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曾在2018年接受采访时说道：“历史上会时不时地出现一些人物，他们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且强迫它脱下旧时代的伪装，特朗普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正在上演的“关税闹剧”正是基辛格上述话语的最好展现。特朗普治下的美国终于要脱下微笑的面具、伪善的面纱，赤裸裸地露出狰狞的面孔要“吃人”了。4月2日以来，特朗普以“国家紧急状态”为名，宣布对所有贸易伙伴实施最低10%的基准关税，并对中国、欧盟、日本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征最高54%的“对等关税”，截止4月11日，其对中国的关税已提高至145%。这场号称“解放日”的贸易战，并不能如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所期盼的那样使其得到“解放”，相反，只能使美国中下层百姓本已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过不了多久，美国人民就会在通货膨胀中发现自己被欺骗了，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在特朗普的关税战之下岌岌可危。
特朗普关税战的本质：贫富撕裂与阶级矛盾的“魔法转移”
这场关税战的本质，是将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转嫁为对外部敌人的猎巫运动。正如基辛格所言，特朗普正在强迫美国“脱下旧时代的伪装”，暴露的却是法西斯主义的病灶。
全球化为美国资本带来海量财富
美国真的像特朗普所说的那样是全球化的牺牲者吗？恰恰相反，美国是其主导的全球化之中最大的获益者。当代全球化的实质乃是“二战”后美国向金融资本阶段跃升并获取收益，带动全球跟从发生变迁的过程。
首先， 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全球化布局，利润暴增。大量跨国公司将生产、销售和服务网络延伸至低成本地区。例如，通用电气（GE）的海外业务贡献了其总利润的25%，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如墨西哥、印度）的发电设备、航空引擎等领域占据垄断地位。科技巨头如苹果、亚马逊和谷歌通过全球供应链与市场垄断，攫取超额利润。苹果公司60%的利润来自海外，而中国等制造国仅分得1.6%的加工收益。
同时，美国跨国公司利用“爱尔兰荷兰三明治”（企业一种避税的魔术手法，因为其手法主要是在两家爱尔兰子公司和一家荷兰子公司之间腾挪，就像两片面包夹着一片奶酪的三明治）等避税策略，将海外利润留存于低税率地区。2020年，美国企业海外利润留存规模达2.6万亿美元，实际税率仅为7.8%，远低于本土的21%。
第二，美元霸权之下，美国对世界资本进行虹吸。截至2024年，全球各国存放在美国的资产高达61.46万亿美元，包括国债、股票和房地产等。美国通过输出美元换取实体商品，再以低利率吸引资本回流，形成“美元-美债”循环，支撑其资本市场繁荣。美联储数据显示，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规模达7.4万亿美元，占未偿国债总量的30%，低成本资金助推了美股长期牛市。
同时，美国金融机构通过衍生品市场（如CDO、CDS）将风险分散至全球，同时赚取高额手续费。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业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进一步扩张，2023年华尔街6大投行利润总和突破1500亿美元。
第三，美国企业通过技术垄断与标准制定权获取超额利润。美国在半导体、软件和互联网领域占据技术制高点。微软、英特尔等企业通过专利壁垒和行业标准，控制全球80%以上的操作系统和芯片市场，仅2024年全球半导体销售额中，美国企业占比达47%。
同时，美国企业通过专利授权和特许经营，每年从海外市场获取超2000亿美元收入。例如，高通公司凭借5G专利，从中国手机厂商收取的专利费占其净利润的60%以上。
全球化之下的财富集中与阶级分化
全球化之中美国社会的深层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分配的极端失衡。具有全球业务的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财富日益集中，而普通工薪阶层则日益贫困化。美联储最新数据显示，1980年至2024年，美国最富有的0.1%家庭——仅13.3万户——拥有13.8%的国家财富，这一数字打破了历史记录。过去4年，其净财富增长超过6万亿美元，主要归功于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价值的飙升。这一群体持有约四分之一的美国股票，占其财富的近一半，约五分之一则以私人企业持股形式存在。大企业CEO薪酬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从1965年的21:1扩大至2023年的320:1，资本收益与劳动回报严重倒挂。疫情期间，特斯拉CEO马斯克财富增长超1500亿美元，而普通工人实际工资则下降13%。美国最底层的50%家庭仅拥有全国财富的2.5%。而排在底部的10%美国人，几乎是“口袋空空”，别说存款，连日常开支都捉襟见肘。
