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69岁的司马南因税务问题，几乎被宣判将会自此彻底隐退江湖。
一周之后，78岁的易中天官宣入驻B站，继2022年9月一度遭遇相关出版读物下架两年半之后，完全得到了护身加持。
仅仅数年间，舆论场的文人们纷纷迎来了身位翻覆。
恰如2021年夏天时还占据着各大官媒头版头条的“遏制资本无序扩张”早已销声匿迹，看看几年前似还风光无限的潮头者们，如今仿佛一块块被用完就扔的臭抹布……而如果说连马老湿都可以焕发新生，那么易中天的重新登堂入室好像也不那么难以理解。
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已见证太多。
爱情可能存在海誓山盟，但政治从无丹书铁券。
回想2018年开年，昔日的80后异见分子领袖、曾在2004年入选《南方人物周刊》五十大公知的韩寒，在微博公论“退学”与“杂文停笔”，被舆论哗然：公知韩寒正式退出江湖。
反思以攻击公有制体制、讽刺国民性格为第一落脚点的杂文的文学局限性，并思考在步入电影业这个必须考虑“恰饭安全”的领域中如何生存，韩寒宣布脱下公知外衣，和曾经的自己作别。
此后，韩寒的微博几乎全部是电影宣传和广告，从一个最悸动的人，变成了一个最安全的人。
形势的变化呼啸而至，不仅是韩寒，几乎每一个身处洪流中的逆子，在曾经被自己扔掉的红旗面前都可能变成一个能缝善锈的巧匠。
正应了毛主席1957年5月的评语：
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对那些鼠目四顾的民国知识士人们有过刻画：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
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
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
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
仅仅“退圈”六年之前，韩寒还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吹捧台湾政治体制和民众脾性的杂文《太平洋的风》，轰动大陆文坛。
这篇在今天看来已是笑掉大牙的古墓派公知文风的作品，在当时却几乎被各类小萌新期刊和体制内文人奉为圭臬，是中国大陆人反思忏悔“国民劣根性”的两大无尚宝物之一——另一个宝物，是诞生于《太平洋的风》二十年前的《中日夏令营的较量》。
今天的韩寒已经不会再提，我想他甚至都渴望被遗忘。
在《太平洋的风》之前，29岁的他曾在做了香港的节目时大放厥词：
从小都听说“红领巾的颜色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当时还以为好多“烈士”就在红领巾工厂里面天天“放血”……后来才知道，TMD只有卫生巾才是血染的。
随即，他在博客上连续发表《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文章，即著名的“韩三篇”。
与之臭味相投的易中天，当时敏锐地闻着味赶来：
有了韩三篇，可以过年了。
彼时的韩寒则更狂妄：
我就要做个臭公知！
然而六年后的他又说：
当年都是发泄情绪……也没有什么干货……
只是，易中天直到今天似乎依旧“本色不改”。
从力挺韩寒，到吹捧茅于轼，再到亲自下场操刀教材，易中天的形象与身位自始至终是清晰明朗的。
十余年前，易中天公开发表文章《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
一石惊起千层浪，引来江湖文人一致叫好。
该文中，易中天全然否定党领导工农阶级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功绩，认为封建主义是秦始皇推翻的、帝国主义是孙中山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则完全不存在。
只能说，简直大谬......
封建主义最根本的生产逻辑与统治基础是土地私有制和人身依附制，直到始皇嬴政离去两千年，依旧未有改变——包括孙先生的辛亥革命。
如毛主席所言：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是共产党人领导农民阶级掀起的土地革命，才真正实现了以土地为核心的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结束了封建经济。
而帝国主义，即易中天口中“孙中山推翻”的晚清王朝，有半点实力敢称自己为“帝”吗？
晚清王朝既丧失了几乎全部海外藩地，另一方面连自己内陆的领土主权、军事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也全部被真正的西方帝国主义侵蚀。
孙先生表面推翻封建帝制，实际其内理本身就有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副作用（列强需要中国“八块化”、需要诸军阀起势推翻大一统的清朝）。
至于易中天口中“压根不存在”的官僚资本主义，早在十九世纪60年代时，买办资本势力就开始与宫廷官僚势力明目张胆相结合，这个“传统”几乎一直延续至今（除了1949后的三十年）。
尽管在晚清的封建官僚眼中，洋行买办仍被视为鄙贱职业、买办不过是一些除“声色巨利”之外不知其它的“佻达游闲”，但事实上封建官僚和买办阶层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已在以洋务运动为中心，酝酿利益结合——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
典型即1872年新式轮运业招商局的诞生。
通过招商局，晚清的百姓们可以看到：洋务派官僚不仅依赖有势力的洋行买办，且要网罗一批买办化商人；不仅为了藉助买办商人精通新式轮运的业务能力，而且还要依赖买办商人的外域资本力量（大批外国轮运势力）。
五口一开，侵略势力猖獗，封建统治者考虑到“夷商素所深信”的广东行商同顺行吴天恒及怡和行伍敦元两个大家族，委派他们到江苏等地“同夷人说话了事”，承充对外交涉职务。
由此，很多买办人物也都藉机先后捞到沿海一些地方的官职，沦为洋人势力嵌入晚清政府的楔子。
如福建厦门的兴泉永道、浙江宁波的宁绍台道，当时“皆用广东籍贯之员”，伍崇曜在1863年病死以前主要在广东当差，本来就是充当公司帮办与洋人往来颇密的买办。
获取官职的买办官僚更加便于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在洋人侵略者和封建统治上层之间左右逢源，如吴健彰任职上海苏松太道期间，与之有资本关系的美商就饱受其惠。
而对于统治上层，这些买办的作用也并不限于在政治上“同夷人说话了事”，同时还是经济上的依赖对象。
1853-1854年间，吴健彰曾以江海关洋税为担保向上海洋商借款127728两，作为镇压小刀会（民间反清组织）费用，这也是旧中国外债史上最早的一笔。
易中天先生，你敢说官僚资本主义不存在?
