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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确定一件事的发生是机缘巧合还是命中注定。用马克思老师的观点看，命中注定就是“必然性”，机缘巧合就是“偶然性”。
必然性总是通过大量的偶然性表现出来，由此为自己开辟道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党的工作是一定要转移到农村去的，这是必然的，但是怎么转移到农村去，它存在着这样的可能，也存在着那样的可能，这是偶然的。
那么，历史上党的领导机构转移到农村去，是怎么实现的呢？事情还要从一个叛徒的叛变说起。
顾顺章，(1904年-1935年)，男，上海宝山吴淞人。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好勇斗狠的顾顺章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
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所以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4年顾顺章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经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并本领高强，一度担任了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贴身卫士。
1926年，顾顺章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通俗的说，政治保卫也就是特科工作：地下暴力、保卫要员、刺探情报、处决叛徒，教员讲得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自然从头到尾离不开暴力，所以有必要学习一个，而苏联的红色契卡和内务部，搞这一套不知高到哪里去了，所以自然要去苏联学习。
顾顺章在苏联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凭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擅长双手开枪。
他还学习了很多特工技术，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无一不会，以至于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都称他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1927年顾顺章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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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党中央各机关陆续搬迁到了上海，党的工作实际上分成了苏区工作和白区工作两部分。
在苏区工作的有领导中央苏区的教员、朱老总等，许继慎、领导鄂豫皖苏区的郭述申、徐向前等，领导的湘鄂西苏区贺龙、周逸群等；白区工作即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其它革命活动，但党的工作中心无可争议地是放在白区的。
毕竟当时的党，还是一个恪守理论的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留在无产阶级多的地方展开工作，看起来没毛病，上海工人阶级多，留在上海做无产阶级革命工作，看起来也没毛病。
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忠发、苏兆徵、周恩来、蔡和森、项英，无一例外，都留在白区。
由十四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除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外，其余都在白区，而且几乎都住在上海。中共上海地下党经历过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么严峻的考验后，已摸索出了一整套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经验，并成功地在上海生存了四、五年，获得了大发展，闷声发大财。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下设中央特科是行动机构，由顾顺章负责，特科下设四个科，洪扬生为一科的负责人，负责总务；二科搞情报，负责人陈赓；三科就是著名的“红队”，又叫打狗队、红色恐怖队，顾顺章、谭余保、王竹友先后任负责人；四科是后来才成立的，是电讯科，由李强负责。
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同时由于其性格散漫，帮会气息浓厚，周恩来也对其颇不放心，准备将其调离特科领导岗位，以赵容(即康生)代之。
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让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取代他之际，顾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1931年3月，顾顺章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有的人谈恋爱，靠的是真诚，顾顺章把妹，喜欢花钱，所以把着把着就缺钱了，因此，他居然化名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
第一次看到这段历史，我被顾顺章这神奇的脑回路惊得合不拢嘴，后来想想多少贪官为了情妇为所欲为，也就恍然了——多少领导干部倒在了男女关系上，金玉良言，诚不我欺。
1931年4月24日，国民党特务发现了顾顺章。装X总是要招雷劈的。所以一定要低调啊，这么高调的表演魔术，一表演一个多月，这是怕国民党的特务找不到自己么？！
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魔术大师化广奇，正在表演拿手戏法，台下掌声让他颇为得意，然而他并没注意，就在一个昏暗角落里，还有一双特殊的眼睛。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
顾顺章的节操并没有想象中的高，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点节操。刚刚被抓，国民党反动派连刑具还没准备齐全，老虎凳啊烙铁啊皮鞭啊还没收拾妥当，顾顺章立即就叛变了，叛变的理直气壮，堂而皇之：我，顾顺章，是一条大鱼，知道很多东西。
顾顺章自己就是特科的负责人之一，因此他很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所以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企图一举破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把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网打尽。
他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不料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间谍。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并将解往南京的电报，大吃一惊，他立刻跳上火车，来到上海，飞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
当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
由于顾顺章所处的极高地位，他的叛变，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许多重要的革命家被反动派抓捕杀害。
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向忠发都被残忍杀害，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营救之下，蒋介石顾念早年的救命之恩，对其"特赦"，他才逃过一劫。
