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亲爱的小鱼

　　１

　　结婚时，我给我妻子拍过一张照片。她穿着一身洁白的婚纱，坐在梳妆台前，看着镜子中自己的影像，娇态可掬，楚楚动人，可爱得像一个天使。

　　自从我妻子去世以后，我脑子里翻来复去映现的就是这张照片。我常常面对着照片里的那面镜子，恍恍惚惚、没精打采，像一个无处栖身的游魂。我觉得我妻子也许并没有逝去，她只是在镜子里暂时走失了；或者像她以前总喜欢和我捉迷藏那样，躲到镜子里去了，没准她哪一天会突然从镜子里走出来呢。

　　博尔赫斯经常将时间与镜子、数字、迷宫相提并论，这是有道理的。回想我和我妻子共同度过的那一年多短暂而幸福的时光，我承认它们之间的确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

　　２

　　我妻子出生于上海，但她是在新疆和武汉长大的。她在新疆靠近中俄边境一个叫阿拉山口的农场，上到小学五年级，１２岁随父母迁居到武汉的红钢城。在那儿，她读完了小学、初中和中专，后来又在华中理工大学取得了新闻学的专科文凭。我们相识时，２３岁的她已经是武汉《青年人报》的一名出色的编辑和记者了。

　　那时候，我刚到《长江文艺》杂志社当编辑不久。就在一年以前，我从海南闯荡了一圈后回到武汉，在度过３０岁生日之后，又经历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手术折磨，身心俱累，像流行歌曲中常唱的那样，真正有了一种曾经沧海的感觉。

　　我记得是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日，上午，《楚天周末》记者范步打电话来，说，《青年人报》一位叫孙远的记者想采访我。我与范并不太熟悉，仅在不久前的一个“文化人沙龙”上见过一面，印象不错。我便应约在编辑部等候。等到中午一点多钟，还不见人影，我打算离开了。正在这时，外面传来一阵高跟鞋敲在地上清脆悦耳的脚步声。我走到门口，看见一个模糊的小巧人影从幽暗的甬道那头由远及近，像一朵云彩那样飘荡过来，这一过程十分短暂，又仿佛电影里的慢镜头极其漫长；直到跟前，我才看清一张娇好的脸庞异常清晰地从暗淡的光线中浮现出来，如同一轮满月，恬静、圆润、腼腆，加上嘴角和眼眸里微微漾出的若有若无的笑意，便有了一种璀璨之感。她穿着一套浅蓝色的裙装，与她小巧玲珑的身材相比，似乎大了些，再加上她脸上漾出的恬淡的微笑，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后来，与我同一办公室的老编辑吴耀凌见过她之后对我说：“那是你的女朋友吗？她真像个小仙女……”

　　她就这样以一个纯真聪慧的女孩而非那种擅长社交、虚与委蛇的职业记者的形象突然走进了我空旷萧条的生活。

　　那天下午，编辑部不上班，后来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很安静。在我的印象中，差不多所有的记者都有那种口若悬河的本领，但看得出，像我一样，她也不善于言谈，有点儿拘谨，像个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她还煞有介事地拿出了采访本，可过了一阵什么也没记下。

　　起初，我们的话题都围绕着文学，后来谈到我的作品时，我漫不经心地问她，喜欢我的哪些小说。我以为她会像大多数人那样，和我谈《前往黄村》或者《海底村庄》这两篇被冠以“文化关怀”而当时在文坛颇受注目的小说。但她迟疑了一下，说喜欢《六月的卡农》和《歌剧院的咏叹调》。她的回答有点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两篇写得较早的小说，不仅评论界，即使我本人也不大看重。我饶有兴趣地问她为什么喜欢？她犹豫了一下说，那两篇小说很美，有一种忧郁、温情和优雅的的东西在里面……

　　我承认她的感觉异常准确。她说的那种东西在我的作品中的确是不多见的。但现在被她捕捉到了。我在暗自惊讶的同时，不由对她刮目相待了。

　　渐渐地，我们的话题变得舒展起来。正如她后来在文章中写到的那样，我们还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她生活过和我流浪过的新疆。天山。戈壁。大漠。骆驼。馕。生产建设兵团……这个话题似乎一下子将我们之间初次见面特有的距离感打破了。流浪新疆，是８７年我２０岁出头时一段不堪回首同时又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命运的隐秘经历。许多年来我很少与人提起，但现在，我对一个刚认识的女记者毫无顾忌地谈到了它。这使我惶惑不已。

　　不知不觉一个下午就过去了，而我们似乎都有一种言犹未尽之感。送她从作协大院出来，经过东湖边的一片松树林时，我建议进去走走。林子中间有一块空地，附近的居民在上面种了不少蔬菜，颇有些田园野趣。正是初冬季节，我们在枯黄的野草丛中面对面席地而座，感到彼此的目光像鸟儿寻找栖息的枝头那样在对方的脸上不经意地掠过……

　　我心里微微悸动了一下。

　　后来，我们到《湖北日报》旁边的一家小餐馆吃了晚饭。我送她去乘公共汽车。那时侯天已经黑了，大约是晚上８点多钟，初冬的晚风已颇有些寒冷，我看见她身上的衣服很单薄，手似乎都冻红了。我问她冷吗？并且握了握她的手。后来公共汽车来了，我一直目送着她上了车，车载着她驶远，消失不见，才骑着自行车慢慢往回走。

　　这天夜里，我失眠了。脑子里彻夜浮现着她的影子。她的一颦一笑，她那种毫无矫情、伪饰，率真、恬静、清澈如水的目光，似乎将我灰暗沉闷的生活一下子照亮了……

　　第二天上午一上班，我就给她拔通了电话。

　　“谁？”电话里传来她孩子气的声音。

　　“你……猜吧。”我犹豫了一下说。

　　“不用猜了，我知道是谁！”她似乎会心一笑。

　　一切都那么浪漫、美好，像一部经典爱情故事的开头，整个过程仿佛行进在一首简洁明快的轻音乐中，暗和了那个古老而永远年轻的成语：一见钟情，以至使我像置身在虚构的情境中，产生了某种不真实感。我不禁想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托马斯对特丽莎的那个奇特感觉：她多么像是顺着河水漂流到我面前的那竹蓝里的女孩啊！

　　９５年元旦，她给我寄来一张贺卡。上面有一句：

　　“相知相爱，直到永远”；

　　上面还有一句：

　　“我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在微微飘雪的夜中，我笑了……”

　　在孤寂而漫长的单身生活中，我第一次被这种纯真而毫无保留的爱攫住了；而更重要的是，我也同样毫无保留地爱上了她。对我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完美”。我的文学生涯是从上海开始真正起步的，而现在，在进入而立之年后，我与一个上海出生的女孩相爱了。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如果真有所谓命运的话，我相信这就是命运。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样的好女孩不多了；而现在我遇到了，我真是有福了。我想，我要百倍珍惜她，我要好好爱这个女孩，来报答她对我的爱，用整整一生的时间。我想，我要娶她作我的妻子。

　　那段日子，我们几乎总是在一起。长久以来，我差不多是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是一个离群索居，在人群之外徘徊，具有某种幽闭倾向的人。但现在这种状态被打破了，欢乐和甜蜜开始注入了我的生活，我渐渐体会到了一种置身在人群中才有的温暖和充实之感。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走进我生活的缘故。我有时侯想，她就像一个上帝派来的天使，将我轻而易举给改变了。

