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困住的媒体人

　　又是一年记者节。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一些高大上的致词。

　　我有些记者群，每到这个特殊的日子，总会有些躁动，这两天，我的记者群关于新闻关于职业关于现状的讨论，讨论半天最后留下一句话：记者算个屁。整个群陷入沉默。记者算个屁！这句话由一位前媒体人喊出，大概也是记者的感受之一。

　　记者节，有些魔幻，不同的媒体、不同领域的记者，再加上行业内外，在记者这个职业身上总会赋予各种寄语和情怀，像活在不同的平行世界里。

　　还留在这个行业的人，冷暖自知，努力维持着写稿规律性的节奏，内心也充满了不确定的顿挫。前阵子，有家主流财经媒体就某米汽车起火事件写了篇文章，结果遭到了粉丝的围攻。在这个舆论监督被标签负面报道、黑公关的年代，给媒体人也带来相当的困惑，

　　曾几何时，“记者”二字，是理想主义的勋章，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情，而今，现实有些尴尬，大量记者离开这个行业，舆论监督阵地一步步退守，媒体人突然发现，现在连对企业的批评报道都要谨小慎微，更不要说深度调查，因此油罐车乱象这类稀缺的调查更显难能可贵。

　　作为一个曾经从业十多年的媒体人，还保持着的媒体人思维和媒体人朋友圈，因为跨行法律，有时与媒体人有更深的交流沟通。今年，有几起媒体人的案子让我印象深刻。

　　其一，一个调查记者采访了一起公共案件，当地把记者也一起调查了，让人疑惑的是这个记者的报道并没有发出来，他在家被警方传唤了，事件引发关注。我后来在一个饭局上遇到这个记者，“记者以前在新闻现场，现在是在酒桌相遇”，一句话让我备感亲切。与他所作的调查报道犀利风格相比，这位调查记者实则很温和，情怀满满。我对他的遭遇感到同情，不止是因为传唤这事，而是他失业了，因为那件事发生在他离职期间，原本答应好的新单位突然爽约了，至于原因不详。我猜，大概是这个调查记者写的重大调查，他成了重点关照的对象，即便没有那个报道也可能有另外的事件，属于被定点清除了，尤其是现在有些地方对舆情高度敏感，解决制造舆论的人成为思路之一。说实话，我为这样好的新闻人才白白浪费感到惋惜，但依他的新闻情怀，估计也没想过离开媒体。

　　其二，一个老媒体人的经历，因为写了一篇小文章，遭到批评对象的起诉，且不说具体批评的事实，就是这个诉讼本身就有些奇怪，被批评者在全国三地发起诉讼，案由是名誉侵权，诉讼的主体除了本人，还有公司、甚至还有股东，有些恶意诉讼了。卷入这起诉讼的当事媒体人，三年前就问过我，前阵子又和我作了些交流，我才知道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在律师的帮助下，从程序上打掉了两个诉讼，现在才开始进入到实体审理中，估计还得一年时间。诉讼是一件非常耗时间精力的事，媒体人本身为了应诉，也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案子，事实简单、法律关系清楚，但耗费了四年时间，白白浪费多少光阴，我为他感到不值，但他坚持认为他所作的正义之事。

　　无论是调查记者还是老媒体人，都因为报道或文章被投诉，这是媒体人的立足之本，但现实却是常常因文章造成困境。我也理解这些媒体朋友，他们内心的时钟，还固执地停留在那个追求严谨与深度的刻度上。这种错位感，就像是一群被困住的人，因为长期以来的理想正义所困。但现实世界早已巨变，不止于技术，更在于整个生态，尤其是资本的力量，对媒体可谓形成碾压之势。

　　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媒体或媒体人遭遇诉讼，而且诉讼门槛越来越低。比如重庆亿万富翁起诉媒体名誉侵权案，起诉了一大波媒体，其中有媒体人仅仅是因为转发《重庆亿万富翁丑闻被曝光后，起诉著名媒体人刘虎“诽谤”遭法院》的文章就被告了，这件事在媒体圈引起不少的关注，原本正常的舆论监督，让诸多媒体人走上被告席，这在过去不可想象。

　　我今年代理了两起类似的案件，也在反思这背后的逻辑，曾经的无冕之王为何频频站上被告席？这可以解释了媒体为何会越来越无力。

　　第一起，一位前记者被告案。这位前记者是我的前同事，工作于多家财经媒体，后来转型成为自媒体人，依然在财经媒体一线。他被起诉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写了几篇稿子，一家行业龙头与客户的纠纷报道，这家公司以侵犯名誉侵权为由，起诉他索赔200万。他虽然有过被诉的经历，但这一次我明显感到他的恐慌。

