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库建设和管理：被遗忘的集体记忆

导 语

　　2025年4月30日，一家成立仅6天的公司拍下了江西省第三大水库——南城县洪门水库的20年承包经营权。这一事件引发公众哗然和质疑：水库不仅是公共资源，更是老一辈劳动者辛苦建设的集体资产，如此拍卖水库承包经营权，是否是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变相私有化又一例证？

　　洪门水库的历史恰构成鲜明对照。该工程始建于1958年，正值“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引领全国水利建设高潮时期。与资本主导的承包模式截然不同，这一时期的水库建设和管理始终扎根群众路线，农民肩挑手推的集体劳动成为水库建设主力，管理权下沉至生产队，许多小型水利工程由群众自力更生兴办，形成“水利建设共同体”。基层自主管理、集体劳动与自力更生，是当时水库建设工程的关键因素。

　　本文汇编了人民公社时期的水库建设动员、水库管理的相关历史文献，试图剖析人民公社时期水库建设和管理的经验：如何动员群众投身这场全民水利建设运功？水库建设过程中政治如何挂帅？如何实现基层自主管理？回溯这段历史，我们需要反思：水利建设成果如何才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

　　作者&责编｜李珞、姜饼、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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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修筑水库的工人们开动着羊角碾

　　在大坝上施工作业 | 图片来源：网络

　　2025年4月30日，江西第三大水库——南城县洪门水库（面积5.5万余亩）的承包权，以每年每亩不足250元的低廉价格，被一家名为“江西黎河鲢语智慧农业产业有限公司”的水产品经销公司获得。令人惊诧的是，该公司仅成立6天，注册资本仅1500万元且采用认缴制，却如此轻易地拿下了这一国有水利资产长达20年的承包权。这引发了广泛质疑。【点击标题《公共资源交易引质疑：成立6天企业拍得水库20年经营权，1500万如何撬动2.6亿？》，了解网友四大质疑】

　　洪门水库建设于人民公社时期，和十三陵水库、三门峡水库等很多我们熟知的水库一样，是许许多多的劳动人民辛苦劳作的成果。在缺少机械、几乎全靠人工投入的人民公社时期，这样大型的水库建设工程是如何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的？建成后的水库又如何进行集体管理，使之既可保障农业生产，又能改进人民生活？本文汇编了人民公社时期关于水库建设和管理的历史文献，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总结出水库建设管理中如何践行群众路线。

一水库建设动员工作的展开

　　1956年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明确了水利工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是农业增产的主要措施之一。但是当时存在着建设资金不足等困难，邓子恢等领导人在全国水利会议等场合中指出需要广泛依靠、动员合作社的力量，通过“民办公助”的形式来进行水利建设，国家由建设主体变为技术上和资金贷款上的帮助者。

　　195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中认为：根据我国农田水利条件的有利特点，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兴修大型工程的水利建设方针”；要根据各地不同条件和现有经验，做好水利建设规划；要加强领导，党政负责同志亲自动手等[1]。小型水利建设过程中，会积极引导群众自行设计和建设，将小型水利计划转化为群众自己的计划[2]。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精神指引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群众性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从1957年11月份的六七千万人，增加到12月份八千万人，1958年1月更是达到一亿[3]。那么，如何充分调动群众力量来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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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组织的保障动员作用

　　以宁波鄞县为例，在1951年至1978年宁波鄞县水利工程建设中，农村群众的劳动力折值占鄞县水利工程投资的65.14%，在“谁受益，谁投工”的责权关系之下，人民公社实质上是一个水利共同体社会组织。[4]

人民公社在解决水利规划问题上，在动员更多劳动力上工、加快水利机械化等关键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密云水库由河北省和北京市的十九个县180个公社出工，集中了20万人参与。另外为了使得水库工程能够及时推动，这些人民公社还临时垫支了总值达922万元的各项物资和民工们最初的三个月饭费[5]。公社的积累还可以购置抽水机和轻型的施工机械，社办企业可以造一些水泥、炸药等水利工作需要的材料。

　　以密云水库修建为例，为了加速移民速度，号召“以全局利益为重，小我服从大我”，淡化个人突出集体，鼓励以整社整队迁到新村，带上原有之公共财产（如牲畜、农具、财物）迁入新社，如果集体安置有困难的，也应以队为单位迁出。

