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驻华大使为何把我们的毛主席盛赞为“伟大的医生”？

　　1962年7月15日，毛主席在钓鱼台十七号楼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拉希迪，黄镇在座。当拉希迪表示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对中国感到由衷的敬佩和爱慕时，毛主席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很多，土地也不少，但是经济上、科学文化上还很落后。欧美国家是经过一百多年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亚洲国家比他们落后。但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经过几十年，我们可以改变这种落后的状态。说到这里，拉希迪特别称赞：“毛主席是一位趁断了并治好了中国社会疾病的伟大医生，所作出的趁断和治疗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毛主席说，“如果拿医生作比喻，我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医生。我和我们党一起，治好了中国社会的一些病。但是，也有一些病，发现了还没有治好；也还有一些病，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发现。”(《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113页)

　　巴基斯坦驻华大使拉希迪如此“特别称赞”毛主席这位“伟大的医生”，并非出自“礼貌”、“客套”的溢美之词，而是基于“亲眼看到中国人民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对中国感到由衷的敬佩和爱慕”。他确实认定，毛主席“治好社会疾病”的经验 “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今年是党诞生100周年，重温和学习毛主席治好社会病的经验 ，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一）

　　拉希迪可能还不知道，伟大的“毛医生”早在在延安时期，就曾显露过身手，“诊断了并治好了”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疾病，使陕甘宁边区成了偌大中国“十个没有”的奇葩典范。

　　这就是毛主席1940年2月1日在《团结一切抗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声讨卖国贼汪精卫，痛斥蒋介石里应外合，叫骂“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反动主张”时说的：

　　“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呢？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顽固派有什么资格站在我们面前哼一声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8页)

　　建国之后，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大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全国趁断并治好中国的“社会疾病”，为民除害，为民谋福。

　　（二）

　　1949年6月15日，毛主席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上的讲话》中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庄严宣告：

　　“在中国人民将会看到，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页)

　　毛主席在这里把旧社会长期存在的匪、恶、娼、毒、赌斥之为“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这些“污泥浊水”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安全，毒害社会空气；共产党不忘“初衷”，建国后就理所当然地“以自己的辉煌火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为民除害，使人民感到高兴，开心。这乃是“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否则，什么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就“名不副实”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就下令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新中国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指挥下，全国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扫除、肃清旧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痼疾的群众斗争，把房子打扫干净！

　　一是，剿匪。

　　中国匪祸，已经存在漫长的历史了。他们心狠手毒，作恶多端，人民深受其害。全国解放之初，国民党反动派在其主力被歼之后，不甘心在大陆的失败，又把大批正规军和特务遣散为匪，匪军特“三合一”，妄图东山再起，匪患之强大、嚣张，空前绝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土匪总数竟多达200多万人。他们袭击人民政权，杀害干部群众，抢劫放火，残害人民，嚣张已极。拿福建来说，1950年1至10月，匪特在全省共制造15次暴动事件、81次袭击、98次叛乱和40次凶杀事件，杀害新政权军政人员和民兵、农民代表以及群众积极分子共1000多人，烧毁房屋4989间，受害群众2795户；就全国而论，1950年的前10月里，共发生妄图颠复新生政权的武装暴动达815次；西南地区曾被匪特攻打、攻陷的县城就在100座以上；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匪特杀害。这些土匪武装已经严重威胁到人民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毛主席把剿灭土匪视为“我国民主革命的继续”，关系着革命是否进行到底。他早在建国前夕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尖锐提出：南方解放后，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在乡村中，则是首先有步骤地展开清剿土匪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9页）1950年3月14日，他说：“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局。”（《毛泽东年谱》1940-1976第1册，第104页）1950年6月6日毛主席在七届三中全会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把肃清土匪列入“我们当前的总方针”里头。他说：“我们当前的总方针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作斗争。”（《毛泽东年谱》1940-1976第1册，第153页）同年10月20日，毛主席还在中央军委第一次会议上讲话中指明“不肃清这些土匪，谁都不高兴”。他说：“土匪问题，有个时候闹得很厉害，我军大举向前进，就些土匪就像头上的小虱子一样，梳子过后留下来了。不肃清这些土匪，谁都不高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册，第23页)1950年9月16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军委电报责令各军区：“凡有匪的地方，必须争取于是明年彻底剿灭”(《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册，第192页），

