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文字通货膨胀的时代，我们目睹了一场中国文学触目惊心的文化嬗变：文学，这门曾经高贵的精神养料，在西方文化的侵蚀中迅速异化，正在背离优秀的中华文明，滑向堕落，经历着双重卖身——一边向风月场出卖肉体，一边向名利场典当灵魂。它并非文学的意外堕落，而是一场中外精心策划的合谋，一场在资本与权力主导下的系统性蜕变。
文学的情色化改造成风月场
人们走进任何一家书店，扑面而来的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欲望经济学。那些装帧精美的文学作品，封面上无不荡漾着暧昧的眼神、纠缠的肢体、若隐若现的肉体。它不再是简单的市场策略，而是文学在整个生产环节中被系统性地情色化改造的结果。
“用身体写作”、“靠丑闻成名”已成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文学口号。笑贫不笑娼，堂而皇之地从生活的下层，登上了高雅的文学圣殿，污染着我们的精神环境。仔细审视，这所谓的"身体"炒作早已被异化成情欲的符号，而非鲜活的生命体验。作家们不再探索身体的奥秘，而是兜售身体的快感；不再挖掘情感的深度，而是制造情感的刺激。在这种写作中，人物的复杂性被简化为欲望的单一性，爱情的丰富性被窄化为肉体的碰撞。这样的文学糟粕在侵蚀着我们纯洁的灵魂，把中华文明带向深渊。
打开国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面对西方的文艺，一下子迷失的自我，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迎合西方的需求，制造精神鸦片。在爱情方面，采取情色化改造，深究其背后，是文学评价体系的彻头彻尾的沦陷。一部作品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它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创新，而是取决于制造感官刺激的能力和恶意炒作。那些擅长描写床笫之欢、淫词滥调的作家被捧为文学明星，那些懂得挑动读者欲望的作品被奉为当代经典。文学批评家们竞相发明各种华丽辞藻来为这种堕落正名，将浅薄的情欲叙事美化为“身体解放”，将庸俗的感官描写升华成“生命礼赞”。在这种大环境下，诱惑文艺青年纷纷模仿，增相制造这种文艺作品，这种颓废下流写作一时呈现文坛。
现实中更令人痛心的是，这种情色化写作正在被体制化地再生产。大学的创意写作工坊里，年轻作者被教导如何写出“性感”的文字；文学期刊的编辑向来稿者暗示需要增加“吸引眼球”的情节；出版公司的策划会上，市场部分析着什么样的情欲描写最能打动目标读者。整个文学生产机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情色化流水线。
文学的功利化蜕变为名利场
文学异化与风月场的赤裸裸相比，名利场的运作更为隐蔽，却也更加致命。文学不再是一门需要虔诚以待的艺术，而成了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当代文坛已经演变成一个高度等级化的名利场。作家们按照知名度、销量、获奖情况、媒体曝光度被严格分类，像商品按照品牌和价值被贴上不同标签；官员、商人和社会各界也纷纷挤入文学圈子，采取不同方式跑马圈地，扬名立万。在这个场域中，写作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异化——不再是出于内心的创作冲动，而是为了积累象征资本；不再是为了表达不可遏制的思想，而是为了获取社会认可，不是为了社会需求，而是为了自己名利。
文学奖项成为这个名利场上最耀眼的皇冠。但细究这些奖项的评选过程，我们看到的常常是迎合评奖方，人际关系、权力平衡、利益交换的复杂游戏。追逐名利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在国外出版作品获奖诱惑太大，为了一己私利出卖灵魂和国家民族，迎合西方价值观，几乎成为潮流。一个歪曲民族和社会发展的作家获国际大奖，被业内奉为神明，形成很不好的效应。国家著名的文学奖获得者让官员、资本和主席副主席们占据，评委们按照既定的文学标准筛选作品，而这些标准本身就是为了维护现有文学秩序而设。那些真正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往往因为“不够成熟”或“偏离主流”而被排除在外，留下的都是符合预期的“安全之作”。
