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公知的胡咧咧

　　一九七一年，因云南农垦系统组建成为了生产建设兵团扩招，我们原上海市川沙县江镇人民公社的一批青年怀着对西双版纳这块“绿色宝石”的向往，怀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热忱，告别黄浦江，高歌入云南，在那里干了八年，把青春献给了祖国的橡胶事业。

　　一九七九年返回故乡后，大家十分珍惜这八年的戎垦生活，最值得怀念和眷恋的，是边疆四季常青常绿的山水草木，兵团（农场）勤奋质朴的男女老少，干部知青技术人员风雨同舟战天斗地的热火场面，聚在一起总是诉说不尽。今年是赴滇五十周年，上百位老友相遇分外亲，忆当年事，说心里话。虽然岁月流逝年龄增长，但大家依然感觉往年之事宛如昨日，历历在目，弥足珍贵。叙谈不免聊起那几本反映知青生活的“伤痕”作品，大家无不义愤填膺，异口同声地挞伐起来。

第一位是新迪，撩开话题就说：我去边疆才17岁，啥也不懂，贪玩着呢。广播里公社领导号召青年人去云南，我父亲是工人，母亲是社员，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俩人都认为年轻人出去锻炼锻炼见见世面，不错的，就让我报了名，加入了赴滇队伍，成为一名兵团战士。咱七连是个新建连队，住茅草屋，睡竹芭床，吃40斤定量，蔬菜自己种植，荤腥少一些，山上下来挺饿的，吃饭特别香，也特别能吃。平时，粮食都有营部派拖拉机运送，没有“吃了上顿没下顿”、“今天饱了明天会不会挨饿”的担忧。72年我们有过唯一一次到勐捧挑大米，是因为山洪暴发，冲垮了木桥，阻断了公路。雨过天晴，路、桥修得更宽畅更坚固，交通恢复了，再也没出动过人力背粮。我们上山开荒放大树，砍竹蓬，除野草，一把火烧尽后挖悌田，打穴，栽橡胶幼树，还有修公路等等会战，都是连续作战，劳动量不小，但因为年轻，睡一晚后疲劳就消除了，第二天照样精神焕发，干劲十足。那时执行的八小时工作制，除每周休息一天外，还有元旦、春节、五一、五四、、八一节、国庆节和泼水节过傣历年等等，期间都玩得挺开心。八年中我可是没挨过骂受过气，更不会被打了，哪里遭受过什么迫害？记忆中好像没什么迫害呀被迫害的。西双版纳树木多，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学着做木匠，“摸着摸着”就像样了，是无师自通。桌椅板凳，箱子柜子，一应家什全是自己做。回上海后，我和好几位老友进入公社建筑工程公司做木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那都是在西双版纳打的底子。没有那几年锻炼，我能知道“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能知道咱祖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我能知道“在一张白纸上”挥写最新最美的图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所以，我从来不后悔当初父母为我的选择，不后悔在边疆度过的八个年头。倒是觉得假如当年成熟一些的话，可能会干得更加出色一些，收获会更多一些。

接着新迪话头的是泉谷。泉谷与新迪同岁，他回忆当初说：那时确实很幼稚很无知，连队在山坳里种了一片甘蔗，自己猫进去独享了好几回。当时兵团内“火药味”蛮浓的，但连长指导员原谅我年轻，批评教育后让我检讨就息事宁人了，让我非常内疚和感动，再也不好意思调皮捣蛋了。

泉谷说：真正认识西双版纳是个好地方，是因为自己被选调进入勐满农场地质勘探组，经过学习培训后，翻山越岭，涉水过河，探测每一座山头，勘查每一片田地，掌握了勐捧、勐满、勐润三个地区的土质和肥力。因为日照均衡，气候湿润，植被丰厚，竹木茂盛，落叶年复一年入土便酿积成肥，每一寸每一方土都极其肥沃，种植各类作物“得天独厚”都非常适宜。可惜的是，当初由于受官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干扰，严重影响了兵团（农场）开发、建设的进程。从上到下，虽然座的是“金山银山”，但守的是“烂泥萝卜揩一段吃一段”的陈旧观念，处理不好生产与生活的关系，种下去不少，收上来不多，“广种薄收”，投入产出不成正比。有些单位甚至连吃菜也成为“老大难”，伙食差生活改善不了，影响和动摇了知青“以艰苦为荣，以边疆为家”的热情和积极性。当时的实情，是由于兵团扩大后人员倍增造成的物资匮乏，供应不足，我们新建连队初期生活确实比较清苦，但与什么“谁斗谁”、“谁迫害谁”根本毫无关联。那时叫“抓革命促生产”，人勤地勤，我们新老工人同甘苦共命运，奋斗半年后，茄子刀豆，冬瓜南瓜，萝卜韭菜，空心菜卷心菜接着种接着收接着吃。但有谁吃饱了撑的专门寻思去坑害别人迫害别人？那橡胶树就别栽了？公路水渠就别修了？凭啥把我们在那里的艰苦创业史污辱为“受迫害史”？如果说，我们在西双版纳那几年有什么遗憾的话，倒是觉得我们当时太幼稚太不懂事，留下了那么多处女地还没开垦出来，感到非常的惋惜。

