斯大林时期党内斗争的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公开面世。紧接着各加盟共和国向中央看齐，纷纷出笼历史虚无主义的作品，时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的谢瓦尔德纳泽为了表示效忠，立即组织筹拍了旨在抹黑斯大林的电影《忏悔》。从此，打开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魔瓶”。
三，撤换干部，接轨西方，培植自己的势力。为了掌握党的话语权、理论权、舆论控制权，雅科夫列夫首先撒换了包括苏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总编辑、苏共《星火》画报总编辑、苏共中央《真理报》、《莫斯科新闻》、《消息报》、《文学报》、《共青团真理报》等报刊主编；10种主要大型文学杂志中有7种杂志的主编被更换。一大批主张西化的编辑记者被起用。这些报刊很快成为自由派的宣传工具，成为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阵地。这就是“党媒反党、苏共反共”的根本由来。
四，为了进一步投靠西方，他还挑唆戈尔巴乔夫出台了削解苏共权力的《新闻出版法》，发布了电视广播“民主化”总统令。规定国家电视和广播事业“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组织”，不允许任何政党进行垄断。自《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被合法化。《论据与事实》、《莫斯科新闻》等官方报刊纷纷退出“官方领导”，苏联主要媒体很快被私人资本所掌控。 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从此一场丑化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宣扬美化资本主义永恒统治的舆论盛宴就此开始，使整个苏联境内变成了散播反马、反列、反斯、反社的“大超市”。
五，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绑架全党，控制舆论，束缚正义声音。正如文章前面所讲到的，他为了追查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安德烈耶娃的“读者来信”和“背后”的主谋，打击党内的不同声音，甚至不惜动用政治局的力量，用撤职、下狱、追刑等“极权”扼制反对他的声音，组织众多大型媒体一致开火，猛烈对付正义人士。让党员在他们的极权面前噤若寒蝉，从此苏共 “两千万党员齐解甲，党内再也无男儿”。
六，修改宪法，实行总统制，架空党的领导，转移权力。在他和戈尔巴乔夫的共同策划下，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决定设立苏联总统，实行总统制，将过去“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集体行使苏联国家元首职权”的制度废除。在这部法律中还将原宪法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内容删除，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代表苏维埃代表，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这标志着，苏共的领导地位被取消。不仅如此，法律还同时做出规定，苏联总统是苏联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有权任命和撤销军队高级指挥员。通过“军队国家化”剥夺了苏共领导和指挥军队的最高权力，废除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在以上这六条之外，雅科夫列夫还实施了一项隐密工程：建议戈尔巴乔夫将“苏共一分为二”，分化为苏联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实行两党制。由于时间仓促，这项建议还未完全实施苏共就垮台了。
五、共产党最凶险的敌人不一定在外部，中国有没有雅科夫列夫。
当年，苏共的垮台，是被混进苏共潮水中的王八们掀翻的。今天，我们中国就一定安全吗？依我看真未见得。
第一，意识形态领域，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歪风，我们今天的情况并不比苏联的情况有多好。走资派西化派的“宁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攻卒”的计策稳步实施。新中国前三十年，分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把我们的国家由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初步建设成为一个门类齐全，具有坚实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为后四十年的发展和进入全球第二打下了坚实基础，可为什么我们的影视作品和主流媒体反映这段历史，都是用“贫穷”“落后”“不堪回首”等等贬低抹黑的格调出现，是谁在纵容和支持的？
第二，在文化领域，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拿共产党的工资，骂共产党的娘；住共产党的别墅，推共产党的墙的人大有人在。莫言、方方之流，长期创作丑化党的历史、丑化人民军队、丑化社会主义的作品，不仅无人过问，还能出版，谁是背后的支持者。莫言竟敢公开题写“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这种侮辱中国革命的题词的，公开宣称：“我一开始就是用小说反党，……”。这种底气是谁给的。
第三，在经济体制方面，给私有化唱赞歌、鼓吹私有经济是先进生产力、不断溶蚀蚕食国有企业的人大有人在。有的人甚至不遗余力试图用物权法、民营企业保护法等将国家经济体制全面私有化，进而改变社会主义性质。这背后绝不可能没有主谋和推手。
第四，是谁鼓励给解放前被打倒的地主、恶霸、资本家、蒋家王朝翻案洗白。称“蒋公是领袖”、“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宋美龄是民国女杰”。又是谁将孔子、孙文的像抬在天安门广场。而且每逢重大节日孙文的像占据天安门广场中央，一像独大，山呼孙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父”，将共产党自己的开国领袖雪藏起来，谁是背后的推手，谁是始作涌者，难道不令人深思。
第五，是谁刻意“去红”。一首《新东方红》透出的反动性和马屁气，恨不得让全国人民呕吐。许多经典红歌刻意删去或篡改重要词句；一些政府宣传栏、央视文艺节目挖掉天安门毛主席像；一些地方政府强拆盗挖群众立的毛主席塑像：三河市委书记公然用行政命令，让所有商户门头换绿，声称“红色让人亢奋，去红就是要去掉燥热年代”。这种具有反党、反社会、反历史人格的人，竟可以登堂入室成为党的中高层干部，难道这不让人疑惑？
第六，是谁在教科书上动手脚，将具有红色和革命内容的文章删除，换上崇美媚日的文章。又是谁借理论研究的幌子，诬蔑《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一句译错了，大搞“扬弃”与“消灭”的争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谁是背后的主使？
第七，是谁在反对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为什么总有人扯种种理由来竭力阻止。以上种种，岂能不让人生疑？如果我们的党不正视这些问题，不重视党内的纯洁，像苏共那样，让混入党内的“雅科夫列夫”染指党的工作，左右我们的思想，中国是否会重蹈苏联亡党亡国的覆辙将犹未可知。因此，一切爱国正义的同胞们都应拭目以待。（2025．8．11）
参考文章：孙铭：瓦解苏共的思想杀手——雅科夫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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