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每一天：5月8日
1920年5月8日，由于陈绍林、劳君展等部分会员赴法启程日期临近，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为他们召开了送别会。这次送别会，实际上“完全变成了一个讨论会了”，而且“讨论很长”。会议主要讨论了新民学会的会务问题。会议确定“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的态度。
对此，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主张学会本身不多出面做事，而由会员个人向各个方面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都认为，今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
会议确定了吸收新会员的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会议还规定了新会员入会，必须办理如下手续：1、有会友5人做介绍;二、必须经过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人员，以昭审慎。
讨论会还提出，会友间缺少共同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3人以上，即组织学术座谈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习。”
会议要求会员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痛苦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
会议决定委派毛泽东回湖南，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
半淞园会议，是新民学会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后来将这些活动一一记入新民学会的会务报告中。
1936年5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说：“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地步!中间分子的态度也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做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么你就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方向。”
毛泽东就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说：
“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4中择1，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受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去，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容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毛泽东又提到了干部的培养问题，他说：
“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1937年5月8日在中共中央于延安召开的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结论指出：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我们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是为了把革命车轮推进一步。关于民主问题指出：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日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关于革命前途问题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既反对尾巴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和力争的。关于干部问题指出：要完成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必须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关于争取千百万群众的问题指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
1941年5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的指示。指示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我党的方针便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这次反共高潮中项英同志的机会主义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三者缺一，就要吃亏。在斗争中，将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没有或较少买办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最反动的大地主和开明绅士及一般地主加以区别，这是我党争取中间派和实行“三三制”政权的理论根据。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又指出：有些同志由于对于中日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并因此对国内阶级关系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对党的政策也有时发生动摇。当着我党中央令其准备对付国民党的可能的破裂，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的时候，他们就把别的可能性丢掉了。还有更多的同志不了解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不了解统一战线政策和阶级政策，从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教育和阶级教育的一致性；认为在皖南事变后需要特别强调所谓统一战线教育以外的阶级教育。还有一些同志，不了解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以为只有实行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才算实现了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这个指示总结了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的丰富经验，有效地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对时局的“左”的错误认识。
1945年5月8日，毛泽东在枣园主持召开中共七大主席团会议。在听取与会相关报告以后，毛泽东郑重提出：“对中国的斯科比估计得严重些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8页。）这其实是在借斯科比干涉希腊内政事件，判断国内外局势，警惕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950年5月8日，毛泽东给陈峰仙写回信：怡君同志，去年十一月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希望你努力进修，为人民事业继续工作，齐秦情形不清楚，你可以写信去联系四野战事政治部询问，或可以得知梗概。此得。顺祝健康。
陈峰仙，又名陈凤仙、秦凤仙、秦怡君，是湖北最早加入中共的女党员之一，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活中也是一位关键人物，她是毛泽东第三子毛岸龙死亡的知情人，据《党史研究》第四期上载文介绍，1931年5月底或6月初的一天夜里，大同幼稚园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仙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噤口痢，经救治无效当夜死亡。
陈峰仙192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任中共武汉地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湖北地委工委委员，领导出版《湖北妇女》刊物。她的爱人李求实，又名李伟森，是“左联五烈士”之一。
1952年，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陈峰仙被安排到重庆三区托儿所工作，后调任四区托儿所所长。1961年任武汉市政协委员。1976年11月13日病逝于北京。
1951年5月8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分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死缓”一词。毛泽东多次强调：“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在一次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特别指出：“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进步呢？问题是方针和政策问题，还有方法问题。”
1957年5月8日晚10时，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3次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