　　我究竟应该感谢她还是感谢上帝呢？

　　在上海话中，孙远的“远”有三种读音：远、圆、鱼。她自己曾用“小鱼”做过笔名，所以我后来就总叫她“小鱼”。

　　小鱼出生在一个弥漫着浓厚市民气息的家庭，小时侯就很聪慧，她曾经给我看过她几岁时画的水彩画，充满了奇妙的幻想，颇有点小小画家的味道。初中毕业后，她本来想升高中，考大学的，但她父母最终让她上了武钢的职业中专，尽管她后来通过自修读完了华工新闻系的课程，但这段成长中的挫折仍然在她心灵上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我想她性格有些内向、忧郁和喜欢上文学大概与此有关。而这也正是她聪颖脱俗，在精神和生活情趣上与她父母乃至两个妹妹的格格不入之处。她喜欢文学，但并不像许多女孩子那样出于附庸风雅，而是从骨子里有一种与文学相吻合的气质。我后来读到她发表在报刊上的一些散文，那种清新单纯和飞扬的灵气，有一种水晶般透明的质地，不知比市面上流行的那些“小女人散文”出色多少倍！她还爱好时装设计，她说她最大的梦想并非做一个记者、画家，而是当一名时装设计师，她最喜欢读的杂志是《上海服饰》……

　　我想，她的确是一个特别的女孩。

　　３

　　１９９５，在我和小鱼的生命中都是快乐的一年，幸福的一年；１９９５是一条激情荡漾的爱河，幸福和欢乐充溢了这条河流的每一道波浪、每一朵水花；１９９５，我和她都变成了两条鱼儿，在河流中尽情遨游，乐而忘返；１９９５，注定要在我们共同的生命中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

　　我是一个不擅长“谈情说爱”的人。记得曾经有一家电视台邀请我去谈论有关爱情的话题，被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但现在，我要像一个中学生那样，不厌其烦地讴歌爱情，讴歌１９９５，讴歌我和亲爱的小鱼在一起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光……

　　２月１４日是情人节。

　　我和小鱼约好了晚上见面，在一起度过这个对我来说有点儿陌生的节日。刚巧那天下午《长江文艺》和《今日名流》两家刊物在汉口的王子沙龙举行新年联欢活动。《今日名流》的前身是《长江》文学丛刊，与《长江文艺》同属湖北省作家协会的刊物。

　　王子沙龙是一个颇有特色的饮食娱乐场所，武汉文艺界经常在这儿集会。我在《六月的卡农》那篇小说中还提到过这一地方。《青年人报》社在汉口，离那儿不远。我便给小鱼打了电话，让她也来参加我们的联欢，但那天是星期五，他们正忙于发稿，小鱼说恐怕赶不过来，但她尽量赶过来，如果赶不过来，联欢结束后我就去报社找她。因此，整个联欢活动中我都在等小鱼，不仅自己没参加联欢，心猿意马，连同仁们表演的精彩节目也无心观赏。直到活动结束，也没见小鱼的影子。

　　联欢结束后乘车回武昌时，我便中途下车去小鱼的报社。

　　我是第一次去小鱼的报社。我叫了一辆“麻木”，在杂乱无章的小街巷里穿来穿去，好一会儿才找到座落在大兴路７４号的《青年人报》社。在一幢陈旧、潮湿，光线晦暗的办公楼的底层，我看见了还在忙着编发“月末版”稿件的小鱼。她是“旅伴”和“沙龙”两个版面的责任编辑（那差不多是《青年人报》两个最有特色和文化品位的版面）。小鱼工作得挺认真，看见我只是简单地招呼了一下，便仍旧忙她的去了。我坐在一边翻着报纸，一边等着她。直到她忙完手头的活儿，我们才一起走出报社。

　　天近傍晚，大街上的人似乎比往常多。从汉口到武昌都是如此。且不时看到一对对男女手拉着手从面前走过，女的手中大多拿着一朵或一束红得发紫的玫瑰。沿街的花店的录音机翻来复去播放着那首刚刚开始流行的歌曲《９９９朵玫瑰》，生意特别地火爆；为了招徕生意，有的干脆把各色花卉摆到了人行道上。我挽着小鱼，走在人群中间，心情不知不觉受到了感染。这的确是情人们的节日，我想。我得给我的小鱼买一束玫瑰。但是买一朵，还是买一束？而一束是多少朵呢？

　　我从未给女孩送过花。除了在写作中运用语言，我是一个拙于表达感情的人。我被这个棘手的问题难住了。

　　“就买一朵吧。”小鱼说，“一朵花才显得专一，多了就花心了！”

　　我觉得小鱼说得有道理，于是我就买了一朵玫瑰送给了她。

　　我和小鱼在武昌街道口“阳光快餐店”吃了一顿简单而有趣的晚餐。我们之所以想吃快餐，只是觉得“阳光”这个店名很美。从快餐店出来后，我们在街头的小摊上买了一盏有两个红色玻璃罩的“情人灯”，边走边逛。这儿离我以前工作的湖北省歌剧团不远，再过去一点是著名的武汉大学。几年以前，我从那儿毕业，分配到几乎就在校门口的湖北省歌剧团，当了一名专业编剧。记得分配结果刚下来时，我的同学、诗人郎毛打趣地念了一句古诗：“出之东门，有女如云。”他并且颇为自信地预言，我将娶一位演员为妻。但他的预言显然落空了。在经历了几年风雨飘摇的生活之后，小鱼像一首清新、纯美的诗走近了我，由于这首诗的出现，我以前写的所有诗歌都黯然失色了。对我来说，这是一首无与伦比的诗，我想。看着从武大门口如同开了闸的渠水那样源源不断地向马路上流淌而来的成双成对的男女大学生，脸上无一例外地挂着幸福的微笑。我和小鱼身不由己地汇入了这条涌动着生命和激情的河流，脸上也挂着同样幸福的微笑。

　　我从她脸上看到了，她一定也从我脸上看到了。

　　４

　　３月初，我赴上海等地组稿，小鱼也借此机会去上海看望她外婆。那是我们相爱后第一次结伴旅行。

　　我们旅行的第一站是南京。在南京，我们游玄武湖，逛中山陵，去《钟山》杂志副主编徐兆淮和石首老乡曾立平先生家里做客。我与徐兆淮和曾立平二位在８０年代中期的一次文学活动中就认识了。９４年初夏，徐兆淮去武汉组稿时我和他又见过一面，那次是我去机场接的他，算得上是老熟人了。徐先生是个为人宽厚、诚笃的长者，此次来南京组稿，所有的作家都是他帮忙联系的。

　　我在为刊物组稿的同时，没忘记帮小鱼找点活干，建议她顺便采访几个作家，回去后给自己的报纸写几篇专访文章。这样，她就在我组稿的空隙，先后采访了叶兆言和苏童。事先我还为她拟了个采访提纲，但后来她并未按照“提纲”去提问（她的做事总有主见由此可见一斑）。