第三位叙说的是少年老成的“小老嘎”，因为开口闭口总是“老底子”、“老法里”那些陈年老醋，就得了“小老嘎”的雅号，真名实姓几乎没几人晓得了。他说：当年上山下山挖梯田栽幼树，包种保活，要求很高，都是体力活，是蛮辛苦的。但连队里从未有谁遭过什么打击和迫害呀。有人骗了病假逃到勐腊游荡去了，连长指导员怕出意外急得团团转，安排多人四处寻找，这家伙回来后，有几个“骨干”起劲着嚷嚷“开他批斗会”，但是被连长老彭阻止了嘛。那八年里，有个别知青沾染了“鼓上蚤”恶习，把老职工家里为数不多的鸡呀鸭呀偷吃了，露陷后，也就是被怒不可遏的老工人们揍几巴掌出了出气，能算“迫害”吗？记得我们五营（分场）召开过几次批林批孔的动员大会，那只是批孔老二，根本没有什么“上挂下联”的“活靶子”。什么知青动辄被捆绑、被殴打、被批斗，那太是胡编乱造信口雌黄了。

　　由于水土不服，开始那年我们又是“群体性”的拉肚子，又是被蚊子叮咬、皮肤抓破后的发炎溃疡，影响了我们的健康和体力，不得不连着请病假，可连长指导员从没有说我们是怕苦怕累在偷懒呀。那时我不懂寒暖不谙保养，经常感冒发烧，每一次都是连队卫生员给我吃药打针，根本不用出什么医药费。记得最清晰的是七三年八月十五中秋节晚上，因为高烧不退，连长让我躺上牛车，安排范排长带着四位大哥护送、陪伴着我住进了营部的卫生所，一直忙到大半夜。第二天，彭连长还特地请营部管理员帮着开了二十只鸭蛋和一斤白糖，送在了我的病床边。当时病歪歪的我，在西双版纳倒是欠下了不少受人相助相救的“人情债”呢。

德明是兵团里曾经的拖拉机手，后被选送进入了复旦大学。回想往事，他感慨地说：我不太喜欢看小说，但因为涉及上山下乡知青生活，有时也浮光掠影翻几页。但就那么几页，就觉得太浮夸太虚假太不可信了。我们在遥远的边陲安营扎寨落下脚来，远离家乡远离父母远离亲人之后，那确实是有一种“换了人间”进入“新的世界”的感觉。因为各人的成长环境和成长过程不同，历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不同，接受的教育和文化背景不同，刚到兵团后，不免产生误解产生异见产生纠结产生不愉快，相互间需要有一个适应和融合的过程，当时有点磕磕碰碰纯属正常，也就不到一年就磨合得亲密无间、鱼水情深了。开始时的兵团也好，后来的农场也好，人际交流中的这个“过程”是短暂的，与“八年”相比微不足道。我调入机务队开拖拉机，队里有云南人有湖南人有贵州人，云南人中有思茅人有镇沅人有昆明人有四川人有上海人，职工中有部队复员的有上山下乡的有援边志愿的，有年龄大的有年纪小的，完全是“五湖四海”组合的大家庭。大家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相互尊重，相互帮助，那是实实在在的“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连队干部和共产党员更是“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传承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那些岁月里，没见过谁迫害过谁，也没听说过谁被迫害了谁挨整了。没人整日价挖坑算计着别人，也没人提心吊胆过日子呀。怎么在这些无良文人笔下，我们就都好像是美国的黑奴、旧中国三座大山下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包身工”？真的太荒唐太恶劣了。那些年，我经常为自己能在这样的单位、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成长而庆幸、高兴、珍惜，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怨天尤人和“悔不当初”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踏踏实实工作，认认真真学习，得到的是组织的信任和与职工的情谊，七六年我被应党委推荐、选送进入复旦大学成为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离开农场后，我每年都要去信去电问候昔日的同事们，可以说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的吧。想想恩重如山的党组织，想想血浓于水的战友情，我怎么能不对“伤痕文学”如视卑屐、嗤之以鼻呢？

