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政凯：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探析

　　【摘要】历史主动精神体现人们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自觉认知。新中国成立前后，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弘扬历史主动精神，把握历史大势，明确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地位转变、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工作重心转移、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任务变化，明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时代方位。毛泽东在准确把握新中国的发展方向、科学制定新中国的大政方针、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的战略谋划中，彰显历史主动精神，牢牢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动权；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历史形势、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工作策略、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推动时代进步的实践过程中，践行历史主动精神，推进历史进程，实现历史转折。

　　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遵循历史规律、引领时代变革的百余年奋斗中形成的精神品格。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历史转折关头，深刻洞察时代大势，科学把握发展趋势，制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战略方针，谋划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思路，以高度的历史主动精神牢牢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动权，以成功的实践证明了党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对于新时代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具有重要意义。

　　一、把握历史大势弘扬历史主动精神

　　能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刻准确把握发展方向，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明确执政地位的转变、工作重心的转移、历史任务的变化，科学审视党和国家所处的时代方位，在应对时代变局中弘扬历史主动精神。

　　第一，科学把握执掌全国政权后形势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军事斗争的同时，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区等局部范围进行建设人民政权的实践探索，“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积累了经验。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党的工作重心“从打倒旧政权向建立新国家转移”。1947年10月，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首次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这标志着建立新政权成为现实议题。次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广泛开展社会动员，并向各界提议“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积极响应，联名致电毛泽东，认为此举“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表示将“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党的执政地位发生根本变化，与之相伴的是复杂严峻、全面系统的执政挑战。因而，确立和巩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地位成为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后面临的现实考验。

　　第二，提出经济建设和管理城市新的实践课题。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首要的任务是在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长期战乱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经济基础，造成生产资源匮乏、工农生产萎缩、基础设施落后等发展难题，“对于工业、农业、铁路等的破坏极严重，估计中国经济破坏的程度与抗战前比较，有些地区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同时，党对国民政府遗留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等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军政供给、经济建设、社会救济等庞大支出与缓慢增长的财政收入明显脱节，财政经济面临严峻形势，1949年关内各解放区财政赤字达两万四千多亿元。与此同时，新中国成立后的各大中城市面临着生产条件落后、社会秩序混乱等复杂的管理问题。做好城市工作是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生政权的现实要求。到1949年7月，解放区共有“县以上城市一千零六十一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八一”。可见，党在即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时刻，面临从农村到城市的执政环境转变、从革命到建设的执政目标变化的崭新课题，共同指向在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基础上，“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集中在自己手中”，乘势而上建设一个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中国。

　　第三，明确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把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身使命，提出“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的奋斗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成为党面临的新的实践课题。党清醒地认识到，“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党的七大修订的党章规定，在民主革命彻底胜利后，党的任务是“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这表明党已将实现社会主义作为现实任务纳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中来考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讨论中，各位代表一致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的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与苏联加剧争夺势力范围，美苏关系成为影响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走向的外部因素。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全方位较量，对新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策略选择产生了一定影响，这恰恰反映了毛泽东从中国面临的实际局势出发开展实践的可贵品格。随着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斗争持续推进，不断深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认识、明确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条件与策略等问题，从党的理论构想变为现实任务。

　　二、制定发展战略彰显历史主动精神

　　毛泽东在社会性质转变、新旧制度更替的历史转折关头，准确把握新中国的前途和方向，系统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全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时代课题，表现出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彰显了勇立时代潮头、创造历史伟业的历史主动精神。