向忠发被捕后，接任的总书记王明担惊受怕，竟让康生、陈云为其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楼，深居简出，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到了1931年7、8月，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王明瑟瑟发抖，再也不想在上海待下去了，辞去中央总书记，跑到了莫斯科。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瑞金的中央苏区，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搞得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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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月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博古、张闻天、陈云于1932年底先后由上海出发，经福建永定、上杭，于月初抵达瑞金。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为博古，组织部长为任弼时，宣传部长为张闻天，教员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
当时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并不是朱毛，而是上海党组织派早在31年2月第二次反围剿时就去的项英，而他代表的是当时共产国际钦定的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王明。
项英撤消了原来的总前委，组建军事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朱毛任副手。可是当时战争形势紧急（二三次反围剿之间也几乎没有停顿），他又是初来乍到，因此实际的军事指挥仍由朱毛掌握。
1931年10月，第三次反围剿结束结束，11月1日，项英主持召开了赣南会议，具体内容是批判教员，说他“农民意识”“经验主义”“游记主义”“富农路线”，总之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典型代表。
11月内，首先将教员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教员的一生就和“主席”这个词再也没有分开过，而后项英组建了新的军委会，朱老总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教员是15个委员之一，并决定红一方面军由军委会直接领导，撤销原来的总司令总政委职务。
这实际上，是给教员挂了一个听起来威风八面却并没有实权的空职，而后踢出了最高军事决策层。因此，1931年赣南会议之后，教员接连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和批评。
教员的人生也经历过低谷——被排挤，被剥夺权力，被党内警告，被开除中委，教员是如何陷入逆境？他如何逢凶化吉？又如何逆袭崛起？
一系列的变动，从赣南会议开始了。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他又被调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此后两年内，教员的处境更加艰难。
1965年8月5日，教员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列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说主要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显然是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的自我调侃。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内，教员虽然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但还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他至少还抓了好几个方面的工作：经济工作、反贪工作、查田运动等。
干一行爱一行，说起来很理想，但是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做到呢？被排挤，不能在担任擅长的岗位，不能再做趁手的工作，身处逆境之中，多少人选择了自怨自艾呢？
这是个态度问题，不管处于什么境地，教员总是乐观的，总是在尽力发光发热的，总是在踏踏实实做工作的，因为谁也不会知道，一份工作给自己带来的提升，会在今后的什么时刻派上用场。谁也不知道，转机会在什么时候出现，而转机出现时，在逆境中的成就，就是翻盘最好的筹码。
4
当了政府的主席后，教员先着手领导中央苏区进行了经济建设。
苏区的经济工作不搞好，革命战争就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1933年3月，教员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改变。”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较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先后召开南部十柒县经济建设大会和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在这种苏区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教员亲自领导大会的召开，并尖锐批评声称战争忙“没有闲功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等错误认识，强调“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
这两次大会的召开为苏区经济建设吹响了号角。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生产建设热潮。
1933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1934年，农业生产也是大获丰收。经济工作的顺利开展，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也为教员争取到了人心。更为今后的陕甘宁根据地的生产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工作积累了充分的经验。
调查研究，一向是教员制胜的法宝，走到哪里，教员就把调查研究搞到哪里。
1933年11月中下旬，教员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以推动全局工作。随后他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两篇调查报告。经过实地调查，教员发现了政府工作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这为日后的整风运动，反官僚主义运动埋下了伏笔。
1934年4月，教员在典型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地方苏维埃的情况，写出《乡苏怎样工作》一文，强调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他指出，只有决定，没有检查，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教员还干了一件大事：领导查田运动，纠正错误做法。当时，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推行“左”的土地政策，致使查田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和把富农当地主对待。于是教员先派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做试点工作。