　1959年，正在建设中的密云水库拦河坝

　　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当时公社会妥善安排民工的生活。首先公社记工分，国家给每个标准工发7毛钱的津贴（一般扣除伙食费之后，70%归自己，30%交给公社）。民工家里的生活也由公社管理，缺乏劳动力或者没有参加食堂的家庭，公社会专门安排人去挑水送柴照料生活。1959年雨季，有的地方因为水灾房子坍塌了很多，人民公社组织修建房子，优先照顾修建密云水库民工的家庭[6]。

　　成立水库工地党组织与团组织，党组织作为核心领导机构，共青团则作为辅助力量，通过教育和积极参与来激励和动员工人[7]。涟源白马水库建设中，当时民工、干部、技术人员组成了一支2万多人的劳动大军，工地党组织将这2万多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团、营、连、排、班，按军事化进行管理，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施工，坚持夜以继日，实行三班倒。大量民技工自带、自管、自修工具，工地党委和工程指挥部实行土法上马，利用当地资源就地办厂。在民工中选能工巧匠，先后兴办了水泥、黑硝、木炭、石灰、煤矿、水电、大米加工和铁业等25个厂矿，所生产的物资不仅缓解了工地上的急需，同时大大节省了资金，减少了工程造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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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党政思想建设

　　为了发挥建设者们的积极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

　　1958年5月25日，在修建十三陵水库期间，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来到水库修建现场参加劳动，这一天水库建设者们为坝身填筑了五万一千立方米，创造了水库开工以来最高纪录。一个月之后，周恩来总理带着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领导干部组成的五百四十人的劳动队伍，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了一周[9]。十三陵水库修建过程中，近40万人参加义务劳动，其中国家机关干部8.6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各部队官兵11.5万人，昌平和其他区县农民2.2万人，中等以上学校师生10.1万人等[10]。

　1958年5月25日，毛主席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

　　视察并参加劳动 | 图片来源：网络

　　在湖北阳新县富水水库建设中，工地党委和工程指挥部的领导集中在工地轮流值日，与各团营干部一样带队上工地，在现场办公、开会、学习、指导，与民工同吃同劳动。党委和指挥部的领导每人有一条扁担、一担簸箕和一把锄头，每天参加半天劳动。书记和党委成员轮流下民工食堂当炊事员，送饭菜到工地，体验生活，了解情况，帮助民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书记下厨房，饭菜喷喷香。养猪又种菜，伙食大变样。再把干劲鼓，感谢共产党。”

　　富水水库建设中还全面实行“两到、三自、三公布、两满、五快加五走”：

　　两到——标工到人，定额到人；

　　三自——自装、自运、自卸；

　　三公布——吃早、中午饭或者休息时间随时公布上次战果；

　　两满——车满、兜满；

　　五快——快挖、快装、快卸、快去、快来；

　　五定——定时、定量、定人、定工具、定奖惩。

　　为了激发群众积极性，采用“先内后外，边生产边整顿”的方法，深入发动群众。首先从总结成绩开始，宣布战果，并解释当前水库建设情况。通过宣传水库修建的八大好处，表扬优秀行为，引导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增强信心。比如在开会的时候会通过公布“全团在开工至今共挑破6405担大小箕，挖断1084把锄头，压断2815根扁担，穿破73420双草鞋。”等这样的成就，来激励失去信心的民工。

其次是宣扬先进人物和模范行为，比如突出强调16岁的柯雪花、三营青年吴厚英、柯春义等共青团员的模范行为，激发大家的学习热情。

　　当时也存在干劲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也有部分工人装病消极怠工，这些工人被戏称为是“三望三不去”民工，“三望”是：望吃饭、望吹号、望太阳落土；“三不去”是：做重活不去、早晚出勤不去、天落雨不去。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对这些工人进行直接批评，开展关于工人阶级如何不计较条件、报酬而积极参与劳动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大辩论。“大辩论”这种思想教育形式，在施工过程中是柔性宣传教育的强有力的补充，针对干部和普通民众都有“大辩论”，对于干部来说，大辩论客观上成为一种干部选拔流动机制。大辩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群众和干部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但是有时候它也会成为“批斗大会”[11]。