　　如果说200万只是诉讼威慑的砝码，接下来他的所遭遇的，才真正叫威慑的具象化。在他收到诉状不久，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账户被冻结了。原来，这家公司在起诉时进行了诉讼保全，查封了他公司的账户，在追加当事人之后，第二次又进行诉讼保全，将他个人账户全部查封。一起名誉侵权案，200万的赔偿，再进行诉讼保全，查封个人所有账户包括支付宝微信等，直接让寸步难行。

　　这个案子在开庭前，我们就提交了执行异议，没有获得支持；开庭的时候，我们再提出了违法查封的问题，也没有获得认可，至今前记者的账户还是在查封中，还在找我借钱。

　　再说这个文章，对于他侵权的指控，主要是些用语用词的“指控”，如“噩梦”这类词，这涉及舆论监督还是名誉侵权的认定，这交由法院裁判。我想说的是这个案子的背后，其实就是大企业要整媒体，通过管辖设定将所有这类案子放到当地法院起诉，十几家自媒体栽倒，最终都是赔钱道歉，这个方法屡试不爽，达到了噤声的效果，这家公众企业也不再受舆论监督了。

　　另一起同样是媒体人与企业的纠葛，因一起知名公共事件而引发，自媒体当事人写了篇文章惹祸上身，但不同于一般的名誉侵权，企业以商业诋毁为案由起诉，这两个案由最大的区别就是赔偿金额不是一个量级。名誉侵权一般赔偿几万，而商业诋毁直接起跳索赔50万，这个案子一判赔30万，自媒体人拿到判决书慌了，找到我作的二审代理。这个案子的核心在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问题，一个自媒体报道了处于公共舆论事件中的公众企业，是适用商业诋毁还是名誉侵权。但法院最终是按商业诋毁判了，理由是双方在交易机会或者商业利益上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构成竞争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不止这个案子，现实有多起类似的案子，均是媒体人这方败诉，有的赔偿金额达到上百万。我后来发现，这家企业不止起诉了这一家，还起诉了多家媒体，至少两个媒体人都是赔偿30万，这成了一门生意了。现实更讽刺的是，这家化妆品企业前阵子因为苏丹红事件上榜了，也就是说当时自媒体人写的文章精准预判了。

　　我们在庭审中努力辩护，希望法院查明下自媒体当时发文的背景、事实以及是否存在竞争关系。而一审法院以自由裁量权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了任意的扩大解释，尤其是原告没有任何举证，法院就直接将消费者、自媒体人定性为经营者、适用竞争关系，这是社会舆论面临的重大问题，这类的判决多了，进一步压制的社会批评空间，也就不会有舆论监督的存在了。

　　说句实话， 我在媒体从业期间，因为舆论监督类报道，有过被告的经历，但总体还算幸运，没有付出太大的成本。但今非昔比，现在媒体人成被告，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时间，还有直接金钱，动辄几十万的赔偿，还有媒体人敢作批评报道吗？

　　现在舆论、司法环境是非常不利于媒体人。我代理的媒体案，我检索了那家地方法院作的同类判决，基本上都是败诉，我对老同事说你要有心理准备。我作辩护只是想办法让你减少些损失，让你尽快解套出来。但媒体人往往过于理想化，坚持正义的立场，他硬杠，最终没有和解谈判成。

　　时代不同的了，技术、环境等原因，市场主体对舆情越来越关注时，一旦出现舆情，对舆论监督者也采取极限施压的态度，而媒体人又将舆论监督报道作为职责，这就产生了激烈的对抗，遭遇诉讼也成为常态，一些判决先例，又会不断压缩媒体的生存空间。

　　我作了多年媒体，也熟悉媒体人，很多媒体人接受的依然是过去新闻主义的影响，保持着对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守望，但被困于理想与现实的夹缝里，一边是内心无法舍弃的新闻道义，一边是柴米油盐的生存压力、以及难以适应的新游戏规则，尤其是诉讼之困。

　　最后说一句，希望司法公平公正公开，也希望那些被困的媒体人早日解套。

　　金微，原媒体人、现律师。原新华社、华夏时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个人代表作品：转基因玉米调查系列、铁路资产低估案、14万中国人基因外流等。法律案件：基因外流案系列官司、媒体名誉权案、上市公司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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