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世界为敌”：天才青年马克思的狂傲与挣扎

　　青年马克思在波恩与柏林大学的成长经历，展现了他从叛逆学生到哲学狂热者的转变，以及他与燕妮冲破阶级的爱情。

　　这段经历奠定了他蔑视权威、挑战规则的性格，并促使他从哲学思辨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最终导致第一次流亡。

　　大家好，我是伊峰。

　　上一篇我们留下一个悬念：一个出身优渥、本该前程似锦的少年，内心为何埋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种子？当他离开家乡，走进大学，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思想风暴与人生际遇？

　　今天，我们就潜入历史的深处，去看看那个狂傲不羁、满腔热血的青年马克思。他的人生，在大学里，被两样东西彻底点燃了——一个是能把人脑子烧坏的哲学，另一个，是一段足以冲破一切世俗偏见的爱情。

　　Part 01

　　“坏学生”与情诗

　　别以为未来的“革命导师”一进大学就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霸。

　　恰恰相反。

　　17岁的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后，彻底放飞了自我。他花钱如流水，让远在特里尔的父亲在信中不断抱怨“一年花了700塔勒，好像我们是阔佬一样”。他热衷于写诗，不过写的不是革命战歌，而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爱情诗，其中大部分都是写给一个女孩的。

　　他还酗酒、决斗，甚至因为“夜间酗酒闹事和扰乱治安”被学校关过一天禁闭。档案里对他的描述是：他因为携带违禁武器而受到了“更为严厉的斥责”。

　　活脱脱一个精力过剩、荷尔蒙爆棚的“问题学生”。

　　父亲对他很头疼，在信里苦口婆心地劝他：“我曾希望，有朝一日你会成为我的骄傲，给全家带来欢乐，但现在你带来的却是悲伤。”

　　但父亲可能没完全看懂，儿子这种表面上的“放浪形骸”，背后是一种对刻板规则的本能反抗。而他那些看似不着边际的浪漫情诗，也并非少年无病呻吟，它们都指向一个真实存在、并足以让他付出一生的女人——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Part 02

　　冲破门第的罗曼史

　　燕妮，是特里尔公认的“最美的姑娘”，也是马克思姐姐的闺蜜。她的家世，比马克思家还要显赫。她的父亲是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普鲁士政府的枢密顾问官。

　　一个贵族男爵的女儿，一个犹太裔律师的儿子，在19世纪的德国，这中间隔着的，是难以逾越的阶级鸿沟。

　　但爱情，就在这两个年轻人之间野蛮生长。

　　他们从小青梅竹马，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她欣赏马克思与众不同的才华和深邃的思想；而马克思，则在燕妮那里找到了灵魂的共鸣。燕妮不是那种空有美貌的贵族小姐，她博览群书，对莎士比亚和德国浪漫派的作品如数家珍。

　　在马克思去上大学后不久，两人就秘密订婚了。

　　这是一场“豪赌”。燕妮拒绝了无数贵族青年的追求，把自己的未来，赌在了一个前途未卜、甚至有些叛逆的穷学生身上。而马克思，则用一生去证明，燕妮的这场豪赌，是他生命中最伟大的胜利。他后来在给燕妮的信中写道：“如果世上还有魔鬼，我一定把灵魂出卖给它，只为了能拥抱你，吻遍你的全身。”

　　这段冲破世俗的爱情，不仅是马克思个人生活的重要支柱，也从侧面印证了他性格中最核心的一点：蔑视权威，挑战既定规则。

　　这种精神，很快就从他的爱情生活，蔓延到了他的思想世界。

　　Part 03

　　在柏林，与“魔鬼”共舞

　　父亲对马克思在波恩大学的表现非常失望，一年后，便把他转学到了纪律更严格、学术氛围更浓厚的柏林大学。

　　父亲的本意是想让他“收收心”，好好学习法律。可他没想到，柏林大学，是当时全德意志的思想“震中”。在这里，马克思遇到了一个让他废寝忘食、几乎“走火入魔”的思想巨人——黑格尔。