作家协会、文学基金会等机构本应是文学发展的助推器，却常常异化为名利再分配的枢纽。在它们这里，席位、职称、项目、经费、人情成了可争夺的资源，文学理想让位于实际利益。一些作家深谙此道，他们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依附官员、人际经营、钱财来往，参加各种文学活动不是为了交流思想，而是为了积累人脉；发表作品不是为了表达见解，而是为了维持曝光。利用媒体和平台，故意制造矛盾、挑起事端，靠丑闻成名、靠炒作上位、靠无耻博眼球，几乎成了成功捷径。
媒体、律师的合谋使这场名利游戏更加疯狂。作家的形象被精心包装，作品的宣传被过度炒作，文学事件被戏剧化处理。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作家的成功不再依赖于作品的质量，而取决于他是否懂得利用媒体制造话题、是否会利于律师制造事端、是否善于经营个人品牌、是否能够将自己打造成文化明星。
文学双重卖身的合谋
风月场与名利场并非各自为政，而是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共生关系。一方面，风月场为作家快速积累名声提供了捷径——情色化写作容易引发关注，带来销量，为进入名利场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名利场又为风月场提供了合法性——一旦作家获得官方认可，他们的情色化写作就会被赋予文学价值。
这种合谋造就了当代文坛的奇异景观：那些最擅长情色描写的作家，往往也是各类文学奖项的得主；那些最懂得挑动欲望的作品，常常被评论界奉为文学经典。在这里，艺术与色情的界限被故意模糊，文学与娱乐的区别被有意忽视，价值与价格的混淆被刻意维持。
这种双重卖身最致命的后果，是文学批判性的彻底丧失。当作家们沉迷于描写风月，他们便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当写作者们追逐于名利，他们便失去了挑战权威的勇气。文学从社会的牛虻变成了权力的装饰，从思想的利器退化为娱乐的工具。
文学的救赎
面对文学的双重卖身，我们是否还有反抗的可能？答案是肯定的，但这种反抗必须从文学内部开始。
1、坚持文学的政治和艺术标准。文联作协是党委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必须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拿着政府的工资，就要坚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道理，容不得半点挖墙脚的行为。文艺创作必须坚持二为方针，创作人民大众喜闻乐见，鼓舞士气的作品，坚决抵制写作异化现象。各级宣传部门要坚强对文学艺术的领导，从根本上解决文艺乱象，摒弃色情写作和靡靡之音。让文艺回归到正确的道路。
2、作家需要重新确认写作的初心。写作不是通往名利的捷径，而是一种精神修炼；文学不是情欲的挑逗工具，而是存在的探索方式。那些伟大的文学传统告诉我们，真正的写作永远伴随着精神的煎熬和思想的挣扎，而不是技巧的卖弄和欲望的宣泄。
3、文学评价体系必须重建其独立性。批评家们应当摆脱市场逻辑和人情网络的束缚，重新恢复批评的锐气和判断的勇气。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不被销量和奖项所左右的评价标准，让那些真正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得到应有的认可。
4、读者也需要觉醒。当读者学会辨别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什么是文学的赝品；当读者拒绝为情色化写作买单，不再盲目崇拜文学明星；当读者用理性的选择来支持那些坚守文学理想的作家，文学市场才可能回归健康。
文学的双重卖身是这个时代精神困境的缩影。当文学放弃了它的精神高度，当一个民族最敏感的心灵都沉溺于风月与名利的追逐，这个时代的精神危机便已达到了临界点。文学的救赎，关乎的不仅是文学自身的命运，更是一个民族精神复活的可能。
在欲望狂欢的盛宴上，总需要一些不合时宜的守夜人。他们不参与风月的合唱，不加入名利的舞蹈，而是在文学的边缘处坚守着精神的高地。他们的写作可能寂寞，他们的声音可能微弱，但正是这些孤独的坚守，为文学保留着重生的火种。当风月散尽，当名利成空，这些火种将在时代的寒夜中，再次点燃精神的黎明。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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