　　据此，毛主席就如同过来打仗一样，指挥剿匪作战。先是，于1950年3月，陆续从人民解放军6 个兵团中，抽调140多个师的主力部队，约150万余人的野战大军 ，对土匪武装分别聚集的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的边沿地带、偏僻山区开展大规模的剿匪作战，而其他新解放区则全面开展由军队、地方和人民群众紧密配合的大规模的剿匪斗争。继而，他起草中央军委电报责令各军区：“凡有匪的地方，必须争取于是明年彻底剿灭”(《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册，第192页）并明确提出清剿土匪要坚持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者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镇压和宽大相结合”、“首恶者必办 ，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然后，在剿匪作战的实际展开中，又及时总结表扬推广西南军区剿匪作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经验，严厉批评广西“解放在西南之前而剿匪成绩在西南之后，为什么这样，请你们加以检讨并以结果告诉我们。”提出“务使全省匪患在几个月内基本解决。”第二天，又令叶剑英同志“去广西帮助一个时期”，并规定“陶铸应在广西久留一会，直至剿匪问题基本解决然后回来。”（(《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册，第243页）

　　在毛主席指挥下，各地剿匪部队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对股匪严重的地区，诸如华东地区的闽浙边区、浙闽赣边区，中南地区的湘西各县及边沿地区，广西的瑶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及广东北江地区的大量股匪，进行重点清剿。而在匪患最严重的西南地区，采取合围与进剿、奔袭与穷追相结合的方针，先后在川、康、滇、黔各省剿灭土匪92万余人。在歼灭大股土匪之后，各部队迅速对中小股土匪之展开分兵驻剿，并辅以强大的政治攻势，加速股匪的瓦解。在此基础上，剿匪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公安部队和民兵，结合土地改革，反复清剿残散土匪，捕捉漏网土匪，收缴枪支，彰显了军事打击、政治瓦解与发动群众相结合的强大威力。

　　这次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剿匪作战，经过大举进攻、重点清剿和肃清残匪三个阶段，到1951年上半年，各地清剿的股匪已逾100万，大陆上的匪患基本上平息。根据中央“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的方针，一些地方肃清残匪特的斗争，持续进行到1953年。

　　至此，全国共计歼灭土匪特务武装和争取匪特投降自新者共计达260余万人。

　　新中国庄严宣告彻底结束了匪患猖獗的历史，真正做到“除恶务尽”，社会秩序空前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拍手称快，由衷地歌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功德无量。

　　二是，反霸。

　　建国伊始，城市黑道横行，农村恶霸各霸一方。他们贩卖人口，经营暗娼，敲诈勒索，杀害民众，强奸妇女，无所不用其极，百姓怨声载道。这种恶霸黑道势力的存在和发展，是建国后我国政府面临着的另外一重大社会痼疾，另外一股“污泥濁水”。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回顾建国初的反霸时说：“解放后我们肃清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恶霸分子，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这是为了解放长期被反革命分子和各种恶霸分子压迫的广大群众，也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如果不这样做，人民群众就抬不起头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8页)

　　自从毛主席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之后，全国各地闻风而动，针对城乡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开展声势浩大的反霸除黑群众运动，力求做到“除恶务尽”。在城市，有重点地开展反霸群众运动，铲除黑恶势力；在工矿企业，则结合民主改革运动，揭露和惩处黑恶头目；在广大农村，通过“剿匪反霸”、“减租反霸”和“土改反霸”，将长期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种种恶霸彻底根除。