接着德明，宏励继续着话题，说：文艺作品虽然可以虚构，但不论怎样“虚”怎样“构”，总得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给人以启迪、给人以信心和给人以力量吧？伤痕文学暴露什么“怨气仇恨”，除了挑拨离间我们与共产党关系的图谋之外，还能把什么给我们知青呀？对这些胡编乱造的伤痕文学尤其是“知青作品”，我是不屑一顾的。总觉得这样的作品只是在为某些人鸣冤叫屈摇旗呐喊，在为某些人贪天之功移花接木，在为某些人虚无历史伪造真相，在为某些人改旗易帜鸣锣开道。不说“三观”立场，就是这些作者的人格人品也属低下，根本不是坚持“为人民大众”和“为社会主义方向”服务的料。

　　对西双版纳这段经历经历的怀念和依恋，因为我是个听着先烈的故事、读着先烈的《诗抄》成长起来的红色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建设，是天经地义、义无反顾的，根本不需要无良文人悲天悯人的假惺惺。勐润只是西双版纳一个不大的坝区，那里的山水哺养了我磨练了升华了我。勐润很远，远在祖国最西南边陲，一眼能看“三国（中国，老挝，缅甸）”；但又不远，当我作为阶级复查工作队员进入哈尼山寨，看到大队部那山墙上“隔山隔水不隔音，毛主席和哈尼儿女心连心”的标语时，心头一亮，陌生感顿时消失！谁能说这里偏这里远呢？

　　我在兵团（农场）最大收获有两点。一是有幸参加了阶级复查工作，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关于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报告》等著作的学习领会和在实际工作的应用感悟，认识了这个多民众聚居地区“原始社会痕迹”、“奴隶社会影响”和“封建社会残余”的社会特征和由此而生的民俗风情，懂得了为什么“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坚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念。复查工作纠正了边疆解放后开展民主革命时以“政治态度”论成分的盲目、偏面做法，根据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实事求是地重新划定了每家每户的阶级成分，在村村寨寨落实了党的政策，激发了各族人民跟党走学大寨的积极性。这段经历所形成的感性知识，对我自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很有帮助的。

　　再有一点，是有幸参加了复旦大学“开门办学到边疆”的活动，虽为期一月但学习量不小，是马克思主义和写作两门基础理论的“ABC”，至少把我引进“门”了。

　　离开西双版纳、告别勐润后直至退休时，我才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自由选择”的机会，在第二故乡遇到了老领导老同事。畅谈中，大家无不对知青的贡献表示赞赏和钦佩，对知青“有缘种树”“无缘乘凉”的境遇表示惋惜。不经意间又谈及“孽债”等作品，老营长顿时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放他娘的臭屁，走的走，留的留，知青在我们勐润五营前前后后有一千多，在勐满农场有上万名，哪个留下什么“孽债”了？分明是无中生有、无限夸大，不能因为一粒老鼠屎而坏了一锅汤嘛。我们和知青是亲如一家的父母子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这些无良文人颠三倒四胡扯一气，安的什么心眼？知青在这里过得怎样，干得怎样，勐润的山水可以作证，勐润勐满勐捧勐腊包括所有漫山遍野的一片片橡胶园可以作证嘛！

接着发言的“小胖”严淑芳，已经是儿孙满堂的奶奶了。她说，勐润的景美，勐润的水甜，勐润的人亲，勐润的酒醇——喝过了勐润的酒，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我们回到上海后，没成家的要成家，成了家的要创业，人生道路同样没有一帆风顺过。因为有了西双版纳这一段的砥砺和奠基，有了这一段独立生活的闯荡和打拼，我们这些“云南人”从来没向任何困难低下过头。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成就了许许多多的“不可能”和“不来三”。赶上改革开放的潮头，我做过羊毛衫产供销，开过大药房，经营过宾馆酒家，是赚了一些钱的。但再忙碌再富有，魂萦梦牵的始终是边疆的一草一木一枝一叶和满满亲情，屈指算来，我已经去西双版纳“探”了十二回“亲”，遇到曾经朝夕相处的战友同事包括当年的傣族姐妹，谁家有困难我都乐意解囊相助。每次到七连经过“曼会尖（附近的一个傣族村寨）时，他们就像过泼水节似的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对我夹道欢迎，那场面那氛围太铺排太感人了。当年才去兵团，我们不太适应气候，不太适应环境，不太适应纪律，个别现役军人还有自以为是简单粗暴的坏脾气，管理严厉过头，疏导耐心不足，一度搞得人际关系蛮紧张的。但七三年有了毛主席给李庆龄的一封回信和“聊补无米之炊”的三百元赠送，以及中央文件下发相关政策调整、现役军人撤退后，这种状况基本消除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辛勤劳动出点力流点汗，哪一项成果不是人奋斗出来的？咱们又不是地主资本家家庭的纨绔儿子千金小姐，一个个娇生惯养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寄生虫般地活着。我们在边疆相守了几年，怎么能被“伤痕”成“受难受苦受迫害”了？这些腐酸文人真是瞎七答八亏他们挖空心思编得出来。

忆往事，叙友情，大家余兴未尽，依依不舍，以一曲《好人一生平安》互道保重，相约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