　　采访叶兆言是在《钟山》编辑部里，而采访苏童是在他家中。那时候苏童还住在一幢颓旧的日本式小楼里，采访时我和徐兆淮，还有苏童的妻子也在场。小鱼和苏童隔着一张方桌，她一边提问，一边不停地在小本子上记录，声音很轻很慢，听起来有些紧张和游移不定，但渐渐就变得流畅起来了。相比之下，她的采访对象苏童则显得从容自在多了。这位差不多与我同龄的当红小说家的谈吐像他的文思那样机敏充沛，而且激动时语调会不由自主地提高许多，给人一种踌躇满志的感觉。

　　小鱼的“采访”无疑是成功的。回武汉后她写下了《走近苏童》和《阳光下的叶兆言》，从题目到内容都是散文式的，那种很空灵的女性气十足的散文。

　　小鱼从小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因为好几年不见，特别思念外婆，这次想和她在一起多呆些日子，便提前去上海了。而我还要约见别的作家，在南京又逗留了两天。由于牵挂提前去沪的小鱼，我在与韩东、鲁羊、朱文、毕飞宇和王彬彬等人会晤时，有些心不在焉；事情一完，我便乘上宁沪列车，匆匆赶往上海。在熙熙攮攮、人头攒动的上海火车站广场，当我看见她娇小的身影终于出现在视线里时，突然有一种石头落地之感……

　　到上海的当天晚上，我是在小鱼的外婆家度过的。进门之前，按照上海人作客的习惯，小鱼让我买了一只白斩鸡当见面礼。她外婆的家在虹口区的虹镇老街，是上海女作家程乃珊笔下典型的“棚户区”，弄堂里到处摆满了五花八门的小摊子，一切都显得那么古旧、零乱，与附近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仿佛隔着整整一个世纪。小鱼就在这儿出生，一直长到上小学，才去的新疆，我因此觉得异常亲切。小鱼的外婆７０多岁了，热情、慈祥，和我母亲差不多的年纪，但身体却比我母亲硬朗不少。久别相见，她俩在逼仄的阁楼里用上海方言不停地说话，但我像听外语一样，一句也不懂。

　　在小鱼外婆家过了一夜后，第二天经《上海文学》介绍，我就住进了四川诗人魏志远在仙霞路开的月季皇后大酒店。当天中午，《上海文学》的执行主编周介人先生、编辑部主任张重光和我的《前往黄村》、《海底村庄》、《明天大雪》等小说的责任编辑厉燕书，在月季皇后大酒店请我吃了一顿别具风味的火锅。我是从《上海文学》起步走上文坛的，而这种热情似火的款待，似乎是我与《上海文学》之间业已建立的友谊的明证。我有些遗憾的是，小鱼没有在场。席间，我曾经对厉大姐提起小鱼，她为我有这么一位女友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再三叮嘱我带小鱼去她家作客。

　　由于小鱼的假期临近，我们在上海的日程缩短了。我不得不把时间排得满满的，其间，只和小鱼在她舅舅的陪同下，去逛过一次外滩和南京路的夜市，在南京路繁华十字路口的天桥上，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照片上，小鱼像小鸟伊人那样依偎着我，背后是灯火辉煌的南京路商业城。这是我们在上海留下的唯一一张合影。此外的时间，我整天忙于组稿，很少陪小鱼玩。加上我住的地方离她住的外婆家又远（差不多要花一个多小时，横穿整个上海市区），临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我才和小鱼约好下午一道去她姑姑家玩。

　　那天，我还约好了与《收获》的编辑麦穗奇见面。麦曾经在９２年和９３年连续编发过我的两部中篇小说，他是一个热情的人，几年来一直关注着我的创作，惠赠刊物，即使我在海南岛完全终止写作时也从未间断。但我们一直未曾有机会谋面，此次来沪机会难得，不见上一面，无论如何说不过去。

　　那天上午，我去了巨鹿路６７５号。凡是从事文学写作者，大概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因为著名的《收获》杂志和《上海文学》杂志都在这儿办公。一个在二楼，一个在三楼；而且上班时间也是互相错开的：一个每周１、３、５；一个每周２、４、６。联想到这两家刊物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所分别扮演的重要角色，这样的安排似乎具有了某种象征性。

　　在编辑部，我见到了神交已久的麦穗奇。麦与一般上海人不一样，个子不高但挺精神，性格开朗而充满活力。那时侯，他除了编稿，主要精力投于《收获》杂志社的“第三产业”开发，很忙，下午还要去浦东联系业务。

　　中午，麦穗奇和副主编肖元敏女士陪我在编辑部附近的一家小餐厅吃午饭。肖是一个气质沉静的典型的知识女性，话语不多，但内在的精明练达是一望而知的。我以前只知道《收获》的副主编李小林，肖元敏是何顿的成名作《生活无罪》的责任编辑，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我对她刮目相待了。其实，像《收获》这样的刊物，每一个编辑后面差不多都站着一大串令普通读者如雷惯耳的作家和作品的名字。我来上海前几天，收到过何顿的一封信，他说刚从上海改稿回去（他还用调侃的语气说，厉大姐总是“不厌其烦”地对她提及我的“文化关怀”）现在谈起来，才知道何顿就是改那部不久后发在《收获》上的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那时肖元敏刚提副主编，刊物的版权栏尚未署名，麦穗奇介绍时又未介绍姓名，因此我还以为她就是巴老的女儿李小林，席间交谈了一会才明白过来，幸亏我也话语不多，要不准会闹出点小误会。

　　我因心里惦记着下午还要和小鱼去她姑姑家，吃完午饭就告辞了。

　　回饭店睡了一觉，快五点钟时，小鱼才来。那几天，由于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南移，上海的气候骤然变冷了。我穿了两件羊毛衫还嫌冷，小鱼只穿了一件羊毛衫却显得若无其事，但我仍然看见她的鼻尖有点儿发青。像许多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一样，小鱼也是宁愿受点冷，也要保持身材的苗条的。

　　小鱼的姑姑离我住的饭店不远，穿过两条马路就到了。所以我们没有乘车，而是步行过去，刚好顺便浏览一下沿途的街景。

　　仙霞路一带靠近市郊，离虹桥机场不远，是上海发展较快的新区。马路整洁开阔，丝毫看不到老城区那样杂乱拥挤的景象。一座座刚刚竣工或正在施工的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耸入云霄。小鱼说，十多年前这儿还是一片荒凉破败的荒村野外，想不到上海发展得如此之快。这几天她一个人逛街时，好多地方都认不出来，差点儿迷路了。几天来她逛了几个地方，显然对自己的出生地这种日新月异的变化惊奇不已；这大概就是她此次漫游上海的最大收获。至于我，由于行色匆匆，上海在我脑子里仿佛一幅速写，即潦草，又简约，至今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印象。

　　天色近晚。华灯璀灿，将近处的马路和远处的高楼装点得像一座座金璧辉煌的巨大的钻石群雕。我和小鱼手挽着手，在空旷的马路上溜达，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一边慢慢向她姑姑家走去。快到时，我忽然对小鱼说起厉大姐曾经再三叮嘱，让我带她去家玩，可明天我们就要回武汉了，不觉有些遗憾。

　　“厉老师真是个好人，那么关心你。”小鱼说，“下一次吧，只得等下一次机会了……”

　　可谁知道，下一次来上海是给她治病呢？

　　第二天，我们就乘火车匆匆回武汉了。

　　５

　　从上海回来后不久，《长江文艺》开始筹划在三峡举办一次笔会，打算邀请一些有影响的作家参加。每个编辑分配了名额，我上报的名单有张承志、张炜、韩少功和李洁非等人。除了张承志和韩少功因事未来外，张炜和李洁非都如期莅会了。就在那次笔会上，我和张炜结下了诚挚的友谊。