　　北平解放之前，天桥地区就有所谓东西南北四大“霸天”，都系“青帮”的头子。“东霸天”张德泉，曾拜师习武，后加入青帮和国民党，成为“一跺脚天桥就颤”的角色，曾打死伙计马顺子，身负六条人命。“西霸天”福德成，25岁进京，在天桥以开茶馆为生。后勾结敌伪势力，组织流氓地痞贩卖人口、强奸妇女、开设赌场、经营暗娼，并有二条人命。“南霸天”孙永珍是天桥土生土长的“地头蛇 ”，1947年在天桥开茶馆，后与伪宪警相勾结，霸占他人土地和饭铺。“西霸天”刘翔亭，原为天桥吉祥戏院经理，日伪时期任天桥梨园公会会长，勾结敌伪势力敲诈勒索，强奸妇女，还是一贯道坛主。此外，还有‘四亭’、‘十二爷’等等。他们的势力少的霸一个村，多的霸十多个村。强占田地、钱财、妇女，敲诈勒索、杀人强奸无恶不作”。

　　解放后，北平市公安局就以天桥地区中心，开展铲除黑恶毒瘤的群众运动。我公安干警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充分揭露和控诉地方黑恶势力的严重罪行，连“北霸天”的干儿子赵清泉，也站出来揭发其义父的罪行。在充分掌握地方黑恶势力的严重罪行，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北京市委、市政府于1951年5月，先后在天坛祈年殿前召开四次控诉恶霸大会，到会群众达3万人，有19位受害者登台控诉恶霸罪行。 5月18日至20日，市政府召开各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联席会议，对市公安局提交的恶霸案卷进行审议，一致同意对天桥恶霸张德泉、福德成、孙永珍、林文华处以死刑。全市反对黑道恶霸的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上海恶霸黑道更为猖獗。当年的上海滩，曾是旧中国最大的通商巨埠，黑恶势力具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神通，行会，码头，街道里弄都有黑道横行。上海港码头工人约有2万人，码头把头恶霸，罪恶累累。苏州河码头仓库包工头夏金山，绰号为“总司令”，手段毒辣，打死打伤过20多个工人。

　　解放后，上海市委鉴于城市封建把头、帮会头子和特务三位一体，决定人民政府的方针是，坚决依靠和发动群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分阶段逐步解决。从解放之日起，就在“先打现行特务和匪盗”尖锐斗争中，将那些与特务盗匪勾结，坚决与人民为敌的黑道恶霸分子予以沉重打击，处决了大部分罪大恶极的黑恶首领。

　　迄至1950年春，就在全市开展声势浩大的反霸群众运动。上海市政府坚决依靠群众，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既坚决镇压了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黑恶分子，又对坦白交代彻底，认罪态度好的人，从宽处理，酌情减刑，或在劳动中改造教育，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据1951年6月底的统计，上海码头的反黑恶斗争，通过镇反和反霸斗争，逮捕了码头上的包工头和反革命分子486人，处决36人，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劳动的达614人，致使根深蒂固的封建把持制度土崩瓦解，广大码头工人扬眉吐气，真正翻身成了主人。

　　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城市都相继开展扫反霸除黑恶的群众运动，依法严惩了罪大恶极的黑恶分子。

　　在旧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大量工矿企业中，封建把头、反动党团骨干与特务，原本三位一体。他们骑在工人头上，对工人实行超经济盘剥。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工矿交通等企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在这些企业开展民主改革的指示》后， 各地在党委的统一从领导下，认真调查研究，放手发动工人群众，分清敌我，揭发、控诉和斗争那些肆意欺压盘剥工人的封建把头，并根据其认罪态度，依法惩处。仅据华南、华北八个产煤矿区的统计，在民主改革中，就有2000多个有种种罪行和劣迹的封建把头受到不同情况的处理。