第三，劳动竞赛使工地经常保持高涨的劳动热情。湖北浠水县望城乡合作社的十五个生产队开展劳动竞赛，一边劳动一边唱歌：“鸡叫头遍动了身，兴修水利出了兵，男女社员齐劳动，修塘修堰保千斤。”1959年，昆明安宁县车木河水库建设中，民工中开展比、学、赶、帮红旗竞赛，组织“高产周”“卫星月”活动，组建“土方任务、民工生活、耕牛管理、工具改革、安全卫生”等5个项目的“检查评比委员会”，规定了5天评比一次，优胜者颁发流动红旗，主坝竣工后进行总评[12]。

　　通过劳动竞赛，树立了劳动榜样，四明湖水库工程指挥部在劳动竞赛中评选女民工“三面红旗”，浍河水库建设工地开办“三台”：专登劳动竞赛所产出的模范单位和英雄人物事迹与经验的英雄台；专登建设过程中发明创作和技术革命的孔明台；每天排队公布各项生产成绩的公布台。工地政治部和各乡办还举办擂台，让民工们在擂台上“夺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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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与建设相结合

　　办工地战报和书刊。山西曲沃县浍河水库建设时期通过创办工地小报进行宣传和鼓动。政治部办的《浍河工地》，还有其他单位创办的《援工生活》《援浍战报》《战斗在浍河》《东风》《战士诗歌》等。密云水库建设时期，编印《密云水库报》，及时宣传水库建设中的新人新事，交流施工技术和经验。编印《密云水库文艺》，主要发表水库修建者的诗歌和绘画作品。《密云水库歌曲选》《密云水库诗画选》《密云水库建设》等书刊，共创作上百篇文艺作品，其中绝大多数作品来源于水库工人自编自写。

　　文化生活丰富。曲沃电影队紧密配合浍河工程各个时期的施工计划，放映《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沙漠里的战斗》《农村大跃进》等长短故事片、纪录片40余部，共计312场，收看群众46万人次，共制作宣传劳动英雄人物幻灯片560余块。兴修浍河水库工程期间，工地有线广播站日日夜夜向民工播送6次工地消息、国内外新闻和文艺节目，及时宣传英雄模范，鼓舞民工斗志，活跃工地群众生活。

　　工地诗歌。在全国各地的水库建设过程中，民工们都创作了大量与水库建设相关的脍炙人口的诗歌和民歌，如“共产党有好主意，领导人民修水利，旱灾从此要灭迹，千家万户有余米。”“浍河是只虎呀！嗨！吆！决心把它骑呀！嗨！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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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动员

　　为了妥善解决移民问题，水利建设中通过成立移民办公室，在各公社（乡）成立移民安置委员会，对移民搬迁和安置工作进行统筹，对群众进行深入动员，耐心疏导。各地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有组织地召开各种会议，并组成以党员、团员和知识青年为骨干的宣传队伍，利用各种宣传形式和宣传工具，深入到户、开座谈会，着重讲清修建水库、根治潮白河、兴利除害的重大意义；说明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解释国家相关政策；号召迁移单位和安置单位都要以全局利益为重，“小我服从大我”。

　　当然移民动员工作不总是一帆风顺的，1958年10月湖南冬春水库建设过程中，就曾因移民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而出现了干群矛盾进一步恶化的问题，1961年10月甚至出现移民涌上大坝乱挖乱耙风波事件。

　　当时时任县委书记、县人委会代县长赵明同志等人驱车赶到冬春水库，召集干群代表开会。赵明代表县和公社以诚恳的态度检讨过去工作粗糙、武断等错误，分析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客观事实及县、公社主观努力不够造成的失职，并承诺会解决移民问题。20多天后，在赵明书记带领下，县委领导、以及县农水、财贸、公安、建筑、交通、工商等部门组成移民工作队一行40余人，自带行装和伙食炊具，驱车赶到新冬春驻扎。分工具体，责任明确，引导移民发展生产自救，一面搭建队员食宿、办公帐篷，一面展开规划图纸布局放样，立即动工建筑移民新村。1963年秋，四排61套住房和杂房、一栋学校、一座仓库和一口水井相继建成，一座巷道整齐划一、房屋美观大方的移民新村呈现在人们面前[13]。

二人民公社时期的水库管理

　　学者刘彦文曾提出了“工地社会”这个概念，他认为在水库建设工地上，不仅有党政机关，也有公安机关、法院和检察院，还有共青团、民兵和其他组织，以及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各类设施（包括医疗等），由此在工地上形成了一个小型的社会管理系统。人民公社时期，水库管理作为水利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水库行政管理主要呈现以下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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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分明，下放到队

