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拒绝共产国际经费援助始末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围绕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经费援助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陈独秀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拒绝经费援助，马林在中共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前提下坚持提供经费援助，最终经费援助问题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圆满解决。

　　缘由

　　早期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大多是青年，一般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党，宣传、组织等费用光靠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知识分子教书、写文章挣来的钱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经费问题成为建党中的一个大问题。1920年4月底，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除了向他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共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外，还向上海共产党人提供经费资助，使成立共产党的各项准备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像《共产党》等杂志就办了几个，加快了在上海以及南方建党的步伐。8月上旬，中国共产党上海支部发起组成立会议召开，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12月，陈独秀又利用应陈炯明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机会，在1921年春重建了中共广东支部。此时，虽然共产国际在推动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着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如1921年1月维经斯基回国后，中共上海发起组即“经费无着”，许多宣传刊物被迫停办，对工人的启蒙教育也不得不终止。但陈独秀仍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反对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他在支部会上说：“党员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们党现在还没有什么工作，要钱也没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他还诙谐地说：“你们看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不是常在报上写文章骂我陈某崇拜卢布，是卢布主义吗？然而，他们恰恰又给我上了一堂课，人家的钱不能要，拿了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干，不能受制于人。总之，我是不愿被别人牵着走的。”大家听了连连点头。

　　陈独秀在共产国际经费援助问题上打的预防针非常及时。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在会见了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后，即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共产国际、并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以开展党的工作，他还毫不客气地向李达要工作报告和经费预算。受陈独秀影响的李达、李汉俊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也还没有决定……至于经费方面，只能在我们感到不足时才接受补助，我们并不期望靠共产国际的津贴来发展工作，从而拒绝了马林提供经费的要求。在马林的催促下，上海党支部向全国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2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为使各地代表不致于因旅费问题而误会，马林拿出自己的活动经费，在发邀请函的同时向每位代表寄去路费100元。他还多次发函电，希望陈独秀回沪参加“一大”，甚至派包惠僧到广东接陈独秀到会。因为陈独秀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校舍而抽不出身，于是指派包惠僧代表他本人出席“一大”。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未参加会议，但由于他在建党中的威望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认可，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

　　“一大”闭幕后，马林虽未与陈独秀谋面，但他对陈独秀作为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做官是不满的。尤其是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中国这么长时间，陈独秀居然不来见他，简直不把共产国际和自己放在眼里，至于其他在上海的中共党员如李达等人，每当马林提出有关工作计划设想时，则托词等陈独秀返沪后再作决定而予以抵制。由于中共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所以“一大”后经费短缺再次成为中共面临的首要问题。每月虽只用二三百元，但还是难以筹措，李达等人只好函告陈独秀，请他设法筹集经费。鉴于这种情况，8月马林在与张国焘商谈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时，再次表示要向中共提供活动经费，他说：“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共产国际有帮助各国共产党的义务，而中共也应坦然接受。”马林还要求张国焘立即编制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按张国焘的预算，“总共预计有30人按月领取生活津贴，每人约需20元至35元。这个机构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每月约需1000多元。”马林见所需经费如此少，大笑着表示同意，决定全部经费都由共产国际补贴，中共自己所筹集的经费可作为它用。但此后中共中央讨论此事时，决定把这“视为一个试行的草案，等陈独秀先生返沪后再作最后决定”，再一次拒绝了共产国际提供经费援助的要求。

　　马林碰了钉子后，急切地盼望能早日与陈独秀会面。为此，他曾专门召集张国焘、李达、包惠僧等人开会，讨论陈独秀回上海的问题。会上马林不满地说：“陈独秀先生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应当回到上海，尽到责任，不能由别人代替，国际上没有这样的先例。”于是，会议决定派包惠僧去广东接陈独秀迅速回上海主持党中央工作。马林对包惠僧说：“包先生，你要对陈独秀先生讲清楚，要他回上海，不仅是中国党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随后不久，包惠僧就去广州接陈独秀回上海。

　　摩擦和争吵

　　包惠僧一到广州就向陈独秀详细汇报了党的“一大”情况，并说：“上海方面及马林，要先生尽早回上海主持工作。”陈独秀说：“当初是为了推进广东革命而南下，现在共产党成立，当然不能久留广州，是该回上海了。”包惠僧还向陈独秀谈到上海党员与马林的关系，陈独秀明显站在国内同志一边，对马林不太满意。9月11日，陈独秀辞职后与包惠僧乘船离粤回沪，在谈到共产国际时说，“我们没有必要靠它，现在我们还没有阵地，以后工作展开了再找第三国际联系。”包惠僧说：“陈先生，马林说过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编入第三国际，是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听后十分反感，说道：“他们承认与否没有用！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船到上海，陈独秀回到渔阳里2号就任中共中央局书记。刚一上任，陈独秀就从李达那里得知马林不尊重中国同志，态度傲慢，擅自处理一些问题的情况，还听说马林曾公开表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生性倔强的陈独秀立即驳斥说：“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与此同时，陈独秀也责问张国焘：“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了薪金，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他还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要依靠第三国际，听马林的。马林以共产国际自居，他马林就是共产国际？他要我们听他的，牵着我们鼻子走。否则，不听他的，就是不听共产国际。”在上述分歧尚未解决之前，马林依然自行其是，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与陈独秀之间的矛盾。当接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指示，在中国、朝鲜、日本选派代表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时，马林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事前也未同陈独秀商量，就擅自派遣担任其翻译的中共党员张太雷赴日工作，并要张太雷别告诉党内其他同志。陈独秀对此事极为不满，认为马林简直是胡作非为，藐视中共中央，他表示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的代表职务。