　　全国反霸，重点在农村。鉴于城乡情况不同，毛主席提出，农村反霸要结合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进行，先后开展“剿匪反霸”、“减租反霸”和“土改反霸”，坚决而又分阶段地将农村恶霸势力彻底肃清。例如，福建省委解放后就明确要求在剿匪斗争的同时，要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反霸运动。对解放前那些为非作歹、欺压民众、罪大恶极的地方恶霸进行清算斗争。1949年12月，福建省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把反霸斗争列为1950年的主要任务之一。古田县是全省较早发动反霸斗争的地区，1949年12月，全县各区就揭发和严惩了12名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如第一区曾任国民党联保主任和乡长、号称的“南路霸王”的恶霸叶宝云，杀害12人，勒索民财和侵吞公谷达1100余担，号称“南路霸王”，民众恨之入骨。经过大会揭发控诉，由人民临时法庭公开审判，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湖南解放后，中共益阳县委就在桃江境内，进行了两次以斗争恶霸地主为内容的反霸斗争。第一次结合减租退押进行“减租反霸”，处决了“十殿阎王”之一苏印心和李小楼等有血债的恶霸地主43人，粉碎了恶霸地主的进攻和破坏，农民阶级斗争觉悟普遍提高。第二次结合1950年11月到1951年4月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土改反霸”。解放前在杉树仑一带无恶不做的“五虎一豹”，土改开始后曾四处逃窜，终被先后捉拿归案，在农民诉苦会、斗争会控诉和揭发他们的严重罪行后，罪大恶极的“虎中虎”胡寿昌、“通天虎”胡寿绵、“镇山虎”胡寿云被处决，而“两面虎”胡寿龄、“草花豹”胡寿康被判处有期徒刑，广大农民拍手称快。

　　就这样全国经过二年多城乡“反霸”运动，做到了除恶务尽，彻底打仗和肃清了长期压迫中国人民的各种恶霸、帮会头子和黑道势力，解放了生产力，人民群众成了真正的主人。

　　三是，禁娼。

　　旧中国“娼妓遍地”，由来已久。这股严重摧毁妇女身心健康，毒化社会空气的“污泥浊水”已经存在二千多年。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公元前645年，齐国管仲就首倡娼妓公营，开国家经营“官妓”之先河。待到解放之前，我国已是“娼妓遍地”，妓院生意兴隆。

　　诸如，北京妓院，在明清时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1917年，北京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未经注册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日本强盗侵占北京期间，竟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又如，天津解放后，市公安局对全市妓院进行过详细调查，全市共有妓院448家，妓女2000多人，依靠妓院为生的茶房、跟妈等约两万多人。至于，旧上海就更是娼妓人数最多的城市。据汪伪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统计，全市有妓院3900余家，妓女达3.9万余人。

　　北京解放后，罗瑞卿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不许娼妓遍地”，雷厉风行，在做好周密准备的基础上，“一夜扫除北平妓院。”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议：根据全市人民的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没收妓院财产；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讯和处理；全部妓女集中起来，改造其思想，医治其疾病，有家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助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

　　据此，当天下午下午5时，罗瑞卿亲自向封闭妓院行动组发出了“立即行动”的命令，同时向行动组成员宣布六条执行纪律，包括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其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等。

　　当夜8时,在民政局、妇联和卫生局的配合下，北京市公安局2400余名干警,分成27个行动小组,出动37部汽车,扑向有妓院的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一场“荡涤”二千多年娼妓痼疾的封闭妓院战斗也就打开。先是，令各行动小组的干警分别在妓院周围形成包围圈，由便衣和民警实施戒严，不许有其他人员走动，防止坏人破坏。然后，把老板、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继而，把妓院里的一些帮工和伙计、茶房、女佣也集中起来，登记在册，实行遣散回去的政策。而对于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则当场释放。

　　至1949年11月22日凌晨，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法作了处理。收容了1268名妓女。一夜之间，查封了全市妓院。“妓院遍地”的历史，宣告彻底结束。

　　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武汉、南京、广州等大中城市都陆续查封和取缔卖淫嫖娼。全国共查封妓院8400余所，惩治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妓院老板，使一大批被迫为娼的妇女脱离苦海。

　　查封妓院，可以“一夜禁娼”，但教育、处理和安置为数众多的妓女就艰难得多。在查封妓院之后，各地妇联、民政部门对这些在旧社会饱受摧残、心灵扭曲的妇女，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启发她们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帮助她们医治性病，上海市长陈毅亲批外汇进口昂贵的盘尼西林，很快地把她们性病治好；继而组织她们学适当生产技术，学到自立自强的本领，使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择偶成家，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旧中国“妓院遍地”的历史，至此宣告彻底结束。

