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去世前遭到非人折磨了吗？——毛主席、周总理：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

　　关于刘少奇在去世前遭到“非人折磨”，诸如：不给治疗，满身褥疮，头发一尺长，不给肉吃，浑身淤紫，住的房间没有玻璃等等，这些“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虐待”一直被众多人大肆传播，笔者仅举几例：

　　1、《光明日报》书摘，2012年4月1日《刘少奇冤死始末》，作者：黄峥

　　【在生活上、身体上摧残刘少奇，其中包括大幅度降低生活标准和患病后不进行有效治疗等

　　......1968年3月，刘少奇的另一位炊事员、原来郝苗的助手也被突然调走。这样，就没有炊事员为刘少奇做饭，只好由卫士到职工食堂买回来吃。时间不长，食堂也“造反”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不能吃好饭好菜为由，只卖给次菜，有时给窝窝头。刘少奇这时已70岁，嘴里只有七颗残留的牙，用假牙咀嚼很困难，所以有时只能吃一点菜和汤，经常吃不饱。这期间，拨给刘少奇的生活费用每月只有50元。

　　......“已有两个月没有理发，他也不提理发。”

　　......几天以后，刘少奇的病情恶化。7月9日，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生命垂危。这时，才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了几个医生组织会诊抢救。

　　......7月9日和8月6日，有关负责人两次对医护人员说：要尽力治好，护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

　　2、《财经》杂志：《思考姚文元之死》，作者：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周瑞金

　　【有一材料记述刘少奇主席当时情况说：“刘少奇赤裸的身体难以抵御飞行途中的严寒，到了开封感染了急性肺炎，没有人关心他的病。到开封后被当作一截木头似的推进了监狱。”“在监狱地下室，他已停止了呼吸。遗体上裹床白床单，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都变形了，下颔一片淤血”……】

　　3、百度一位“霓裳谈历史”的账号：

　　【他面容憔悴，身体消瘦，头发、胡子又长又脏，常常是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到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

　　全文没有记载出处，估计是抄袭最著名的所谓刘军医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生命最后的27天》帖子，这个帖子的第一句话：“刘军医是位天良未泯的医务工作者。他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写下了刘少奇最后二十七天的‘监护日记’”。这位刘军医，无人知道叫什么名字，他自己也没说自己叫什么。有关少奇在开封治病期间的种种谣传基本上都出自这篇帖子。这个所谓的《27天》中，除卫士长李太和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真实姓名。

　　4、李用胡，原河南公安总队三支队七中队指导员，所写《刘少奇囚禁在开封的最后日子》被《党史纵横》2008年第4期转载：

　　【刘少奇主席居住的屋子里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刘少奇虚弱的身体上。】

　　5、1984年10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王阑西所著《驰骋中原——回忆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引用了开封市工作人员张绛的讲述：

　　【吃饭怎么办?吃饭到食堂去打，食堂服务员也对少奇同志歧视。有时给窝窝头吃，吃不下就只喝点汤。少奇同志手颤抖，米饭也不能完全吃下去、半身撒满米粒子。......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一九六八年四月就发展到小便失禁，动作失常,甚至有时神志不清。......监护人员为了防止“意外”，就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示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

　　开封的医护人员说:少奇同志到开封时已处于昏迷状态。开封监护处的院墙有两层楼那么高，院内有几道铁门，窗户外面都是铁柱子，一军人负责监护，屋内有岗哨，外面有值勤的，戒备森严，医疗上还规定了种种限制。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药退回了一部分，并且不准到外地买药。这样，少奇同志在开封只生活了二十六天，十一月十二日就被迫害致死了。】

　　类似的“故事”，在贺龙元帅也发生过，在老舍身上也发生过。

　　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呢？

　　好在历史总会有人民在记录。

　　刘少奇被疏散到开封直至他去世的27天里，原解放军155医院工作人员师振德负责内务工作，从接机到为刘少奇送葬，见证了刘少奇在开封的治疗和去世的全过程。他写了一篇《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在《党史博览》与人民网的《强国论坛》都发表过。

　　师振德《刘少奇在开封的最后日子》：

　　【1969年11月17日上午10点钟的时候，教导员通知让我跑步上院长办公楼。......院长说：......同志们没想到吧，刘少奇要来开封了，派我们去执行这次特别任务，也就是说，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他的生活，谁走漏消息，杀谁的头，党员开除党籍，你就是见着亲人，见着什么人都不准说。

　　......