　　只是在张国焘的一再劝说下，陈独秀才勉强见了马林。在马林下榻之处，张国焘向马林介绍说：“马林先生，这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先生。”“欢迎，欢迎，陈先生，你终于回上海来了。”双方寒暄几句后，马林就用严肃的、带有命令的口吻说：“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的支部。所以，中国共产党应在共产国际统一领导下。陈独秀同志，你如果是真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共产国际的。”陈独秀一听猛地站起来对马林说：“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中共的工作，也无需样样依靠国际，我们有我们的独立性。”马林气得无言以对，双方第一次会面就这样不欢而散。就在双方围绕共产国际经费援助等问题争执不下时，陈独秀的突然被捕，却使他与马林的关系出现了转机。

　　谅解和合作

　　1921年10月4日下午4时，法租界巡捕因陈独秀与马林接触而闯进陈宅，见屋中有大量禁售刊物《新青年》而将陈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党的干部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但巡捕认不出谁是陈独秀。

　　在巡捕房登记时，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用了假名。不久，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褚辅成和邵力子因到陈独秀家中拜访也先后被捕。在巡捕房褚辅成一见陈独秀就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带到这儿来了！”于是，陈独秀的身份暴露。褚辅成、邵力子则在查明身份后被释放。在牢里，陈独秀嘱咐大家不可说出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好了，以争取其余人先行获释。陈独秀说：“我家里有马林的信件，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为党工作。”陈独秀还感慨地说：“现在的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的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

　　陈独秀的被捕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并纷纷组织营救。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10月26日，法庭判决陈独秀私藏《新青年》杂志，罚白银500两结案，当天陈独秀获释。陈独秀了解到自己能顺利出狱，除了社会各界营救之外，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并请了著名的法国律师巴和出庭辩护。陈独秀出狱当天，张太雷即来到陈独秀住宅，转达了马林对他的慰问，并说：“如果不是不方便，马林是要亲自来慰问的。”见此情景，包惠僧对陈独秀说：“这一次，马林和陈先生及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你要当面好好谢谢马林。”陈独秀原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这件事无形中消除了他对马林的误解，他接口说：“惠僧说的对，要不是他的营救，这个案子不会很快顺利了结。过几天，我一定去当面向马林表示谢意。”以前一切的争执都因这一事件而烟消云散。

　　马林

　　10月27日，陈独秀以书记的身份召开中央会议，除决定《共产党》月刊继续出版、将《新青年》复刊外，会议主要通过了原张国焘提出的组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草案，但做了个别修正。主要是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再称薪金或工资，而称之为生活费，其标准也由原来的每月20元至35元减低到以25元为最高额。会议关于党员生活费问题还特别指出，原则上共产党员应无报酬地为党工作，现在所规定的生活费只给予一部分非此即不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同志。党员要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领取最低生活费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最宝贵的精神品质。有关党员最低生活费的精神在会后以中央通告的形式传达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了党员的一致赞成。

　　会后，陈独秀在张国焘、张太雷的陪同下特地拜访了马林。马林一扫过去盛气凌人的架势，表示“中国党的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我，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独秀也诚恳地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尊重。”此后，陈独秀与马林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林从未提出过异议，陈独秀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共中央会议报告。陈独秀与马林还具体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费援助便成为经常了。据杨奎松所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记载，从中共“一大”召开后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另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记载，1922年12月共产国际通过的《中国共产党1923年支出预算》每月支出为：《向导》周报，210元金卢布；《工人周刊》，40金卢布；印刷传单、宣言等，60金卢布；组织员和宣传员的费用，汉口、湖南、上海各60金卢布，北京80金卢布，香港、广州各40金卢布，山东30金卢布；两名中央委员旅差费100金卢布；两名固定宣传演讲员的食宿旅差费120金卢布；意外开支100金卢布，总计月支出1000金卢布，总计年支出12000金卢布。1924年实际得到活动经费约36000金卢布。即使有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状况仍很紧张。1924年9月7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维经斯基写信称：“我们党的经济状况很严重。由于经费不足许多方面的工作处于荒废状态。我们希望您立即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给我们寄7、8、9、10月份的钱来。”此后，从1925年至1927年，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经费援助不断增加，中共经费短缺问题也有所缓解，中国革命得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