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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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诚在大陆赚麻了，成了身价万亿的资本大鳄。按一般人性来讲，他是怎么也不会出卖战略港口“资敌”，对把他养肥了的中国捅刀子的。而且，这些天来，香港政府、香港特首以及中国政府，都在要求李嘉诚终止这笔卖国买卖，可李嘉诚至今没有表现出响应姿态，而是表现出了一条道走到黑，与中国政府满拧的强硬态度。

　　说李嘉诚是“白眼狼”，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也因李嘉诚这种违人性与伦理的表现，都很容易引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把李嘉诚放在教员时代，将会怎样？姑且简称“李嘉诚之问”吧。

　　在我们探讨“李嘉诚之问”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探讨“李嘉诚之问”，富有可鉴的历史意义和可用的现实意义，特别是能够提供把资本送进笼子、保证资本有序、服务国家，不让资本恶性膨胀为非作歹的重要可借性方法论。

　　那好，就让我们进入这一话题的探讨吧。

　　我们认为，若将李嘉诚置于教员时代（1949-1976）的历史语境中，其命运必然与今日迥异。

　　对此，我们将从政治经济结构、社会改造实践、历史案例对比三个维度，剖析教员时代对资本权力的态度，进而探讨李嘉诚若置身其中可能面临的命运转折。

　　02

　　教员时代的中国，以“独立自主、群众路线、阶级斗争”为国之大者，对资本的定位与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逻辑有很大的差异。教员时代的政治经济逻辑是资本必须为人民服务。为此，教员时代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是所有制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旧中国的私有制，消灭剥削的制度根基。1953年启动的“三大改造”，将私营工商业纳入公私合营体系，农村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运动消灭地主阶级。

　　至1956年，全国私营工业产值占比从1949年的63.3%骤降至不足5%。这一过程的核心逻辑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剥削的根源，必须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将其转化为公有，以实现“劳动人民共同占有生产成果”之目标。

　　在此背景下，李嘉诚想通过垄断土地、能源、零售等民生领域积累财富（如其在香港控制电力、地产、超市的模式），必然与公有制原则直接冲突，李嘉诚不但不能得逞，还会碰得头破血流。

　　例如，1950年上海“米棉之战”中，政府通过国营公司抛售物资，彻底击溃投机资本对市场的操控，就生动展现了教员时代对资本无序扩张的零容忍。何况，李嘉诚进入大陆市场之时，其能量远不及“米棉之战”中的资本家。

　　二是阶级斗争与群众路线，实现了对资本的政治约束。教员时代的经济政策始终与阶级斗争紧密相连。1952年的“五反运动”（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直接针对资本家群体。仅上海一地就查处违法资本家2.4万户，追回赃款1.5万亿元旧人民币。

　　这种运动式治理不是胡来，而是有深层政治逻辑。即资本家的逐利本性必然与社会主义目标冲突，必须通过群众监督和政治压力迫使其服从国家规划。

　　李嘉诚靠大陆发迹，主要手段是与政府合作，充当中央在香港的代理人。《强权特首的回归与李嘉诚的出走》一文披露，李嘉诚的公司市值在回归前的1995年才只有420亿港元，盈利才只有30亿港元；而到2009年，就增加到一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经济总量的50%，盈利则高达两千多亿港元，增加了七十倍。在此期间，香港GDP增加了不到一倍。伴随李嘉诚迅速致富，香港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表现在基尼系数由1996年的0.517增加到2012年0.538。

　　要是在毛泽东时代，李嘉诚试图通过这样政商关系牟利，其行为将被定性为“官僚资本主义”，那些被他拉下水的官员也会与他一样被严厉清算。就跟1951年天津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被处决一样，就跟当年的上海奸商王康年被处决一样。

　　03

　　李嘉诚在毛泽东时代会不会这么有钱呢？对此，我们也可以给予八九不离十的素描，那就是根本没有可能。

　　首先，毛泽东时代对于回归后的香港治理，会依靠香港人民而不是指望李嘉诚这些人。对此，我们可以从毛主席在世时对香港的态度看出。

　　毛泽东时代虽未实际管辖香港，但通过支持香港工人运动持续施压港英政府。1967年“反英抗暴”期间，内地红卫兵焚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声援香港工人罢工。这种“以斗争促变革”的策略，与改革开放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绥靖”政策是不同的。若毛泽东时代直接治理香港，必然以彻底改造殖民经济结构为目标，而李嘉诚作为垄断资本的象征，首当其冲。

　　当然，李嘉诚也可以在回归前跑路。但要是那样的话，也就没有了今天富可敌国的李嘉诚了。

　　其次，教员时代土地国有，李嘉诚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就掘到第一桶金，继而掘得堆满一屋的金。李嘉诚财富帝国的核心是土地垄断。1970年代，其通过低价囤积香港土地，再以高价开发获取暴利，这种模式直接导致香港住房危机与贫富分化（基尼系数从1996年的0.517升至2012年的0.53812）。

　　教员时代的土地政策，决不会容忍也不会发生这类事件。早在1950年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法》，就明文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确立土地集体所有制。把之移植至香港，李嘉诚持有的土地可能被直接征收，用于建设公屋或公共设施，其“地产霸权”将彻底瓦解。

