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十个自我评价：我以前也相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那一套

　　有些人，老喜欢解剖别人，就是不解剖自己。这是典型的“马列主义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不照自己，就不能进步，毛主席和鲁迅一样“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下面，我们读一读毛主席是怎么评价自己的。

自我评价1：“我曾经看不起劳动人民”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自我批评：“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编者注：现在又有几个人看得起工人、农民？又有多少人自己看不起自己？）

自我评价2：“我以前也相信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那一套”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讲了这么一段话：“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听过的还是孔夫子、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明治维新、意大利三杰，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

　　1939年12月，他在接受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所说：“我起初读几年书，只知道“诗云”、“子曰”那一套，总以为做官做皇帝的个个是好人。后来进了洋学堂，碰到了革命，于是也知道皇帝老爷是坏的了，也懂得了美国的京城是华盛顿，英国的京城是伦敦，什么X加Y等于Z，什么分子、原子和电子。”

　　1964年9月28日，毛泽东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谈话时说：“我28岁才学马克思主义，28岁以前学的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我相信过康德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是28岁以后，以前也学不会，是俄国人教的，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教的。”

（编者注：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是正确的，毛泽东也是在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改变，不断地成长。

　　《毛泽东年谱》上说，毛泽东受母亲影响，幼年曾信佛。

　　他14岁时，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赞同洋务派富国强兵的主张。

　　他17岁时，读了表兄文运昌送给他的《新民丛报》，毛泽东又成了维新派，赞成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革，希望中国建立英国、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度。

　　1911年辛亥革命后，18岁的毛泽东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后，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第一次知道孙中山和同盟会纲领以及黄兴反清武装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进而开始拥护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

当时，毛泽东的思想是混乱且幼稚的，他主张由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组织新政府，以反对专制独裁的清政府。其中，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进入中国。毛泽东又憧憬无政府主义。1918年下半年，毛泽东同蔡和森等人开始尝试在湖南岳麓山脚下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在当时军阀统治下，这一美好的乌托邦式的设计只能是一个空想，根本不可能实现。1920年，北洋政府垮台，军阀张敬尧被迫离开湖南，毛泽东认为摆脱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湖南具备了彻底改造的前提条件，于是提出来搞“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其实，“湖南自治”只是毛泽东的“新村”试验的翻版。1920年下半年，“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毛泽东彻底放弃了对社会改良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幻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彻底改变了毛泽东。

　　其实，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又适合当时的中国呢？马克思主义是要工人罢工的，可是当时的中国，四万万同胞，90%以上都是农民啊！

“实事求是”是个法宝啊。毛泽东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通过不断实践，不断摸索，才找到了“枪杠子里出政权”的道理，才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真理，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自我评价3：“我也有缺点和错误”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召集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开会，史称为“七千人大会”。

　　毛泽东在会上自我批评：“我也有缺点和错误，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编者注：只要干工作，就会犯错误。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人呢？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展现了人民领袖的博大的胸怀。

　　对于三年灾害，明明当时他已经退居二线，当时的国家主席是刘少奇，总书记是邓小平。在1958年，毛主席反复说，“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怎么可能？”。但是各级政府依然是当成耳旁风，我行我素，共产风、说假话、浮夸风等等越演越烈。

　　1959年，毛主席不得不一个月内四次以《党内通信》的名义把自己的意见下发，要求跨六级，一直下发到村民小队，希望他们能听到自己意见。这封信，大部分地区竟然没有下发！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依旧勇于担责，承认自己的“错误”，可见主席对干部的爱惜。）

自我评价4：“我也打败仗”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自我批评：“我也打败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也是我指挥的；还有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

　　（编者注：我们一直唱“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而毛主席却自己破除自己的迷信，承认自己打败仗。而我们应该承认的是，毛主席是军事天才，但是我们也要承认，没有信息情报作基础，即使是军事天才也会打败仗。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神仙呢？迷信只会让人头脑僵化，干脆伟人一个人思考，大家都当机器人算了。这样并不好。