　　笔会结束后刚返回武汉，我就给小鱼打电话。整整一个星期没见到小鱼，像隔了一年似的，恨不得马上见到她。当时，我们正在湖北新闻宾馆为作家们举行送别宴会，我让小鱼也来参加。由于路上堵车，她迟到了一会。宴会快开始时，还不见小鱼的影子，我打算出去看一看，但刚刚走出宾馆门口没多远，就看见了小鱼。她穿着一套黑色的夹克，一只手捏着我在上海给她买的米色椭圆形小皮包，生怕有人从她手里抢走似的，满脸稚气地环顾着马路旁琳琅满目的店铺。我满怀怜爱地在一旁注视了小鱼好一会儿，直到她快走到面前时抬起头来突然发现我，吓了一跳。

　　我和小鱼双双走进餐厅时，宴会已经开始了。我把小鱼介绍给同餐桌的张炜，他马上站起身和小鱼碰杯，目光在我和小鱼的脸上来回扫视着，微笑地对我道：“继明，什么时候吃你们的喜酒呢？可别忘了告诉我哟！”

　　张炜是个十分真诚的人。后来我们始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有一次通电话时，他又像兄长那样关心地问我何时结婚，并热情地邀请我和小鱼到他的“葡萄园”去作客……

　　夏天来临了。

　　“夏天是植物生长的季节，燃烧、蔓延、上升……”这是我后来在长诗《挽歌》中的诗句。那时候，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夏天是最美好的季节（也许在每一对深陷爱河的恋人心目中，夏天从来都是美好的）。七月下旬，在真正的炎热即将到来之际，我和小鱼准备作一次短途旅行。

　　我们选择了避暑胜地庐山。

　　那几天，武汉的气温持续上升，外出避暑的人日益增多，我们提前一天去订船票也未买到卧铺，只好拿着两张“散铺票”，仓促地踏上了晚上九点武汉至九江的客轮。客轮上早已人满为患，船舱里，舷梯口、甲板上水泄不通，到处都挤满了人；人们用租来或从家里带来的草席见缝插针、就地而卧，空气中散发着浓厚的汗臭和食物腐烂的气味。

　　我和小鱼也租了两张草席，好不容易才在客轮尾部找到了一席之地。当我们总算“安顿”下来后，小鱼环顾四周像沙丁鱼似的一个挨一个地躺在后甲板上的旅客，瞧着手里那两张皱巴巴的船票说：“原来这就是‘散席’啊，我还以为……”

　　我见她噘着嘴，一副上当受骗的神情，忍俊不禁地笑了。那天上船时，小鱼穿着一件印染布碎花连衣裙，脖子上系着一朵小小的向日葵，显得清新悦目，惹人疼爱。

　　第二天早晨，船抵九江，我从草席上爬起身，打量着小鱼，见她的脸上和身上沾着不少黑斑，像化了装似的，我正要提醒她，她却先指着我的脸叫起来：“呀，你的脸上是什么？……”

　　我愣了一下，用手一摸，手上黑糊糊的，原来是从船尾烟囱里冒出来的煤灰。再看看周围旅客的脸上也莫不如此，像下了一场黑雪。我和小鱼像照镜子那样互相凝视了一会，不禁哑然失笑了。

　　我和小鱼在庐山玩了近一个星期，刚好躲过了武汉炎热的高峰期。我们在庐山带回来的纪念品是一套古朴别致的木制餐具和和一张电脑画像，那是我们在中共庐山会址前留下的合影。小鱼从背后趴在我的肩头，双臂环抱着我的脖子，脸上荡漾着甜蜜而灿烂的笑厣，画像左上角印有一行字：

　　“情深意厚，岁月流长。”

　　当我们从庐山下来，在九江乘上返回武汉的客轮时，剩下的钱仅够买一只烧鸡了。

　　从庐山回来后，我和小鱼开始考虑结婚的事。

　　那时候，我尚未正式调到省作协，住在《长江文艺》给我腾出来的一间办公室里。每到节假日和晚上，办公楼大门紧锁，进出很不方便，显然不适合家居过日子。因此，我打算租房子暂时过渡一下。那段时间，我和小鱼经常在东亭和徐东村一带的居民区四处打探，寻觅合意的住房。有一次，我们差不多与房主谈妥了，那儿紧傍徐东路和长江二桥，交通便利，我和小鱼上班都比较近；而且房子不错，价格也便宜，两室一厅，月租金才一百多元，美中不足的是简陋了一些，房主还答应搬进去之前给我们整修一下。但临了小鱼踌躇起来。原因是她的父母不久要提前退休，去广东与她两个妹妹一起生活。

　　“家里的房子那么宽敞，反正也是空着。”小鱼说，她的意思是与其租房子，还不如住她家的房子。小鱼说这也是她父母的意思。

　　小鱼的家住在青山区的钢花新村，距我上班的武昌和小鱼上班的汉口差不多像隔着两个城市，来回一次至少得花两三个小时，但相对于在外面租房子住，的确方便不少。几经反复，我们还是决定放弃租房子的打算，住她家的房子了。

　　八月中旬，我和小鱼在离钢花新村不远的和平家具大世界买了一套家具，与那种价格昂贵的红木家具相比，这套家具便宜简单多了，但我和小鱼都喜欢这种与树木接近的自然、朴素的橙黄色，相反对那种看上去富丽堂皇的家具感到有些别扭；在这一点上，我和小鱼的审美趣味惊人地一致。

　　我们的婚事筹备起来简洁而明快。冰箱、空调和一台小彩电是我９４年从海南回来后就已经买下的。我们也不打算再装修房子。一切似乎都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和小鱼对婚事有任何草率之处，它恰恰表明我们像一对站在起跑线上的运动员那样，对即将开始的婚姻满怀着某种温柔、缠绵、长久的想象和期待。

　　那些日子，小鱼仿佛一只衔枝筑巢的鸟儿，每次下班，总要带回几样东西，如床罩、枕套和茶具。她以即将做新娘的女孩子特有的细致和耐心，一点一点地勾勒着我们未来家庭的理想轮廓。我是一个在生活上粗枝大叶的人，但每次见小鱼变戏法似地从提包里掏出一件小玩艺，炫耀似的对我说：“瞧，我带回来什么？”那种孩子般专注的神情，总令我为之动容，情不自禁地受到感染，心中慢慢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温存填满了。结婚之后我才明白，这种“温存”正是一个男人即将成为“丈夫”的特有情感。

　　８月２９日，是小鱼的２４岁生日。那时她的父母已经去了广东，送走父母那天，小鱼独自呆在家里，我下班后一走进门，她就扑在我的怀中，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从眼眶里滚出来。我知道，小鱼长这么大是第一次远离父母，肯定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失落和忧伤。