　　第三，教员时代的国计民生一律国家管控，李嘉诚休想染指。李嘉诚控制香港50%电力供应（香港电灯与电能实业）、70%零售市场（屈臣氏、百佳超市），这种民生领域的私人垄断，在教员时代必然被国有化。参考内地经验做法，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民生必需品的生产分配完全由国家掌控，价格由国家核定，利润上缴财政。若李嘉诚拒绝配合，其资产可能被直接接管，如1951年对英美烟草公司的强制征用就是力证。

　　由上述三点可以看出，若在教员时代，李嘉诚纵是一肚子坏主意，就算他李嘉诚有三头六臂，也得夹起尾巴做人，更不可能成为坐拥万亿，能力大到能够为祸国家的超级富豪。

　　04

　　那么，如果把李嘉诚放在毛泽东时代，他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事实胜于雄辩，通过如下几个特别与李嘉诚般配的典型案例，我们也可以作出比较准确的推测。

　　1、荣氏家族的命运转折案

　　荣毅仁家族作为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在1956年主动将申新纺织、福新面粉等企业公私合营。荣毅仁后任上海市副市长，并在改革开放后创办中信集团。这一案例显示：愿意服从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本家仍可发挥作用，但必须放弃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控制。若李嘉诚选择合作，或可保留部分管理权，但其财富积累模式必然终结。

　　2、王光英的“红色资本家”之路案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光英，在建国初期将家族企业转为公私合营，后成为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其道路表明：资本家若接受思想改造并服务于国家计划，仍能获得政治地位。但这一地位的前提是彻底放弃资本特权，与李嘉诚今日“商业帝国教父”的形象截然不同。

　　3、拒绝改造者的结局

　　1952年上海“大康药房案”中，资本家王康年因贿赂干部、销售假药被判处死刑；1963年“潘汉年案”牵连大批资本家，显示对抗拒改造者的高压态势。

　　由上述案例可以推导出李嘉诚在毛泽东时代只可能有两种结果：

　　一是接受社会改造，成为一个去除了铜臭味的红色资本家，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其路径应该是从“李家的城”到人民的城。

　　二是拒绝社会主义改造，成为王康年第二，不但会裸谢于世，还要永久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结合李嘉诚坚持“在商言商”、见利忘义、忘恩负义的品性，李嘉诚的命运应该更接近王康年第二。

　　05

　　探讨“李嘉诚之问”，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发，把这些启发用于治国理政，完全能阻断“李嘉诚”的再生。

　　首先，“李嘉诚之问”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资本逻辑与社会主义价值的不可调和。这不是一般的矛盾，而是无解的深层矛盾。

　　我们之所以养虎为患李嘉诚，根本原因就是在这一深层矛盾面前“装聋作哑”亦或“掩耳盗铃”，总是以良好的愿望想当然，以为只要我们对李嘉诚好，李嘉诚就不会变坏。

　　事实证明我们错了。正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所言：李嘉诚从来没有为中国作出过什么贡献。

　　直到昨天，李嘉诚的家人还大言不惭地说：他们家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的特权关照，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言下之意，就是他们不要对任何人负责，也没有对中国负责的义务。

　　也是因为我们对这一深层矛盾正视不够，认识不够，导致我们预先对资本的构想与期望几乎都打了水漂。这也提醒我们重拾或吸取毛泽东时代管控资本的经验做法。

　　到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和面对这样的现实。

　　一是“先富带后富”的设想已经破产。“先富带后富”的破产。改革开放后，邓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李嘉诚等富豪的财富转移（如2015年抛售内地资产）证明“先富带后富”的幻想破灭。

　　毛泽东时代则从根本上切断这种路径，通过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遏制两极分化。1952-1976年，中国基尼系数始终低于0.3，而2015年已超过0.61。

　　二是资本与主权的冲突。李嘉诚将港口出售给美国财团贝莱德“资敌”坑华祸华，凸显资本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的结构性矛盾。

　　毛泽东时代对此类行为肯定会强力干预。1960年代，政府通过“三线建设”将关键工业迁至内地，严防沿海资产被外部势力控制。不但开中华一脉长治久安，也为今天管控资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法论。

　　三是我们已经面临与资本意识形态的终极对决。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资本跨国流动正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若李嘉诚在毛泽东时代与外资合作，其行为可能被定性为“买办资产阶级”，面临最严厉的阶级斗争审判，其资本帝国必然在公有化浪潮中解体，其个人命运取决于是否服从社会主义改造。决不会像今天这样，反手将国家的军。

　　你看，把李嘉诚置于毛泽东时代，从这一历史的镜鉴里得到现实的启示还真不少，且都十分深刻呢。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探讨“李嘉诚之问”，并非要否定市场化改革，更不是要否定改革开放，而是旨在揭示两种发展模式的差异，求得有益的补充。

　　毛泽东时代我们以消灭剥削为纲，毛主席辞世后我们以效率优先为轴。

　　后者的成就巨大，但问题也不少。今天的中国，贫富分化、资本外流、民生垄断等毛泽东时代曾彻底解决了的问题又卷土重来了。如何化解这一切，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毫无疑义，还要从毛泽东时代取经才行。

　　需要特别强调的还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并非要回到计划经济，而是需思考如何管控资本，改造资本家，构建“资本为人民服务”的新范式。或许，这便是“李嘉诚之问”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您说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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