　　1929年，国民党深夜围剿南雄根据地，朱毛红军竟然丝毫不晓得，要不是倚仗地方党支部派出去的侦探把这消息带来了，朱毛红军可能全军覆没。

　　1931年高兴圩战斗，毛泽东指挥“朱毛红军”反击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当时红军不仅地势不利，兵力也不够集中，红军伤亡2200余人（国民党军伤亡2000余人），其中损失了两个师长，即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曾士峨，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邹平。

　　1935年1月的中共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见土城一带道路两边都是山谷，便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蹉商，如果国民党川军郭勋祺的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埋伏兵力将之围歼，这样红军下一步的北渡长江就无后顾之忧了。但是，由于情报有误，郭勋祺的川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的精锐，导致红军牺牲约3000人。

　　1935年3月，红军进军茅台以南开战，但是国民党有三个师的兵力，附近又有援兵。红军败退，并被迫于第二天第三次度过赤水继续长征。

　　毛主席指出自己指挥的五个败仗，其实也丝毫不能掩盖他的军事才能，反而告诉我们：“打败仗我们不怕，不打败仗我们就不知道仗应该是如何打法。”）

自我评价5：“我是在压力下成长的”

　　1960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67岁寿辰。25日，他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聚餐。聚餐时，他谈到人不能老漂浮在上面，要沉下去搞调查研究，他说：“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我就受过压，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我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总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卷？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编者注：陈毅曾说过：“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我们推荐文章：毛主席的人生低谷：40多岁仍被人叫“小毛”）

自我评价6：“《毛选》不是我的”

　　1964年3月24日，毛主席同薄一波、李先念、谭震林等谈话。在谈到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时，他说：“那都是以前的著作了。现在也很想写一些东西，但是老了，精神不够了。《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编者注：所谓“血的著作”，即是说，《毛泽东选集》是斗争的产物，是被逼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多次说，自己原来是个小学教员，只是因为形势的变化和责任感使然，被逼上革命道路的。面对强大残酷的敌人，要取得革命胜利，就逼迫着我们要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形成正确的理论。在此过程中要流血牺牲，因而是“血的著作”。

所谓“是群众教给我们的”，即是说，《毛泽东选集》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人民革命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在不断学习特别是不断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说过，自己并没有什么伟大，不过是从群众那里学了点东西。）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四大队作《论持久战》的报告。

自我评价7：“我对自己并不怎么满意”

　　1964年5月17日，毛泽东会见意大利东方出版社代表团和奥地利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刊物《红旗》代表团，谈到打仗问题时说：“我打了25年仗。由于偶然性，我没有被敌人打死。在1927年以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人们说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们用恐怖的杀人办法，逼得我和许多同志向敌人学习，蒋介石可以拿枪杀伤我们，我们也可以拿枪杀伤他们。我讲一点经验。解决土地问题，调查农村阶级情况和国家情况，提出完整的土地纲领，对我来说，前后经过10年时间，最后是在战争中、在农民中学会的。”

　　1956年3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长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艾地时还说过：“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就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

自我评价8：“我有些不自信”

　　1966年7月，毛主席给江青写信，第一次谈起了自己的性格特点，他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编者注：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赴重庆，深入敌穴，与蒋介石谈判，就是虎气；毛泽东不惧强敌，勇于斗争，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打出了我们的军威国威，让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稳了，就是虎气；毛泽东敢于跟苏联翻脸，就是虎气！

　　毛泽东四渡赤水，虚虚实实就是猴气；毛泽东西安事变，以民族利益为重，不置蒋介石于死地，这种伸缩自如的策略，就是“猴气”。当胡宗南大兵压境，气势汹汹扑来的时候，毛泽东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在陕北的广大地区和胡宗南的军队玩起了“捉迷藏”，于运动中捕捉战机，随机歼灭之。当然这更是毛泽东身上这种“猴气”的具体展现。）

自我评价9：“我只是个教员”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斯诺。在谈到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说：“什么‘四个伟大’，‘GreatTeacher，GreatLeader，GreatSupremeCommander，GreatHelmsman’，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自我评价10：“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当主席”

　　1975年10月1日上午，孟锦云给提了一个问题：“主席您年轻的时候，想到过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当主席吗？”

　　毛泽东听了笑着回答：“我可不是刘伯温，能前知500年，后知500年，那时候，既不晓得建立一个什么共和国，更不曾想到要当什么主席，当时想的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人不过是匹夫而已。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