从动机而言，否认党带领工农阶级推翻三座大山，本质不过是要否定共产党人的革命史、中国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罢了。
进而，才可以达到易中天等此类文人阶层的真实诉求：拒绝承认新中国的建政合法性，拒绝接受党和人民对旧知识分子的人民化改造。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文人阶层在经过「去革命化」三十余年后，大抵是烂了，烂得透透的......
包括涌入了大批文人而形成自由化阵地的媒体群。
居庙堂之高的文人阶层、处江湖之远的媒体群魔、驭境外之炮的西方资本，这三股势力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合流，成为在舆论场上重新压迫中国人民的“新·三座大山”。
毛主席早于1967年便一针见血：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文人知识阶层是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子群体，在新中国之前，他们由晚清封建士人进化，于封建除根未尽的国民党体系中如鱼得水。
得益于民国时代的知识分配不均，文人群体垄断着较多知识、也垄断着由知识消化所造就的所谓“思想”，成为所谓“大师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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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层历来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要位，乃至某些朝代权倾庙堂。
不过，文人弄权的结果一定是国家与民族的政治生态走向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历史上但凡较有作为的时代，无一不是求贤如渴与鄙视文人并存——有商鞅、张良、孔明、刘伯温，亦有许攸、祢衡和杨修。
社会想要前进则必然开动车轮，而车轮滚滚就必然产生震荡。
那么这种震荡，定会在文人阶层中进行着严格残酷的遴选与改造。
其兴衰胜败的标准在于：文人们能否在实践中体现价值、能否对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四体不勤、不事劳动、亦或是攀附旧权贵或外族势力。
一旦与时代、民众和实践相脱节，那些看似孤傲、实则反动的文人必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也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藉此探究，“花钱买太平”、“中美夫妻论”、“全球化”、“和平与发展”……会成为中国当代文人阶层的最爱倒也可以理解。
易中天《帝国的惆怅》美化西方侵华史
为恭迎西方的文化侵略，易中天不惜在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说：
实际上华夏文明只能说是3700多年。
这话近年来有点耳熟……只不过，说这话的人往往总是“立场鲜明”：
恰如十多年前——也是中国经济入世的十多年后，易中天会急不可耐地呼吁中国“文化入世”。
这种既无骨气也无真知的复古作态，孕育温床自然还是80年代近似于“赵匡胤复活”的氛围。
比如如此姿态：
对此，我也愿意给易中天先生的观点以点评：
…………………
是这么回事吧，精通地缘战略的易大教授？
据检索，“夫妻论”的始作俑者应是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也是他最早提出所谓“中美国”的概念。
用他的话说：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婚姻就像我和我的老婆......中国负责存钱，美国负责消费”………
十二年前的华盛顿，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经济对话会议上，“中美夫妻”论调曾死灰复燃；一年之后的芝加哥，第二十五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夫妻论”之后，“主仆论”又横空出世……
就在那场中美商贸联委会举办的当天，西方集团联手对俄发动金融战，俄央行继当年12月11日加息一百个基点到10.5%之后，刚刚五天，面对西方发起的攻击和卢布的再次贬值，不得不一口气将利息提高到17%。
西方集团是在做给谁看呢？示威，还是炫耀呢？
抱团集中+扬文抑武+近亲繁殖+圈子文化，体制内文人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各地“作协”“文联”开始金碧辉煌，恰似宋朝文人当政。
这部分饱食皇粮的红袍文腐是向来鄙斥群众的，不论是周百义的“我是厅级干部，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是以下半身文学“不负父望”的贾浅浅，包括倾心西洋政治而蔑视中国群众文化的易中天其人，居高临下的文殿书房仿佛是他们刀枪不入的象牙塔。
但其实恐怕很多人不知，这部分人在80年代发迹之前，恰恰是群众运动中最用力过猛的群体。
尤其易中天能够捧上一份俸禄，其源头就是拜四十年前的武汉大学校长所赐——当时的武大校长不是别人，正是与1967年“百万雄师”颇有渊源的刘。
武汉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曾直言：
20世纪80年代，受所谓“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部分高校曾经试行校长负责制，党对高校的领导一度受到严重削弱，影响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导致人心涣散，思想混乱，最终出现了严重后果。
以武汉大学为例，那一时期正是“刘校长精神”死死统治的阶段——一手孵化出方方、易中天、冯济海、周玄毅、宋庚一等逆向民族主义分子的“教育改革家”刘道玉。
此人前半生扛着红旗，后半生反红旗；前半生极左扩大化，后半生极右自由化——
从1955年加入武大肃反队伍，到1957年成为班级反右小组组长；
从1966年任武大校文革教育组组长，到1967年加入著名的武汉“百万雄师”；
从1979年开始任职武大高层，到80年代中期在武大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民主化改革”，以及1986年曾暗自支持过武汉大学的学生运动……
刘校长的一生真可谓每一步都站在了风口上，也在80年代执政武大时期培育了诸多如易中天这般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中国文人、媒体人。
他曾认为：
一个真正有灵魂的大学校长，一定要接受过“精英教育”。
