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武军：共产主义实现路径的核心命题（第三篇）
共产主义实现路径的核心命题：“制度与人品”双轮驱动（第三篇·现实锚点）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为检验“制度与人品”双轮驱动理论的最佳场域。从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到疫情防控的众志成城，从大国工匠的精益求精到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当代中国用无数鲜活案例证明：优良的社会主义制度正为“谦谦君子”的培育提供肥沃土壤，而亿万公民的品德坚守与主动担当，又在不断为制度完善注入新的活力。这种“制度育人、人兴制度”的良性循环，正是共产主义理想在当代中国的生动展开，也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一、脱贫攻坚：制度托底与人品担当的时代答卷
脱贫攻坚是当代中国“制度与人品”协同发力的典范。面对“消除绝对贫困”这一历史性任务，中国通过构建“精准扶贫”制度体系，为脱贫提供了刚性保障；而无数扶贫干部、普通群众以“舍身忘我的担当”“自力更生的坚韧”，成为制度落地的“执行者”与“受益者”，共同谱写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在制度层面，“精准扶贫”构建了全方位的保障体系，如同为脱贫铺设了“快车道”。从“六个精准”（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顶层设计，到“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实施路径，再到“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责任机制，每一项制度设计都直指“精准”，确保资源用在刀刃上。例如，“建档立卡”制度通过入户调查、民主评议，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避免了“大水漫灌”的浪费；“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则通过选派优秀干部驻村帮扶，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这些制度不仅为脱贫提供了框架，更创造了“人人可参与、人人能脱贫”的环境，为“人品”的发挥提供了舞台。
而在人品层面，无数“谦谦君子”用行动诠释了担当与坚韧。扶贫干部黄文秀，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家乡百色革命老区，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她走遍村里所有角落，帮助村民发展砂糖橘产业，带领88户418人脱贫。即便在遭遇山洪牺牲时，她的笔记本上还记录着村里的脱贫计划——这份“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正是“君子品格”的生动体现。不仅如此，无数贫困群众也以“自力更生”的品德主动脱贫：甘肃定西的农民马岗，在扶贫政策支持下，靠种植马铃薯从“贫困户”变成“致富带头人”，还带动周边10多户村民脱贫；贵州黔东南的苗族妇女吴玉荣，通过学习刺绣技术，成立合作社，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这些案例证明：制度的托底，能激发公民的品德自觉；而公民的品德坚守，又能让制度的效能最大化，最终实现“输血”向“造血”的转变。
脱贫攻坚的胜利，不仅消除了绝对贫困，更印证了“制度与人品”双轮驱动的力量。它告诉我们：共产主义追求的“共同富裕”，并非单纯依靠制度的“分配”，而是需要制度为“人人可致富”提供保障，同时需要公民以“勤劳、担当”的品德主动创造——这正是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路径的现实探索。
二、大国工匠与基层治理：制度赋能与人品闪耀的微观实践
如果说脱贫攻坚是“制度与人品”协同的宏观叙事，那么大国工匠的坚守与基层治理的创新，则是这一理论在微观层面的生动体现。通过“技能人才培养”制度，国家为工匠提供成长平台；通过“基层民主”制度，国家为公民参与治理创造条件。而工匠的“精益求精”、公民的“主动参与”，则让制度的优势转化为现实的进步。
在技能人才领域，“制度赋能”让“工匠精神”得以传承与发扬。国家通过完善“职业教育改革”制度，如建立“校企合作”“技能等级认定”体系，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学习技能、成为工匠；通过“大国工匠评选”“技能大赛”等制度，为工匠提供荣誉与激励，让“工匠精神”成为社会共识。这些制度设计，如同为工匠搭建了“成长阶梯”，而工匠的“精益求精”品德，则让制度的效能得以彰显。“大国工匠”徐立平，在航天发动机固体燃料整形岗位上工作30年，面对火药整形的高风险，他始终以“毫米级”的精度要求自己，避免了无数次安全事故，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说：“每一次整形，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必须做到万无一失。”这份“严谨、专注”的品德，正是“工匠精神”的核心，也是制度赋能的结果——如果没有国家对航天事业的支持制度、对技能人才的培养制度，徐立平的“工匠精神”便难以施展。
