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关于“四清”的讲话

　　1964年12月15日一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主席主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当前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一个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解决前一阶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会议在十二月下旬形成《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十七条，毛主席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批示照发，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4]811号文件印发。会议即准备结束。

　　在这期间，毛主席同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停发[64]811号中共中央文件的通知。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上旬开始，中央工作会议继续举行，讨论纪要。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多次讲话。

　　最后，根据毛主席的讲话，修改整理出共有二十三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通称“二十三条”。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以中发[65]26号文件印发了这个纪要，印发纪要的通知说：“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12月15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首先，由周恩来介绍赫鲁晓夫下台及十一月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情况。

　　接着，刘少奇就各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映的一些问题，提出请会议讨论。在刘少奇讲话中，毛主席多次插话。

　　刘少奇说：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一次利用人大开会，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本想开个小会，既然你们都到了，那就大家都来。

　　毛主席插话说：实际上是中央全会，都到了嘛，而且是扩大的。

　　刘少奇说：陶铸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

　　毛主席插话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说：王任重说要清党，可以不讲清党这个话，恐怕有大批党员要清掉。

　　毛主席插话说：我是赞成的。我老早讲过，总要搞出几百万。他们不像样子，广大群众反对，这不是共产党员嘛。

　　刘少奇说：有个别地方已经查出黑地来，群众搞了“四清”，就把黑地报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有一个征购问题，现在还没有普遍地查清楚黑地，如果对现在个别地方已报出的黑地进行粮食征购，那报出黑地的是肯定要吃亏的。

　　毛主席插话说：不能去征。要在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加购一点。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最后，毛主席说：每天下午三点半要在这里开一次大会，上午开小组会，或者看文件。有话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1964年12月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部分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少数省委第一书记，共三十一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主席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整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讲分子。

　　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甘肃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很嘛！

　　干部里面无非是左、中、右。我相信，右的，特别坏的，总是只占一部分；左的也很少；中间派有人讲问题不那么很多，但是沾了一点，坏事也做了一点，要把这一部分人拉过来。划地富的结果，户数不要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要不超过百分之十左右。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是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

　　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要把那些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问题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但是现在正是有劲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一盆冷水下去，我又怕泼冷水。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再搞五个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部的腰。

　　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退赔，实在拿不出来的，宽大处理算啦。

　　会议讨论主要矛盾如何提法时，陶铸说：我同意城市、农村是“四不清”的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矛盾的意见。李雪峰说：主要矛盾除严重的“四不清”干部以外，还包括严重的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主席说：严重“四不清”干部，投机倒把、贪污盗窃。

　　刘少奇问，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毛主席说：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要搞找的。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四句是：“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李葆华问：富裕阶层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说：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主席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主席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邀请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委负责人、劳动模范（陈永贵、王进喜、董加耕、邢燕子）、科学家（钱学森）和身边工作人员聚会，共进晚餐。

　　毛主席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富春啊，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毛主席说：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基层生活。官做大了，骄娇二气，拒绝到农村，城市里生活舒适，不出修正主义才见鬼！李讷呢，下去搞四清吗，她没有资格来。

　　毛主席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毛主席批评了社教运动中只靠工作队，搞神秘主义，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他说：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大队，谁更了解那里的情况？只有群众。我是要坐在群众一边的。

　　毛主席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毛主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1964年12月27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会议纪要。（会议召开之前，邓小平对毛主席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刘少奇说：“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编者注）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先后发言。

　　陈伯达发言说：这个文件是常委会的讨论意见，主要是记录了主席的意见，吸收了大家讨论的意见。为了突出表达主席的思想，具体部署没有写上。根据主席的指示，将矛盾的性质加以说明。主要矛盾是什么？主席把大家意见加以总结，说“四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会上有同志提出只写主要矛盾好不好？主席指出还是写上几种，便于比较。

　　陈伯达说：“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有清官和贪官的问题。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外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这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把矛盾的性质说清楚，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就有了纲啦。毛主席插话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董必武发言谈到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过去封建王朝三年一轮换时，毛主席插话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朱、陈、董、陆讲完后，毛主席开始讲话，但刚起了一个头，刘少奇就不断插话，后来干脆直接讲下去，讲完后就宣布散会。——编者注）

　　同日，同李井泉谈话，就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性质问题听取他的意见。并对李井泉不善于听取同志意见，致使有些同志对他有意见不敢讲，怕他，而使西南局工作相对较弱的情况，提出批评。

　　1964年12月28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会议纪要。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主席说：

　　文件行不行，第一条性质的规定行不行？三种提法好不好？商量过还是以第三种提法为好。因为运动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不是前两种的运动！北戴河到十中全会就是搞社会主义，当时单干风很大。

　　有的人听进去了，有的人听了不表态，没有主张，不能回答问题。当时我得到电话，说有重要问题要报告，没有一个地方同志说形势好，只有几个军队同志说形势好，如杨得志、许世友、罗瑞卿、韩先楚等，问过是否可以在上海讲话。为什么发生这个问题，不敢说话咧！

　　5月在上海说形势不好，6月到了山东，小谭（指谭启龙）他们说形势好，为什么一个月就变了呢？原因是6月麦子已割了。北戴河我为什么说形势呢？当时有人说恢复要七八年！我讲了阶级、阶级斗争。常委同志和各大区同志都认为可以这样写。陈毅同志就是当权派。只要你搞社会主义，当权派还可以当下去。

　　此外就是十六条，工作态度，要讲点民主咧！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些同志要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了！比如军队就是三大民主，遇到堡垒打不开，就找士兵开会嘛！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就是要管伙食嘛！现在是不是还叫事务长咧？