这种教育理念下的教育改革，在80年代确实是对工农兵大学与七二一学制的泼污与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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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2023年某位曾供职于大象公会等反华精日组织的“女学者”活活饿死在日本的新闻吗……
此人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
而武汉大学包括樱花在内的“习日风”，源头正是刘校长。
在其治下，武汉大学开始自日本引进樱花、夯实当年侵华日军在珞珈山下遗留的樱花败种之风，其规模越来越大（1987年3月24日刘道玉曾亲自参加首届“樱花书市”）。
同时，武汉大学在刘校长治下对日本方面的推崇也层层递进：
1983年9月，刘校长率武大代表团访问日本，与东京都大学等学校签定交流协议；
1984年8月，刘校长远赴美国参加“中日美”第二届金属有机化学讨论会；
1985年7月，刘校长作为代表团副团长参加中日大学校长第一次会议……
2020年初的风波还有印象吗？武汉抗疫的关键当口，87岁的刘校长在凤凰网的邀请下竟然批甲出马，不辞辛苦地替他的武大后辈方方女士奋力声援：
中国人到了应该反思的时候了……中国近现代没有这种自由、民主、尊重人格和隐私的辩论，动不动就是围剿……我只能从中国思想文化先天缺失寻找原因，这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欧洲的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说到武汉，不妨多唠。
2021年4月，方方的武汉大别墅闹剧又浮出一位大牛：陆家族。
陆曾在1966年匿名信事件中称妻子严慰冰有精神病，故才会写一堆匿名信（而且还栽赃给王光美）想搞臭林家，林老总甚至后来不得不在政治局会议上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是处女，闹剧一大堆…
1982年5月26日，中央书记处批准恢复中国作协体制；同年，严慰冰加入作协。
一个精神病患者竟然能够进入作协，试问这是个什么协会，大牛们的疗养院？
1966年时，陆的中宣部已被毛主席批评为“阎王殿”、“死人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是遏止文化大革命上升到政治高度的阻力。
陆的儿子陆德，曾任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中心局局长和中国防卫科技学院副院长，并在《XX春秋》杂志发过文——2013年2月27日（体会这个时日阶段），陆德在《炎黄春秋》哀叹：
我们这代red二代，只能执政这最后的十年了。
唐小禾是陆第一任妻子唐义贞的二哥唐一禾的儿子，任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武汉，鄂城，鹅城，那里是某些人的“老巢”，是固若金汤的碉楼。
林老总在1967年8月9日曾有这样一句话：
全国各大军区过去有两个不放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武汉，拿他们没有办法……
在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中，赵匡胤轻而易举的从孤儿寡母手中拿取政权，对武将自有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杯酒释兵权。
他曾对赵普感慨：
选择一百个文官派到全国各地去当地方大吏，哪怕他们全都变成贪官污吏，都赶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祸害。
在赵匡胤看来，文官贪污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武官贤能却是大问题。
因而，军队经商、军工下马……
从银河号到台海危机、从南联盟被炸到南海撞机………蒙古和大金肆意凌辱大宋的同时，是文人阶层及其麾下的新闻团体在朝野、在民间的趾高气扬、平步青云。
夫妻论，夫妻论，你想当太太，但人家只想统治、羞辱你、凌驾你。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
只有在地球上消灭了帝国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真正消灭了阶级的时候，才会真正出现世界的永久和平。
毛主席的话，真的很难懂吗？
不要担心我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
上面这句，是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主席的傲语，这番姿态，同样被志愿军带去了板门店的谈判桌前。
直到1972年尼克松风尘进京、主动伸出紧张得汗渍满满的双手，中华民族对海洋文明的重新招降达到顶峰。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威严地警告美国：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近七十年后，2020年10月24日，这句话终于被再次引用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当中。
历史航舵的回正是不易的，切莫再入“夫妻论”桎梏中。
被敌人攻击和抹黑，这本就是一种荣耀；如若被亲吻，那就该想想自己是不是堕入了温柔的陷阱。
正如毛主席在《论持久战》和《关于〈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给臧克家、徐迟的信》中有云：
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1938年5月）
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1959年9月）
蛇鼠一窝，全员恶人
只能说，伟人的话真是不得不服：
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遗留着资产阶级的血腥味，他们混在人民中间，用语言及其伪装欺骗着民众，却在笔杆子上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摇喊。
1962年12月12日，主席在给彭真、刘仁的批示中曾这样说：
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两年后的6月27日，主席又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作出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都说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实上又何止五十年。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艺术”？