　　黑格尔的哲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极其烧脑的“思想操作系统”。它庞大、复杂、深邃，试图解释世界上的一切——从自然、历史到精神。它最核心的“辩证法”思想，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世界不是静止的，而是在矛盾和斗争中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

　　这套思想，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马克思彻底沉沦了。他给父亲写信说：“我读黑格尔的著作，就像是在一片广阔无垠的大海上航行。” 他加入了当时柏林大学最酷的学术圈子——“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

　　这是一个由一群思想激进的年轻讲师和学生组成的“哲学角斗场”。他们就像一群黑客，试图用黑格尔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去攻击当时最古老、最顽固的两大堡垒：宗教神学和普鲁士的专制政体。

　　正是在这个俱乐部里，马克思的批判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学会了如何用手术刀般精准的逻辑，去解剖一个社会，去质疑一切看似天经地义的东西。

　　他完成了博士论文，但因为激进的思想，让他进入大学教书的梦想彻底破灭。体制，向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关上了学院的大门。

　　然而，当一扇门关闭时，另一扇更广阔的窗户，为他打开了。

　　Part 04

　　从哲学的天国，坠入凡人的世界

　　无法成为大学教授的马克思，在朋友的推荐下，进入了一家报社——《莱茵报》。

　　这，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

　　在这里，他第一次被迫将目光从抽象的哲学思辨，转向了具体的社会现实。他不再只是和书本打交道，而是要面对活生生的人和血淋淋的事。

　　当时，他遇到了一件对他触动极大的事——“林木盗窃法”。

　　在德国西部，农民们长久以来都有个习惯，就是去森林里捡拾枯枝、砍伐枯树，用来取暖或家用。但随着林地私有化，林场主们认为这是对他们财产的侵犯。于是，政府出台了严厉的法律，将农民这种行为视为“盗窃”，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重罚。

　　马克思作为一个记者和编辑，要为这件事写评论。起初，他也是从法的精神、法的逻辑去分析。但他越研究，就越觉得不对劲。

　　他发现，这个法律的制定，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所谓的“公平正义”，而完全是站在林场主这些有产者的立场上，去剥夺贫苦农民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所谓的“国家”和“法律”，在这里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它不是什么中立的、服务于所有人的工具，而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机器。

　　那一刻，马克思的思想，完成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坠落”。

　　他从黑格尔哲学那个纯粹思辨的“天国”，一头扎进了满是泥泞与苦难的“人间”。他意识到，光是在书斋里批判“绝对精神”是远远不够的，要解释这个世界，就必须去理解它背后的物质利益关系。

　　这个发现，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思想的夜空，为他日后那座宏伟的理论大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当然，他的笔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他犀利的文风，让《莱茵报》发行量大增，但也把普鲁士政府彻底惹毛了。很快，报纸被查封，马克思失业了。

　　26岁的他，第一次因为自己的思想，被剥夺了饭碗，并被自己的祖国视为“危险分子”。

　　他被驱逐了。

　　此时的他，一无所有——没有工作，没有国籍。但他拥有此生最宝贵的两样财富：一个无论他去哪里都愿意追随的爱人（他和燕妮在报社被封后正式结婚），以及一个已经磨砺得无比锋利、足以解剖整个时代的头脑。

　　他将和新婚的妻子一起，前往当时欧洲的革命中心——巴黎。在那里，他将遇到一个彻底改变他一生的男人。这个人，不仅将成为他最亲密的战友，最忠实的知己，甚至，还将成为他后半生的“提款机”。

　　他们的相遇，将迸发出思想史上最耀眼的火花之一。

　　这个男人是谁？马克思和他在巴黎，又将掀起怎样的思想狂澜？我们下一篇，接着聊。

　　从一个热爱诗歌的叛逆青年，到一个被国家驱逐的“思想犯”，你认为马克思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