　　四是，清毒。

　　新中国成立后，还面临着100多年来鸦片烟毒的巨大社会祸患。自从英帝国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大量输入鸦片以来，鸦片毒害迅速漫延，愈演愈烈。1840年清末，林则除虽然曾严厉禁烟，但由于朝庭腐败，无功而返。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还搞过所谓“新生活运动”，倡导不要吸毒，那是装饰门面而已。以至解放前夕，全国烟毒泛滥肆疟，严重戕害人民。

　　据解放初统计，全国以制贩毒为业者达数十万人之众，罂粟种植面积为8000万亩；鸦片年总产量达6万吨；吸食鸦片的人竟多达1000万以上。毒品祸害全国，尤以西南诸省(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及重庆市)为烈。这四省种烟面积达1545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9．4％，其中云南省种烟面积，竟占到全省耕地总面积的33%，而西康种烟面积占全省耕地总面积更高达48%以上。 致使全国许多地方烟馆林立，“生意”火红。昆明有烟馆1100多家；贵阳有1000多家；成都有700多家，重庆有270多家；上海1872年就有烟馆1700余家。1948年市警察局统计，全市有制造毒品工厂23处，出售毒品和供吸毒品的“燕子窝”2000多处。真所谓“上海烟馆甲天下”了。国民党首都南京，全市145个行业有56个行业经营毒品，仅旅馆业贩毒的就有75家。这就使得中国众多城乡居民，甚至妇女儿童都染上了吸毒恶习，不事生产工作，成天呑云吐雾，严重危害百姓身心健康，直至倾家荡产，卖儿鬻子，沦为盗匪、娼妓，危害社会安定。

　　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鉴于烟毒危害剧烈，而又涉及群众面广，要求发动和依靠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禁烟禁毒群众运动，根除烟禁毒。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公告全国：从通令发布之日起，全国各地不许再有制造、贩运和销售烟土毒品之事情，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其烟土毒品外，须从严治罪；对于散布民间之烟土毒品，限期交出，如逾期不交者，除查出没收外，并按情节轻重分别治罪；对吸食烟毒的人，限期向有关部门登记，并定期戒除，如隐瞒不登记，或逾期还未戒除者，则予处罚。为了加强对禁毒运动的领导，通令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从组织上保证禁毒工作的顺利进行。各级卫生机关，应配制戒毒药，广为宣传，对贫苦瘾民得免费或减价治疗。烟毒较盛城市，应设戒毒所。通令规定了禁毒的政策和措施，指出对制造、贩运、销售烟毒的毒贩和众多吸食者，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通令规定，在战争已经完全结束的地区，从1950年起，应禁绝种烟；在军事尚未完全结束的地区，军事一经结束，立即杜绝种烟。对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如有种烟者，应采取慎重措施， 有步骤地禁种。

　　同年5月，政务院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规定对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罪犯，按主犯、惯犯，以及情节轻重，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自1950年2月政务院发布通令之后，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地展开了禁烟禁毒群众运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严重打击了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罪犯分子。到1951年3月，西南多数地区的烟田基本铲除，恢复了农业生产。据东北、华东、华南和西北四区不完全统计，共缴获毒品折合鸦片2447万两，教育和挽救了为数以千万计的烟民。

　　上海至1952年初，全市共破获烟毒案7600余起，捕获人犯1.2万余名，缴获鸦片等毒品1.5万余两，以及大批制毒、吸毒品器具；重庆，1950年1月至8月，市公安局破获4327件烟毒案，逮捕5760名烟毒犯，缴获24200多两鸦片毒品；南京市，从１９４９年５月解放到１９５１年底，全市总计破获烟毒案３６０５件，抓获毒犯３６７１人，缴获鸦片烟土２万多两，烟膏、海洛因等其他毒品６００两；天津，到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共登记烟民１５７０人，已戒除了１０３９人，破获贩毒案件９５３起，捕获人犯１５６９人，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处以徒刑和劳役，大毒枭石子文被依法处决；广州市，到１９５０年底，市公安机关共查破制造、贩运、贩卖、开馆的烟毒案３８５７宗，捕获烟毒犯罪分子２１１３名，缴获鸦片２１９４８两；武汉，到１９５１年底，市公安部门处理烟毒案犯１３９６人，法院系统受理烟毒案件８９１起，处理烟毒案犯１２４３人，等等。全国大规模禁烟禁毒的运动，夺取决定性伟大胜利。