　　“鱼，别哭，不是有我在你身边么？……”我拥着她，一边说，一边用手轻轻摩挲她的头发；她这才破涕为笑，渐渐平静下来。

　　小鱼生日那天的晚上，我和她在工业大道旁边一家装潢雅致，名字也挺美的“梧桐酒家”吃了一顿可口的晚餐，之后，我们又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散场后已经夜深了，我挽着小鱼穿过午夜斓姗的居民区，走上１１１街６３门五楼，打开门，走进此时已属于我和小鱼的空荡荡的房子，仿佛走上光彩照人的舞台，而我和小鱼则是两个幸福而令人羡慕的欢乐喜剧中的人物。

　　那时候谁能想到，幸福只是短促的序幕，尾随而来的不测命运竟会将我们变成悲剧中的主角呢？

　　小鱼和母亲。刘继明1996年春摄于武汉东湖

　　６

　　我们计划在９月底结婚。

　　随着婚期的日益临近，我和小鱼开始筹划婚事的一些细枝末节。比如是否举行婚礼，置办宴席、拍婚纱照和领取结婚证的有关手续等等。我从小性格就有点孤僻，不喜欢热闹，平时对那种兴师动众、大操大办的婚礼也感到深恶痛绝。我始终认为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其中的幸福和甜蜜惟有两人自知，实在没必要大宴宾客劳驾别人（实际上别人也无法真正分享），在我看来，那种盛大婚礼上假模假式的表演性使新娘新郎变成做作而蹩脚的演员，从而破坏了结婚这一仪式应有的庄重和诚意，反而显得有几分滑稽。再加上我们俩的家人和亲戚都不在武汉，选择一种简洁而朴素的婚礼对我和小鱼来说就顺理成章了。起初我们还打算请几位双方的同好在一起吃顿饭，但两个人扳着指头数来数去，也委决不下到底请哪几个或不请哪几个才合适，只得取消了这个念头。

　　我推崇的理想婚礼是在旅途中，没有伴郎伴娘，也没有前呼后拥的观众，只有大自然的山山水水和蓝天白云下流动的岁月，为我和我的爱人作证。我想将婚礼安排在去我的老家石首和小鱼父母所在地的广东的旅途中进行，但后来，我们决定参加由《青年人报》和湖北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一次集体婚礼——这是小鱼再三坚持的结果，以我的习性，我对所谓“电视婚礼”同样毫无兴趣。我是一个对大众文化消费缺少必要热情的人，尤其不习惯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我承认这是我作为文人的生活和审美趣味过于偏狭的表现。小鱼不一样，像许多热爱生活的女孩子一样，她喜欢那些时髦而美好的事物（她主持的两个报纸版面就叫“时髦”和“沙龙”），她喜欢吃麦当劳和自助餐，喜欢时装、唱卡拉ＯＫ，但她能在喧哗事物之外保持一份难得的清纯和淡泊，这正是小鱼的与众不同之处。

　　“电视婚礼”在９月２９日晚上７点举行，几乎整个下午，小鱼都在梳妆和试穿租来的婚纱，忙得脸红通通的，鼻尖上也沁出了晶莹的汗粒。我们住的地方较远，５点多钟便动身前往电视台。

　　我们在马路边等出租车。也是不凑巧，接连拦了几辆的士，司机都说马上要交班，不愿意跑远。身穿洁白婚纱裙的小鱼生怕迟到，急得在马路边不停地向来往的的士招手，像一只美丽的小天鹅，不少行人纷纷把目光投到她身上，十分引人注目。那时侯已近黄昏，天空、马路和尘世上所有的景物正在急速地暗淡下来，唯有小鱼像从天上下凡到人间的仙女，在我的眼里（或许在其他行人眼里同样如此？）更趋明媚起来。小鱼显然也意识到了行人的目光，满面娇羞，提着羽翼般的裙摆，生怕弄脏了婚纱地踮着脚跟，在马路边跑动，叫喊：“的士、的士！”她的声音清脆、悦耳。现在，我对那天晚上参加“电视婚礼”的许多细节早已回忆不起来了，但我和小鱼在马路边等出租车时的神态举止、她叫“的士”时急切而娇柔的声音，始终在我的脑子和耳畔历历在目、经久不息，如同一盘在我的记忆深处转动的录影带和金唱片，只要它在转动，小鱼就没有离开我；它与我的整个生命联系在了一起，除非我生命的车轮也停止转动，否则它就会永远旋转下去，直到世界的末日。

　　我记得，那天“电视婚礼”结束后回家，在楼梯口，我抱起小鱼，我的美丽可爱的新娘，从一楼一步一步地走上五楼，当我迈进家门，将她放到地上时，小鱼发出一声幸福的叹息，一直闭着的眼睛睁开了。但她的胳膊仍然搂着我的脖子，目不转睛地凝望着我，那是世界上最充满爱意、荡人心魄的目光。我听见小鱼喃喃地对我说：

　　“现在，你是我的丈夫了……”

　　我也看着她，喃喃道：

　　“现在，你是我的妻子了……”

　　我相信，这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动人的情景。

　　７

　　回忆我和小鱼短暂的婚姻生活，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串风铃。那串风铃是我们结婚时买的，婚后一直挂在卧室门口。风铃由五块赭红色的椭圆形陶片组成，显得古朴雅致，沉甸甸的；风吹过或人碰到时，风铃便发出一串叮叮当当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像玻璃做的风铃，清脆嘹亮，而是像风琴那样浑厚低沉、柔和悦耳，别有一种韵味。有时小鱼从门口走过，调皮地踮起脚用头或手碰一下，风铃声便在寂静的房间里荡漾开来。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听到的最美丽动人的音乐。而那串赭红色的风铃，就像一架古香古色的竖琴，陪伴在我和小鱼的婚姻旅途，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忠实见证。

　　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我总能听见那串低沉悦耳的风铃声。或者在阳光敞亮的白天，或者在万籁具寂的深夜，将我从黑暗无边的睡眠中唤醒，小鱼娇美的面容从我恍惚的梦境一闪而过，倏忽不见，枕边留下一串潮湿的泪痕，仿佛风铃遗漏的音符……

　　“小明、小明……”我似乎听见小鱼贴在耳边轻轻唤我。结婚后，她一直这么叫我。她的头发摩擦着我的脸颊，痒痒的，像虫子在爬，但我不愿意睁开眼，我知道那不是虫子。小鱼常常趁我午睡时捉弄我，有时用一根小草拔弄我的脸和鼻子，有时用一根橡皮筋将我的头发扎成辫子，然后用她的口红涂在我的额头或脸上，等我醒来，她就拿着一面镜子对着我，让我欣赏自己的“尊容”，像完成了一幅杰作似的，一边叫我“哪吒”或者“小非人”一边拍着巴掌得意地笑个不停。她像个顽皮的孩子，总是不断地给我取各种各样的浑号。我和小鱼生活在一起，感到时光发生了倒流，有时候想：上帝对我多么恩惠，给我送来了一个精灵般的妻子，我该怎么感激才好呢？

　　苏童曾经写过两篇不大引人注目的小说《已婚男人杨泊》和《离婚指南》，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叫杨泊。我还为后者写过一篇评论。苏童在小说中揭示的是婚姻生活的负面意义，即日常琐事对人的精神和自由心性的严重磨损。我不是苏童笔下的那个小知识分子杨泊，尽管我身上也许不乏杨泊那种神经兮兮的毛病。但在我和小鱼的婚姻生活中，我感受到的更多是阳光与温暖，甜蜜和柔情，青春与欢悦。如果我以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婚姻是爱情坟墓”的观点，那么现在，我宁愿重新修改我对婚姻的理解：婚姻是爱情乃至人的一生中最温柔的部分。