美国对中下层劳动阶级的制度性剥削主要通过三大推手进行。
首先是税收倒挂。工资税最高37%，而资本利得税仅20%，富豪通过离岸信托年均避税300亿美元。
其次是教育垄断。私立常春藤院校中，来自收入前1%家庭的学生比后60%总和还多，阶层固化已成代际遗传。
三是医疗资本化。美国医疗支出占GDP18.3%，人均成本是OECD国家2倍，却仍有2800万人无医保。
可以说，税收、教育和医疗“三座大山”使美国中下层家庭不堪重负。
美国两党合谋的“矛盾转移”与去阶级化叙事
面对如此严重的阶级矛盾和贫富分化，美国的“民主”制度却表现得十分无力。民主、共和两党通过合谋的去阶级化叙事进行了“巧妙”的矛盾转移。
首先，民主党的“身份政治障眼法”。经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改造，本来代表美国中下层劳工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从经济左翼转化为文化左翼，“巧妙”地将阶级矛盾转移为LGBTQ、女权、种族等议题，鼓吹“政治正确”掩盖分配不公。奥巴马任内，金融资本救助计划耗资7000亿美元，而医保改革却向保险公司妥协。
而共和党则在近十年逐渐沦为民粹主义的特朗普个人党。特朗普则通过“排外主义毒药”将阶级矛盾转移为种族矛盾和国家冲突。他将570万制造业岗位流失归咎中国，却对美国获取全球化超额利润的事实避而不谈；他炒作墨西哥“毒品泛滥”，实为掩盖是美国医疗集团在制造阿片类药物危机（年致死超10万人）；他煽动“白人至上”情绪，将失业归罪于移民，转移对华尔街的怒火。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天然具有剥削性和扩张性。对应资本的两种特性，反全球化运动有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民族种族视角，一种是阶级视角。前者的拥趸往往是国内的极右派，具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特征。他们忽略资本的剥削性和由此导致的阶级矛盾，只是将阶级矛盾转化成国家内部的种族矛盾和国家间的民族冲突。他们所进行的财富再分配不触动资产阶级的利益，只是试图通过掠夺本国“敌对种族”和敌国财富来缓解矛盾。这种解决问题的路径必然要诉诸一个强大而“邪恶”的“他者”，对外将某个国家、对内将某些族群作为资产阶级的替罪羊。特朗普代表的正是这一路径的代表。美国资本主义长期的系统性剥削催生了民粹主义火山。当特朗普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时，实质是将阶级矛盾转化为种族仇恨，正如希特勒将经济危机归咎于犹太人。此时，特朗普的美国已经法西斯主义化了。
美国两党虽然表面看起来高度分裂，水火不相容，但实质都是通过“去阶级化”的叙事来“煽动群众斗群众”，将阶级矛盾向内或者向外进行转嫁。
饮鸩止渴：关税战加速美国霸权瓦解
特朗普的关税战，是资本主义拒绝刮骨疗毒后溃烂的脓疮。当医疗-军工-金融复合体吞噬了90%的游说资金，当宪法沦为既得利益者的护身符，法西斯主义就成了统治集团延续特权的“低成本方案”。
特朗普模仿1930年代德国资本集团路径：联合传统能源、军工巨头，以“国家安全”为名扩张行政权力。但核时代已无“外部蛮族”可供征服，当美国沉迷于“关税魔法”时，中国正以“一带一路”重构全球产业链，RCEP激活亚洲经济圈，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用多边主义对冲单边霸权。特朗普的关税战将美国背信弃义、蛮横自私的霸权主义赤裸裸地展现出来，最终将耗尽美国多年积累起来的软实力，导致霸权自毁。
出路何在：社会主义手术刀vs法西斯主义止痛剂
法西斯主义的矛盾向外转嫁只能是美国中下层劳动阶级“自嗨”的镇痛剂。美国的深层矛盾唯有通过社会主义改革方能根治。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拆分银行、设立最低工资、救济法等社会主义性的政策将美国从大萧条的阴影中解救出来。现在的美国政治家应努力让“阶级”重新回归美国政治中心。福山反思“历史终结论”时也承认：唯有回归阶级政治，构建跨种族、跨阶层的再分配联盟，才能避免文明冲突的深渊。
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当美国底层举起“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标语时，当锈带工人识破“中国抢走工作”的谎言时，社会主义的火种已在帝国裂缝中悄然复燃。这场21世纪的大考终将证明：能救美国的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幻梦，而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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