很简单，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引导群众积极向上的对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都有助推作用的文艺作品。
比如40年代活跃于延安解放区的作家丁玲，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描绘了一幅幅专注于农民个体和革命生产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这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
在丁玲笔下，不论是被困于男性单向欲望和男权主义世界里的梦珂，还是对社会现状具有极度反思渴望的莎菲，亦或是标志“告别‘莎菲’而走向革命、放弃女性立场”的韦护，无一不鼓舞了最广大的底层工农阶级。
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
这是主席半个多世纪前的隐忧。
那么今天呢，老人家当年是多虑吗？
跋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文章是根据一位大人物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
他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
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
不到两年后的1980年2月，他出席首都出版界迎春茶话会，有同志提出请他讲讲国家形势，于是他从当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讲起。
那篇文章的结尾引用了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中的个别句子形容当时局势，但他觉得不够完整，因此即兴现场发挥，将这首词重新编排组合，以新词来道形势。
辛弃疾的名作《汉宫春·立春日》原词是：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该词以立春为题，虽是写春已归来的欢乐时节，但通篇更多流露的是岁月易逝英雄无用的悲凉愁绪。
而八百年后，这位并非诗人的大人物将辛弃疾的原词改编，其意境、格调“焕然一新”：
春已归来，东风从此，染柳薰梅。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
他所改编的新词第一句是“春已归来”，与辛词无异，但其所写的“春天”，显然是指那个阶段力推的所谓“意识形态领域解冻”的象征。
第二句是“东风从此，染柳薰梅”，他随即解释道：
春天回来以后，东风吹得柳树绿油油的，吹得梅花开放起来，香香地扑鼻，东风从此把祖国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来。
第三句是“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这是直接引用了辛词，他说：
春天到来以前，料想那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燕子，在立春这天晚上，连做梦都梦到百花盛开的园林里去了。我们在座的同志，也是经过多少风雨的燕子啊，我们这些同人民、同党共命运同患难的时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梦也梦到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境界里面去了。
他把上面三句作为上阕，而下面两句是下阕。
第一句是“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他解读：
引到我们的形势上面来说就是，现在还有消极因素干扰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无端风雨，一种干扰破坏的因素。‘未肯收尽余寒’，即还有‘XX帮’的余毒，也就是邓副主席讲的‘XX帮’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余毒也是一种余寒嘛。
随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便引用此句大声疾呼：
我们还要继续克服干扰四化建设的消极因素，如ji左思潮之类。
最后一句是“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这是化用了辛词，“解连环”典故出自《战国策·齐策》：“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国用玉连环向齐国示威，齐王后一锤砸碎破解了玉连环，向秦国暗示齐国不会示弱。辛弃疾以玉连环比喻忧愁难解。
但是这位大人物则不同，他从君王后解连环的故事隐喻所谓“打破教条束缚，推进改革开放”，他说：
我们解连环的办法很多，君王后的魄力是值得学习的，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办法，要因事而异，实事求是。辛幼安是爱国诗人，因为有余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发出感慨：‘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君王后已经学会解连环，就是把它砸开嘛！辛幼安为什么还要问，何人会解连环呢？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没有什么‘清愁不断’。我不知在座的同志对国家的形势，有没有清愁不断、忧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国可能有一点，也不会太多。
所以他把辛词改为“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认为这么一改就“把忧虑解除了，解放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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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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