　　很长时间以来，我差不多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作家刘富道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我的文章，题目就叫《刘继明：吉普赛先生》。但自从我和小鱼结婚后，像大多数人那样，我也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知道，我生命中的一个崭新阶段开始了。

　　我再也不是那个胡子拉茬、不修边幅、懒散成性的单身汉了。我开始体验到了为人之夫的特殊滋味和“家庭”二字的真实含义。一个结了婚，有了家的男人与一个单身男人之间的区别简直判若云泥。对于男人来说，“家”和“妻”的确像有的诗中形容的那样，是“心灵的港口”，意味着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你不用到处串门和“蹭饭吃”了；下班后，你也像大多数人那样迈着匆忙的步子去乘公共汽车回家，甚至在经过菜场时，顺便带上点油盐酱菜之类的，俨然像个居家过日子的人；而到了家里如果妻还没有回来，你总觉得房子空荡荡的，心里也空荡荡的，你会忍不住给妻的单位打个电话，问她是否已经下班。如果妻有事回家很晚，你也许一整个晚上都因为牵挂着她而魂不守舍、坐立不安……

　　尽管我和小鱼上班很远，但我们俩一个在文学杂志当编辑，一个在报社做记者，都是自由职业者，不用每天坐班，所以我们俩呆在家中的时间比一般夫妻都多。在婚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们除了上班，很少外出，别说一般的社交活动，就连婚前我们各自交往甚笃的朋友也几乎中断了来往。即使上班，有时也同来同往。小鱼供职的《青年人报》在《长江文艺》比邻的湖北日报印刷厂印，每个星期她都要去印刷厂看清样，我去上班，俩人便一同乘公共汽车去，小鱼忙完工作，中午我们俩在省作协食堂吃完午饭后，再一块回家。有一次文学聚会上见到晓苏，他摇晃着胖胖的身体，走过来和我握手，以其惯有的幽默道：好久不见，你可别“娶了媳妇忘了朋友呵”！事实上，我们的确很长一段日子没见面了。晓苏和他妻子刘勇待人都很热情友善。结婚前我住在歌剧团那阵子，离他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颇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他家“蹭饭”。结婚前，我还带着小鱼到他家去玩过一次，而结婚后，我们的确就少有往还了。

　　“家”成了我和小鱼的伊甸园，将我们与生活的喧哗纷繁，几乎完全隔离开来了。新婚那段时间，到家里作客的只有评论家昌切博士一人。那是１１月份，他听说了我结婚的消息后，特意上门庆贺。昌切是那种书生意气、十分富有个性的学者，也是和我能够深入交流文学见解的极少几个文友之一，我们常常为某个观点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我的颇有见地的评论，发表在９５年７月号的《上海文学》上。我记得，那次昌切从武汉大学转了好几趟公共汽车，来到我们的新婚之家，当我看到他瘦长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不禁有点感动。他给我和小鱼送的“新婚贺礼”是两本书，其中一本是阿格妮丝(赫勒所著《日常生活》，还送了一本精美的相册。

　　这是我们结婚后收到的唯一一份来自文友的贺礼，所谓礼轻情义重，何况是如此充满个性的方式？我和小鱼都倍感珍惜，后来小鱼就用昌切送的那本相册来保存我们俩在一起拍的照片。那天，小鱼也第一次以家庭主妇的身份，做了一顿可口的家常饭菜，款待我们结婚后迎来的第一个客人……

　　８

　　婚姻使我和小鱼的生活变得如此温馨、美好，这的确是我始料未及的。９５年婚后的那些日子，我几乎从里到外换了一个人。小鱼为我买了一把电动剃须刀，我慢慢开始养成按时理发和刮胡子的习惯；我的背脊也不再总是佝偻着了，每次和小鱼一起散步或外出，她总要拍一下我的背，像大人对小孩那样提醒道：“挺起你的背来！……”这不由让我想起多年以前读过的王蒙小说《风筝飘带》中主人公的一句话：“竖起你的大衣领子！”我的衣着也比以前整齐多了，有一次，我穿着小鱼为我买的一件黑色皮夹克去诗人张执浩家，他妻子对我说：“读你的作品，以为你一定经常衣衫不整，没想到你原来还这么潇洒……”

　　这是我第一次听人把“潇洒”二字用在我身上，我不由为之一愣，心想，小鱼真的使我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了。

　　那段时间，我的写作也特别顺利，短短不到半年，我接连写了好几个中篇，而且比较满意。我每写完一篇，总要给小鱼看。她的感觉异常准确，对作品的优点或缺陷往往一语中的。记得我写中篇小说《拯救》到三分之二时卡壳了，小鱼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作品的毛病，接下来，我充分采纳了她的意见，才得以完成这个小说。小鱼对文学颇有自己的见地，这显然与她一直喜欢写作有关。有一阵子，大概受我的影响，她也跃跃欲试想写小说了，而且打算写一个“阿紫系列”，她在一个黑封皮小本上把题目都拟好了：《阿紫在春天》、《阿紫在夏天》、《阿紫在秋天》……

　　小鱼喜欢残雪的小说，经常对我提起那篇《阿梅在一个冬天里的愁思》。９５年冬天，她写完了一个短篇《梦剧院的圣诞夜》，我看了，觉得除了某些技术上的缺点，是一篇不错的小说，特别是迷漫在小说中的那种缠绵忧伤的氛围，给我印象很深。我让她改一改，但当时她对那个“阿紫系列”兴致盎然，就一直拖了下来。９６年下半年，小鱼患病以后，我又想起那篇小说，找出来给《长江文艺》一位老编辑看了，她也说不错，甚至认为有点川端康成的风格。那时小鱼的病情已经很重。《长江文艺》的主编汪洋先生当即签发了，希望以此在精神上给患病中的小鱼以激励。这也正是我的心愿。我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小鱼后，她被疾病折磨得苍白消瘦的脸上浮现出一缕恬淡的微笑。我相信，小鱼的笑容里是即有欣慰，又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忧伤和遗恨的。当那篇小说以最快的速度在９７年三月号的《长江文艺》上发出来，我将刊物拿到她手边时，小鱼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念出自己作品的题目了：“…圣…诞…夜……”

　　小鱼不仅对文学，对许多事物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我们之间经常交流，有时各执一词，争论得面红耳赤，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总是不了了之。不久前，我在《天涯》杂志上读到韩东一篇题为《爱情中的交谈》的随笔，感触良深。现在想来，在我与小鱼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交谈其实占着一个特殊的位置，也是我和小鱼之间的感情总是与日俱增的奥秘。

　　９６年底，小鱼癌部的癌细胞扩展到骨髓了，身体已经瘫痪，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饮食起居都由人照理，当时，中医和西医对小鱼的病都无回天之力了。但我和小鱼的父母不甘心，托人请来一个气功师给小鱼治疗。有两天，她的身上的疼痛稍微减轻了一些，我陪着她说话，谈到一个有关文学的话题，小鱼又不知不觉地加入了辨论，仿佛忘记了自己的病情，双眼变得像健康人那样明亮有神，手还像过去与我讨论问题时一挥一挥的，而我也忘记了她的病，很认真地和她辩论起来。那时候，我多么希望小鱼的病真的像那个气功师说的，是发生奇迹般好转的征兆啊……