在基层治理领域，“制度创新”让公民的“参与意识”得以激发。国家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如“基层协商”“居民议事会”“村民监督”等，让公民有机会参与社区事务、提出意见建议；通过“社区网格化管理”制度，让公民成为治理的“参与者”而非“旁观者”。这些制度设计，如同为公民参与治理打开了“大门”，而公民的“责任意识”品德，则让治理的效能得以提升。例如，北京某社区通过“居民议事会”制度，让居民共同讨论“老旧小区改造”方案——有人提出加装电梯，有人建议增加停车位，有人关注绿化提升。在充分协商后，方案得以顺利实施，既满足了居民需求，又避免了矛盾冲突。参与议事的居民王阿姨说：“以前觉得社区事是居委会的事，现在才知道，我们自己也能说了算。”这份“主动参与、换位思考”的品德，正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也是制度创新的成果——如果没有“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公民的“责任意识”便难以转化为治理效能。
大国工匠与基层治理的实践，还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制度的赋能，能让“小人物”的品德闪耀光芒；而“小人物”的品德坚守，又能让制度的优势落地生根。这一规律，与共产主义的追求高度契合——共产主义社会，正是要通过制度的设计，让每个公民都能发挥自己的价值，同时通过公民的品德坚守，让社会治理更加高效、更加公平，最终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理想状态。
三、疫情防控：制度保障与人品自觉的全民协作
2020年以来的疫情防控，是当代中国“制度与人品”协同发力的又一重大考验。通过“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保障，中国构建了高效的防控体系；通过公民的“自觉配合、无私奉献”品德，中国激活了防控效能，最终在疫情防控中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在制度层面，“全国一盘棋”的防控体系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坚实保障。国家建立“中央统一指挥、地方分级负责”的制度，确保防控政策快速落地；通过“社区网格化管理”“大数据追踪”“物资统一调配”等制度，实现了“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通过“疫苗研发与接种”制度，为全民免疫奠定了基础。这些制度设计，如同为疫情防控筑起了“防火墙”，确保了防控工作的有序、高效。例如，武汉疫情最严重时，国家在短时间内调集全国医疗资源支援武汉，建设方舱医院，实现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愈”；在疫苗接种阶段，国家通过“免费接种”“上门服务”等制度，让疫苗快速覆盖全民。这些制度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为公民的品德自觉提供了条件。
在人品层面，全民的“自觉配合、无私奉献”成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力量。无数医护人员主动请缨，奔赴抗疫一线，以“舍生忘死”的品德与病毒搏斗——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即便身患渐冻症，仍坚守岗位，带领医护人员救治患者；无数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以“无私奉献”的品德参与防控，为居民买菜送药、登记信息；无数公民以“自觉配合”的品德遵守防控政策，戴口罩、测核酸、少聚集。这些品德自觉，与制度保障形成了强大合力，让疫情防控得以顺利推进。例如，上海疫情期间，一位外卖小哥为了给封控区居民送药，骑行数十公里，即便累得满头大汗也不抱怨；一位社区居民自发组织“互助群”，帮助邻居解决生活困难。这些案例证明：制度的保障，能激发公民的品德自觉；而公民的品德自觉，又能让制度的效能最大化，最终形成“全民抗疫、共克时艰”的局面。
疫情防控的实践，进一步印证了“制度与人品”双轮驱动的重要性。它告诉我们：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仅有制度的保障是不够的，还需要公民的品德自觉；而仅有公民的品德自觉，没有制度的保障，也难以形成合力。这一认识，与共产主义的追求高度一致——共产主义社会，正是要通过“制度保障+品德自觉”的双轮驱动，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让每个公民都能在集体中实现自我价值。
从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到大国工匠的坚守与基层治理的创新，再到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当代中国的实践充分证明：“优良社会制度”与“足量谦谦君子般的公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两大核心力量，也是共产主义实现的核心前提。
史武军
2025.9.29