　　但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却又破获了一批与走私贩毒相关的大案要案，更为严重的是，我铁路、航运、邮政、公安、司法、税务等的少数干部，竟勾结奸商、毒贩，贩毒运毒，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损失，令人触目惊心。为此，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将全国“关于公安人员贩运盗卖毒品及包庇毒犯的情况”，报告毛主席，并提出“须于‘三反’运动末期，配合铁路、交通、海关等部门，再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清毒运动，惩处吸食、盗卖、贩运、制售毒品或包庇掩护毒犯的公安人员，不予宽恕。”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和赞扬“徐子荣同志所提意见是好的”，本着禁烟禁毒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的宗旨，很有必要“再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清毒运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册，第536页)

　　据此，中共中央和政务院于1952年4月15日发出《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的彻底的扫除”，彻底铲除制毒贩毒祸害。根据中央指示，各地经充分准备，周密计划，在全国1200个禁毒重点地区，广泛发动群众，集中破案，全国又查出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罪犯36万9705人，逮捕8万2056人；其中判刑、劳改、管制的5万1627人，判处各种徒刑（包括死刑、无期徒刑）3万3786人，劳改的2138人，管制的6843人，释放3534人，处决罪大恶极毒犯880名；共缴获毒品折合鸦片3996万056两，制毒机235部，贩运藏毒工具26万3459件，并缴获用于运送私毒品的迫击炮2门、机枪5挺、长短枪877支、子弹8．0296粒、手榴弹167颗、炸弹16个、发报机6部。

　　在基本断绝毒品来源的条件下，全国各地由公安、民政、卫生密切配合，设立戒毒所，配制戒毒药，全力做好戒毒工作。人民政府对旧社会过来的吸毒人员，一般都看成“受害者”，由本人具结自行戒除，或采取“政府管理，群众监督，集中或分散戒除”的办法，对年老体弱的者允许“暂缓”戒除方针。各地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吸毒者学习会，及家属座谈会，广泛动发动群众，使群众热情帮戒，同“烟民自行戒之”相结合，收获最佳成效。

　　从中国人民政府1950年2月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禁令，经过先后两次紧密联接的大规模的清毒霸群众运动，严禁烟毒，历时不至三年，到1952年年底，在旧中国肆疟百多年的种植、制造、贩卖和吸食烟毒，害国害民的鸦片烟毒，终被彻底根除。

五是，除赌。

　　党和毛主席在“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的坚决斗争中，还发动群众，严禁赌博。中国人民政府在各地城乡发布布告，明令禁止赌博，坚决查封和处缔各种赌博场所，封闭赌场，没收赌资、赌具，严惩聚财牟利的赌头、窝主及屡教不改的赌徒。而对一般参与赌博者，则坚持教育、劝导，帮助他们自觉戒赌。经过发布禁令，社会动员和各界群众的积极配合，旧社会十分盛行的赌博陋习，也就基本被扫除。

　　拿上海来说，旧上海，赌博已经成了历代的专门行业。由于赌业长期被流氓帮会势力把持，加以租界当局和旧上海市当局，纵容赌业大捞油水，所以旧上海的赌业十分兴盛，除了有规模大的赌场、赌台之外，跑马厅、跑狗场等等，也是著名的“大赌窟”。赌博之风蔓延，造成了严重恶果，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治安。

　　从1953年5月起，市人民政府遵照中央指示，严格取缔赌博活动。两个月内取缔了设摊聚赌400余处，抽头聚赌集团27个，依法严惩聚财牟利的赌头、窝主。市公安局会同总工会、妇联等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了赌博之危害，发动群众参与监督，造成了反对赌博的强大社会舆论。同时教育从赌人员迷途知返，悔过自新，改掉恶习，树立正当娱乐的新风尚，使赌风在全市得到基本制止。