　　对我和小鱼来说，一切都刚刚开始。我们还没有完全进入家庭的角色，总像还在恋爱似的，甚至在对外人介绍起对方时，不知道称“爱人”，还是称“老公”或“老婆”合适。像每对新婚夫妇一样，婚姻和家庭中的日常琐事照例会困扰我们。有一阵子，我们甚至对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未婚生活有些留恋。我想，我和小鱼从心理上尚处于向婚姻生活的过渡阶段。我们都还不知道如何做一个丈夫或妻子。实际上，在小鱼的内心里，她还是从前那个单纯、富于幻想的女孩子。小鱼写过一篇散文《愿时光停留未嫁时》，仍然是她特有的那种淡淡的、充满留恋的美丽的惆怅。而我呢，作为一个长期过着漂泊生活的文人，那种似乎与身俱来的孤独和形而上的忧郁，同样会在某个时刻缠绕住我。我想，如果上天给我和我的小鱼以时间，我会作一个更称职的丈夫……

　　是的，一切都仰仗于时间。时间是一个慷慨的设计师，他会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将我们塑造成生活所需要的那个样子。

　　但谁料到，时间还是一个无情的杀手，竟对我和小鱼如此吝啬和残忍呢？

　　我们从认识到结婚，不到９个月；从结婚到小鱼患病入院，相隔也只有９个月。９６年５月，我们买回来一台４８６的电脑，小鱼在键盘上用透明胶贴上拼音符码，一有空就在家里练打字，我记得她用电脑打出的第一篇散文叫《最初的梦》。那段时间，小鱼晚上总咳嗽，睡不好觉，去医院检查了两次，也没结果。那段时间我正在写一部长篇，搞得心神恍惚，加之小鱼以前有支气管炎，每年春夏季节都容易感冒咳嗽，所以就没怎么引起注意。过了些日子，有一天上班时，编辑部的一位女编辑对我说：“前两天看见你的孙远，怎么那样瘦啊，是不是怀毛毛啦？”

　　我这才警惕起来。

　　６月２６日，我动身去参加《长江文艺》和《当代作家》联合举办的“蒲圻笔会”之前，反复叮嘱小鱼再去医院检查一次。５月２７日晚上，我给家里打电话，小鱼说检查的结果是胸膜炎。第二天一早，我中途从笔会上匆匆赶回家，小鱼一见我便泪如泉涌，依偎在我怀里哭了。我拍着她的肩膀安慰她说：“鱼，别怕，我问过了，听说胸膜炎十天半月就能治好……”

　　当天，我送小鱼去医院，我们都以为很快就会出院的。出门前，小鱼只收拾了毛巾、牙刷和几件简单的衣服，仿佛前不久五(四青年节，她参加报社的集体活动，去离武汉不远的陆水湖游览那样……

　　小鱼去陆水湖那天，我下班会家，发现屋子里到处看见她写的和画的纸条。

　　餐桌上的那张写着：“小明吃菠萝，多多地吃！”（画着一只菠萝）

　　书桌上的那张写着：“小明好好写字，天天向上，给你递上（画着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喝啊！”

　　厨房里的那张写着：“小明做饭不要放太多的盐，洗碗洗干净点，你这个赃娃娃、小非人、大鼻子、大嘴巴、小胡子（画着我的头像）。”

　　如此可爱的小鱼，上帝只能加倍恩宠于她，怎么能舍得加害她呢？

　　可是，我做梦也没有料到，仅隔一个多月，小鱼就住进了医院，而一个多月后便被确诊为肺癌……那个漆黑的灾难的上午，当我从病理室拿到化验单，看见上面写着“鳞状癌细胞……”的字样时，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浑身瘫软，差点栽倒在地上，我打电话把这个噩耗告诉小鱼母亲，刚开口，就忍不住在电话旁痛哭起来。面对这一残酷的化验结果，医院也不愿意相信；后来，我又拿着化验单和小鱼做钎支镜检查的玻璃刷片，先后在武汉的湖北医科大学和上海的肿瘤医院找权威的专家复查，我捧着那两件致命的东西，仿佛捧着小鱼的整个生命，心里不断地念叨，但愿化验结果是错误的。可每次复查都无情地催毁了我的祁望。我觉得自己像被卷入一个巨大的漩涡，越陷越深了……

　　接下来的那些日子，我陪伴她辗转上海、杭州和广州和她父母所在的惠州求医、养病，其间经历的痛苦与绝望、悲伤与折磨，难以历数，我实在缺少勇气将小鱼被病魔一步步吞噬的过程，用语言再现出来。世界上最残忍的莫过于看着自己所爱的人被死亡从怀抱里夺走，而你除了抛洒泪水，一筹莫展。你没法替代她正在承受的痛苦，也更没法替代她去承担死亡的蹂躏。这正是生命以个体形式出现时的极端脆弱之处。

　　８月２９日，小鱼在上海的医院，度过了她的２５岁生日。当时，我们还一直把病的真相瞒着她，但生日那天，面对自己日益加重的病情，小鱼还是伤心地落下了眼泪。上午，我去花店买来一束鲜艳的玫瑰送给她，下午，我们又一起去吃麦当劳（他一直喜欢吃麦当劳），心情才好转了一些……

　　９月下旬，在上海化疗了一个疗程，西医承认只能减轻病痛，延缓时间后，我陪小鱼离开上海，到了广东惠州，在广州找了一个据说根治过不少癌症的中医，一边让她服用中药，一边练气功。

　　９月２９日，我和小鱼在惠州她父母家，度过了我们的结婚周年日。那天晚上，我们俩去楼下散步。她们家住在七楼，而那时小鱼的身体已经很虚弱，她的左半个肺已完全被水淹没，稍微吃力就会感到呼吸紧张。我将她从七楼抱到楼下，我们相拥着散了会儿步；累了，我便把她抱到路边的水泥栏杆上坐一会儿，然后又从楼下抱上七楼。而仅仅在一年前的那个新婚之夜，我同样是这样抱着小鱼走上楼的。我感觉到小鱼搂着我的脖子，脸贴着我的头发，喘息一般地笑了，黑暗中，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淌了下来……

　　当时，我和小鱼的父母都虔诚地相信，那无数传说中出现过的奇迹会降临到小鱼的身上。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未曾阻挡住死神逼向小鱼的脚步。

　　９７年元月初，我从武汉回到小鱼身边，那时，她已经服了三个多月的中药，但病情仍没有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产生明显的好转。一天，小鱼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陪她说着话，她向我讲述了三个梦。

　　第一个梦：她和我在河边玩耍，一条小船顺水飘来，小鱼率先上了船，可当船驶到河中心后，小鱼才发现我没上船，船上只有她一个人。她急得叫起来……

　　第二个梦：她和我在一个风景区旅游。我们手拉着手向一座山顶攀登，当小鱼攀上一道陡峭的悬崖时，却发现我不在她身边了……

　　第三个梦：她由妈妈陪着去医院检查。走进医院后，她妈妈不见了，只剩下她一人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她推开每一间房，里面都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病人，有的头上扎着绷带，有的缺胳膊少腿。她拐进了一条像隧道那样幽暗、狭长的走廊，越走越深，仿佛没有尽头，冷风习习，她不由打了个寒噤；后来，她来到一扇门口，里面隐约传来一阵凄惨的哭声。她有点害怕，正犹豫着不知是否往前走时，黑暗中有个人叫住了她，劝她别往前走了，似乎有什么危险。那个人隐蔽在黑暗中，只露出一张模糊不清的脸，她觉得既像是我，又像是她的妈妈……