　　好话是爱听的，不成问题，问题是坏话。七千人大会时我讲过几句话，叫做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老子就偏要摸。后来改了，认为不大文明！我们这些人就不好摸，疮疤不易揭！

　　正确、对的，批评错了不要紧，有什么问题呢？错了责任在他。批评错了，他错嘛，为什么不能听咧！听反对的话不容易，要把话讲完也不容易，是水多米少，稀饭，不大容易，我就受过这个灾难，因此我就深有感觉。

　　有人同我说了两个钟头，不着边际。也有人专门训人的，不是对话式，而是长篇大论地讲，滴水都泼不进去。宣传、鼓动不是有区别吗？做学术报告是宣传，动员起来只讲一件事是鼓动！我主张不鼓掌，不爱听允许打瞌睡，保养精神，免此一灾！这就整了教员。我还主张看小说。也许是先生的毛病，也许是我的毛病。看小说、打瞌睡（我就是一点发明），这就整到教员。训话式而不是对话式。总理报告，我认为讲几句就行，后来因很多人不识字，只好全读。

　　在同志间不要使人怕，对敌人则要使他怕！同志间使人怕，就有鬼！人家怕大概是你有另外的办法，如军队中有打骂、坐禁闭，就使人家怕！逃兵捉回来要枪毙，我就主张不捉，更不能枪毙！如果捉回来就请吃饭、吃肉，认自己错，你留则留，不留则再走，逃到外国去的少，不要紧，中国人多嘛！逃兵无非是骂，骂也不要紧。赫（指赫鲁晓夫）不是中国人，他也骂！外交系统逃了人，斗争是要的，但逃了也不要紧！吃你些面包，我可以减少粮食。

　　我只讲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头一条性质问题，一个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如果还有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文件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 威的自由。”

　　譬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下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谭震林说的那么多集团，太分细了可能出毛病！

　　我是主张游 行示 威的，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游 行示 威的。真正的官僚主义者压迫之下，群众忍不住，要游 行示 威，我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以整我们的官僚主义。1957年成都等地要到北京来，中途被搁，我就不赞成！反动分子要游 行示 威，只能暴露自己。反对官僚主义嘛！有好处！胆子那么小，怕人游 行示 威！怕写标语！结果都证明，凡游 行示 威了的地方，那个学校就搞得比较好一些。总而言之，坏人要闹事，越闹得大越好，闹小了不好，闹小了我们不警惕，不能暴露他。现在反革命他不闹了，他可聪明了。

　　（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找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主席。刘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主席谈话，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刘少奇对大家的发言作了记录，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编者注）

　　1965年1月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主席继续就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讲话，他说：

　　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河北新城），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

　　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烦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一个新城县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我看是人多了。搞人海战术不行。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总而言之，我们从前革命不是这样革的。我看，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干部贪污几十块的，百把块的，两百块的，只要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不依靠群众，几个月群众起不来，搞不开。我看方法要改。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面上，有灾的救灾，无灾的清工分。要注意分配，抓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面。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运动的方法，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

　　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的最厉害的。干部有的不要撤职，而是调职，还可以到别处革命去嘛！总而言之，第一依靠群众，不能依靠我们这些工作队。当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结果就是贫下中农占优势和建立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时，毛主席说：这就行了。工厂里也是可靠的工人占了优势，就行了。

　　1965年1月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主席说：“十七条”怎么办？一个办法是在这里修改；一个办法是你们回去讲，做了以后再改。现在文件太多，太长，实在不得了。第二个十条太长，再改时，要砍掉一半，留下要点，简明扼要。

　　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

　　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在人代大会上讲得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得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

　　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上千元的只有四人。生产队长、支部书记，恐怕还是本地人好。公社以上干部回避本籍。地、县、社三级，不管好的、坏的，都来个调动这对干部也是一个考验。我主张公社、县以上干部有些不干净的，可以到别地革命。

　　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

　　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

　　主要矛盾问题，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什么内外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1月11日，毛主席阅田家英一月十日报送的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一月八日讨论第二个十条的书面意见。

　　总的意见是大都倾向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因有的同“前十条”重复，有的有矛盾，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

　　具体意见有：蹲点要坚持，方法要改，要写得活一些。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要结合起来写，不能机械地分先后。

　　第二个十条的精神是先整干部，后整社员，是否改为在这次社教运动中，要对群众进行正面教育，不整社员，不搞斗争，也不搞退赔，社员自己的问题，由他们自己开会去解决。

　　关于党组织和贫协的关系，要明确两点，一是贫协要受党的领导，一是贫协可以监督党组织和党的干部。

　　第二个十条有一段讲右的偏向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现在不一定是这样了。应该是从头到尾实事求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多少反多少。

　　关于怎样对待基层组织问题，一致意见认为，一开始就应区别对待，文件中的提法还是采取一律不信任的态度。不能说对所有干部都要在“四清”结束后才能团结。

　　毛主席阅后向刘少奇推荐：“此件可以看一下。”

　　1965年1月14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通称“二十三条”）最后定稿。

　　当天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并讲话。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无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

　　现在的社教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

　　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群众对我们有很多批评。

　　看来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烦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

　　马克思说从来的哲学家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我抓住了这句话，讲了两个认识过程，改造过程。单讲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就自由了？没有实践证明嘛，必须在实践中证明。

　　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党的思想准备不够，我们自己也不懂，广大干部自己不懂，怎么能教人家懂。林乎加希望我做报告，像延安整风一样，我说不行，我没有经验。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来源：《毛泽东年谱》第5卷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