　　综上所述，党中央和毛主席建国后，抓住革命形势高涨的有利形势，坚决依靠和发动群众，在短短的三年里，把旧社会被视为不治之症的主要“社会疾病”，即“匪、恶、娼、毒、赌”基本铲除、禁绝，将民主革命进行了到底。这就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明显地改善了社会风气，净化了社会环境，振奋了民族精神。我国社会空气焕然一新，人民扬眉吐气，安居乐业。这已经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奇迹！而更“奇葩”的是，毛主席诊治社会疾病，一经“治好”，还不再“复发”，27年基本上保持了“房子干净”！当然， 也就无须再次发动什么各项“严打”、“专项行动”了！ 古今内外，绝无仅有。

　　（ 三 )

　　大千世界，为何只有毛主席能“诊断好并治好了中国的社会疾病”,并做到不再“旧病复发”？他“所作出的趁断和治疗”的主要经验是什么呢？

　　首先，要着力于从基础上消除社会疾病的“病根”。

　　人是在制度中生活，是服制度不服人的。毛主席诊治好社会疾病，就着力于从制度，特别是所有制上除去“病根”，治“未病”。

　　他早就指出，一定的文化（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私有制，归根到底，是滋生各种社会疾病的“土壤”，产生各种“污泥濁水”的“源头”。

　　中国的这些社会痼疾为什么长期存在？为什么“匪、恶、毒、娼、赌”等等社会病几千年没有人能够治好？这个问题尽管原因很多，但说到底，则是同旧的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紧密相联，密不可分的。 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利已主义”、“享乐至上”全都被视为人的本性；损人利己、“弱肉强食”、“剥削有理”、“两极分化”一概被奉为天公地道，这样一来，各种社会疾病风行，愈演愈烈，也就是自然之理了。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就所深刻指出，资本主义的诸多“社会疾病”，无不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息息相关；只有现存的私有制基础消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毒瘤，才有可能消失。他说：“不言而喻，随着现存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不就消失了。”娼妓卖淫是这样，其他社会痼疾也不是这样。然而，“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世界”，只是这类“社会弊病”并太不好，所以，“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弊病，以便保留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马克思痛斥，这是资产阶级“纯粹的演说辞令”，欺人之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70、280页)

　　毛主席“诊断好并治理好中国的社会疾病”就不单是集中力量“查封”、“处缔”、“剿灭”、“铲除”黑恶势力和社会痼疾，把房子打扫干净，而且更着力于从根本上变革生产关系的私有制基础，从而消除滋生各种社会疾病的“土壤”，斩草除根，除掉“病根”。

　　1958年11月，毛主席在发现并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错误时曾说：我总是“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不讲所有制，是扳不过来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册，第613、614页）。这既是他的世界观，又是他的方法论。治理社会疾病也是这样。

　　建国后，毛主席就特别重视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看成社会主义的“命根”所在 。并且，从不含混，从不妥协，从不动摇；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这就连根拔掉了孳生各种社会痼疾的“土壤”。

　　毛主席认为，“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的”，“是服制度不服人的”。前三十年正是大家生活的公有制基础上，所得靠劳，按劳分配；大家都有工作，连国民党留下来那么多旧人员国家都 “包起来”；没有失业困境，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少数人“暴富”，社会相对公平。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须要个人主义作为舆论的先导，那么，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自然要靠集体主义为其思想保证。自从古田会议的决议，第一次将“个人主义”列为必须纠正的“党内错误思想”，在共和国的前27年，一直受到批判和纠正。在这样的制度下，一般地就难以大量暴发出旧的社会痼疾。

　　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册，第529页)

　　这就是毛主席能够诊治好各种社会病”，荡涤掉一切污泥浊水，并长期保持“房子”干净的奥秘，就在这里！

　　其次，要把从上到下的行政命令同广泛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

　　毛主席深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遵遁这一唯物史观的指导，在解放后诊治各种社会疾病，也就都采取群众运动形式，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