　　在人民公社时期，水库管理呈现出较为明确的层级结构，主要分为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县（市、区）、公社（乡、镇）以及生产队（村）等不同层级。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水库工程逐步设立了专门管理机构。“1958年前，大中型水库多数由市、县管理。1958年，大型水库下放到县管理，中型水库下放到公社管理，小型水库由生产大队管理或无人管理。”[14]水库管理机构一般为：“大型水库设立管理局，中小型水库设立管理所或管理站，更小型的水库一般由生产队（村）设专人分管。”[15]

　　国家层面主要负责制定水库管理的总体政策、规划和标准。例如，国家水利部门会根据全国水利发展的需求，制定水库建设的长远规划，确定水库建设的规模和布局。同时，国家还会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水库的建设和管理，确保水库的安全运行和合理利用。

　　其他各级水利部门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水库管理实施细则。这些细则包括水库的分类管理、资金分配、技术指导等方面。例如，辽宁省水利厅会定期召开省水利工作会议，传达全国水利管理现场会议精神，向下一级水利管理部门推广其他省份的水库管理经验，并组织一系列水利工程大检查工作等[14]。

　　县（市、区）级水利部门是水库管理的具体实施者。他们负责组织和协调本地区的水库建设，包括选址、设计、施工等环节。此外，县级水利部门还需要对水库的日常运行进行管理，包括水量调度、防汛抗旱等。

　　公社（乡、镇）是水库管理的基层单位。他们负责组织和动员群众参与水库的建设和维护工作，同时，公社还需要对水库的日常运行进行监督和管理，确保水库能够正常发挥灌溉功能。

　　生产队（村）是水库管理的最基层单位。他们直接负责水库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在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通过集体劳动的方式，对水库进行日常的维护和管理。例如，定期清理水库的淤泥、检查水库的堤坝等。生产队还需要根据水库的水量情况，合理安排灌溉用水，确保农作物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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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劳动，群众参与

　　上述管理方式使得权责较为清晰，同时可以让村民以集体劳动的方式参与本生产队（村）的水库维护与日常灌溉，公社的集体劳动甚至可以助推城市建设。《科尔沁左翼中旗志》中提及：“1965年，全旗36个人民公社普遍成立机械打井队。每个公社打井队一般有5至8人，均为从农村选调的‘亦工亦农’人员。公社打井队主要为城乡居民打手压卫生井，少数公社井队可打机电井。”[16]

　　在水库建设过程中，群众积极参与施工，通过肩挑手提的方式，完成了大量的土石方工程。在水库的日常维护中，群众也积极参与，定期对水库进行清理和检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群众中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万里水库就兴建于这一时期，万里水库泄洪渠位于泽州县下村镇万里村西北，万里水库东面。据碑文记载创建于1960年，是晋城县东沟五星人民公社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提出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指导方针而建。泄洪渠由进水口与出水口两部分组成，上为进水口，下为出水口。出水口左右镶嵌青石质二龙戏珠龙壁两块，二龙戏珠图案下方雕有文字，东壁为“防旱涝”，西壁为“保丰收”，龙壁两侧又有砂石质柱形雕刻，东柱楷书“鼓足干劲”，西柱楷书“力争上游”，这些碑文充分体现了当时水利设施建设过程中的集体意识与劳动理念，以及充分强调了水利设施建设在促进农业生产方面的建设倾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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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出资，群众自办

　　建国后，一些省份的水利建设坚持依靠群众，民（社）办公助，自愿互利，合理负担的政策，群众拥有部分小型水利建设的自主权，决策过程呈现高度灵活的特点。

　　例如，1954年2月，江西省水利局对水利工作负担政策作了具体规定：兴办水利工程大体分国家举办、民办公助及群众自办三类。较大国营农场的水利工程由国家投资举办；部分较大防洪工程及示范性工程，在群众迫切需要又感力量不足的采取民办公助；群众自办的小型工程可以贷款扶助，凡群众自办工程的经费负担，应贯彻“受益多的多负担，受益少的少负担，不受益的不负担”的政策。小型工程应由受益户自行兴办，依照按劳动力出工、按受益田亩负担资金的原则，采取民主评工记分，或采取借工换工方式。较大工程必须动员非受益户帮工者，须做出计划，报请上一级的政府批准，由受益区给予适当报酬，凡国家投资由省、专、县经办的工程，民工工资标准，应根据计件工资折算，民工所得，除足够维持本人在工地的一切消耗外，还能养活一个人至一个半人的生活水平，并应注意在农忙季节尽量避免动用民工。群众自办及民办公助工程的工资标准，由受益户或受益地区群众自行拟订，政府不作统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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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重视技术