　　大概在9点钟之前，保卫处长张金贵通知我随他到机场接人。......换了被子，我就在后面抬，因为当时我年轻力壮，我抬后面，旁边一些人抬前边。搁在救护车上放稳以后，我们和北京来的医护人员同车出了飞机场。......北京的医务人员和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让我负责内务。又从医院调来常文秀等三个护士。北京来的同志一个姓曹，一个姓纪，他们向我们交代少奇同志的生活、治疗和饮食等方面的情况。

　　少奇当时是鼻饲，比如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都是从鼻子灌食。还写了一个饮食单，每天按照这个，定量是五顿。三四天、四五天剪一次指甲，天天给他洗洗脚、梳梳头。

　　治疗是由刘主任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我们在这里又给他增加了一些抗菌素。他有肺炎，有糖尿病。这些病都按照病情治疗。

　　......少奇同志去世那天，我是早晨4点钟起的床，过来一看，很多人正在抢救。......我和曹文秀在这清洁遗体，洗洗澡，净净面。然后在这照相，又在走廊照，是院长照的。

　　.....后来火化我也去了。出发是在夜间，很晚了。我和六个战士抬遗体。......我们把遗体抬到火化炉前。这时过来一个人，也就30多岁，把火化炉打开。我托着担架前面，六个战士拉着褥子托着，慢慢搁在传送车上。火化完了我们就回来了，大概是凌晨1点多。】

　　《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刊载了《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如实记载了刘少奇去世前的治疗情况。作者顾英奇，时任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二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门诊部的主要任务是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服务；也为警卫处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看病。顾英奇后历任，总参谋部警卫局保健处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军医、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医院管理学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副部长。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本号转载《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如下（略有删节）：

　　【我从1953年11月调到中办警卫局保健处从事中央领导的保健工作，1957年撤销警卫局保健处，改为北京医院中南海保健组。但我的工作和党的关系一直在中南海，从1955年7月12日起，担任朱德同志的专职保健医生。1965年10月我离开朱德参加下乡医疗队，1966年发生文革，1967年1月我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那时，北京医院已经十分混乱，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夺权专政，中央保健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破坏。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又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二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这次有医护、药房、化验共11人同时调入。当时中央警卫处、警卫团合编，主要受中共中央办公厅领导，建制归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门诊部的主要任务是为住在中南海的中央领导人和老一辈革命家服务；也为警卫处机关的干部、战士、职工看病。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少奇同志原先住在中南海万字（一）廊，1952年搬到中南海西楼的甲楼，最后于1963年9月搬到福禄居。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北京医院那时虽发生造反、夺权的混乱，总值班室还是执行了这条规定。

　　据刘少奇病历记载，我们调回中南海之前，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我们调回中南海后，根据上级指示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我们深知，这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但是门诊部的人员还是正确地对待、处理了这个问题。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少奇同志......的生活待遇和伙食标准也骤然降低，这一切都对他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我们出诊时看到，他的门庭冷落，院落荒芜，气氛肃杀，有的房间还有造反派张贴的大字报残迹；他的屋门外有一名游动哨兵，身边还有一位原来的秘书，一位原来跟他多年的卫士老李和两名管生活服务的战士。他们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对外联系；部队给派来一位年轻的厨师。这些人对他的态度还是和气耐心的。为了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他们的工作也都尽职尽责，但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确实都很少说话，气氛压抑。

　　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那个庭院和室内。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面色苍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门诊部的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少奇同志都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但风云突变，......这使我们与他接触时感到有点不知所措。但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在此前提下，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按医德规范和医疗原则，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平时少奇同志在痛苦煎熬中度日。我们则细致负责地对他进行了医学观察和照顾，随时解决他健康上的需要。

　　1968年4月，他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建议：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2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很配合，都认真地做到了。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地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的轻视和懈怠。

　　当时，他身边的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可以说做到了“公事公办”。

在“打倒”声中抢救刘少奇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兼医生顾英奇、医生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他。”我只能说，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我们执行的是“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这个指示。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也是指示要尽力救治。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很难说。但那和医疗组接受的毛主席、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两码事了。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术语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都是由于医护人员奋力抢救才得以好转的。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历史的检验

　　我们以为任务结束后，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自己做了医务工作者应该做的份内之事。

　　谁知多年之后，1984年11月我们先从《文摘报》上看到一篇《少奇之死》的短文，它是从《驰骋中原》一书中摘录的。后来，我们找到了《驰骋中原》原著。

　　作者著书的本意是歌颂少奇同志的功绩，对此我们表示赞赏并怀有敬意。

　　但他却在《驰骋中原》的引言中说了一段离奇的话：“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少奇同志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无人照顾……，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监护人员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甚至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未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引言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情节描述。

　　我们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写出这样一段文字，也不知道他所说的医生、护士指的是哪些人。有人问：“那时你在哪里？”他说：“自己在蹲牛棚。”

　　当然，他并没有进过中南海福禄居，更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在1968年前后的医疗、抢救工作；他也不认识我们和各科医学专家。两案审查结论，对我们救治工作的评价又是正面肯定的。那么他这段文字岂不是多余的吗！

　　还有洛阳接受刘少奇的那个医院的个别人，出于某种目的，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对中南海门诊部抢救刘少奇和护送他到洛阳的医生进行了凭空的诬蔑。事实是少奇同志在我们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而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真伪不言自明。

　　文革是一段特殊的时期......。但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

　　作为一名亲历者，我可以代表当时的医疗组负责任地说：我们所做的抢救少奇同志的工作，经得起组织的审查和历史的检验，自己也问心无愧。

　　（顾英奇，1930年生，辽宁新民人。主任军医。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谋部警卫局保健处副处长、处长、副主任军医、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会长，中华医学会医院管理学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副部长。是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