　　听完小鱼的梦，我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一时控制不住，悲从中来，伏在小鱼身边哭出了声。果然，过了半个月，小鱼的病情急剧恶化，癌细胞终于未能控制住，转移到了骨髓，小鱼的下肢瘫痪了。我们只得再次把她送进了医院。

　　那时侯，我和小鱼父母还在想方设法，以至最后求助于特异功能。在惠州医院照料小鱼的那段时间，我不分白天黑夜守在她身边。一次，我谈起不久前刚写完，献给她的长篇小说《仿生人》。那部长篇的构思在１９９５年冬天就产生了，我记得还给小鱼谈过，她说这个构思不错，建议我尽快写出来。可谁知道，这可能就是我献给她的最后一件礼物呢？

　　“什么时侯出版呢？我也许看不到了……”小鱼躺在病床上，抚摸着厚厚的打印稿，自言自语地说。

　　我一听这话，感到心里像有一把钝刀子在割，我拼命控制才没让自己又在她面前落下眼泪。我知道，老天给我和小鱼的共同时光已所剩不多了。

　　９７年３月２３日，我亲爱的妻子小鱼终于被癌症夺去生命，永远离开了我和这个世界，刚巧又是９个月。

　　小鱼才走过２５岁的人生旅程，还不满２６岁啊。

　　９在中国心目中是一个十分吉祥的数字，尤其在心心相印的爱人之间，更是天长地久的代名词，可当它降临到我和小鱼身上时，竟然恰恰相反……

　　９

　　１９９１年，我写过一篇小说《城市上空的鸟群》，诗人林戎在少女裙离他而去后，曾经发出这样的悲叹：

　　“啊，爱情的小鸟，穷困诗人的幸福使者，你把我的魂也带走了，你既为我带来了世界的福音，又为何如此之快地重新使我陷入晦暗之中？……”

　　难道我在６年前就通过这篇小说，预言到了我和小鱼的命运吗？我想起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觉得生命的确像一根脆弱的琴弦，谁也没法预知自己何时弦断音绝，即使像小鱼那样美丽单纯、充满幻想的女子。我们被动地活着，将同样被动地死去，不堪一击，脆弱得像一只虫子。死亡和生命仿佛两个挨得很近的邻居，只隔着薄薄的一堵墙壁。更准确的说法或许应该是：它们之间相隔着一层帷幕，生和死不过是台前与台后的匆匆换场，所不同的只是生命的舞台五彩缤纷，有灯光朗照，有观众瞩目，有转瞬即逝的欢笑和掌声；而死亡的后台是永恒，是一片寂静的虚无。对于死者而言，只有爱才能彻底拔开笼罩着他（她）的那层黑暗的帷幕，重新将他（她）照亮。

　　真正不幸的，也许并非我们每个人必得面对的死亡，而是没有“爱”；

　　没有爱的人的死，是永劫不复的黑暗，黑暗就是地狱；

　　爱能使他（她）重获光明，光明就是天堂；

　　每一个活着的人心里都矗立着一座墓碑，墓碑就是爱。

　　我相信，每一个死去的人都有将他（她）照亮的那个唯一的观众。因为，我现在就是小鱼的那个唯一的观众。

　　我喜爱的作家爱伦(坡说过，活着的人没法和死去的人交谈，只有死者才能和死者交谈（像我一样，这个命途多舛的天才的妻子也是25岁时因肺病去世的）。这句话使我感触尤深。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小鱼去世后的那些日子，我再也没有和她交谈过。无论在照片里还是在梦中，一切都无声无息，像一出哑剧和无声的黑白电影。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死去的人只是镜中的影像，你没法与一个镜子里的影像交谈，除非你把那面镜子打破，但镜子破碎后，你的生命也就破碎了，你从镜子外面走进了镜子里面，在与所爱者倾心交谈的同时，你也成了另外一个爱你的人的镜中影像。

　　既然镜子如此容易破碎，写作就成了我构筑语言的城堡挽留我妻子和与她交谈的唯一方式。透过语言的缝隙，我看见亲爱的小鱼始终那么年轻、美丽，时间无法毁损她天使般纯洁的容颜，她似乎比活着的时候还要可爱，比居住在镜子里的时侯更加真实、清晰，触手可及。

　　我记得，爱伦(坡是在他妻子去世两年后病逝的。他显然无法忍受不能和妻子交谈的痛苦，只得将那面镜子打碎了。镜子锋利的碎片刺伤了爱伦(坡的大脑和心脏，他终于走进镜子中的世界，与小他14岁的妻子弗吉莉娅合二为一了。

　　爱伦(坡去世时42岁。坡比我幸运的是，他与他妻子在一起生活了11年，而我与妻子在一起生活才不到两年。我也许更有理由考虑：要么被镜子所伤，要么将镜子打碎。我从来没有像现在感觉死亡比生活离我更近。事实上，我差不多已经把自己幽闭起来了。我很少与人交往，因为他们随时可能将我拉回生活中去。我越来越习惯独处，长时间地沉湎在对死亡的设计和冥想中难以自拔。这种设计和冥想的结果使我在短时间内写下了大量诗歌。它们是一部近两千行的长诗《死亡书》及许多首短诗。而这之前，我已经多年不写诗了。我就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回到了诗歌，但我永远失去了亲爱的小鱼，或者说，小鱼以她的生命为代价，把我送回诗歌的怀抱后，便离我而去，率先走进了那个永恒的世界……

　　想到总有一天会在另一个世界里和亲爱的小鱼重逢，这也许是我唯一可以感到安慰的。

　　我写了一首《献给小鱼的安魂曲》。现在，我来唱给你听，小鱼，我相信你一定能听见：

　　现在，我们上路吧

　　雨，早已经停了、停了

　　让我为你撑起一把报纸做的伞

　　音符在上面跳动；哀伤在上面跳动

　　时间在上面跳动；被偷袭的欢乐在上面

　　跳动；石头在跳动；雨靴在跳动；七月的旅途

　　在跳动。只有你的心在安睡。你的幻想和梦在安睡

　　从九月到三月。从冬天到春天。从白天到黑夜。小鱼

　　有我的影子做伴，我跛足的言语搀扶着你２６年的光阴

　　语法和修辞随风飘散。春天落叶萧萧。脚步比舞步更

　　庄重、更古典。如黄昏的排萧曲《孤独的牧羊人》

　　我们穿过预支的晚年，提前领受神恩：被神抛弃

　　又被神抚慰。这就是我们不可测量的命运。比

　　谁更悲惨？比谁更幸福？苍苍茫茫的天穹下

　　我们走着，摇摇晃晃地走着，渐渐地在

　　尘世走散：我和你的故事，仿佛一个

　　被雷电击中后分成两半的、完美的

　　句子。我的断臂伸出，只握住

　　一缕清风。小鱼，你且先行

　　一步。你慢些儿走，否则

　　你身后的青草会遮盖

　　我随之而来的

　　脚步

　　（《上海文学》1998年第3期，《刘继明文集》第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