　　人民公社时期的水利部门，已经意识到管理队伍建设的必要性，以及初步具有了重技术的理念。在50年代一段较长的时期里，由于受到“重建设轻管理”的影响，水库效益发挥得不好。1961年12月，根据水利电力部党组提出的《关于加强水利管理工作的十条意见》，辽宁省组建了水库工程专门管理机构。全省各级水利部门还陆续从高等学校接收一批水利专业毕业生，主要分配到大水库、清河、阎德海和宫山嘴等大型水库。还有一些水利中专毕业生被分配到中型水库，加强了水库管理工作。初步改变了过去那种对水库“看库守坝”和“开闸放水”的管理状况，并将这种经验进行跨省分享。[14]

技术员在勘察设计水库（1976年）

　　图片来源：纪实影社微信公众号

　　都西庙水库的管理结构演变过程体现出60年代至80年代水利管理系统建设的科学性，职工队伍不断壮大，机构设置逐渐完善。《科尔沁左翼中旗志》提及，1960年，都西庙水库水利管理站成立，只有9名职工，其中站长1名。1974年，都西庙水库管理站与水库渔场合并，成立都西庙水库管理所，有书记兼所长1名，副所长1名。1977年，职工队伍发展到48名。其中党支部书记1名，副所长2名，工程技术人员3名。1985年，职工增加到87名，其中书记兼所长1名，副所长1名，工程技术人员2名。管理所下辖渔业队、牧业队、工程队、鱼种站、机务队、卫生所、子弟学校、牧草灌溉试验站、招待所等9个独立核算单位。1998年，都西庙水库管理所共有职工149名。[16]

三结 语

　　人民公社时期的水库建设和管理始终扎根群众路线，在缺少机械动力的时代，群众肩挑手推的集体劳动成为水库建设主力，是他们的努力改变了中国农业千百年来靠天吃饭的局面。

　　时至今日，中国现有水利设施中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这些水库仍然在防洪、调蓄、灌溉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由于管理不善，水利设施已经严重老化，病库、险库、淤库越来越多，抵抗自然风险和灾难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在商品化浪潮中，一些水库的承包经营权甚至被变相私有化。在这样的背景下，集体化时期的水库建设和管理实践，或可以成为今天的重要参照。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农田水利局编辑, 《论水利高潮》，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58年，第1-5页。

　　[2].唐政，《湖北阳新富水水库建设研究（1958-1964）》，湖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年，第20页。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下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681页。

　　[4].孙亮著，《地域城乡历史文化聚落研究书系 水利社会影响下宁波城乡历史聚落形态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2年，第181-182页。

　　[5].政协密云县文史委员会编，《密云文史稿 密云水库专辑》，内部资料，2010年，第57页。

　　[6].同上，第58页。

　　[7].同2，第43页。

　　[8].曹源清，《回忆修建白马水库》，《回忆录：湖南农业发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405-412页。

　　[9].《海河史简编》编写组编，《海河史简编》，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77年，第128-129页。

　　[10].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市昌平区历史 1925-2012》.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21年，第294页。

　　[11].刘彦文，《工地社会：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体主义与现代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50-157页。

　　[12].姜寿义，《车木河水库建设追忆》，《回忆录：湖南农业发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7页。

　　[13].唐孝良，《忆冬春水库修建始末》，《回忆录：湖南农业发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94-397页。

　　[14].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辽宁省志 水利志》，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11-113页。

　　[15].《青岛市水利志》编委会编，《青岛市水利志》，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6年，第302-304页。

　　[16].赵海山主编、《科尔沁左翼中旗志》编纂委员会编，《科尔沁左翼中旗志》， 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577-578页。

　　[17].晋城市旅游文物局编；刘金锋主编，《晋城文物通览 近现代史迹及其他卷》，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45-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