　　第一，准确把握新中国的发展方向。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是毛泽东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突出反映在如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长期思考之中。1952年，毛泽东面对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等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显著提高的现实情况，开始思考调整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策略。为此，毛泽东适时把握并准确研判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毛泽东在反复酝酿后，提出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其实质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可见，毛泽东结合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明确在革命胜利后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目标，因时因势地推进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开启了党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第二，科学制定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对如何建设新中国这一现实课题的认识更加清晰，提出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为国家机构运转、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秩序稳定提供有力保障。其一，确立政治制度基础。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阐述了新中国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的基本政治架构。同时，明确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和任务，确立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二，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毛泽东科学分析社会转变时期不同性质经济形态的现状和趋势，认为国营经济应是新中国经济构成中的“领导成分”，明确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实现根本好转的条件，提出八项工作任务；提出“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其三，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指出“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着力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其四，密切关注国际形势深度变化。毛泽东深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提出新中国“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明确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表明在紧张对立的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基本立场。针对美帝国主义对侵略中国政策的竭力美化，毛泽东撰写多篇社论揭露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侵略中国的实质。

　　第三，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执政范围的拓展和执政任务的变化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新中国成立前后，社会各方面处于急剧变化之中，需要党强有力地集中统一领导以更好地应对形势发展。毛泽东明确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工作原则，提出建立“政策性的经常的综合的报告和请示的制度”，旨在克服各地出现的“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级党委的政策和策略”“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等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毛泽东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性，认为严格执行报告制度是“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和“脱出被动，取得主动”的关键。面对革命胜利后可能滋生的脱离群众和蜕化变质的危险，毛泽东告诫全党，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定下“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的规定。1950年6月，毛泽东号召全党在整风运动中“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毛泽东注重在实际工作中采取适宜的工作策略，提出“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以获得工作的主动权，以及“不要四面出击”等方针策略和“学会‘弹钢琴’”等具体方法。此外，毛泽东注意到执掌全国政权对干部管理能力与素质的新要求，明确要“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要求全党在对新情况、新事物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学习。

　　三、推进历史进程践行历史主动精神

　　毛泽东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形成以科学理论为支撑、实践经验为基础、人民主体为动力的践行路径，体现了在准确把握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主动推进历史进程的科学思维。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历史形势。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分析历史大势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明确历史方位、分析时代特征、辨明前进方向。毛泽东认为“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提出马克思主义是“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使“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与此同时，毛泽东从全面、发展、联系的角度把握时代发展趋势，认为要从事物发展全局来制定发展策略，提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例如，在提出工作重心转向城市时，毛泽东强调城乡兼顾、不能丢掉乡村。同时，毛泽东主张创造条件推动事物向好的方向转变，以最长久的打算、最充分的准备在斗争中争取最好的结果，认为“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提出“在研究部署时，除根据当前情况外，还要估计到情况的某些可能的变化，要设想敌可能变化的几种情况，其中应包括一种较严重的情况，要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可见，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指引，准确把握纷繁复杂的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明晰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进而以高度的实践自觉推动历史前进。

　　第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明确工作策略。在实践经验的体系化总结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认识，能够深化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将总结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作为明确当前和未来工作策略的方法。在回顾革命斗争的历史后，毛泽东明确工人阶级应在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中居于领导地位，指出：“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革命的经验能够为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提供参考，使“今后在各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中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在城市工作方面，毛泽东要求各地注意总结工作经验，“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各地、各方面工作的经验做法进行方法提炼、形成工作安排，通过批转印发等方式，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介绍，为各地工作提供指导，有力推动各项工作的整体发展。例如，在转发河北省关于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报告时，毛泽东提出各省要“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的工作要求。可见，毛泽东在历史与现实、局部与总体、政策与实践的贯通中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善于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实践经验，突出历史经验对现实实践的指导作用，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明确工作策略。

　　第三，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推动时代进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毛泽东将人民群众置于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地位，把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行动目标和价值追求，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变革、开拓新的事业，这是其能够在历史转折关头赢得历史主动的力量源泉和价值支撑。毛泽东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将人民群众作为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坚信“革命人民的历史都是胜利的历史”，表明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守正义事业的价值追求，阐明践行历史主动精神的原则立场，这是其能够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力量和智慧的重要原因。例如，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目标。毛泽东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量，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引导人民群众树立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和共同创造新中国光明前景的昂扬精神，调动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例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号召人民群众“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湘大毛研中心”微信公众号，原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年第8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