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红楼梦》当政治历史读

　　毛泽东以新旧“红学”研究为靶子，清理《红楼梦》研究中的种种弊端，乃至发起思想文化运动，其目的是要创建马克思主义“新红学”，彻底扭转“红学”研究的大方向，从而为清理古代文化和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做出示范。

　　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没有一部文学作品，能够像《红楼梦》这样，引起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的长久研析、高度关注、深度解读、极力宣传，乃至古籍新解、古为今用，从而在党的思想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破两百年“红学”迷局

　　《红楼梦》问世200多年来，因其主题、人物、作者、版本等，纷繁复杂，争议颇多，成为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从“五四”时代到1954年，《红楼梦》的研究进入了“新红学”时期。胡适、俞平伯等学者，接受西方学术思想，破除“索隐派”的牵强附会，主要以“自传说”来重新解说《红楼梦》，大大提升了《红楼梦》的社会价值。

　　然而，让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深感忧虑的，不仅是“红楼梦考证”占据了“红学”研究的主流，致使其在学术高度上存在极大欠缺；更为严重的是，虽说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在“红学”界乃至学术界思想文化界，旧社会的落后思想和唯心主义观点，仍然盛行，得不到纠正；没有树立起正确的研究古代文化及其当代价值的思想方法。

　　让毛泽东关注和纠结的，还有更进一步的思考，这就是：怎样在思想文化领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怎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文化方面的改造。毛泽东最关注的，就是要克服唯心论哲学在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

　　这也牵涉到一些新老学者及党的干部，能否站稳马克思主义立场，正确分析看待传统文化，区分其精华与糟粕，做到古为今用。还有，如何真正读懂《红楼梦》，《红楼梦》的真正价值高地在哪里，“红学”的关注点最应该放在哪里，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清理研究中的弊端

　　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一部早年即熟读过的古典小说《红楼梦》，空前地重视起来。而且，这又正好与一件“红学”事件相遇。

　　先是，1954年间，青年学子李希凡、蓝翎二人，不惧权威，针对著名学者俞平伯的“红学”著作及研究方法，写作论文，大胆进行批评，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重新解说《红楼梦》，所写文章，几经周折，才得以在母校学刊《文史哲》上发表。

　　此事引发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名之曰“小人物”对“大人物”的反抗。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毛泽东还指名将此信传达给部分中央高层领导和文化意识形态工作部门领导以及文艺界名家。随后，很快转为各类会议批判，批评俞平伯的红学观，进而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由此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

　　不难看出，毛泽东以新旧“红学”研究为靶子，清理《红楼梦》研究中的种种弊端，乃至发起思想文化运动，其目的是要创建马克思主义“新红学”，彻底扭转“红学”研究的大方向，从而为清理古代文化和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做出示范。

　　更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还身体力行，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红学家主帅”姿态，占据了“红学”制高点与价值高地。他经常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在多种场合，积极主动地发表现实针对性极强的“红学”意见，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把《红楼梦》当历史读

　　毛泽东说，自己开始是把《红楼梦》当作故事来读，当作小说来读，后来是当作历史来读的。

　　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以贾府为中心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史，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教科书。”“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补封建制度的‘天’”；写了“四大家族”，借此反映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还说《红楼梦》第四回是个总纲，“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护官符，是阅读《红楼梦》的一个纲。

　　毛泽东还对刘少奇、王海容等多人说过：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还说：“《红楼梦》讲到很细致的封建社会情况，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

　　将一部文学作品当作历史著作来看待，从中去生动观照封建末世的情状，乃至去感悟作品所涵蕴的进步思潮（资本主义萌芽）的萌动，体现出毛泽东“红学”观的强烈政治色彩，以及高屋建瓴的政治历史洞见力。

　　毛泽东对《红楼梦》中的人物事件细节，了然于心，常在多种场合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引经据典起来十分得心应手。他曾在多个重大政治场合，直接切换到“红楼梦”场景，比如：

　　他引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引用王熙凤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难办，引用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引用小红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事情可以相互转化和聚散的辩证法，等等，生动活泼而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晚年的毛泽东，仍然潜心研究《红楼梦》，甚至还把它同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红与黑》进行比较分析，肯定《红楼梦》在反映社会生活广阔性上的高明之处。此乃比较文学研究之论！

　　以前，人们往往以为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版本并不重视。因为他确实不囿于版本，也不纠结于所谓“后四十回”公案。在“三反”运动时，毛泽东曾以“贾政做官”受小人“围猎”的故事，来告诫党的干部要警惕受人包围。而“贾政做官”是《红楼梦》第九十九回即“后四十回”里的情节。

　　其实，毛泽东是看重版本而又不为版本所束缚；否则，如此有政治启迪价值的“贾政做官”精彩案例，就可能被以“学术立场”的名义而舍弃了。

　　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毛泽东所倡导和力挺的马克思主义“红学”思潮的兴起，我们对《红楼梦》的解读，很可能还停留在考证、索隐以及一般审美鉴赏方面；对《红楼梦》政治涵蕴的关注，至多是浅层次的对号入座、探赜索隐、考察时代背景之类。

　　只有以历史唯物论的立场、唯物辩证法的视野、高屋建瓴的眼光，登高望远，登泰山而小天下，才能审察《红楼梦》之于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皇权专制时代）的“镜子”价值，读解出作者曹雪芹力图通过文学描绘，所传递的深沉省思、进步追求、艺术伟力和时代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