1933年6月25日至7月1日，教员在叶坪召开八县贫困团代表会，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的报告。他强调对划分阶级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富农和地主。他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10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并公布教员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使在查田运动中错划的阶级成分基本上得到纠正。
除此之外，教员还领导了中央苏区的反贪立法工作。
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中央苏区发现了好几起贪污腐败案，如谢步升案、左祥云案等。教员在严厉查处惩罚的同时，深切感到有制定法规的必要。
1933年12月15日，教员领导制定并签署公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用正式立法的形式，对贪污腐败方面的犯罪，予以法律上的认定，进行规范和约束。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反贪立法。在教员领导下，中央苏区反腐惩贪，令行禁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苏区干部中好作风蔚然形成。
除以上四件大事外，教员还利用这段时间，认真读了两年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多年以后，教员曾感慨地回忆说：
一九三二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1957年，教员在和一个将要去人民日报工作的晚辈谈话的时候，又回忆起了这段读书的往事：
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我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人生低谷，应该干点什么？
教员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干好本职工作，在工作中积累成绩，积累能量，积累经验的同时，抓紧来之不易的机会学习，给自己充充电，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机会却是稀缺的，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是不是一次低谷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机会从来只留给有准备的人，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甚至连机会出现在面前都认识不到，不抓紧时间充电，怎么能看的到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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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对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来说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年份。
1933年9月底，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人。这次“围剿”，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希望一举消灭中央苏区。
教员早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了这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
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
“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搞“左”倾错误的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教员虽然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在会昌“养病”，但他仍然一直时刻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发展，不断提出军事建议。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教员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后来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他认为应该诱敌深入，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
从福建事变后，教员又向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衷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可惜这些建议没有被临时中央所采纳。
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博古又指挥红军兵分六路，全线防御。7月的一天拂晓，正在会昌“养病”的教员，爬上了会昌城外的会昌山。
对革命前景的忧虑，对根据地安全的担忧，对个人遭遇的郁闷，以及在根据地危亡之时却帮不上忙的焦急，在这个清晨，随着淋漓的大汗，随着东升的朝阳，全都暂时的一扫而空。
看着眼前壮美的大好河山，教员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全篇几乎都是景色描写的一首词里，却有一股内涵的英雄气升腾字里行间。
人生会遭遇诸多的挫折、失败、坎坷、磨难，革命当然更加不会一帆风顺。作为一个后来人，我知道红军将在今后遇到更多的困难，因为最困难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可是教员不知道。
教员的人生也经历过低谷——被排挤，被剥夺权力，建议不被采纳，开会被众人批判，这不是一开始离开国民党，武装反抗的时候创业的困难，而是革命好不容易有了起色，根据地好不容易做这么大，却被极左路线搞到即将失败的困难，得而复失的失落感，又有几个人能够承受？
更何况，1934年，教员已经41岁了，如今我们热议的中年危机，危机的程度还能大过当时的教员吗？
可是，纵然个人命运的低沉和革命事业的危急到了这个份上，教员的心态依然是无比乐观的。
同样的半杯水，有人看来是“只剩半杯了”，有人看来却是“还有半杯水”。
岁月匆匆，年华易逝，年过四十，逆境之中，何来勇气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同样的人到中年，在有的人看来是“只剩下半辈子了”，但是教员他不是这么想的。踏遍了万水千山，依然风华正茂，虽然年过四十，但仅仅中途将半，还有40年人生，何愁干不成大事？
教员心中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力量可以裹挟一切，这力量可以改天换地。
教员写过这首词后不久，便离开会昌，前往瑞金，1934年9月中旬，教员到赣南于都搞调查研究。他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教员立刻召开各种会议调查，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9月20日，教员给周恩来发了一份关于于都敌情和地形的急电。这个电报对日后中央开始长征时下决心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重要作用。教员一直在发光发热。
10月初，在国民党反动派步步为营的猖狂进攻下，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
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
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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