　　无庸置疑，清除土匪、黑恶等等，必须依靠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威力，但毛主席却总是把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有机地结合一起，从不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这就，既能最快将各种社会痼疾、黑恶头目暴露在“光天白日”之下，有利于全部、彻底地“把房子打扫干净”；又能最好地使广大群众自身在运动中也受到教益；还能牢靠地建构起抵御各种社会疾病再生的“铜墙铁壁”。

　　这是毛主席早在《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他说：农民运动使共产党领导的农会树立了权威，“农民诸禁”，“最禁得很的便是牌、赌、鸦片”，以及“清匪”，势如破竹。“从禹汤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个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匪盗的威力。什么匪盗，在农会势盛的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巧得很，许多地方连偷小菜的小偷都没有了。至于土匪，则我所走过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是从前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呢：“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标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8页）

　　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势盛”全国，“树立了的权威”之高，同当年 “农会”已无可比性。广大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欣喜若狂，自觉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空前高涨；而少数黑恶势力则终日惶惶。在这样空前有利的革命高潮下，整治社会痼疾，顺势采取群众运动的形式，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雷厉风行，就能使各种黑恶势力迅速陷入群众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人民漫山遍野，“梭标短棍一呼百应”，土匪、黑道等等“无处藏踪”。故而，毛主席诊治各种社会疾病也就能较好地做到全部、干净，“除恶务尽”。

　　建国后荡涤各种“污泥浊水”，将从上到下的行政命令与广泛发动群众结合起来，还能让广大群众自身在运动中也得到深刻的锻炼，获得生动的教益。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政治觉悟，学会分辩是非，增强斗争意志，大家齐心协力，管好社会。

　　毛主席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尖锐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我们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革命战争是这样，荡涤社会污泥浊水也是这样。只有建构起防御和阻塞各种社会疾病、“污泥浊水”再生的“铜墙铁壁”，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1950年3月12日，毛主席同梁漱溟谈话，当梁老先生谈到得天下易，治天下难时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啊！众人拾火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齐心协力，治天下就也不难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册，第103页）这是一条马克思议的真理。

　　建国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能够迅速“治好中国的社会疾病”， 就是“靠大家为国齐心协力”的结果。

　　最后，要靠好的党风干风去影响和带出好社风民风。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毛主席历来把党风看成是党的生命，在从西柏坡起程进京之时，就曾信庄严宣告：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他自己建国后就始终艰苦朴素，清正廉洁，严于律已，率先垂范，为全党全国带了个好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成了决定一切的。毛主席一方面强调“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严厉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永远保持革命时期艰苦朴素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能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3册，第291页)；一方面，又对党内干内出现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不断地、坚决地开展整风运动。从1952年开展著名的三反、五反运动，到1957年4月全党进行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以及1963年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直至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

　　在毛主席的带头和带领下，共和国前三十年，我们党保持了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全党干部基本上做到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大家没有“发财”的热望， 更没有“暴富”的冲动，也就难于出现所谓黑“保护伞”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样彻底的清理，全党高级干部并没有哪个被掀出“腰缠万贯”！

　　我们共和国的前27年，不能不说是清正廉洁的27年。这是举世公认的历史奇迹。

　　好的党风制约和产生好的官风、干风，而好的官风干风则引领和带出好的民风和社风！这就是新中国能够迅速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并能把房子保持干净的关键之所在。

　　总上可知，毛主席建国后本着初心，牢记使命，对人民的极端的负责任，坚决依靠和发动群众，在短短的三年里，以自己革命的“辉煌光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将古往今来无人能够诊治好的“匪、恶、娼、毒、赌”基本铲除、肃清、禁绝，把房子打扫干净，并能在长达20多年里，做到没有“旧病复发”，基本上保持了房子的干净！新中国创建了总体上没有 “土匪”，没有“恶霸”、没有“毒品”，没有“娼妓”，没有“赌博”的奇葩景观！难怪：外宾都盛赞“毛主席是一位趁断了并治好了中国社会疾病的伟大医生，他所作的诊断和治疗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

　　（2021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